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1957，浩浩蕩蕩拆除北京老城牆紀實》
作者孔慶普於1950年代開始主持北京城牆、城樓的拆除工作，前後歷時20年，見證了老北京城的消亡，也記錄下了古老城牆、城樓、橋樑的建築結構。
如今，八十六歲高齡的孔老，將從未面世的第一手資料整理出版，揭秘老京城的變遷，還原古建築的風貌。更重要的是，書中指出拆除指令到底來自何人。
梁思成要把北京城牆變成一個環城立體公園：“城牆上面，平均寬度約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夏季黃昏，可供數十萬人納涼遊息。
還有城樓角樓等可以闢為閱覽室、茶點鋪。這樣的環城立體公園，是世界獨一無二的……”可惜浪漫夢想被1957粉碎了。
1957年正式提出《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初步方案》前後，關於城牆曾有過多次討論。
梁思成曾經說過：“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樓，就像割掉我的一塊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牆，就像割掉我的一層皮！”那一年，文化部曾“叫停”過拆除城牆的行動。
但是很快，反對拆除城牆的聲音就消失了。到1958年底，北京外城的城牆和城樓，基本上都拆完了。
特殊的“告別”儀式 一直到上世紀50年代，人們進出北京，依然要通過16座高大厚重的城門。
八十多歲的北京市民張先得，至今仍念念不忘小時候隨父親出城採蘑菇的情景：他從高大的城樓下穿過，仰視著已滿是鏽跡的鐵皮城門，孩子們每日在城牆上玩鬧，一棵棵碗口粗的酸棗樹從牆縫裡鑽出來，雨燕在城樓裡歡飛，城樓頂上長滿荒草……
這個建於1553年、由16座城樓和近40公里城牆圍繞出凸字形的老城輪廓，已經成為遙遠記憶中淡漠的景色。
北京的城門，今天僅存“一對半”，“一對”是正陽門城樓和箭樓，“半”是德勝門箭樓；角樓只留下內城東南角的箭樓；而城牆，只剩下不足400米。
崇文門後面那段殘存的城牆，現在是“北京城牆遺址公園”，有關部門從民間徵集了城牆舊磚，重新砌在夯土上。
1957年的夏天，張先得經歷了一場特殊的“告別”儀式。
他揹著一個巨大的畫夾，每日穿梭於北京酷熱的街道之間。
有一天，他坐在東便門外的土坡上，注視著50多米外的東便門角樓，用手裡的畫筆仔細地描摹著它們的樣子。
那些凝聚著他年少記憶的城牆和城樓，不再是熟悉的樣貌。
角樓的半壁已被推倒，窗欞懸在斷壁殘垣的城牆上，旁邊還騰起陣陣濃煙。那是拆牆的工人在燒火做飯。
這個酷愛畫畫的年輕人，在北京電影廠美術系當一名“畫匠”。1957年4月，一個消息在北影廠裡蔓延：城牆保不住了。
而當時張先得和他的同事們，對這個消息反應並不強烈。他覺得，拆除城牆是早晚的事，只是拆多拆少，並沒什麼意外，因為“是中央早就定了的”。
他回憶說，那一年年中，“反右”開始，電影廠已經不怎麼接拍片子了，所以他才有時間跑到城樓底下去寫生。
張先得根本沒想到，這些習作成了北京城牆並不完整的“遺照”——寫生還沒畫完，城牆已經拆光了。
那個夏天，第一次看到城牆古老的磚瓦砸碎在地上的時候，張先得的心情和當時北京的大多數老百姓一樣，平靜中帶有一絲惋惜：終於還是拆了。
城樓先修後拆
和張先得年紀相仿的孔慶普，賣力地指揮著拆除城牆的工人們。
這個高瘦的小夥子，當時在北京市建設局養路工程事務所下面任綜合技術工程隊大隊長。
那幾年他最主要的工作有兩個：先是修城樓，後是拆城樓。
