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通常是中國的返校日，而作為友鄰的日本也不例外。這個日子本是重返純真校園、和同學闊別重逢、與朋友分享假期趣事的時間節點，卻逃離不了一個“魔咒”——
9月1日開學日，也是每年日本18歲以下未成年人自殺率最高的一天。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援引日本政府數據稱，1972—2013年間，日本有超過1.8萬未成年的青少年選擇以自殺方式抱憾離開世界，而9月1日開學日前後更是“自殺潮”的高發期。
日本《讀賣新聞》援引“東京自殺綜合對策推進中心”的調查報告稱，中小學生自殺高峰從9月上旬移至8月下旬，可能與暑期長假結束、新舊學期交替等因素息息相關。
為什麼本該充滿歡笑和憧憬的“返校日”變成了“自殺日”？日本的教育體制到底出現了何種問題？在本系列文章中，筆者將對該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日本的藝術創作極為熱衷花上大量筆墨，描寫和表現主人公的內心活動、日常瑣碎甚至死亡，容易在三觀還未成型的青少年中形成刻板印象。日本的影視劇作品中自殺情節司空見慣：《半澤直樹》中堺雅人扮演的男主的父親因為工廠資金短缺、陷入絕境而選擇自殺，清水浩的電影《不生》用細緻的場面展現了集體自殺的現象。
在文學作品中，受到“物哀美學”的影響，作者往往習慣用冷峻清淡的語調描寫死亡過程，且遣詞造句充斥著壓力、頹廢的氣息與基調，深刻影響著日本未成年人對死亡的思考方式。
媒體在進行相關作品推薦時，為了銷量和曝光度，通常會將直指人心的“生與死”這個主題放大，甚至將其作為作品的賣點加以宣傳，還評選出與作品相關的“十大自殺聖地”供粉絲“打卡參觀”。在商業資本的裹挾之下，彷彿失去了“死亡”內容的創作就不是成功的作品一樣。
近年來，在日本青少年閱讀市場中佔據極高份額的文學作品通常都存在這個詬病——推理小說大師東野圭吾的《白夜行》中，男主角為了保全愛人選擇犧牲自我，被媒體冠以“純愛”的評價。
村上春樹的名作《挪威的森林》中主人公的朋友接二連三選擇自殺，並讓“死並非生的對立面，而是作為生的一部分永存”這句話在世界範圍內廣為流傳。
情愛大師渡邊淳一的《失樂園》中的結尾，男女主角選擇在婚外情之後雙雙殉情而亡，其中對自殺的描寫極為細膩、詳盡和直觀冷靜，讀罷容易讓青少年無比嚮往這種“新奇酷炫”的情感表達方式，進而付諸實踐。
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在著作《菊與刀》中揭示了日本人複雜的國民性，其中憐惜殘月、落花、晨露、夕陽等自然界中的“物哀”之景更是印刻於日本人的性格中。
同時，日本文化中特有的“武士道”精神刻意鼓吹“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讚揚“自殺殉國”的忠君文化，切腹自盡更是作為“輕生死”的傳統在戰爭年代廣為人知，並經過媒體報道的增加而不斷強化。
即使進入現代社會，日本媒體也習慣性從細節描寫生命無常，對自殺死亡的過程極盡美化，符合日本人一貫的命運虛無縹緲的審美偏好，卻也造成了青少年的跟風效仿。
當電視、網絡和手機上不斷播放和強調各類自殺事件，並對主人公自殺的心路歷程進行詳盡的剖析，對主人公命運進行全景式的梳理，甚至對其自殺的細節也真切還原，無疑會讓本就飽受校園霸凌之苦的未成年學生觸景傷情，想要了卻殘生。
此外，日本的動畫和動漫作品中也對自殺者持有崇拜讚賞的態度，讓不少未成年人在三觀還未牢固樹立時就過早形成了“死生亦大矣”的生命觀，缺乏正確且必要的死亡教育。
社交媒體對於日本青少年學生自殺也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日本文科省將處於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每年缺勤達到30天的情況定義為“不登校”，其大致代表學生主動選擇長期逃學。近年來，日本“不登校”的情況愈演愈烈，據日本文部科學省公佈的2018年度《問題行為/拒絕上學研究報告》顯示，日本每年缺課30天以上的小學生和初中生增加了6.1%，達13.3萬人。
為了聲援這部分厭學的群體，日本網民在網絡上發起“不上學並非不幸”、“你不必到學校赴死”等話題，力圖幫助該群體度過心情低落期。不幸的是，這反而導致校園霸凌從線下蔓延至網上，昔日裡只在校內發生的校園暴力衍生至社交媒體，部分受害者的裸照、黑歷史和聊天記錄被悉數曝光，甚至遭到“人肉”威脅，都加劇了未成年學生的輕生念頭。
開學日本該開心歡樂，充滿歡聲笑語和無限憧憬。無論是哪一個國家的孩子，如果當你們發現懼怕校園、畏懼開學，並出現悲觀厭世的情緒，請記住——生而為人，你不必抱歉。無論有多不堪回首的校園經歷，請一定重新振作起來，好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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