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際，思無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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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調獨彈
孫鬱
1
自從知道馬一浮的名字，便開始留意他的各種遺蹟。最初是在南方一家博物館裡看到他的手稿，古拙中幽思流傳，起伏的墨跡間拽出一片靈光。那字很是自然，看不到匠氣與俗氣，在靜穆裡升起一股暖意。細看章法裡透出的一切，彷彿也有佛音的繚繞，舊文脈悠然流動著。友人說沙孟海對他的書法評價很高，以“凝練高雅”視之，看得出來其修養之深。
江浙一帶的文人欣賞馬一浮的都是書齋氣濃厚的人，豐子愷、葉聖陶、夏丏尊都寫過關於他的文章。但這些文章只在一個很小的圈子裡閱讀，傳播的範圍有限。有一次遇見一位浙江老友，忽說起這個話題。他也覺得奇怪得很，雖有閱讀馬一浮的渴望，但卻沒有什麼門徑。馬先生留下的一切，眾人都很陌生。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那些糾纏著生存隱秘的語言，已經沒有誰能夠聽懂了。
那個時候我也是如此，在杭州西湖邊上，至今還流著他的某些故事。有一次造訪他的故居，所見不過幾道痕跡，遠去的人影，飄忽而朦朧。西湖邊上的人，和我一樣，很長時間未必懂得馬一浮的價值。我們這一代人覺得這個人物太舊，與自己沒有什麼關係。在面臨他的文字的時候，彷彿有什麼擋住了自己的視線。
也許冥冥中的機緣，那次杭州之行後，我很快得到了一套馬一浮的著作。有一個在郵局工作的小友，因為取稿費而得以認識，交往的時間也有十幾年了。他懂得中醫、研習佛學，業餘時間多在北京廣濟寺裡讀書。他知道我從西湖歸來不久，就勸，讀讀馬一浮好，會讓自己靜下來。於是把自己珍藏的厚厚的三卷本《馬一浮集》贈給了我。
小友沒有讀過大學，但真的學識很深，他在雜覽中形成的學識，帶出了一股仙氣。比如對於新文化的認識，對於儒學和佛學的看法，都非流行的調子，好似也染有馬一浮的氣味。他不太看得起學院派的人們，以為真的學問不是操作出來的。我們聊天的時候，發現其思考的問題很深，談及一些話題時，完全是另一套話語。
我後來想起此事，覺得有趣得很。不是學界的朋友推薦馬一浮的書，竟是民間的讀書人暗自傳播馬一浮的思想。這與馬一浮本身的經歷，似乎很是相似。章太炎說學在民間，真沒說錯。
而我身邊的朋友，與我一樣都是新文學的研究者，對於國學領域的一切知之甚少。馬一浮一生所思所寫，都不是時代流行的，與新文化不在一個層面上。說他是一箇舊式人物也是不對的，因為他又是懂得西學的人。只是其目光不在今天的熱鬧的世界，在他那裡，有著另一種夢想。
張中行對於馬一浮的學識佩服得很。他在一篇文章裡，大致勾勒其學問的特點，在詩文方面也有人不及的地方。他認為馬先生才高，學識過人，又言行一致，走的與古人為伍的路子。這在當代是一個奇蹟，在新文化席捲天下的時候，實在是特立獨行的人。
我開始蒐集他的相關資料後，發現瞭解他的困難。在我們被歷史慣性驅使下前行的時候，他卻反轉著身子，走到清冷之地。那是鮮為人知的所在，問津者寥寥無幾。可是馬一浮堅定地認為，要療救國人之病，自己的選擇或許有些用處。
因了對於馬一浮的補課式的閱讀，我突然感到，研究新文化的人，如果不瞭解相對立的一些重要人物，那麼對於現代中國的理解是片面的。當與其文字相遇的時候，完全是一個別樣的世界。在古奧的詞語間，歷史空白深處的一片被忘卻的綠地漸漸顯現。我很快覺得，我們這一代人對他的隔膜，恰是對古老文明的源頭的無知所致。馬一浮對於我們而言，是打通古今的一座橋樑。
2
可惜他留下的資料太少，有時只能從有限的手稿與圖書裡猜測他的形影。他個子不高，身上有著南方人的特有的氣質。因為留著美髯，言行中便有古風流轉。面對所留下不多的著述，如果玩味起來，則非今人的哲學語言可以說清。
馬一浮1883年生於四川成都，祖籍紹興上虞，逝於1967年。他很小回到紹興，在那裡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898年在紹興縣應縣試，他得了第一名，而魯迅、周作人則名排其後較遠的地方。他少時讀書甚多，有許多知識是無師自通，後來漸漸有了大名。看相關的材料會發現，許多讀書人見到他，都被那氣質所吸引。李叔同、謝無量、宗白華對其頗為尊敬，且受到了他不小的影響。在杭州一帶，他像似一個傳奇，以逆時風的方式，拽人們反身自望，在遠世風的地方深味世風，留下不少的趣談。