1950年，在北大讀了兩年建築專業的孔慶普因為家境貧寒而輟學，他在一所中專讀了兩年書，被分配到了當時的北京市建設局。
孔慶普領到的第一個工作是：調查城門。據說，這是人民代表的提議。走路，或者坐著有軌電車，他把城樓、箭樓、城牆角樓都查了個遍。
在當年的調查報告裡，他寫道，北京的城樓，損壞比較嚴重的是東直門、西便門還有安定門。
他把情況彙報到市裡，市裡又報給中央，他回憶說，當時周總理批了，給北京市撥款修繕城門城樓。
於是，孔慶普就帶著建設局原有的100多個工匠，又從私人營造社裡招募了300多人，開始修城樓。
1951年，一共修了6座城樓：東直門城樓、安定門城樓和箭樓、阜成門城樓、東便門的城樓和箭樓……
到1952年，中央的修繕專款裡還有餘錢，他們就報了“1952年修繕計劃”，結果沒批，“說不讓再修了”。
這之後，風向陡轉。
那一年5月，北京市開始醞釀拆除牌樓，這個問題是公銨局交通管理處首先提出的。
他們認為，大街上的牌樓附近交通事故頻繁，牌樓太多、城門太多，是導致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
“西洋派”的城牆保衛戰
對古都情有獨鍾的建築專家梁思成，曾經有個浪漫的設想。
他要把北京的39.75公里城牆變成一個環城立體公園：“城牆上面，平均寬度約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薔薇一類的灌木，再安放些圓椅。
夏季黃昏，可供數十萬人的納涼遊息。秋高氣爽的時節，登高遠眺，俯視全城……還有城樓角樓等可以闢為陳列館、閱覽室、茶點鋪。
這樣一帶環城的文娛圈，環城的立體公園，是世界獨一無二的……”
1949年12月，北京市政府曾開會討論規劃問題，蘇聯市政建設專家巴蘭尼克夫提交的規劃方案，總體思路是以天銨門為中心，建設首都行政中心。
梁思成則堅決反對。次年2月，他和留英回來的城市規劃專家陳佔祥一起提交建議，提出在舊城外的西側另闢新區，建設新中國的政治心臟，用一條便捷的東西幹道連接新舊二城，像扁擔一樣擔起中國的政治中心和城市博物館。
但是這個方案並不被看好，人們認為，建一座新城比舊城改造花費太多，不值。
與此同時，孔慶普得到上面的命令，準備“拆城門”、“開豁口”。
按照當時的規定，首都古建的維護和拆除，每次制定的方案，都要由市政府委託建設局，通過都市計劃委員會的組委會召開座談會來探討，通過了才能執行。
時任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的梁思成，基本不同意任何拆改城牆城門的項目。“他一開會就強調說，中央機關就不應該在老城裡。結果每次都是不歡而散。”孔慶普說。
到了1953年，北京市建設局在動物園東面一幢小樓裡搞了個“策劃小組”，直接受市委領導，專門組織召開座談會，探討城建方案。梁思成被繞了過去。
1957年，“反右”開始了。
梁思成當時還擔任北京市副市長，他還想為保衛北京城牆一搏。
北京解放前夕，一位共產黨人秘密找到梁思成，讓他把北京的重要文物在地圖上標出來。
那張北平軍事地圖變成了《北平重點文物圖》。北京舊城，在攻城的炮彈尚未發射時就得到了關懷，現在難道卻保不住了？梁思成想不明白。
1957年正式提出《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初步方案》前後，關於城牆曾有過多次討論。
梁思成曾經說過：“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樓，就像割掉我的一塊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牆，就像割掉我的一層皮！”那一年，文化部曾“叫停”過拆除城牆的行動。
