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無問西東》，講了四個年代，四代青年的故事。
最感動大家的是第二段：一個特殊的時期，一個特殊的大學。
若要說100年來中國最牛的大學，確切的說，不是北大，也不是清華，而應該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窮大學”，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蹟，是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
西南聯大，這響噹噹的名字，代表的是一個時代—— 1937 到1946，跨越了8年抗戰。
它代表的也是三所名校——在抗戰爆發後，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南遷聯合辦學。
它代表的更是一系列響亮的師生名字，以及他們剛毅堅卓、愛國奉獻、追求知識的精神。
最窮的大學
西南聯大的教室非常簡陋，上面是鐵皮的屋頂，下雨天，教授講課，學生就聽不見了，有時候就說，咱們停課賞雨吧。
這還算好的，更多的房子，還只有茅草屋頂。
這樣的校舍，居然還是兩位建築大師設計的。
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來到昆明後，校長梅貽琦請他們為西南聯大設計校舍。但是，他們的第一個設計方案就被否了，因為學校拿不出這麼多經費。
兩人只好再做修改，將高樓改成矮樓，矮樓改成平房，改到第五稿，方案還是不能通過。
梁思成懊惱了，把方案當著梅校長的面往地上一摔：你到底要什麼樣的校舍？
梅校長平靜地告訴他：除了圖書資料室做磚瓦建築，部分教室用鐵皮做頂，其餘統統做茅草屋。
梁思成以為自己聽錯了：茅草屋？你跟我開什麼玩笑? 茅草屋農民都會建，幹嘛要我這個建築專家來設計？！
梅校長無奈地說：國難當頭, 用茅草來建大學是不得已而為之呀。我們能不能用茅草把校舍做得儘可能好看點，好用點？這還得靠你們支持……
粱、林設計的西南聯大校舍，唯一的瓦頂房是圖書館
每個班沒有固定教室，教室裡只有椅子沒有桌子，根本無法攤開書本寫字。宿舍陰暗潮溼，同樣沒有書桌，學校裡唯一可以上自習的地方就是圖書館。那時西南聯大有學生兩三千名，圖書館卻只能提供不到二百個座位。
走幸田在《我住在新校舍》裡回憶：
“聯大的廚房是世界上最髒的廚房之一，飯裡菜裡吃出蒼蠅、老鼠屎、跳蚤、臭蟲、甚至長串的頭髮，是很平常的事了。”
不光學校窮，教授和學生更窮。
梅貽琦職位在政府可與總理平級，但他不光賣掉了汽車，辭退了司機，還幾乎賣光了自己所有值錢的東西，就是為了組建學生服務社來承攬工程與項目，以賺取外快貼補教師們的困苦生活。到了1942年，家裡有時連青菜湯都喝不起了，只能用辣椒拌飯吃。
梅校長夫人韓詠華，教務長潘光旦的夫人、袁復禮教授的夫人，這些尊貴的夫人，為了維持生計，自己製做並上街叫賣“定勝糕”。
物理系教授吳大猷為給妻子治病，每天到菜市場撿剩下的牛骨頭為妻子熬湯。
聞一多每天上午在聯大授課，下午在中學兼課，晚上批改了學生作業後，半夜還得為別人刻圖章賣錢。
華羅庚一家六口，與聞一多一家八口合住在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廂房裡，因為擁擠不堪，華羅庚只好在西郊附近找了個牛圈，牛住下頭，他們一家人住牛上面——一個用來堆喂牛草料的棚子裡。
有次朱自清上街，被乞丐追著乞討，朱自清被糾纏得無可奈何，說了一句：“別跟我要錢，我是教授。”乞丐聽到這句話，扭頭便走。連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不少學生從淪陷區兩手空空跑到昆明，失去了家庭支持，幾乎一貧如洗，只靠學校發放的一二十元補助金維生。
有個同學在日記中記錄了他的窘境：“學校快開學，紙筆都成問題……”
大家慢慢意識到貧窮的日子將會持續下去。於是學生當掉冬衣購買秋天新學期的參考書，天氣變冷時又把書當掉，把冬衣換回來。
雖然生活清苦，聯大師生們卻剛毅堅卓。
為躲避日機轟炸，教授們住得很分散。有的每天要步行幾十里路來上課，但從不遲到。
錢穆為了寫《國史大綱》，住在偏遠的寺廟裡，需要每週四一早坐火車去昆明，才能趕上晚七時的課。到課堂時，發現很多校外旁聽生，“爭坐滿室”，錢穆不得不爬上學生的課桌“踏桌而過，始得上講臺”。
孔祥熙曾撥十萬大洋給西南聯大建澡堂和改善伙食，聯大師生全體投票，一致同意將這筆錢捐給昆明人民，以報收留之恩。
抗戰時期，教育部曾規定大學裡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發給一筆“特別辦公費”，但在西南聯大，各院系負責人就不願拿這筆錢，並上書校方：“抗戰以來，從事教育者無不艱苦備嚐——十儒九丐，薪水尤低於輿臺——故雖啼飢號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
西南聯大校訓是“剛毅堅卓”。
“剛毅”見於《禮記·儒行》：“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堅卓”源於成語“艱苦卓絕”，是精神修養的一種境界。
強敵入侵、民族危亡之時，“剛毅堅卓”的是特定的時代精神與普遍的大學精神兩者的結晶。