從年譜中知道，他在1899年赴上海，接觸法文、英文、拉丁文。後來與謝無量、馬君武等編輯《二十世紀翻譯世界》，也算是睜開眼睛瞭望世界的人。1903年，他得到清政府駐美國使館的信任，去聖路易斯留學生監督公署任中文文牘。此後去過英國、德國、日本，閱讀西洋圖書時的快慰，從字裡行間均可感到。他的文字古樸有韻味，非細心留查者不能解之。而一旦會心一二，便發現其間不可言說的妙處。
但域外的生活經驗並沒有引其到西學的路上，反而對於國故有了更為親切的感覺。與魯迅完全不同，不是急於從譯介中輸入學理，促進國人的進化，反而意識到中國社會的問題在於古代文明的迷失。而重新換回儒學與佛學的精神，對於現代國人而言，其重要意義並不亞於西化的選擇。
這在那個時代是一個特例。我閱讀他的日記，覺得在美國的日子裡他的觀念出現了變化。但也由於身體欠佳，衣食住行的不方便可能影響了他對該國文化的判斷。他觀察西方文明的路徑時的一些思考，有著多維的思維方式，而個體生命的感受形成的西方文化印象，影響了他後來的道路選擇。
馬一浮去美國只有一年的時間，還擔任過萬國博覽會中國館的秘書，所以沒有像胡適那樣在校園裡受到完整的教育。不過他的閱讀卻十分豐富，柏拉圖《理想國》、亞里士多德《政治學》、赫胥黎的《天演論》、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斯賓塞《倫理學原理》、拜倫的詩集、馬克思的《資本論》，各類精神線索悉入眼底。他在美國的時候，對於國人的看法有了深入之處。比如看見留學生對於皇權的曖昧，便深覺其間的奴性之深。回顧歷史時，對於舊的儒生掩飾不住自己的失望：“宋明以來，腐儒滿國。”他看不上歷代文人對於世間生活的解釋。而在根本層面上，“中國數千年來，被君權與儒教之軛，於是天賦高尚純美勇猛之性，都消失無餘，遂成奴隸種性，豈不哀哉！”這種看法，是大凡留學美國、日本的青年都有的，可以說是社會觀、文明觀的類似表現。我們對照魯迅、錢玄同、胡適留學的感受，幾乎沒有多少差異。
但從日記上看，身體欠佳的馬一浮，不都沉浸在外在理論的思考裡，他對於生命本身的體悟，也帶有玄學的意味。他的感懷親人的文字，敏感而切膚，文人柔軟的東西很多。而刺激他發現故國文明的，也是域外的某些思想。養生與養心的內在體察，在其意識裡也有閃現。1903年11月12日的日記寫道：
近日，英國某醫士論曰：以歷史上，社會上之觀察，人長壽者，以慳儉之人為多。蓋其性不衍欲，勤謹謀生活，作息有時……多怨恨則令人瘦，發熱驚恐則傷腦，傷心，能令人痴，為害最速者，莫過於憂愁，多憂愁則肺血少，舌本強結語塞，而目生翳，久之必死。（《馬一浮集》第二冊，281頁，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日記心得與中醫養生的理念類似，馬一浮關注這類問題，就萌生了對於人生哲學的頓悟之意。這留下了其思想變化的伏筆。中國文明的問題，大約是心性偏差，走到傷腦、傷心的地步，而療救此病，不得不從治心開始。
在國外一年的生活中，他受到的衝擊是多方面的，從美國宗教活動裡嗅出初民精神信仰的氣味，忽然懷念起春秋時代中國文化的圖騰意識。日俄戰爭前後的日本人的愛國意識，則使其意識到國人眼光狹小的可悲。也是那個時候，陳獨秀在《安徽白話報》上對比中日國民性，也說過和馬一浮類似的話。馬一浮感慨社會的沉淪，連帶出己身的悲哀。他不像陳獨秀、胡適向外求索真理的衝動，其文字中內傾的因素甚多。生命感受有時候多於對社會生活的感受。正月二十八的日記寫道：
人生之快樂有五：一曰“榮譽”，二曰“優厚”，三曰“健康”，四曰“美麗”，五曰“平和”。對於此快樂而生之痛苦亦有五：一曰“毀辱”，二曰“貧窮”，三曰“疾病”，四曰“醜惡”，五曰“爭鬥”。此二“五”者，殆與人類社會相始終乎？社會之中，快樂之量多，而痛苦之量少，則為幸福進步；多痛苦而少快樂，則為罪孽墮落。今日中國之社會，五痛苦備之社會也，社會墮落，個人未有不墮落者，故即個人之身能自營快樂，亦一剎那頃即便消失不能保也。彼白種人能造快樂之社會，而自身亦享有社會之快樂。中國人不顧社會之苦痛，而唯知營自身之快樂。不知當為多量之苦痛所侵，終不得享有，豈不哀哉！（《馬一浮集》第二冊，306頁）
感嘆裡對於國民性的失望一望而知。但這些沒有激勵其走向反抗之路，卻從學術的角度出發，以為是國人的教育出現問題。在馬一浮看來，中國的衰敗，問題複雜，僅僅以西方的方式療救社會，都是皮毛之見。中國未來的教育，尤其是人文的教育，不都是西學的引進，而是對於傳統的迴歸，即中國不是急於模仿西方，而是回到自己過去良好的傳統裡。因為宋明以來，中國好的傳統其實已經斷送掉了。
