楊振寧
據央視新聞2月21日報道，記者從中國科學院學部工作局瞭解到，已放棄外國國籍成為中國公民的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楊振寧、姚期智兩位教授日前正式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批滯留海外的科學家響應新中國政府的號召，紛紛回國，以實現“科學救國”之夙願。但是，在那個特殊年代，也有一大批海外科學家出於多種因素的考慮，沒有選擇回國，而是選擇留在海外發展。楊振寧先生就是其中頗有名氣的一位。楊振寧是在1964年春加入美國籍的。在此之前，新中國曾數次放出明確信號，邀其回國；其父更是三次赴瑞士日內瓦與其相見，任務之一就是勸其回國。考察楊振寧在1964年之前與國內的聯絡情況，對於理解那個時代滯留海外的華人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和艱難抉擇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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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武之受命赴日內瓦面見楊振寧
楊振寧進入新中國政府的視野並試圖爭取他回國，還要從其父親楊武之說起。楊武之是第一位在美國獲得數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1928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獲博士學位後回國，先後執教於廈門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復旦大學等，是彼時國內著名的數學家和教育家。新中國成立後，楊武之任教於復旦大學，舉家居於上海。
楊振寧與家裡的聯絡一直都很暢通。從筆者目前掌握到的材料來看，在新中國成立的最初幾年裡，沒有證據顯示楊振寧與家裡的信息往來涉及回國問題，他與家裡的聯絡更沒有驚動政府。變化發生在1957年春夏之交。
1957年夏天，楊振寧應邀到瑞士日內瓦工作幾個月。作為二戰中立國，瑞士早在1950年1月就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與新中國建交。楊振寧一直掛念著國內的父親，便給上海的家中發了一封電報，大致內容是說自己不久將會帶著妻子杜致禮和孩子到瑞士日內瓦工作一段時間，希望父親能到日內瓦來團聚，見見從未謀面的兒媳婦和孫子。接到電報後，楊武之深知此事非同小可，於是他寫信向周恩來總理求助。據楊振寧的三弟楊振漢回憶：“父親即親筆寫信給周總理，請求能去瑞士同大哥見面，並打算乘此機會說服大哥，要他不去臺灣，最好回到中國大陸來。”很快，楊武之的請求得到了周恩來的批准。在這裡，幾個方面因素髮揮了作用。
1956年，楊振寧與李政道合作提出宇稱不守恆理論，1957年1月該理論得到了實驗的證實，遂成為科學界基礎理論上的重大發現，在國際上引起很大反響，楊振寧、李政道當時已成為國際知名的青年物理學家，而且引起了國內科學界的高度關注。比如，官方學術組織中國物理學會就於1957年2月18日向李政道、楊振寧、吳健雄分別發去了賀電：“我們代表中國物理學會對你最近在物理學上取得的卓越成就表示熱烈的祝賀，中國的物理學家們為你們的成就感到巨大的讚佩和驕傲，並祝你在今後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對於這樣卓有成就的國際知名科學家，自然是新中國政府努力爭取的對象。恰在此時，楊武之主動提出要說服兒子楊振寧回國，於是，同意楊武之赴日內瓦就成了一件兩全其美的事情了。
據楊振寧的妹妹楊振玉回憶，國務院辦公室派人來到復旦大學，由她帶去華東醫院看望楊武之。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協助下，帶病的楊武之先到北京，並在北京醫院住院治療一段時間，離京之前去了北京德勝門外功德林一號看望從未謀面的親家杜聿明先生。杜聿明託楊武之帶了一封親筆信給他分別多年的女兒杜致禮。
楊武之於6月中旬抵達日內瓦，與楊振寧一家相處數週，於8月底返回上海。在日內瓦期間，楊武之沒有忘記自己向周總理的承諾，積極爭取楊振寧。他向楊振寧介紹了新中國的各種新氣象和新事物，並一起去中國駐日內瓦領事館看紀錄片《廈門大橋》。據楊振漢回憶：“父親從日內瓦回來後告訴我們，大哥和李政道於1957年初揚名世界以後，臺灣即不斷地派人去拉攏他們，希望他們能回臺灣工作，或至少是去臺灣講學，父親說，他告誡大哥和李政道，即使因為種種原因，目前不能回到中國大陸，但絕對不能去臺灣。當前的形勢將是中國大陸會一天天強盛起來，臺灣會慢慢萎縮下去，這就是當今潮流。”由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楊武之爭取楊振寧回國是認真的，但“因為種種原因，目前不能回到中國大陸”，楊武之的爭取沒有成功。至於“種種原因”有哪些，我們不得而知，但從楊振寧緊接著與國內方面的第二次接觸，我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張文裕兩次當面爭取楊振寧回國