最牛的教授
西南聯大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陳岱孫、林徽因、金嶽霖、吳有訓
僅僅是一小部分西南聯大的教授名單，已然光輝璀璨。
陳寅恪：國學大師，最早提出“敦煌學”的概念。
朱自清：現代散文家、詩人、教授。
錢 穆：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
羅常培：語言學家、語言教育家。
袁復禮：從事教育學、生物學、考古學和地質學研究，是我國地貌和第四紀地質學的創始人。
馮友蘭：哲學大家。
陳省身：20世紀偉大的幾何學家，國際上享有“微分幾何之父”的美譽。
王竹溪：物理學家，取得多項重要成果。
饒毓泰：物理學家、教育家，我國近代物理學奠基人之一。
華羅庚：數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吳大猷：國際知名物理學家。
黃子卿：化學家，專於物理化學，精測水的三相點數據被確定為國際實用溫標的基本參考數據之一。
葉企孫：物理學家、教育學家。
吳有訓：物理學家，中國開展近代物理學實驗研究的先驅者之一。
趙九章：氣象學家、物理學家。曾獲“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顧毓秀：文理兼通，學貫中西，他既是國際電機界大家，還集教育家、文學家、戲劇家、詩人、音樂家和講學家於一身，在世界享有盛譽。
孫雲鑄：古生物學家、地質學家。中國古生物學、地層學的奠基人之一。
沈從文：文學家、歷史學家。
周培源：著名力學家、理論物理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我國近代力學事業的奠基人之一。
梁思成：中國近現代著名建築歷史學家，建築教育家和建築師，中國建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中國古建築研究的先驅者之一，中國古建築和文物保護工作的倡導者之一。
金嶽霖：中國現代哲學家、邏輯學家，傑出的教育家，為中國第一批院士。
王 力：著名語言學家，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奠基人之一。
陳岱孫：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
聞一多：著名詩人、學者、愛國民主戰士。
錢鍾書：博學多能，學貫中西的文學家、作家。因其多方面的成就，被譽為文化崑崙。
費孝通：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
吳 晗：著名歷史學家。
朱光潛：美學家，我國現代美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也是第一個在中國廣泛介紹西方美學的人。
何兆武在回憶錄《上學記》裡，記敘了他在西南聯大上學期間，對一些教授的印象，頗有趣味。
聞一多：
先生早年追求純粹的美，後來成為民主鬥士，旁人看來似乎有非常巨大而徹底的思想轉變，但我以為那不過是一些表面的變化。在這一點上，我同意Robert Winter先生（聞先生多年的好友）的話，“他（聞一多）就是一包熱情。”接著又搖搖頭，“不過搞政治可不能單憑一包熱情啊。”言下似有惋惜之意。
聞一多
歷史系主任雷海宗：
我上過他三年的專業必修課。在我的印象中，雷先生不但非常博學，而且記憶力非常了不起，上課沒有底稿，也從來沒有帶過任何一個紙片，可是一提起歷史上的某某人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或某件事發生在哪一年，他全都是脫口而出，簡直是神奇。或許正因為雷先生有這個天賦條件，所以他在看待歷史問題時並不執著於某個偏僻的小題目，而是放眼世界，注重宏觀歷史理論的研究，這是很難做到的，而在當時考據盛行的氣氛下尤其難得。
沈從文：
沈先生講課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覺得他真是一位文學家，不像我們說話東一句西一句的連不上，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非常有邏輯性，如果把他的課記錄下來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沈先生非常推崇《金瓶梅》，我現在印象還很深刻。
化學系主任曾昭掄：
他是曾國藩的後人，曾先生這個人非常有個性，藍布大褂總是破破爛爛，趿拉著兩隻布鞋，不刮鬍子，頭髮也挺亂。我聽過一個關於他的小故事挺有意思。朱家驊做中央大學校長的時候有一次召集各系主任開會，曾昭掄來了，朱家驊不認得，問他是哪一系的。曾昭掄答是化學系的。朱家驊看他破破爛爛，就說：“去把你們系主任找來開會。”曾昭掄沒有答話，扭頭走了出來，回宿舍後，捲起鋪蓋就離開了。隨後就在北大化學系做系主任。
校長梅貽琦：
那時候日本飛機經常來轟炸，我們天天跑警報，而且有一種緊急警報，告訴大家，飛機馬上要臨頭了，大家不要再跑了，趕快找個地方隱蔽起來。昆明不像重慶，重慶是山城，一拉警報大家就鑽山洞，昆明沒有山洞，所以一拉警報大家就往郊外跑。我們二十來歲的年輕人，十分鐘就能翻過兩個山頭，躲在山溝裡就足夠安全了。老師們則不然，年紀較大，一二十年的習慣本是在書齋裡靜坐，翻山越嶺則非其所長。
