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talik Buterin和哈佛的Zoë Hitzig、結合E. Glen Weyl的研究，共同發表了一篇長達41頁的論文，名字叫做《自由激進主義：社會基於社群中立的正式規則》。討論的是針對慈善和公共募資項目，可以通過一個怎樣的體系，得出全社會福祉最大化的決策。
這個名字和頁數，以及裡面的艱澀文字、公式嚇到了不少人。但細啃下來女王覺得回味悠長，不但對於加密貨幣生態裡一些重要的問題，例如社區應該用什麼方式為開源開發者提供資助，如何決策開發方向和提供資金，提出了有效優化，還可以延伸至媒體、社區治理、公眾福祉等廣闊議題。不得不說，在看到嚴肅的數學模型論述中間，藏著簡單的小小的三個字: social welfare maximization 的時候，我甚至有些感動。
不想看41頁英語論文，又想知道Vitalik和哈佛教授提出了什麼設想？
那麼就讓女王來試試用具體的例子，給大家用最多的人話，最少的公式總結解讀。
令人頭疼的問題：free rider（蹭便車的人）
可以理解成薅社會羊毛又自己不出資源建設的人。這個概念第一次出現在經濟和社會學家曼瑟爾·奧爾森於1965年出版的《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中。含義是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說個故事大家就明白了：
例如，修建燈塔可以大大提高航海的安全性，理論上來說在這個港口往來的輪船都會受益，那所有輪船公司應該集資去興建。但有的公司打死不出錢，然後卻可以免費享受著其他人出資提供的福利，這就是社會蛀蟲free rider。
再舉個例子：假設有一個村子叫做地球村，地球村居民需要籌款來交軍費，好購買武器和養活軍隊抵禦三體村人的進攻，保護所有人的安危。而有的人可能會選擇不交費，但享受這由其他人集資建立的保護網。這裡的地球保護體系，也是一種public good（公眾物品）。而不交費又享受的人，就是free rider。
這種free rider的存在會引起什麼後果呢？當大家看到某人不交錢也能享受到保護，那交錢的人心裡就會感到很不公平，最終願意交費籌集的軍費的人越來越少，然後不足以抵禦外部進攻，最終影響到了所有人的安全。
為什麼民主投票、慈善捐款不能解決問題？
如果我們想辦法把這些free rider排除在保護網外，或者用中心化的強權去強制大家交費會怎麼樣？由於public goods的社會屬性，這個排除、管理工作的成本也非常高。
在我們的社會里，對於這種“需要籌錢投入解決某個問題”的場景，有三種普遍運作模式：
靠投票和選舉：當代的“民主”國家，使用投票和稅收來決定資助什麼項目和資助多少;
靠私營化：讓以盈利為目標的公司來提供這些需要的功能，讓他們限制不出錢的人不能使用，例如非洲有些國家的安全是靠富人聘請僱傭兵解決的；
靠慈善、靠良心：吸引人們的認同感，說服他們做出捐獻；
但這上面的做法各有各的弊端，拿投票和選舉來說，這種方式傾向於滿足大多數人的意願，而不一定是對能夠創造最大總體價值的東西做出反應。而靠私營企業或者慈善機構和好心人捐款，會讓最終籌得的資源量很有限。並且這三個辦法在動態資助社會目前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時，非常不靈活。
舉幾個應用場景的例子：
競選資金：拿美國大選為例，能夠籌集到足夠資金的候選人往往是贏家，但那些為選舉提供資金的人通常是人數不多、勢力強大、享有特權的少數人；而受特定政治問題、決策影響的絕大多數人並不是資助人，這可能導致更能代表大眾的人得不到適當的資助，從而無法贏得選舉。
開源軟件開發：開源軟件是人人可用的，而資金往往來自於捐助。開發者很難在現今體系下得到公平合適的開發成本分配。
新聞媒體融資：作者認為這可能是LR機制的完美應用場景。幾乎每個人都閱讀新聞，很難限制對新聞的訪問，尤其是在社交媒體和互聯網上。它對民主也至關重要。但媒體的創建成本也很高，而且很難籌集資金。在許多情況下，政府會為新聞機構提供資金，但這對一個本應作為政府監管機構的行業造成了明顯的利益衝突。