那時候到域外留學的人，都希望引進外國的思想，以解決中國的問題。西方的歷史有自己的邏輯點，但馬一浮認為西化派的人只見其表，難解其裡。而就哲學的層面上講，東方思想與西洋文明在根底上亦有相似之處。英法的文學，流淌著希臘的乳汁，東方的藝術，與《詩經》的傳統有關。“希臘古詩歌，灑然有《風》《騷》之遺，英法諸家篇什所祖。德最晚起，製作斐備，爾雅深厚，乃在先唐之上”（《馬一浮集》第二冊，350頁）。這是類似於西方古典學的感嘆，在學理上可以說是一種灼見。從源頭上思考文明的起伏之路，至少從教育理念上講，是說到了問題的本質。
他雖翻譯過一些域外的文學作品，但並沒有模仿這些篇什去從事寫作，也未沉浸在西洋藝術的美意之中，而是越發體味到傳統詩文的好來。這從其諸多詩文可見一二。他並不想置換審美的元素，反而愈加感到遠古的表達有純然的美質。就那些文字的修養而言，非常人可及，精神越發帶有六朝前的意味。在面對西學東漸的大潮的時候，他的選擇也有很大的挑戰性。
我們這一代對於他的轉化很難理解。他由西學反觀國故，回到傳統文化的路徑去，是不同於那些遺老遺少的。人格上，他非趨時之人；學識上，南學、北學盡在胸中。就文章氣韻與格局看，馬一浮的世界裡其文也悠悠，其思也漫漫。多年過後，那些即使西學的成就很大的人，面對他也不得不持禮以待。
然而，能夠在心靈層面與之交流的人還是太少了。
3
有一次閱讀博物館藏的《青年雜誌》，意外發現了謝無量遙致馬一浮的詩歌。其調頗為誠懇，摯意中流溢著仰慕之情。陳獨秀刊載這首詩，也有對馬一浮致意的意思。陳獨秀當年在杭州的日子，與馬一浮有過許多交往，對於其學問的欣賞是不難看出的。謝無量與陳獨秀、馬一浮都是朋友，他在雜誌上透露出的信息，依稀讓人想起民初文人間的特別的友情。
《青年雜誌》創刊號（1915年） ，後改名《新青年》
謝無量的才學不俗，他與馬一浮有許多相近的地方，比如都懂儒學，對於先秦諸子的文本極熟，可說有許多心心相印的地方。他們一同在上海從事翻譯工作的時候，彼此頗為相通，內心互感的地方殊多。大約在1904年，兩人在日本再次見面，他們之間對於學問的感覺，都在交流裡彼此分享過。如一起言及佛學，都是在儒家的語義中思考問題，以儒入佛是一致的。而面對儒家哲學時，思路也有重疊的地方。馬一浮談論國故，從整體上言之，大處著眼，微觀落筆。討厭近代以來“私智小慧”，所以常常見出天地之氣。謝無量無論講哲學還是文學史，也是縱橫捭闔，洋洋兮有闊大的情懷。而他們於古詩文和書法上的心得，也彼此映照，各得妙處。今人研究馬一浮，不得不讀其寫給謝無量的信札，其間流露的思想很多，民國學術的另一景觀，於此可以透視點滴。
謝無量與馬一浮聚少散多，對於老友牽掛很深，這實則是學術境界接近的緣故。他們對於歷朝詩文的見解，尤其對於文化走向的思索，多在陳獨秀、胡適這些人的話語邏輯之外。新文化人引西學入中國，乃是填補國故的不足，比如對於科學思想的引介，對於民俗學、人類學的翻譯，都填補了空白。但馬一浮與謝無量，是在尋找傳統失落的東西。傳統的衰敗，乃外因、內因交織的結果，但傳統美好的一面，其實與古希臘文化庶幾近之，只是沒有被發現罷了。馬一浮要做的是，重新發現儒道釋內在的偉力，並於荒漠之地喚出遠古的靈思，給我們心靈以可以棲息的地方。
有趣的是，我所在的中文系，曾是謝無量工作的地方，馮其庸回憶青年時代與謝無量的接觸，感到其身上的奇氣。在研究謝無量時，不能不提與馬一浮的關係。由謝無量推及到馬一浮，那代學人的品位，當能夠浮現很多。馬一浮一生寫給謝無量的信件最多，留下的有一百一十一封。他們間的詩文唱和精神對接，頗多溫情。這和一般的舊文人的互往很像，但又多了近代人才有的開闊的視野。1908年的一封信中寫道：
瘞影陋巷，忽荷賜詩。耀靈驚天，九幽以燭。何期候蟲之鳴，仰承河嶽之應。其文則葩，其志則聖。曹劉有所未能，無論晉宋。向妄以三謝為比，吾知過矣。楊雄豈唯西道孔子，直是漢興一人，非今日無量之謂而誰謂乎。（《馬一浮集》第二冊，352頁）
這是對於朋友的誇讚，都非溢美之詞，就學問的深與詞章的雅而言，謝無量的成就，在彼時確高人一頭。他的《中國大文學史》也是魯迅研究文學的參考書，至於《中國哲學史》《中國婦女文學史》《佛學大綱》開創性研究，也是引領風氣的。
那信的最後，馬一浮談到了自己的狀況：
索居累載，望道如霧，思退就北面，講問所業。奉令德之之薰聞，竊餘光以自照。（《馬一浮集》第二冊，352頁）
看得出馬一浮在朋友面前的謙遜與坦誠，謝無量以世界眼光治國學，境界與情懷均大，讓自己內省者多多。不過謝先生雖學識過人，但哲思方面，沒有馬一浮深切，即對於歷史與哲學沒有整體性的獨特的思考。馬一浮雖然著述不多，但心緒裡有廣遠之氣，站在了孔子、釋迦牟尼、老子的層面，以原初式的生命體驗與智慧表達，重塑著衰敗的民族裡的文明。真是“深之以玩索，通之以博喻”。
其實對於謝無量而言，馬一浮比自己更有分量，因為其思想與人生態度，乃世間罕有的存在。在他眼裡，中國學術的中興，非有這樣的人物不能為之。他們之間探索的問題，各有特點，而馬一浮的凸顯的價值，謝無量是深味一二的。
