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11日，彼得·德鲁克在酣睡中悄然去世。
迄今为止，彼得·德鲁克是管理学界唯一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师，创造了管理学。
吴晓波在《再也不会有德鲁克了》中讲到：
在管理界，德鲁克的后继者们似乎已经排成了队，汤姆·彼得斯、钱匹、哈梅尔、柯林斯乃至日本的大前研一，他们更年轻、更富裕、更有商业运作的能力，他们的思想有时候更让人眼花目眩，但是，当大师真正离去的时候，我们却还是发现，再也不会有德鲁克了”。
德鲁克一生写过 39 本著作，加起来有 10000 多页，摞在一起差不多有1米8那么高。著作等身，诚不我欺。
事实上，德鲁克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做的都是教师的工作。在长达60年的执教生涯中，他先后教授过政治学、哲学、管理学、社会学，甚至宗教学、日本的艺术等。
德鲁克自己倒是没太强调自己作为教授的职业身份，在他看来 “写作是我的职业，咨询是我的实验室” 。
他的咨询对象既包括那些 “财富500强” 里数得着的大企业，也包括众多的学校、博物馆、消防队、NGO这样的社会组织，还包括不同国家的政府部门。
德鲁克的知识经验和工作领域如此跨界，又能在每个领域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让我们不免对他的成长经历和所受到的教育非常好奇。
图为彼得·德鲁克
德鲁克曾在一封给友人的长信中总结过自己的 “七堂人生课” ，在他的自传《旁观者》一书中也可以管窥对其后来所取得的成就有影响的人和事。
透过这些记述，我们不难发现是有一些切实的原则和方法可以去遵循。
身教胜于言传,家庭教育是个人成长的首要因素
德鲁克出生在维也纳，是当时欧洲文化的中心。德鲁克的父亲是一名经济学家，也是奥地利文化部的一名官员，曾参与创办了延续至今的萨尔斯堡音乐节。
德鲁克的母亲是一名医生，女性从事医生职业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德鲁克的奶奶是一名钢琴家，在维也纳交响乐团演奏。
有着这样的家庭背景，年幼的德鲁克每周是这么度过的。每周总有一个晚上，德鲁克的父亲会在家中组织一场沙龙，讨论各种政治、经济、国际时政方面的话题。
另一个晚上，德鲁克的母亲会在家中组织另一场沙龙，讨论医学的前沿发展。有时，沙龙会由德鲁克的奶奶来主持，品评最新推出的音乐作品。
这样 “谈笑有鸿儒” 的成长环境带给了德鲁克最好的启蒙教育，培养了他对新事物不懈的探究和好奇心。
难怪德鲁克后来回忆说：“即便没有上过一天学，我也已经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 。
值得一提的是，德鲁克后来在表述自己的很多思想时，经常会使用医学和交响乐团来做类比和示例，这显然也与童年时的耳濡目染有关。
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恐怕都很难奢望拥有像德鲁克这样的家庭背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以努力创造一个有助于孩子成长的家庭环境，更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推卸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
比如，现在有很多家长都认可阅读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为自己的孩子不爱阅读而深深烦恼，但是这些家长似乎很少会反观自己 “我自己爱阅读吗？我每天花在阅读上的时间又有多少呢？”
如果父母自己热爱阅读，家里又随处可见各类书籍，无需多费口舌精力，想必孩子对阅读也会产生一种天然的亲近吧。
家庭里常来做客交流的人和他们所谈论的话题、所做的事情，也是一种润物无声的教育。
有人问过比尔·盖茨成功的秘诀。
盖茨不假思索地回答 “Surround yourself with smart people.（让自己被聪明的人包围）”
所以，想要给孩子最好的家庭教育吗？多请一些聪明的人来家里做客，并且努力地让自己成为那些聪明人中的一个。
遇到好导师是一生的幸运,利用教学法引导学生学习
德鲁克在其亲笔所著自传《旁观者》中提到自己寻找“真正的老师”的经历。
他的结论是，真正的老师都有一个相同点：他们都非常负责，并且对他们而言，没有所谓的坏学生、笨学生，或是懒学生之别，只有好老师和差劲的老师之分。
德鲁克指出，学生总是可以辨认出老师的好坏。如果学生谈到上某位老师的课时说，“我们学到很多。”这样的话可以信赖，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样才是好老师。
不过另一方面，每个老师的教学方法都不同，使一个老师成为第一流的方法，似乎对另一个老师来说完全没用，而另一个老师或许也不会采用这种方式。
