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初秋時節，“月是故鄉明——潘玉良藝術作品展”曾在南京“江蘇美術館”展出，潘玉良這位久違的著名女畫家，再一次走進公眾的視野中，這也讓許多美術愛好者們，在領略其繪畫藝術的同時，也瞭解了西畫藝術在中國的發展歷程。
在中國近現代美術史上，卓有成就的畫家可謂是數不勝數，但女性畫家則少之又少，而潘玉良就是為數不多的著名女性畫家之一，其藝術成就和歷史貢獻，還有待於學者們進行深入研究，但潘玉良是20世紀中國美術史上最重要的女性畫家之一，卻是不爭的事實。
初到法國留學的潘玉良
潘玉良是否屬於中國？這是一個很難確定的命題，因為她在中國確實是無法平靜的生活，無論是作為一個普通女子，還是作為一個傑出畫家，潘玉良的“青樓出身”永遠都會成為街談巷議的談資，並時常被人撕開“傷疤”，因此她只能遠遁異國他鄉，在藝術的海洋裡享受自由的人生，不但能夠得到做人的尊嚴，而且還能夠得到西方人的敬重。
潘玉良（1895—1977）原名陳秀清，江蘇揚州人，1895年6月14日出生於江蘇揚州府一個貧苦之家，自幼父母雙亡，成為孤兒而被舅舅收養，並隨舅舅姓氏改名為張玉良，張玉良在舅舅家生活了六年，儘管生活清苦而艱難，卻也出落成一個清純少女，但喪盡天良的舅舅卻因為嗜賭成性，竟不顧姐弟之間的手足之情，將年僅14歲的親外甥女賣到安徽蕪湖的一家青樓當了雛妓。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新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長柏文蔚與都督府秘書長陳獨秀委派潘贊化出任蕪湖海關監督，潘贊化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並在日本加入了由孫中山組織成立的興中會。
潘贊化初到蕪湖海關上任時，蕪湖當地政府及工商界人士為其接風洗塵，為了討好潘贊化，蕪湖工商會長特地挑選了江南女子張玉良獻上弦歌助興，張玉良是揚州人，儘管揚州地處蘇北，卻也頗具江南風韻，出生在揚州的張玉良在蕪湖這個地方自然是鶴立雞群，頗為引人注目。
潘贊化甚是同情張玉良的悽苦身世，於是將她從青樓中贖出，但卻苦於沒有合適的地方安置，在張玉良自己的懇求之下，潘贊化只好將其納為小妾，張玉良為了感謝潘贊化的搭救之恩，從此改隨夫姓。
潘贊化
潘贊化與潘玉良舉行結婚典禮時，陳獨秀曾為這對新婚夫婦擔任證婚人，陳獨秀與潘贊化的哥哥潘縉年是好友，如今又是潘贊化的頂頭上司，由陳獨秀擔任證婚人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陳獨秀在主編《新青年》時，曾多次邀請潘贊化為《新青年》撰稿。
潘贊化在蕪湖海關任職期間，曾將所徵收到的關稅寄往在上海的“中國同盟會”，從財力上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儘管此舉得到了孫中山的讚許，但卻因此得罪了袁世凱及北洋政府。
1913年7月，新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長倪嗣沖上任之後，即罷免了潘贊化所任蕪湖海關監督一職，倪嗣沖之父曾當過袁世凱的家庭教師，倪嗣沖也因此頗受袁世凱的青睞和信任，而潘贊化在北洋政府官場上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
潘贊化從蕪湖海關離職之後，攜潘玉良乘船去了上海，併為潘玉良購置了新居，還聘請了家庭教師，潘玉良天生聰慧，特別珍惜這樣的新生活，因此學習刻苦努力，學習成績也進步很快。
潘贊化、潘玉良夫婦在上海與畫家洪野為鄰居，洪野為安徽歙縣人，與潘贊化同為安徽老鄉，能在上海比鄰而居，卻也是一種緣分，因此彼此交往密切。
潘玉良有一次路過洪野家時，透過窗戶發現洪野正在作畫，喜歡繪畫的潘玉良就靜靜地駐足觀望，洪野發現潘玉良對繪畫感興趣，就徵得潘贊化的同意，收潘玉良為學生，免費教授其美術課程，當時洪野在“上海圖畫美術學校”教書，由此成為潘玉良繪畫上的啟蒙老師。