《青年雜誌》後來更名《新青年》，編輯的思路，與最初有很大的不同，謝無量也不再給陳獨秀投稿。至於馬一浮，始終沒有在這個平臺出現過。本來，蔡元培欲請馬一浮來北大主持文科工作，不料遭到拒絕，陳獨秀後來上位，帶出新文化運動來。馬一浮雖然與陳氏亦有交往，但對於陳的選擇，頗多保留。這本雜誌成了新文人的園地，未能聽到馬一浮式的聲音，說起來也是大大的遺憾。
當胡適、陳獨秀、魯迅這些人轟轟烈烈開展著新文化運動的時候，馬一浮卻在故土的小屋裡獨自徘徊於古人的詩文之間。他認為外面進行的世界在遠離聖人之思，文明之樹的枝枝葉葉，都與根本有關，而自己要扣問的是人類最為本然的存在。本然缺失，乃無根的漂泊，而那時候的中國，正在這樣的漂泊之中。至少在他的眼裡，迷路的人所依靠的參照，還是過於簡單。
4
我注意到，葉聖陶曾與馬一浮有過一點交往，讚佩之餘，也覺得有不可思議的地方。這代表了許多新文化人的看法。民國建立初期，馬一浮曾應邀到教育部工作過，細想起來，當與魯迅在同一時期入職，彼此都是知道的。但馬一浮很快辭職，他突然發現，教育部並不是適合自己工作的地方，時代的話語與自己的差異太大，而理想又不在一個空間。後來蔡元培又希望他來到北京加入北大行列做文科學長，他也拒絕了。
這個選擇看出他的性格的獨異，如此有學識的人卻隱居起來，自然有很深的緣由。馬一浮不願意到熱鬧的地方，覺得中國最需要的可能不是蔡元培眼裡的事業。在他眼裡，無論教育部還是北大，都在按照西洋的理念在改造中國，而不是激發國故中最重要的遺產。後者才是他最看重的事業。
新式學堂的邏輯，能否解決人的靈魂問題，在他看來是一個問題。幾年後，北大卷起新文化運動風雲，白話文漸漸取代了文言文，西學開始置換古老的國粹。馬一浮看見這些，有點不以為然。他知道社會的變化常常從流行的觀念中出發，可能還在表層結構裡。他沒有意識到，無論蔡元培還是陳獨秀、胡適、魯迅，都非一般的學人，他們的學術之夢，都在催促更為健康的文明。從教育和文學領域，拉起啟蒙大旗，對於國人是一種新的引領。而馬一浮的隱居思索，多在修身的層面，能夠輻射到社會的機會，還是有限的。
不過那些喜歡清靜和獨思的人，倒是十分欣賞馬一浮的姿態。李叔同就從其身上得到一股澄明之氣，他出家的前後，也有一點馬一浮的影響。而豐子愷的創作也得到了馬一浮的點撥，對於其文筆與思想，多有垂恩之見。這些朋友，都懂一點域外的文學知識，又帶有佛門的清音。李叔同出家後，時常感懷的就有馬一浮，至於與豐子愷的友誼，已成美談。他在朋友的行跡裡，感到自己期許的某些東西，這些被其肯定者多多。在為豐子愷《護生畫集》寫序的時候，流露出很深的感觸。他由佛理進入人心，從構圖看出愛意，念及佛學裡的自我淨化和超脫之思，自樂於修身者的審美靜觀的美意。他從豐子愷的童心看出人性未得汙染的可貴，又從李叔同的真摯選擇中體察到中國人心性自潔的可能。推及此類風尚，馬一浮覺得文化終究還有希望。中國民間的類似的存在如果多了起來，復興文化舊業當並非空夢。
在馬一浮眼裡，現代教育不太容易造就心性完美的人格，反而是傳統書院的方式可能通往聖人之路。1930年代，浙江大學多次遞去橄欖枝，希望他能夠到該校任教。起初他並沒有答應。可是後來日本人侵略中國，山河破碎，他的濟世之情開始萌動起來。1938年，他終於接受竺可楨的邀請，出任浙江大學教職。
但這個選擇是有一些條件的，即試圖從事另類的教育嘗試。戰亂時期，浙大輾轉外省，生活很苦。這些並沒有影響他的教學熱情。起初他隨學校遷移到江西泰和，不久，又與師生們到了廣西宜山。此間為學生講述古代經典，所用方式不同於那些新式學人，帶有書院的某些遺風。而能夠像傳統學人那樣授課，是他的一個夢想。這個期間書院教育的念頭便強化起來。1939年，教育部邀請他赴四川講學，他關於書院辦學的理念被官方接受。不久，復性書院正式創辦，地址選在樂山縣烏尤山的烏尤寺。
書院在風景如此美麗的地方出現，看得出創辦人的浪漫之思。這個地方“方誌以為漢楗為舍人注《爾雅》處”。與新式學堂不同的地方在於，一切都與古風接近，課程設計和授課方式，不求功利，乃純粹的精神冥思之所。我看到所邀請的學者名單與授課內容，暗自覺得這是逆時風的一種選擇。隨著熊十力、錢穆等人的到來，書院有了活力。西學所漠視的，被其所重。對於蔡元培式的教學理念而言，馬一浮做了一次痛快的反動。
那個時候他的許多思想，都表現在《泰和宜山會語》《爾雅臺答問》裡。瞭解這兩本小冊子，其基本的精神都盡在眼中。不過要吃透他的思想，並非易事，他的學識與考辨，我們需細細體味方可悟明。
他認為要治國學，需先明四點：
一、此學不是零碎斷片的知識，是有體系的，不可當成雜貨；
二、此學不是陳舊呆板的物事，是活潑潑的，不可目為骨董；
三、此學不是勉強安排出來的道理，是自然流出的，不可同於機械；
四、此學不是憑藉外緣的產物，是自心本具的，不可視為分外。
由明於第一點，應知道本一貫，故當見其全體，不可守於一曲；
由明於第二點，應知妙用無方，故當溫故知新，不可食古不化；
