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善洲平時用來裝錢的布袋子。
每到酷暑時節，我都會去大亮山走一遭，逃離令人窒息的悶熱。鬱鬱蔥蔥的林海，潺潺而過的溪流，雨後遍地的山珍……恍惚間，我又看到了那個熟悉的身影——我的父親楊善洲。
由於父親常年不在身邊，每月領到的工資經常拿去救助困難群眾，大亮山幾乎成了我們全家人的“糧倉”，上山挖野菜餬口，採中藥賣了換錢。後來，由於亂砍濫伐，大亮山逐漸失去了生機。父親退休後，看著滿目瘡痍的大亮山，執意要上山種樹，我們全都極力反對。
“爸，你都60歲了，別折騰自己了，在家享享清福吧！”
“爸，以前你在保山工作，和咱媽不在一起生活，我們沒意見，現在退休了，理應多陪陪她吧？”
“爸，大亮山海拔2000多米，條件艱苦，你的身體本來就不好，能受得了嗎？”
無論我們姐妹三人怎麼勸說，父親還是用自己的退休金買了樹苗，帶著鐮刀、膠鞋、蓑衣、斗笠，就這麼上了山。留給我們的，是輕飄飄的“錢袋子”。
有一回，林場職工與父親閒談，有人問道：“老書記，您的存摺上有多少錢？”父親說：“我的存摺上只有兩塊錢。”另一人打趣地問道：“大塊還是小塊？”父親用手比劃著說道：“就是兩元錢。”事實上，瞭解父親的人都知道，他的話是真的。他不僅把自己的退休工資都花在植樹造林上，還見不得別人有困難。群眾有難處，他必定伸手拉一把，這樣當然不可能存下錢來。
記得我上中學時，父親每月的工資有60多元，按說手頭應該能有結餘，可他還是過著省吃儉用的日子。後來，我們才知道了原因。一次，父親下鄉調研途中看到一個農婦揹著孩子挖地，就問生產隊長為什麼不用牛來犁地，隊長回答說牛太貴了，實在買不起。回來後父親拿出400元，又讓辦公室其他幾個人湊了100多元，買了兩頭牛給那個生產隊送去。有時候，父親拿出自己的工資買肉給大家改善伙食，大夥看到碗裡的肉，知道是父親又掏腰包來關心他們，工作更加賣力了……這樣的情況有很多，當時我們覺得父親“不可理喻”，我們在家挖野菜填肚子，他卻拿錢去幫別人。
“天下有那麼多需要幫助的人，你能幫幾個？”二姐忍不住對父親發了火。
“你們真的要理解我，現在困難群眾那麼多，有的甚至連住的房子都沒有，更別說溫飽了，我只是給他們一點吃飯錢，讓他們能渡過難關，但是根本的還是要改善他們的生活啊。”父親答道。
二姐沒再說什麼，她也知道父親的苦衷，但是眼淚還是流了下來。她重重地關上了門，留下了門外父親孤單的身影。
開始辦林場的那幾年，困難很大，父親收入不多，他就帶領大家艱苦奮鬥，儘量少花錢多辦事：缺錢蓋房子，就花很少的錢蓋了40多間油毛氈房，一住就是8年多；沒有錢買農具，他們就地取材自己動手，辦公桌、板凳、床鋪都是自己動手做的；林場沒通電，父親就給每人買一盞馬燈供晚上照明。父親雖然是大亮山林場的義務承包人，但他並沒有從林場拿錢，在最初的幾年裡，林場給他的補貼是每月70元伙食費，後來反覆和他溝通，才調整到了100元。父親不僅不要錢，反而經常要貼錢，碰上林場經濟困難的時候，他就把自己的退休金拿出來給職工發工資。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父親意識到大亮山林場要發展壯大，必須順應市場經濟的大潮，改變傳統單一的經營方式，進行多種經營。於是，他們從廣東、福建等地引種龍眼樹苗，開闢了龍眼水果基地；根據林場高海拔地區常年雲遮霧罩的地形特點，建立了茶葉生產基地，還專門投資建了一個粗製茶葉加工廠。父親號召大家開拓新的生產經營領域，沒幾年時間，林場職工乃至周邊群眾的“錢袋子”全都鼓了起來。誰知後來遇到了鼠患、生物入侵等困難，父親沒有退縮，反而鼓勵大家不要洩氣，要振奮精神重新開始。在他的鼓舞下，林場職工沒有向困難低頭，而是因地制宜調整方案，最終讓林場重現生機。
2009年，82歲的父親把價值3億元的林場無償交給國家。2010年，父親將保山市委市政府頒發的20萬元特別貢獻獎中的一半作為助學基金捐給了保山市第一中學。我們早已摸透父親的脾氣，都很支持他。看著他坐在一群孩子中間，也像個孩子般開懷大笑，我們才明白，或許這個倔強的老人只有不停地付出不求回報，他才覺得生命有意義、有價值。
2010年10月10日，父親與世長辭。“我死後，不接禮、不待客、不浪費、不鋪張，悄悄地來，悄悄地走。”這是他臨終前對我們最後的囑託。
施甸縣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謠：“楊善洲，楊善洲，老牛拉車不回頭，當官一場手空空，退休又鑽山溝溝。”父親雖然一生清貧，卻給我們留下了無盡的精神財富。他的“錢袋子”雖然乾癟，卻裝滿了他對群眾的牽掛、對家人的思念。
當年破敗不堪的油毛氈房，如今已被包裹在鬱鬱蔥蔥的綠色林海里。耳畔迴響起2011年“感動中國”組委會為父親撰寫的頒獎詞：“綠了荒山，白了頭髮，他志在造福百姓；老驥伏櫪，意氣風發，他心向未來。清廉，自上任時起；奉獻，直到最後一天……”儘管父親的“錢袋子”常常空空如也，卻給百姓留下了滿滿幸福。（楊慧琴 作者系楊善洲三女兒，楊新華、胡東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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