1918年，23歲的潘玉良在洪野的鼓勵之下，報考了“上海圖畫美術學校”，儘管潘玉良考試順利，但錄取過程卻也是一波三折，最終還是校長劉海粟愛惜人才，決定破格錄取潘玉良為新生，潘玉良師從王濟遠、朱屺瞻等人學習繪畫。
潘玉良（前排左一）與上海美專老師合影
1919年，“上海圖畫美術學校”開設了人體素描課，此舉轟動了上海灘，成為人們街談巷議的談資，潘玉良風景畫基礎不錯，但面對人體素描課，她也是內心忐忑和不知所措，在課堂上非常拘謹，因此只好躲在家裡，照著鏡子中自己的裸體練習人體素描和人體油畫。
當潘玉良將自己的繪畫作品作為畢業作品公開展示時，立即引起了轟動效應，同時也招來了褒貶不一的評價，這使她的平靜生活受到極大地衝擊和影響。
劉海粟力勸潘玉良去法國學畫，一個女性在國內學習西畫，需要面對世俗的嘲諷，一般人是很難承受的，潘玉良在徵得潘贊化的同意之後，開始補習法語，為赴法國留學做準備。
1921年，陳獨秀利用自己在教育界的影響力，為潘玉良爭取了一個赴法留學官費生名額，潘玉良從上海乘加拿大“皇后號”郵輪前往法國，先入法國里昂的“中法大學”補習法語，遂以優秀的素描成績考入“里昂國立美術學院”，師從德卡教授學習繪畫。
1923年，潘玉良又從里昂來到巴黎，考取了“巴黎國立美術學院”，師從達仰、西蒙等教授學習西方繪畫，達仰教授也曾是徐悲鴻的老師，在“巴黎國美”期間，潘玉良曾與徐悲鴻、邱代明等人為同時期同學，彼此都曾有過交集。
潘玉良（前排左三）在巴黎與朋友合影
1925年，潘玉良從“巴黎國立美術學院”畢業之後，又從巴黎來到文藝復興之地意大利，考入了“羅馬國立美術學院”，師從康洛·馬蒂教授學習繪畫，羅馬為世界藝術之都，以規模宏大的古代建築群和眾多的歷史遺存而著稱，而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珍藏更是隨處可見，潘玉良陶醉在文藝復興時期藝術的海洋裡。
1926年，潘玉良又開始在新的藝術領域裡探索，她考入了“羅馬國美”雕塑班，開始師從瓊斯教授學習雕刻藝術，這位來自古老東方的女性畫家，也開始逐漸小有名氣，每當意大利舉辦美術展時，潘玉良的繪畫作品都會被選中參展，這表明潘玉良的繪畫藝術已經日臻成熟，其獨特的東方視角和藝術風格，使她在眾多西方藝術家群體中脫穎而出，潘玉良的油畫作品《裸體》，就曾獲得意大利國際美術展覽會的三等獎並獲得了5000里拉獎金。
潘玉良在進行雕塑創作
1929年春天，潘玉良在“羅馬國立美術學院”畢業前夕，與正在歐洲遊歷的劉海粟不期而遇，師生異國意外重逢，劉海粟當即寫下聘書，邀請潘玉良回國出任“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西畫系主任兼繪畫研究室導師。
1929年秋，潘玉良結束了9年的歐洲留學生活回國，當郵輪抵達上海吳淞口碼頭時，早已等候多時的潘贊化急衝衝跨進船艙尋找潘玉良，夫妻二人久別後重逢。
潘玉良當年的老師王濟遠見到潘玉良從西方帶回的眾多繪畫作品時，決定為潘玉良舉辦一次個人畫展，在經過兩個多月精心準備之後，“中國第一個女西畫家畫展”在上海開幕了，展出的繪畫作品達200多件，震動了當時的中國畫壇，上海著名《申報》為此作了專題報道，劉海粟在歐洲聞訊之後，也專門從羅馬發來電報表示祝賀。
1930年，時任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主任徐悲鴻向潘玉良發出邀請，請其即赴南京出任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潘玉良與徐悲鴻同庚，既是江蘇同鄉，又是“巴黎國美”同學，只是比潘玉良早兩年回國。
潘玉良、徐悲鴻與中大藝術系師生合影
潘玉良由此經常往返於滬和寧之間，而徐悲鴻也是如此，因為徐悲鴻經常要去上海參加“南國社”的活動和講課，徐悲鴻當時還在“南國藝術學院”擔任繪畫科主任。
潘玉良還在上海加盟了“藝苑繪畫研究所”，這是一個非盈利性繪畫學術團體，由畫家王濟遠、江小鵬在上海創辦，兩位畫家將他們合作使用的畫室闢為活動場所，其宗旨是以增進藝術情趣，提高研究精神，發揚固有文化，培養專門人才為本，一切以藝術為生命。