由明於第三點，應知法象本然，故當如量而說，不可私意造作，穿鑿附會；
由明於第四點，應知性德具足，故當向內體究，不可徇物忘己，向外馳求。（《馬一浮集》第一冊5頁）
開篇的幾句話，乃治學態度的表述，當可窺見其走進國學的內在心境。遠古的一切，不都是沉睡的什物，與今人也是息息相關的遺存。人類進化，總要失去一些人性的光澤，而國學裡保留了先民的諸多美好情思與詩意，倘能一一勾勒，變陳為新，深嵌於人性內部，則國民精神當能保持溫潤之色，不再枯槁乾癟。
馬一浮引用張橫渠先生的四句話，指出立志的重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方為有大志曏者的目標。這一切，不能不從國學中求之。那麼，國學的基本框架如何？青年要掌握的精神要義是什麼？馬一浮認為，有一個可以統攝諸學的存在，那就是“六藝”。“六藝者，即是《詩》《書》《禮》《樂》《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國二千年餘來普遍承認一切學術之原皆出於此，其餘都是六藝之支流。”（《馬一浮集》第一冊，10頁）在討論“六藝”的時候，馬一浮目光四射，好似被遠方的神聖之音所喚，內心縈繞著無邊的愛意。他在闡釋以“六藝”統攝諸子，以“六藝”統攝四部，以“六藝”貫通人心與西學思想時，不乏灼見，言他人所未言，談古人所罔見。剔除了孔教的陳腐意識，彷彿還原了先儒的話語環境，讓我們聆聽了消失在時空裡的遠古聖音。
沒有幾個人對於先秦諸子的理解是這樣的思路。在其述學的文字裡，被凌遲的儒家學豐滿地顯出姿容，而各個時期的思想的短板與瑕疵亦不被放過。在馬一浮眼裡，今人對於儒學與諸子百家的理解存在問題，不能明晰地見到古人的真意。而面對古人學說，倘不能優劣互見，高低悉明，總有一些問題。言及百家之學時，他曾說老子得《易》為多，而流於陰謀；莊子得之《樂》之意為多，而失於流蕩。這些古說如不辨明，當存問題，可能被引入歧途。準確把握諸子思想，以“六藝”觀照一切，當會有百家之思歸一，殊途而同歸的收穫。
復性書院的開辦方式與新式學堂不同，所學內容被看成老朽的存在，被新文化吸引的青年不免對於這種辦學理念存在疑問。馬一浮其實不斷在回應各種質疑，特別是對於新文化運動諸君的選擇，表述自己的看法。而他在講學中也在闡述自己的思想與新學並非完全隔絕：
六藝之道是前進的，決不是倒退的，且勿誤為開倒車；是日新的，決不是腐舊的，切勿誤為重保守；是普遍的，是平民的，決不是獨裁的，不是貴族的，切勿誤為封建思想。（《馬一浮集》第一冊，23頁）
他站在歷史的高處呼喚舊影的重來，期待儒學的復甦，不能不說也有烏托邦之想。這些精神，青年一代要真正理解，其實需要時間。他明知此處的難處，但願意幫助他們掃除障礙，用心之真，感化了多人。我們現在閱讀《爾雅臺答問》，彼時的情形，便可略知一二。
《爾雅臺答問》中的文字，看出他對於青年的循循善誘，表達間多心血的傾注。學生們來書問詢學理的難題，回答間溫情流轉，詞語間大有孔子的暖意。他認為明清以來的學者對於儒學的看法近於狹窄，而西方社會學對於人生的闡釋也多簡單之處。學問的根本是求己，而非媚外。他說：
象山有言：“宇宙內事，即吾性分內事。吾性分內事，即宇宙內事。”此語簡要可思。故不明自己性分，而徒以觀物為能，萬變侈陳於前，眾惑交蔽於內，以影響揣度之談，而自謂發天地萬物之秘。執吝既錮，封蔀益深，未見其有當也。足下‘唯欲’之說，或遠為東原所誤，近為西洋社會學家淺見所移。將來學如有進，必翻然悔之，望勿墨守以為獨得也。（《馬一浮集》第一冊，517頁）
此段陳述既有學理的闡釋，也是其人生哲學的註解。一問一答中，闡遠思之妙義，述己志於愛中。他對於儒道釋的看法，與時風大為不同，在平淡中讀出幽玄，於常態裡梳理歧義。從詞義的遺失間看出今人的短見，又能去蔽見明，得趣望道，把心學的隱秘一一道來，畫出美麗的人文地圖。這種書院裡的交流和沉思，與都市裡的學校的分科教育，真的有不同的意味。
我們想象一下，在蜀國的山林之地，細雨濛濛中，書香飄動。馬一浮靜謐的身影，以及學子們閉戶讀書的樣子，一定是有趣的景象吧。他的不動聲色的表情裡，流動著遠古的洪亮之音，孔子的率真之態與釋迦牟尼的慈祥的目光，都在其形影裡折射出來。他那麼虔誠地遙望遠去的靈思，以招魂的方式，使懵懂的學子得以溫情地沐浴。與新文化運動者和一些保守主義的文人比，他擁有的是不屬於時代的、超越於左右的另一種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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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復性書院的命運多舛。開學不久，敵人投下的炸彈毀壞了許多房屋，有多人受傷。地方雖美，卻並非世外桃源。馬一浮文章裡描述了樂山的地貌與水系，那些古樸美麗的精緻蜀國風光，在戰時多了憂戚之調。
