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見滴滴司機性侵事件。回過頭看，我們為滴滴出行的便捷而交口稱讚的場景還在眼前；可不知不覺間，它似乎就成了威脅安全和生命的惡魔。這是怎麼了？
菜刀殺了人，菜刀有罪嗎？
1984年，美國環球電影製片公司起訴了索尼公司，原因是自打70年代起，索尼公司生產的錄像機在美國家庭快速普及，導致了大量電影作品的盜版侵權現象的出現。
錄像機的發明原本並非為了侵權，但是產品銷售出去後，索尼公司卻無法控制消費者是否拿它去做侵權的勾當。“技術中立性原則”，也稱“菜刀理論”由此誕生：技術好比是一把本來應該用作廚具菜刀，但有人拿它作為兇器殺了人，我們能判菜刀有罪嗎？
當年那個案子中，美國最高法院判定索尼公司無罪。於是，2016年1月，“快播”的老闆王欣試圖用“菜刀理論”給涉嫌傳播淫穢內容一案洗刷罪名。這個解釋當然沒有被接受。
2016年4月，魏則西去世，百度的競價排名掀起了滔天眾怒 。
2018年3月“劍橋分析”醜聞爆發後，公眾對臉書（Facebook）的認知從“怎麼能監管Facebook？”轉換成了“怎麼才能夠監管Facebook”。
2018年7月，一向以“不作惡”為己任的
谷歌（Google）因違背反壟斷法被歐盟開出天價罰單。 谷歌因為違背反壟斷法被開天價罰單 | Pexels
2018年5月，鄭州空姐空姐搭乘滴滴順風車遇害，而短短三個多月後的8月24日浙江樂清女孩趙某又發生同類案件。
滴滴回應空姐遇害案百萬賞金 | 微博@鳳凰網視頻
似乎不知不覺間，我們曾經為之興奮的、改變我們生活的科技巨頭們，突然變成了威脅安全甚至生命的惡魔。
科技公司們怎麼了？它們還是我們以為的、僅僅是生產出售“菜刀”的“科技公司”嗎？
科技公司還是出租車公司？
滴滴肯定不願承認自己是一家出租車公司。只做科技公司，省錢又省心。
專職開滴滴的司機都算是自由職業者，最低生活保障、社保醫保養老金、病假年假帶薪休假，統統沒有，這給公司省了多少錢。滴滴壓根沒有單獨管理司機的部門，管理成本也省了。
出租車公司為了確保司機的專業水平和服務水平，得時不時對司機進行業務培訓（確保不了是另一回事）。而滴滴不需要，滴滴靠的是算法。評分系統會自動篩掉不合格的司機：被乘客打了低分的司機，接不到下一單；接不到單，賺不到錢，司機自然會退出滴滴。滴滴提供的是一個市場，讓市場來懲罰不良行為者，優勝劣汰。
問題是，靠市場淘汰需要一個過程。在糟糕的司機沒被淘汰之前，總有一些乘客會中招。總不能用一句“誰讓這些乘客倒黴”來搪塞吧？
更關鍵的是，如果沒有滴滴，這些乘客壓根不會上陌生人的車。正是因為滴滴的背書，乘客才會信任素未謀面的陌生人。
出租車也是陌生人開的。我們會乘坐出租車，信任的不是出租車司機，而是司機所隸屬的組織，也就是出租車公司。從這個意義上說，滴滴起到了類似傳統出租車公司的作用。
另外，雖然司機開的車是自己的，單也是自己決定接不接，但是司機並沒有議價能力。滴滴的算法決定了司機每開一單能賺多少錢。高峰時段和惡劣天氣都會導致打車費飆升，這是滴滴決定的，並不是司機決定的。計價器和滴滴的計價算法，本質上是一樣的。
最後，滴滴的順風車業務主要利潤來自於對司機每單業務的抽成，5%～10%不等。從這個角度說，滴滴販賣的不是app，而是利用汽車將乘客從a地點帶到b地點的方式。
如果說這還不是出租車公司，實在有些說不過去。
共享經濟讓誰的生活更美好？
事實上，和滴滴同一模式的Uber已經在倫敦和歐洲被判定為出租車公司。
Uber當年進入倫敦，遭到了幾乎所有相關方的抗議。
出租車司機不用說了，就連開Uber的司機也自發成立工會，把Uber告上法庭。開Uber的司機和開滴滴的司機情況類似，什麼保障都沒有。
政策制定者認為，雖然打著共享經濟的招牌，許多司機都是為了開Uber特意買的車。如果沒有Uber，這撥人不會購買私家車。私家車數量的增加，無疑會加劇城市交通壓力和環境治理的壓力。