1957年10月，李政道、楊振寧獲諾貝爾物理學獎，這是中國人第一次獲此殊榮，故而在國內引起極大震動，《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科學通報》等主流媒體紛紛給予報道，提振人心。中國物理學會再次發去賀電，電文中說：“中國物理學家對這一可喜的事件感到自豪。”同時，中國政府還決定派物理學家張文裕前往瑞典斯德哥爾摩參加諾貝爾獎頒獎典禮，用意就是要爭取李、楊回國。之所以委派張文裕前去，主要是考慮到張文裕本身就是著名物理學家，西南聯大時期張文裕曾是李、楊二人的老師。張文裕旅美期間，與李、楊之間也一直保持聯繫——李、楊發表在美國《物理評論》上獲諾貝爾獎的科學論文的預印本就是張文裕在1956年10月份回國時帶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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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楊振寧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新中國政府試圖通過張文裕這位李、楊的老師，說服二人回國工作。當時，張文裕正在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工作，“國內給他打電報，讓他去瑞典，一方面祝賀李、楊獲獎，同時爭取他們回國工作。”
據張文裕回憶，在瑞典期間，“儘管授獎活動的日程安排很緊張，李政道和楊振寧還是抽時間到旅館裡看望了他，並且邀請他參加授獎典禮和瑞典皇家為他們舉行的盛大宴會”。當然，張文裕也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向楊振寧和李政道轉達了周總理的意思，希望他們能回到國內工作，他們聽了很感動，兩人都表示很感謝國內的關心。他們說，我們還年輕，爭取在國外工作一段時間，到一定的時候再回去”。此外，張文裕還談到楊武之請他為楊振寧捎信之事：“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獎之後，他曾讓我給楊振寧帶信，信寫得很長，叫楊振寧回國。”
不過，那時的李、楊二人正處於事業的巔峰時期，加之1957年“反右”運動的消極影響，因此婉拒了國內方面的盛情邀請。據張文裕回憶，1958年在日內瓦召開高能物理會議，國內又派他去做李、楊二人的工作。可是這一次，張文裕在與李、楊二人交談的過程中，明顯感到1957年國內的“反右運動”給李、楊二人帶來很大的思想震動。當張文裕提到回國的事情時，李、楊二人明顯不像一年前那樣熱情了。或許就是因為這個顯而易見的原因，楊振寧沒有在1950年代後期回國。
楊武之再赴日內瓦爭取楊振寧
1960年春，楊振寧因受邀赴日內瓦工作一段時間，他再次給父親寫信，希望雙親能來日內瓦與自己團聚。國內方面同意了楊武之赴日內瓦的請求，當然，楊武之仍身負遊說兒子回國的重要使命。楊武之偕同夫人羅孟華經蘇聯、捷克到了瑞士日內瓦，楊振平也從美國趕到日內瓦與父母團聚。當時，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遭遇曲折，正處於“大躍進、大鍊鋼鐵、人民公社化”等的高潮中。在這種情況下，楊武之要想爭取楊振寧，顯然處境是非常尷尬的。據楊振漢回憶，楊武之回來後對孩子們說：“我現在很矛盾，國內各方面有些失序，我怎能勸說楊振寧回國來呢？他回國來怎麼還能繼續做研究？但是老是留在美國，美國政府又老是以中國為敵，我們又都在國內，長此以往，如何是好？而且，我寫信給周總理時，曾寫過我要介紹新中國的情形給振寧，希望他們毅然回國，可現在中國的研究環境比美國差太多，生活環境也不行，我很難啟齒。”
母親羅孟華則從近三四年的實際出發，向楊振寧說起上海社會生活同四年前相比的差距，楊振寧一聽就覺得一定是真的，因此楊武之的勸說恐怕就很難有說服力了。據楊振漢回憶，楊武之回國後說：“我聽了你母親介紹上海的社會生活給你大哥聽，我非常矛盾，一來你母親接觸的是實際生活，她說的都是事實，但你母親沒有從長遠看問題，二來可惜的是我不能把我對中國前途的預測完整地說給振寧，並且說服他同我的看法一致。”
總之，這一次在日內瓦的家人團聚，因為母親羅孟華的前來，使楊振寧得以瞭解更多有關國內的情況，而回國之路也似乎變得愈發艱難。
楊武之三赴日內瓦爭取楊振寧
1962年夏，因為同樣的原因，楊武之夫婦得以第三次赴日內瓦，與兒子楊振寧一家團聚。彼時之中國正處於“大躍進”之遺患和三年自然災害的影響之中，物資奇缺，市場蕭條，人民生活日艱，楊武之夫婦對比日內瓦的市場和人民生活，自感差距豈止是天壤之別！在此情況下，楊武之內心的矛盾和糾結可想而知。他回國後對孩子們說：“你母親反對你大哥二哥他們回到中國來，說回來不但得不到諾貝爾獎，而且還會受到衝擊，我心裡想你母親說的是對的，但我沒有直接說出來，我寫信給周總理時，說到一是勸你大哥他們一定不能去臺灣，這一點看來可以做到，二是勸你大哥他們在時機成熟時回國來，現在看只能說是時機不成熟吧，這一點恐怕是做不到了，我覺得內疚。”