馬一浮與外甥女丁敬涵（左）、內侄女湯淑芳（右） 合影（1963）
抗戰不久，國民政府頗為支持辦學，所應允的條件，也使他有了信心。可後來發現，負責教育的官員還是老爺作風，對於辦學的輔助力度漸漸減弱，而且倒是衍生出許多矛盾。先是教課人的理念與自己吻合的不多，教育人員的理念與其頗多差異。教育部還下令書院填報各種表格，上報材料，馬一浮認為是干涉辦學思想，影響精神自由，對於行政管理頗多怨語。時間一長，學生中能沉潛下來認真思考問題者又少，這使馬一浮頗為傷心。還有一個是出現資金的緊張，為了刻書，不得不賣字籌款。一向崇尚純粹精神的馬一浮，無奈陷於俗務之中，現實的一切使自己感到，擾擾時風下並無清雅之地，欲救人於苦海的確大難。
最初的時候，他躊躇滿志，在《告書院學人書》裡，他說：“凡我書院同人，故不宜妄自菲薄，卒安於隘陋；亦不可汰然自許，有近於奢誇。”（《馬一浮集》第一冊，692頁）而學問的長進，不是靠外力催促，而是自我的體味，學習主要是讀書得間，在詞語裡玩味義理。所以他不求新式教育的知識的把握，而是心緒的安寧裡的精神的完善。這在讀書人間，已經不易做到。馬一浮沒有料到，自己的學生中能有自悟定力者，其實並不太多。他先前的設想，過於樂觀了。
從給不同的人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的工作極為認真，對於書院的設計和教學都有自己的邏輯。但周圍人對於教學的理解與其相左，以至於一些理念並不能都貫徹下去。在致鍾泰信中，他寫道：
弟意但欲得一二真正學子，伏處山谷，闇然自修，無聲無臭，不涉絲毫功利之習，庶不失古人之用心。而友朋間持論往往不能盡同，獨謠寡和，深有寂寥之感。乃知誠不能動物，學不能及人，過不自量，徒然犯手。將求閉門杜口，勢又未容遽輟，風雨飄搖中，不敢妄期久遠。然一日存在，弟不能不竭一日之誠。（《馬一浮集》第二冊，714頁）
他那麼熱情，為了書院幾乎傾注了所有心血。我們今天閱讀他與各類官員和學者通信的內容，當可見其用情之深。但不久，他很快意識到自己走到一片沼澤之中。在給謝無量的信裡，他開始流露出不快的情緒，覺得自己多做所為，能夠得到的回應甚少。“書院亦是不得已而後應，事至淺薄。且古調獨彈，每為俗耳所詫。”（《馬一浮集》第二冊，361頁）他坦然，入蜀之後，苦多樂少，辦學中的苦楚一言難盡。“書院雖至淺薄，以浮之固陋，未足以繼先儒素業，徒為時人訾，頗悔不遵括囊之訓。”（《馬一浮集》第二冊，363頁）從資料看，馬一浮沒有行政上的能力，或者說不善於教學管理。而與外界的交流亦非所長。這些都可忍受，但讓他失望的是，學子中的俗音亦多，以功利之心來到書院，其實所得有限。他在給學生的信裡一再強調與世俗的距離，但是在孤獨的山中，他的表述隨風而散，教學的隔膜之狀，是他先前沒有料到的吧。
最讓其傷心的是好友熊十力與他的分歧，使書院計劃蒙上暗影。早在多年前，熊十力到杭州拜訪馬一浮，兩人遂成為朋友。熊氏那本《新唯識論》還是馬一浮寫的序言。他們在對於佛教與儒家思想的匯通，有相近的看法，彼此都有欣賞對方的地方。當復性書院創辦的時候，他最早想起的教員便有熊十力。起初彼此甚歡，都在全力工作。但後來對於辦學方式與教學方案，各自感想不同，矛盾漸漸顯出。熊十力是個頗有個性的人，他對於馬一浮的意見甚多，便告辭遠去，使書院有了不小的震動。馬一浮與朋友談及此事，黯然神傷，這對於他都不能不說是一種打擊。
馬一浮的困苦在於，一方面以為學在民間，從自由的理念出發從事教育，另一方面不得不受到外力的援助，否則無立錐之地。但接受援助，則不得不做些妥協，可是自己又討厭變為外在的附庸。那麼自由的辦學之夢，也便慢慢破碎了。在內憂外患的抗戰時期，他的設計只能在幻影之中，現實出現的是另一個世界。他對此完全無能為力。
儒學的複雜，後人一直說不清楚。作為修身之學，自有可貴之處。一旦淪為強制性灌輸的工具，則亦演變成為奴性之學。儒在民間，則思想自由的空間大，走到廟堂，情況就大不相同。馬一浮自己身上民間的痕跡很濃，這與康有為提倡讀經的出發點存在不小的差異。但是因為儒教的清理工作在那時候還沒有完成，馬一浮教學理念不免舊式的獨斷因素，當他不能包容異己的思想的時候，與周圍環境的緊張便不可避免。
這個時候的他，精神的脆弱還是流露出來。他其實遇到了新文化人相近的困境。如果不解決陳獨秀、胡適、魯迅所直面的問題，國學的復興也是很難的。新文化人要剷除的社會積弊，也是馬一浮要克服的障礙。但他似乎沒有《新青年》那批人的銳氣，選擇中未必沒有困頓之苦。書信裡透露的心境和其梳理國故時的心境不太相同，回到古人的詞章裡的時候，比面對現實要愜意得多。