部分市民也抗議Uber的進入。Uber的補貼策略，導致原來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市民乘坐私家車。非必須的私家車使用率增高，加劇了公共基礎設施的損耗。本來能用十年的馬路（只是打比方，不是精確數字），撐八年就不行了。維修和養護費用，還得靠市民的稅金承擔。這不是浪費納稅人的錢嗎？
法律從業者認為，Uber在鑽法律的空子。乘客被司機騷擾，司機被乘客騷擾，Uber都覺得責任不在公司。這麼不負責任的說辭，法官並不買帳。
在倫敦法庭做出判定不久，歐盟也認定，Uber是出租車公司，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
這麼一看，貌似使用了新的科技產品，除了科技公司自己，誰的日子都沒好過。
科技“惡人”
做一家科技公司太輕鬆了，原來傳統公司要承擔的對僱員、對社會的責任，要麼轉嫁給個人，要麼轉嫁給社會。
在美國，硅谷精英取代了華爾街大佬，成為新一代誰都能上去罵兩句的“全民公敵”。
和Uber的處境類似，臉書也面臨質疑：臉書到底是科技公司，還是媒體公司？
扎克伯格在洩密門的聽證會上仍死咬臉書是科技公司，不是媒體公司。
臉書的COO桑德伯格認為，臉書僱傭的是工程師，沒有一個記者、一個編輯。臉書使用算法把某個人/機構發佈的信息推給其他人，因此是科技公司。
可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美國有一半以上的成年人
在臉書上看新聞，美國千禧一代獲取新聞的首要途徑是臉書。用戶在臉書上瀏覽信息的時候，會碰到廣告。據調查，平均每個用戶每天在臉書上看廣告的時間是50分鐘廣告。2016年，臉書這項業務賣出的廣告價值260億美元。
提供信息，在信息中間插廣告，還不是媒體？好事都讓臉書給佔了。
臉書不想當媒體公司的理由不難理解。做媒體公司太麻煩了，要確保信息的真實性，還要保證公正客觀。假新聞要負責，偏頗的報道要負責，總統大選期間俄羅斯散佈的謠言還要負責。
不對信息負責，不對公眾負責，不對社會負責，只對廣告商和投資人負責。然後，公司拿出漂亮的數字，實現快速增長。臉書成為大反派，並不冤。
MIT的布林約爾松（Erik Brynjolfsson）教授發現，美國社會的創新速度和生產率增長從沒像現在這樣快過。與此同時，中等勞動者的狀況卻越來越糟，美國中等家庭和中等勞動者的收入都低於1997年的水平。而且，就業率也在下降，幾乎可以說是暴跌。
科技在創造，也在破壞。
滴滴和臉書只是兩個代表。科技公司的慣用套路是規避責任、降低成本、迅速擴張、佔領市場，直到曝出重大丑聞，眾怒難平，再提整改。
只是，讓科技巨頭主動整改的成本太高了。
根據《南方週末》的統計，過去四年，媒體報道和有關部門處理過的滴滴司機性侵、性騷擾件，至少有50起。
50個案例中，有2起故意殺人案，有19起強姦案、9起強制猥褻案、5起行政處罰案件、15起未立案的性騷擾事件；53名被害人都是女性，涉及到50個司機，至少3人有過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前科。
與此同時，僅在2017年這一年，這家在400多個城市為4.5億用戶提供了出行服務的公司，融資95億美元。
對科技公司來說，用戶是數據，算法是規則，增長是目標。只要公司年報上的數字好看，就算完成了公司所謂的願景，就算是讓出行變得更美好了。
至於數字之外的現實，就讓活在現實中的人操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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