當時“藝苑繪畫研究所”匯聚了一批上海灘西畫藝術追求者和研究者，大家在醇厚的學術空氣與和睦的藝術氛圍中自由探討，潘玉良是其中最為重要的骨幹畫家之一。
1931年，潘玉良開始專任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她積極協助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組織和創建“中國美術學會”，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全國各地繪畫社團風起雲湧，建立國家級美術團體已經迫在眉睫。
1932年，潘玉良在南京舉辦了第二次個人畫展，剛從歐洲遊歷歸來的劉海粟親臨畫展觀摩，他對比自己還年長一歲的學生作品，提出了比較中肯的評價，西畫功底堅實，繪畫技巧成熟，畫面意境深邃，但作品缺少獨特的個性。
報紙刊登潘玉良畫展報道
劉海粟的點撥，讓潘玉良深受震動，為了充實和豐富自己的藝術營養，潘玉良開始遊歷祖國的名山大川，從中汲取藝術營養，豐富自己的繪畫實踐，潘玉良這一時期的作品讓人耳目一新，受到中國畫界的普遍讚譽。
1936年，潘玉良在南京舉辦了她的第五次個人繪畫展，這也是她在國內舉辦的最後一次畫展，其中有《陳獨秀肖像》、《人力壯士》等作品，而《人力壯士》也贏得了最高榮譽，但別有用心之人，卻在畫旁貼了一張“妓女對嫖客的頌歌”的紙條，這給了潘玉良重重的一擊，已經結痂的傷疤，再一次被人無情地揭開，潘玉良對此完全不能釋懷。
而就在這時，潘贊化的原配夫人又向她發起挑戰和示威，“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大主小卑，千古常理，不要以為當了教授就可以與我平起平坐……。”面對社會和家庭的窘境，潘玉良沒有更好的選擇，只能再次選擇離開故土，只有在異國他鄉，她才活得有尊嚴，一顆追求藝術的心，才能自由地翱翔。
畫作《我之家庭》
1937年初，潘玉良再次乘加拿大“皇后號”郵輪前往法國，參加在巴黎舉辦的“萬國藝術博覽會”，並籌辦個人畫展，她依舊住在老朋友米斯太太的家中，以繪畫和雕塑為伴，只有在藝術創作中，潘玉良才是快樂的，她把自己滿意的作品都珍藏起來，只是出售一些平庸之作，以維持最基本的生活。
1938年初的一天，潘玉良正在畫展上欣賞展品時，從報童的叫賣聲中，得知南京淪陷的消息，潘玉良迫不及待地買下報紙閱讀，自此，潘玉良與潘贊化失去了聯繫，而自己的國家也正在被日本侵略者蹂躪，她深深地陷入了萬分痛苦之中，她知道自己再也回不了中國，讓潘玉良稍感欣慰的是，她在巴黎結識了小他3歲的王守義。
潘玉良性格耿直，又不善經營，很少賣畫，生活上一直比較拮据，王守義為她送去了麵包黃油，還為她購置畫室，舉辦繪畫沙龍，陪伴她到外景地寫生，並幫助她處理一些具體事務，實際上扮演了經紀人的角色，這讓她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繪畫之中，其作品中以自畫像居多，這也是潘玉良繪畫的特點之一。
潘玉良自畫像
1940年5月10日，德國對法國發動攻擊，德國法西斯的鐵蹄很快就橫掃了法國，潘玉良被迫棲居在巴黎的郊外，並創作了《屠殺》等系列繪畫作品，以揭露德國法西斯的野蠻和殘暴。
1950年，潘玉良在瑞士、意大利、希臘、比利時等四國舉辦巡迴畫展，歷時9個多月，畫展獲得成功並廣受好評，“比利時皇家藝術學院”還授予潘玉良一枚藝術聖誕獎章，而這一切費用都來自王守義的籌資，可以這樣說，潘玉良在西方畫壇聲名鵲起，與王守義的熱情相助是密不可分的。
左起：蘇雪林、潘玉良、方君璧
當潘玉良回到巴黎時，無意中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消息：“中共重用藝術家，徐悲鴻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劉海粟任華東藝術專科學校校長，他們的個人畫展由官方在北京和上海舉辦，盛況空前。”這則新聞深深地促動了潘玉良心中的鄉情，而潘贊化的來信，也向她介紹了新中國建設事業的蓬勃發展，並希望她早日回國。