書院的不順，沒有影響其學識的進步，而詞章的表達日益精進。他的序跋與筆談，文字古雅從容，見識都在逆俗之境裡。而詩歌中憂患之思，顯得比先前更為濃烈。外敵入境，炮火聲中，杜甫式的悲慨流水般溢出。閱讀他留下的文字，能夠感到作為學者、詩人的馬一浮清若林中之溪，明如夜幕之星。他在無趣裡得到的有趣，也驅走了心頭的縷縷愁雲。
這是選擇的代價，他所付出的心血，比起謝無量、陳獨秀這些老友不差。與《新青年》那些作者比，他的挫折感，也同樣強烈。
6
馬一浮感動我的地方，除了儒學與佛學的造詣外，是他的文史修養裡的境界。從他與弟子的交流裡可以看到，晚清以來形成的史學觀與文藝觀，與他不在一個時空裡。而對於新文化人的盲點，有時也持保留的態度。對於中外審美意識的差異，他頗為清楚，而理解歷史，也非《新青年》諸人簡單的思路。
1948年與熊十力（前排右三）、葉左文（前排左三） 等攝於杭州復性書院，前排中間者為馬一浮。
就思想史而言，他覺得清代以來成就不大，唯顧炎武可駐足一觀。章實齋《文史通義》開了不好的先河，“六經皆史”的思想，便使理學蒙羞，誘導後人對文化的理解出現偏差。他覺得章太炎、胡適都是走章實齋的路子，把經學的恆定的價值顛覆了。至於梁啟超新史學中的理念，也是弱化了儒家的精神。到了顧頡剛那裡，疑古之思漫漶而不得要領，就沒什麼價值了。現代文人，喜歡談史，貶斥讀經。馬一浮認為，中國歷史有自身邏輯，以西學的方式描繪當有問題。“今世自名為史學者，每以亂世夷狄之俗妄測古事，淆亂是非，不唯厚誣古人，亦深為心術之害。如以周公佐武王伐殷，擬於侵略，謂周人待殷人至殘酷，周人為統治者，殷人則為被統治者，如此瞽說，不如不讀古書之為愈。”（《馬一浮集》第三冊，975頁）他所以抨擊新史學的思想，可能與自己的理學意識的濃烈有關，看得出在基本文化走向上，他是逆晚清學術潮流而行的一個人。
馬一浮談詩學的時候，平和之中見出雅趣，其語不遜於王國維諸人，見識也在常人之上。他對於詩歌的法度頗為關注，漢語詞章的內在性因由爛熟於心，故能言他人未言之理，於神悟裡敲開審美之門，微茫之間飛出妙諦。他閱讀古人，點滴心得亦有奇處，不以古人是非為是非：
後山學少陵，極有功夫，亦失之於瘦。其生處可學，澀處不可學。山谷才大，有時造語生硬，亦病於澀。東坡亦才大，但多率易，則近滑。從宋詩入者，易犯二病。少陵雖有率句，卻不滑；雖有拙句，卻不澀。義山麗而近澀，香山易而近滑。此亦不可不知。（《馬一浮集》第三冊，989頁）
先生對於古代詩歌的體悟，都來自內心的咀嚼，故行文裡多的是生命的溫度。對比王國維、顧隨的文章，馬一浮自有高處。或說與他們並駕齊驅也並非不對。他自己善寫舊詩，五言、七言均有佳句，詩經的韻味與唐詩之調款款而至，成為難得的詩人。
在西方學術長驅直入的時候，教育與審美都漸漸脫離舊軌，新學術層出不窮。在馬一浮看來，西學自有自己的長處，但西方人對於中華文明隔膜的地方殊多，也不能以他們的觀點簡單勾勒自己的歷史。他說黑格爾讚佩中國的喪禮，但卻無法深知《祭儀》這類典籍。伏爾泰欣賞《趙氏孤兒》，卻不知其在中土並非一流之作。在他看來，西方學者關於中國文化的研究有時停留在淺顯的結構上，同樣，我們要真正理解西方，也不能從“流”開始，而應注重的是“源”。他說：
西人所譯中國經典，或紕繆百出，或禮俗不堪。吾人如能自譯，庶幾此學可明於海外。顧此亦大難。中國學術固需通明，西洋文字尤貴暢達，能通希臘、拉丁文，則西文原字不敷用時，不防自鑄新詞。中國人能為拉丁文者有馬相伯，而年事過高。又於中國書閱讀太少，亦難著手。林語堂等英文雖好，而見解錯誤，但足以欺西人耳。（《馬一浮集》第三冊，1043頁）
可以說，在文化轉型的現代，馬一浮面對滾滾潮流，巋然不動於江心孤島，看風雲流散，帆影隱沒中，孤身回望遠祖遺緒，心繫儒、釋遺風。潑墨為文時，其語也誠誠，其意也深深。在國學日漸衰微之時，自成曲調，如幽林微火，給肅殺的時代以希望之光。如今閱讀他的遺文，更能夠感到在學術的層面，他的思想走在了許多人的前面。
近幾年國內許多學校開辦古典學專業，西方古典學與中國古典學並行，有些思路就是馬一浮思想的延伸。他提倡的學問，如今被許多人所認同。據說浙江大學已經成立了馬一浮研究院，那也是學術生長的必然。在面對傳統的時候，我們現在已經找不到這樣的人物了。
遙想胡適、魯迅、傅斯年、江紹原當年的國故研究，走的是逆傳統的路徑。他們多做社會學與民俗學的思考，或者引進考古學的思路，搜尋的是非正宗文化裡的因子，以彌補舊文明之不足。那些學人在旁門左道里亦有心得，填補了文化研究的空白。但馬一浮以為正音失之，旁門不通。需要的是雅音的建立。新文人的癲狂與詼諧之言，其實也是褻瀆假正經的文化流脈，要恢復的也是古人的真音。彼此道路不同，內心有交叉之處。我們過於看到彼此的對立，而不知“道通於一”的道理，也不能不說是認知上的偏差。我愛魯迅，但不拒絕馬一浮。互補的精神，才可能避免了獨斷主義。馬一浮的精神所具有的“糾錯”隱喻，今人其實已經看到了。