大凡在危急的情況下，很能看出一個人的修養。比如梅校長，那時候五十好幾了，可是極有紳士風度，平時總穿得很整齊，永遠拿一把張伯倫式的彎把雨傘，走起路來非常穩重，甚至於跑警報的時候，周圍人群亂哄哄，他還是不失儀容，安步當車慢慢地走，同時疏導學生。可是吳晗不這樣，有一次拉緊急警報，我看見他連滾帶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驚惶失措的樣子，面色都變了，讓我覺得太有失一個學者的氣度。
西南聯大遭日機轟炸
最好的學生
8年時間，西南聯大雖然只有4000名畢業生，卻走出了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4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174位兩院院士（師生一起），及100多位人文大師，為中國和世界的發展進步做出了傑出貢獻。
李政道中學畢業遇上日軍入侵，經歷九死一生，才從淪陷區逃到雲南，進入西南聯大物理系，師從吳大猷。1957年，他和聯大同學楊振寧一起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同為物理系的鄧稼先，後來成為“兩彈一星”元勳。
“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在徵兵口號的激勵下，大後方校園裡的學子們紛紛投筆從戎，保衛家國。僅西南聯大就有800多人從軍，其中包括校長梅貽琦的兒子梅祖彥，教務長張奚若的侄子。
這些學生在民族危亡之際，捨棄安寧的校園，投身於火熱的抗日戰場，許多人甚至犧牲了年輕的生命。他們的姓名，大多刻在位於今日雲南師範大學呈貢校區內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的背面，總計834人，後亦有人稱之為西南聯大“八百壯士”。
“抗戰條件那麼苦，為何西南聯大八年培養的人才，超過了戰前北大、清華、南開30年人才的總和？”
沈從文的答案是：自由。
搞出胰島素的鄒承魯院士，曾是聯大學生，他說，西南聯大的成就源於其濃厚的學術民主、學術自由風氣。
聯大學生汪曾祺回憶說：“老師講課絕對自由，講什麼、怎麼講，全由自己掌握。”
正因自由，教授們極重創新，“都以開創性見解為榮，以照本宣科為恥。”
師生之間，也是平等交流，自由探討，教學相長。學生考試，不必完全按照教師講義來答卷，意見即使和老師不同，只要能說出有力的根據，也可以拿到高分。
曾經有個同學，因為不同意講課教授的觀點，寧可放棄學分。教授居然批准該生可以不聽課，還說學期結束時交一份合格的課程論文就行。後來，這位同學交了篇論文，是反對老師觀點的，因為寫得好，竟也得到教授的高分。
但自由，並不意味著散漫，與之對應的是考試製度的嚴格。
中科院院士潘際鑾回憶到：
西南聯大教學要求很嚴格，除了教師上課講到的內容，學生必須有很強的自學能力。以我所在的學科為例，當時除了需要弄懂物理課上所學的內容之外，還得把美國物理、中國物理教材共十幾本一起拿過來自學，分析研究各種教材中不同的觀點和內容，歸納總結，把這個領域搞得融會貫通，這就養成了認真治學的精神。
考試題目也很靈活，考學生掌握知識的真正能力和水平。在我的印象中，當時數學、物理不及格的學生每年有三分之一。
聯大學生張鳳鳴回憶說：
“1941年我入學時，班裡有40多名同學，畢業時僅有20多人。每學期應修學分中，三分之一不及格就要留級，一半不及格就要退學。”
這樣的戰亂年代，這樣的艱苦生活，西南聯大的學生們，回憶起當年的感受，用到最多的一個詞卻是——幸福。
何兆武在《上學記》裡提到：
我一直都這樣認為，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本身就是目的，不能太功利。……在我看來，讀書最大的樂趣在於自己精神上的滿足，這比什麼都重要，而不在於是不是得到一種世俗的榮譽。
幸福最重要的就在於對未來的美好的希望，一是你覺得整個社會、整個世界會越來越美好，一是你覺得自己的未來會越來越美好。
這兩個條件在我上學的時候恰好同時都有，當時只是戰爭年代，但正因為打仗，所以好像直覺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認為，戰爭一定會勝利，勝利以後一定會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過上非常美好的生活。
人總是靠著希望生活的，這兩個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時候雖然物質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覺得非常的幸福。
那是一所最窮的大學，卻又是一所最富的大學，因為有追求。
那是一個最壞的時代，卻又是一個最好的時代，因為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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