楊武之的勸說工作愈發艱難，父子衝突難以避免。1973年5月12日，楊武之先生去世。在5月15日的追悼會上，楊振寧在講辭中對1962年與父親的衝突有著細緻的描述和深刻的印象，他說：
1962年父親、母親和我在日內瓦會面，父親向我介紹了許多新中國的建設和新中國的思想。他的話許多地方我能瞭解，也有許多地方我不能瞭解，這樣，就產生了多次的辯論。有一晚我們辯論了好久，最後我說：“您現在所說的和您幾十年以前所教我的不一樣。”他說：“你怎麼還沒有了解，我正是要告訴你，今天我們要否定許多我從前以為是對的，而實際是錯的價值標準。”這一句話給了我很深刻的印象。
1997年底，在《父親和我》的文章裡，楊振寧再次細緻描寫了在回國問題上發生的家庭衝突：
和父親、母親在日內瓦三次見面，對我影響極大。……記得1962年我們住在Route de Florissant，有一個晚上，父親說新中國使中國人站起來了：從前不會做一根針，今天可以製造汽車和飛機（那時還沒有製成原子彈，父親也不知道中國已在研製原子彈）。從前常常有水災旱災，動輒死去幾百萬人，今天完全沒有了。從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裡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學。從前……今天……正說得高興，母親打斷了他的話說“你不要專講這些。我摸黑起來去買豆腐，站排站了三個鐘頭，還只能買到兩塊不整齊的，有什麼好？”父親很生氣，說她專門扯他的後腿，給兒子錯誤的印象，氣得走進臥室，“砰”的一聲關上了門。我知道他們二位的話都有道理，而且二者並不矛盾：國家的誕生好比嬰兒的誕生，只是會有更多的困難，會有更大的痛苦。
如果說1957年的楊振寧還有回國的熱情、願望和打算，那麼，到了六十年代初，已經完全沒有回國發展的念頭了。這不僅因為楊振寧已是頭頂諾貝爾獎桂冠的國際知名物理學家，還因為國內政治運動和發展挫折當時給一些海外知識分子強烈的心理震撼。
不回國同樣能報效祖國
對於父親三次日內瓦之行的使命以及父親的矛盾而痛苦的心理，楊振寧有著非常深刻的體會，他說：“父親三次來日內瓦，尤其後兩次，都帶有使命感，覺得他應當勸我回國。這當然是統戰部或明或暗的建議，不過一方面也是父親自己靈魂深處的願望。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此願望，另一方面他又覺得我應該留在美國，力求在學術上更上一層樓。”
楊振寧的二弟楊振平參加了1960、1962年在日內瓦與父母的團聚，他回憶說：“當時中國科學需要人才，父親希望能爭取已經在物理學界成名的大哥回中國。大哥雖然非常願意替中國服務，可是覺得中國當時的情況不利於他的個人的學術進展。回去之後，科研工作很可能有停滯的現象。他才40歲，如果繼續在美國做研究，將來對中國的作用和增進中美科學界的關係恐怕會更有效果。父親對兒子的看法也覺得有些道理。因此他心理上有點矛盾。他和大哥曾經有多次辯論。終於父親沒能說服振寧。”
通過上述這些片段回憶，我們可以看到，在爭取兒子回國這個問題上，楊武之是極度痛苦的。然而，楊振寧最終選擇加入美國籍又何嘗不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呢？正如楊振寧在紀念父親的文章裡寫到的那樣：“決定申請入美國籍並不容易。我猜想，從大多數國家來的許多移民也都有同類的問題。但是對一個在中國傳統文化裡成長的人，做這樣的決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傳統的中國文化根本就沒有長期離開中國移居他國的觀念。遷居別國曾一度被認為是徹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國有過輝煌燦爛的文化。她近一百多年來所蒙受的屈辱和剝削在每一箇中國人的心靈中都留下了極深的烙印。任何一箇中國人都難以忘卻這一百多年的歷史。我父親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當數學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遊歷甚廣。但我知道，直到臨終前，對於我的放棄故國，他在心底裡的一角始終沒有寬恕過我。”
進一步而言，楊振寧的心路歷程因為其名人效應我們得以窺見一二，然而，對於千千萬萬像楊振寧一樣在那個年代滯留海外的中華兒女，他們的心路歷程又是怎樣的呢？顯然，這是本文回答不了的一個宏大問題。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們並沒有道德上的優越感去振振有辭地指摘他們“當初為什麼不回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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