所以總體來說，這篇論文要探討的，就是用一個新的機制來解決、減輕上面的問題。在這個系統中，具有不同價值觀的社區可以共存，資源可以以一種有利於大多數人的方式合理分配。
解決方案的基礎：二階投票
他們提出的方法基於一個“二階投票”（Quadratic Voting，可以理解為二次方）的概念，最早提出這個概念的人是Eric Posner和Glen Wey。
在這個設定下，你可以花1塊錢投1票，也可以花4塊錢投兩票，也可以花9塊錢投3票，到花64塊錢投8票...以此類推。這樣大戶對最終結果的影響力，相對於線性的1票1塊錢制度就削弱了很多，每增加一票付出的成本都很高。
假設地球村需要我們投入去資源去維護的公眾物品除了軍事防禦之外還有好多種，比如：潔淨水源、全村Wifi上網、對兒童白血病的治療研究、建設一箇中央圖書館、升級糧倉、開採礦產等等。而大家通過1人1票的方式去決策將資源用在哪一方面的時候，這個制度往往不能反映上面各項目對個人的重要程度，同時小型組織群體的需求會被壓制。
例如，白血病兒童家庭希望政府能加大對應的醫療投入，因為這對於他們來說是生死大事；但沒有此經歷的社會大眾，則可能會把票投給其他他們能享受到的項目，例如翻修圖書館，因為這才是對他們來說有利益的地方。也就是說，一人一票的模式，只能反應人數，沒有恰當的反映出這個相關問題對於關注群體的“權重”。
又例如，花輪同學家里正好是做通信設備的，然後他家裡也很有錢，於是他自己就買了30票，讓決議通過，然後再想辦法把錢從大家身上賺回來。
如果我們給地球村的村民每人20塊錢，讓他們對10個不同的公共產品進行投票，上文說的白血病兒童家庭，可能就會投入16元到“兒童白血病醫療”項目，代表個人投入的4票；剩下的4元投入到4個其他方面。
這樣小眾群體的強需求，也可以通過這個二次方機制得到表達。同時可以看到，一個人要是把自己的選票更加分散的投入到社會資源裡，投票的效率會更高。
而這個思路也被納入了他們的設想中。一個項目最後拿到多少錢，按照他們建議的比例是這樣計算的：
把每個投票人的貢獻值開方，加起來，然後求這個總和的平方。公式看不懂沒關係，我們看個例子，假設參與投票有3個人，他們的投入和財力各不相同：
這樣，項目獲得的資金和“大戶”關聯度變得更低，和“一共有多少人支持”，也就是背後受益人數的關聯度變得更高。這樣每個小的群體或個體，對議題都有自己的影響力，最終的結果收到利益關聯，以及某幾個投票人的財力和地位影響大大降低。
這次的方案，雖然說只是針對自治項目募資而言的，但他們也相信，如果有社會上的其他人嘗試使用，對社會的協作和防止Free rider問題會有很大的意義。
論文內還有更多衍生的細節，例如設置負投票、週期持續投票方式，社區分裂後的資金計算方式等，歡迎各位繼續詳讀。我認為之前BCH社區討論的礦工如何激勵開發者問題，就不妨參考文中的機制設計。
女王解讀：Technology is never neutral. 技術從來不是中立的。
技術從來不是中立的，裡面是設計者價值觀的映射。這篇艱澀的論文底下，女王看到的是熱愛技術的Vitalik一顆關注社會大眾福祉的心。LR機制的設計，不是試圖創造一些平等主義的烏托邦，而是為了使我們（作為一個社會整體）能夠創造的最多的價值。
這次的論文他們用了一個很容易被誤解的題目：激進的自由主義（Liberal Radicalism），但我從中間看到的是，加密生態裡的所有人都可以對經濟、政治問題提出自己的新想法，我們不一定需要在死忠社會主義和自由市場主義者角色裡面二選一，而Glen Weyl自己的表述是，Liberal Radicalism“同時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和最極端的自由市場”。
而或許通過這些思考，我們會帶來更繁榮的社區和未來，甚至會找到一個比ICO更好的融資機制。而處在加密貨幣社區的我們，真正要解決的，不就是這種“生產關係”優化的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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