7
用一個不恰當的比喻來說，他在許多地方像似恪守經典的猶太人，內心有一個不變的經文。我的這種感受來自一次以色列之行。大約七年前，因事造訪了耶路撒冷。到哭牆下參觀的時候，天色已晚。朦朧的燈光下，帶著小帽的猶太教徒在那裡默默誦經，有的熱淚盈眶，不時見到目光虔誠的青年閉目沉思，好像在與遠去的靈魂的對白。這時候，我想起中國的儒學大師們，那些稍有一點原教旨意味的人，也是如此吧。馬一浮的形影也在那一瞬間出來。每個民族，都有為古代經典殉道的人，只是我們中國，現代以來少了許多。
馬一浮篆書“兼善堂”
大凡希望以古典學資源激活人類現代生活的人，多少是個烏托邦之人。傳教士是一種類型人物，書齋裡的一些學人也是這類人物。不過有人從雅正的方面出發為之，有的則從非正宗的路徑裡，壯大思想的道路。但其間不免流血、受難，或者遭遇難忍之苦。走在這條路上的人少，原因也可想而知。
恪守元典的人的可愛與悲壯是並行的時候居多。他們有時看對了目標，卻走錯了道路；或者顛簸在苦路之上。韓愈於平庸之世期冀儒家道統的再生，柳宗元在妥協裡也不忘古訓的吟哦。他們能夠於流放、受難裡保持心性的自然之態，實在是內心有著古代聖者的精神的召喚在。為之而不失儒者的本態，乃中國脊樑們的偉岸之處。
我有時候想，馬一浮一生隱居於世，不與他人為伍，抗戰時的那次出山，卻以失敗告終，那是一種宿命麼？李叔同先生說，失敗與不圓滿，才有自新的動力，以便更好地改過遷善。馬一浮不因挫折而氣餒，由此而更為精進，頗多遠思，眼光在雲霧之外，可謂定慧之人。但他的缺失，也帶了一些啟示，比如：為什麼儒學無法在今天覆興起來？
先生對於儒學的態度，與孔教的維護者不同，不肯用後世的詞語描述孔學，是看到思想的本源。但他沒有料到，每個時代的表述都有自己的特點，模仿古人，未必得到真純之意，反倒影響了傳播。與胡適、陳獨秀、魯迅比，精神未必沒有暗區在的。這從反面證明了中國文化為何與猶太文化不同。我們一直在失去過去的錯位中延伸自己的歷史。
胡適、陳獨秀、魯迅對於傳統的態度固然有偏激的地方，但他們在面對儒教時，與馬一浮的看法很近。只是不是回到孔子那裡去，而是走出儒家的語境，創造出一個新的天地。在面對傳統的時候，許多新學人的研究值得關注。比如魯迅以佛經語言與尼采詞章重塑漢語，對於華夏文明的表述亦有內力，發展了孔學的表達。徐梵澄的《孔學古微》，就在基督教、佛教、印度教和德國哲學的維度裡重新審視，就多了渾厚氣，儒家的美質也飄然而至。馬一浮的恪守家法，因與時代過於隔膜，不被青年接受，自然是一大損失。而五四新文化人在思想上的古今銜接、中外悉通，其要義他沒有看到。
每每想到此點，都不能不為之感嘆再三。不過，馬一浮的目光，往往落在時代之外，的確也映出時代的暗影。由於戰亂而衍生的思想意識，在他看來可能都偏離了心性的中道，滑落於深谷之中。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喜談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可能是那身上不變的儒者的氣質，恰是今人缺少的存在。學者劉夢溪在《馬一浮與國學》一書裡稱讚這位思想家，是一個“儒之聖者”。其一是有超越性的光澤，其二有“內在精神的淨化”。這兩點十分重要，可說談到了其精神的根本。
經歷了百年的風風雨雨，我們走了那麼多彎路，猛然回首，發現那個獨自隱去的學人，早已說出了生活的某些讖語。脫離時代語境的人，可能更切中時代病脈。如此說來，他也是先知先覺的思想者吧。
我後來才覺得，一味喧譁者，有時不知思想何為。默默獨行的人，卻有明辨歧途的眼光，雖然他也有滑入歧途的危險。國人曾經那麼鍾情於現代性的道路，而馬一浮的逆向而行的非現代性的沉思，卻擰痛了現代性生長過程中病態的神經。他活著的時候，人們聽不懂他，尚可原諒，因為黎明前裡的人們看不到己身。今天的我們，終於從其飄逝的影子裡看到那些失去的光澤。歷史的前行，不免要遺漏珍貴的東西，馬一浮就是那歷史的拾遺者。他在趨同的時代，敢於大膽立異，即如《楞嚴經》所云“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在理解他的時候，我將此語看成了其精神的一個註解。然而也深深知道，自己的諸多感慨，也未必不是一種空談，抵達他思想深處的，可能不太會是我們這一代人。
孫鬱，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魯迅與周作人》《張中行別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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