但隨後的幾年，來自祖國的好消息卻越來也少，而潘贊化的來信也越來越簡潔，不久又傳來中共清洗知識分子的消息，劉海粟也被打成右派，更多的困惑匯聚在她的面前，而潘贊化的來信也在逐漸減少。
1958年8月，“中國畫家潘玉良夫人美術作品展覽會”在巴黎多爾賽畫廊開幕，展出了潘玉良多年來珍藏的作品，其中包括《張大千頭像》、《王守義塑像》、《礦工》、《中國女詩人》、《塞納河畔》、《浴後》等作品，並出版了畫冊，展品除了標註自藏的之外，幾乎被訂購一空。
潘玉良為王守義塑像
僅巴黎市政府就收藏了16件，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巴黎國立現代美術館收購了雕塑《張大千頭像》和水彩畫《浴後》，巴黎的許多報紙和藝術刊物也都爭相撰文評價而轟動一時，巴黎美術界非常認可這位來自東方的女畫家。
1959年，巴黎大學將“多爾利獎”頒給了潘玉良，這在巴黎大學獎勵史上還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巴黎市市長親自主持授獎儀式，當天晚上，潘玉良分別給潘贊化和劉海粟寫信，將這個好消息告訴他們，讓他們與之共同分享獲獎的喜悅。
右起：蘇雪林、方君璧、潘玉良
1964年1月27日，法國與中國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係，中國駐法國大使館還派員看望了潘玉良，潘玉良在與來訪者交談中得知，潘贊化早在1959年7月就在安慶病逝了，這個消息徹底擊碎了潘玉良的回國之夢。
1976年，“文革”宣告結束，中國關閉已久的大門漸漸被打開，國內有關方面也向潘玉良發出了邀請，潘玉良回國的願望終於可以實現了，但此時的潘玉良已經是年逾八旬的老嫗，並且病體纏身，她已經沒有精力再回到祖國看一看了。
晚年的潘玉良
1977年7月22日，潘玉良在法國巴黎病逝，王守義料理了潘玉良的後事，王守義還花重金在蒙巴納斯公墓買了一塊墓地，安葬這位孑然一身並客死異鄉的女畫家，王守義親自在大理石墓碑上書寫上漢字——“潘玉良藝術家之墓”。
為了防止潘玉良的遺作被損毀、遺失，王守義專門出巨資在“巴黎博物館”租賃了陳設間，並承擔了相關的保險、保管等費用，這一舉措使得潘玉良自藏的4000餘件藝術品得以保存完好。
1978年，王守義應邀回國參加國慶觀禮時，受到聶榮臻元帥的接見和設宴款待，當年他們曾乘同一艘郵輪赴法，當年曾在巴黎與王守義相識的一些朋友作陪，王守義還遵照潘玉良臨終前的遺囑，將潘玉良託付給他懷錶、項鍊及自畫像等遺物轉交給了潘贊化的後人。
王守義決定要葉落歸根，就在他辦理回國定居手續時，被查出患了惡性腫瘤，而且病情發展很快，在沒有留下任何遺囑的情況下，於1981年5月5日匆匆地離開了人間，其遺體被親朋好友安葬在潘玉良的墓旁，讓兩位“同是天涯淪落人”互相為伴，彼此長相廝守而不再寂寞，並繼續照顧在另一個世界的潘玉良。
潘玉良、王守義墓地
1983年，在“巴黎博物院”存放並保管的潘玉良藏品，被中國有關部門運回北京，由於當年人們對潘玉良其人繪畫所知甚少，其畫作僅被少數畫家收藏，大部分藏品都被運回安徽合肥，由“安徽博物院”收藏，其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因為安徽是潘贊化的故鄉吧。
“月是故鄉明——潘玉良藝術作品展”之所以選擇在南京展覽，完全是因為南京曾是潘玉良藝術人生一個重要的驛站，她不但曾在這所城市的國立中央大學任教，而且還在南京舉辦過四次個人畫展，這也算是潘玉良向這座城市彙報她的留學法國的藝術成果吧。
2018年是潘玉良逝世41週年，我們對其最好的紀念，就是能夠從潘玉良的作品中，一窺潘玉良繪畫作品的藝術風格和藝術風采，以及她在中國美術史中的地位和歷史貢獻，而不是獵奇潘玉良的“青樓”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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