德鲁克举例说，有的老师比较会教高深的课程，有的老师则较适合教初学者。有些老师则比较会上大班课，在众多学生的面前讲课。
因此，德鲁克总结第一类老师为天赋型老师：没有一定的种类，也没有完全正确的教学法——教学就像一种天赋，像贝多芬、卢本斯和爱因斯坦等那些与生俱来的奇才；对于他们来说，教学是个人特质，和技巧和练习无关。
而另一种老师是以方法为主的，更正确的说法该是，他们会激发学生学习。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并非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天赋，而是凭借着一种方法来导引学生学习。
德鲁克列举了第二种“真正的老师”的特点：
1.这样的老师发掘每个学生的长处，并为他们立下近期与远程的目标，让他们更上一层楼，再针对每个学生的弱点下对策，使他们在发挥自己长处时，不至于受到弱处的牵制。
2.这些老师使学生从自己的表现中得到相当的回馈，进而培养自律、自我引导的能力。这样的老师多半会鼓励学生，而不是一味地批评，但是他们也不会滥用赞美的言辞，以不至失去刺激的效果。他们认为该给学生的主要奖励就是满足和成就感。
3.他们并没有“教”学生，而是为学生设计出学习的方法。因为总是采取一对一的方式，这种教学法几乎适用于每一个学生。因此，教学并不是指某个学科的知识，或是所谓“沟通技巧”。
德鲁克总结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老师：一是天赋型的，另一种则是为学生设计学习课程，以方法为主的。对于前者而言，教书和人格特质有关；对于后者，教学则是一种方法。
德鲁克列举了古希腊的先哲苏格拉底的例子。
传统上，苏格拉底亦被称为伟大的老师。对此称呼，他本人应该不以为忤，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说过自己是个老师，事实上他也是一个利用教学法、引导学生学习的人。
德鲁克解释，苏格拉底的方法并不是“教的方法”，而是“学的方式”，一种特别设计的学习法。
在苏格拉底看来，老师教的不是“学科”，而是“学习方法”，学生从而学到该学科的知识；“学”是有成果的，“教”则是虚假的。这种看法使他成为阿波罗神话中“希腊最有智慧的人”。
终身学习,学习不一定只能发生在学校里
所有的学校都遵循这样的办学思路：只有一种正确的学习方式，而且人人都得遵从。
但是，对学习方式跟别人不大一样的学生来说，被迫按学校教的方式来学习就是地狱。实际上，学习大概有六七种不同的方式。
有人靠写来学习，有人在社会实干中学习，还有些人以详尽的笔记来学习。
例如，贝多芬留下了许多随笔小抄，然而他作曲时从来不看。
当被问及他为什么还要用笔记下来时，他回答道：“如果我不马上写下来的话，我很快就会忘得一干二净。如果我把它们写到小本子上，我就永远不会忘记了，也用不着再看一眼。”
反观德鲁克的求学历程，中学毕业后从维也纳来到了德国的汉堡，注册了汉堡大学，但却一次课都没去听过，因为他非常不喜欢当时的学校教育。
但这并不意味着德鲁克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学习。
相反，凭借着学生证，德鲁克可以免费从汉堡各个图书馆借到大量的图书，还可以免费观看歌剧，免费入住郊野的青年旅馆。
在汉堡的 15 个月里，德鲁克每周五个工作日晚上都在图书馆阅读，周末去听歌剧，或是去郊外参加各种户外活动。
显然，德鲁克在汉堡所进行的正是社会化学习。
离开汉堡，德鲁克又注册成为法兰克福大学的学生。在这段时间，德鲁克同时在法兰克福的一家报社工作。
作为一名年轻的记者，德鲁克必须撰写许多题材的报道。于是他利用每个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广泛学习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社会和法律制度史、历史和金融等领域的知识。
这样高强度的自学一方面快速扩大了德鲁克的知识面，另一方面也帮助德鲁克培养了一种终身学习的习惯，而且促使他不断接触新学科、新学说和新方法，始终站在时代思考的前列。
好的教育和自我管理究竟是什么样的？从德鲁克的一生经历中我们看到的答案是：
尽早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和真正想去求解的关键问题，设定学习目标并在不断地反馈分析中发现和发挥自己的优势特长，保持终身学习的习惯和能力，发现并充分利用身边的良师益友，从各种可能的地方获取学习的资源，在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重视贡献，追求完美。
德鲁克做到了，我们也可做好自己的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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