全國人大代表俞平伯也說過，北京最大的建築物是城牆，要不要拆應當從全國範圍鄭重考慮。但是很快，反對的聲音就消失了。
在孔慶普的記憶裡，某一天，北京市某位領導發了話：“拆除城牆是中央的決定，誰要是再反對拆城牆，就開除他的黨籍！”
於是，建設局的一些老同志開始偷偷地管梁思成、陳佔祥他們叫“西洋派”。
緊接著，對梁思成的批判開始了。不久，陳佔祥被打成右派，而梁思成因彭真保護而倖免。
浩浩蕩蕩的“拆城大軍”
1957年，孔慶普他們一共拆了三個門：朝陽門、東直門和阜成門。
拆除東直門的時候，孔慶普站在城門樓子底下，心裡想，太可惜了。
東直門本來是1954年就決定要拆了。中央要在東直門外搞交通樞紐工程，101國道、機場路、酒仙橋工業區道路都要在這裡匯合，所以市政府準備搞一個環城站，城樓顯得有些礙事。
1951年，孔慶普曾經翻修過東直門，他清楚地記得，沒修的時候，防空部隊住在城門裡頭，還得打著帳篷睡覺，因為屋頂漏雨。
修完之後，解放軍把城樓維護得很好，以至於到了城樓真要拆的時候，老百姓的意見挺大。
那時候人民群眾提意見都是通過給《北京日報》寫信，還有市民找到市委市政府的人民來訪接待室說這事。
市政府就讓建設局做解釋，建設局在《北京日報》上發了一篇文章，說拆城牆城樓是中央決定的。
東直門城樓，在十幾天裡被夷為平地。
城樓上面的兩層梁都是用楠木做的，外圍用的是紅松木。工人從頂上開始拆，“我們怕揚灰太多，琉璃瓦揭開以後，就提水澆在屋頂的‘泥被’上。”
8根完好無損的楠木柱子，都被卸了下來。東直門城樓的柱石基座底下，還挖出了些銀元寶。
城門樓上的琉璃瓦，孔慶普他們也都給保留了下來，後來給了故宮博物院。
大隊留了4根楠木柱子，其他的都交給了北京市財政局。
孔慶普他們把楠木打成鏡框，裡面嵌了毛主席像，大隊裡每人發一個擺在家中。現在，這個“城門樓子的衍生品”還掛在孔慶普的屋子裡。
拆除其餘兩個城樓的情況也大致相同，當時，外城的城牆已不用孔慶普他們動手，響應號召，北京市民已經組成了一支浩浩蕩蕩的“拆城大軍”。
捐獻出四十多萬塊舊城磚
原本，城牆和城樓都是由孔慶普他們這個專業隊伍來拆的，從龍潭湖往南200米長的那段城牆開始，情況發生了變化。
1956年，東城區房管局給北京市政府打了一個報告，申請用一些城牆磚蓋房子。
市政府就讓建設局給他們“選地方”。最後確定了龍潭湖向南200米長的城牆，由東城區房管局負責拆除。
讓東城房管局大為失望的是，這部分外城的城牆已經破損得沒有幾塊整磚了，於是拆了一半，就扔在那兒。
其他區房管部門就有人過來繼續拆剩下的牆磚，當然是沒有任何報批手續的，後來被北京市房管局給制止了。
晚上，大批的市民也來了，還找來了不少當時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民。
雖然北京市政府馬上就下令禁止他們拆城牆，不過又同時做出了另外一個決定：城牆以後都歸各區政府管，他們組織人拆，孔慶普他們只負責拆城樓和箭樓。
到1958年底，北京外城的城牆和城樓，基本上都拆完了。孔慶普說，真正將內城也全部拆完，是在60年代末。
1966年，中央計劃在北京修環城地鐵，最方便的做法就是利用內城城牆的地基來修。
孔慶普他們馬上接到了規劃任務書，當時的計劃是，除了西直門和安定門以外，內城的城樓和城牆全拆掉。
周恩來又特別指示，正陽門和古觀象臺不能拆。
但是，還沒動工，“文革”就開始了。建設局的領導基本都成了“當權派”，孔慶普成了“臭老九”。結果西直門和安定門後來被紅衛兵們三兩下給拆了，內城的城牆也被老百姓基本拆完。
崇文門後面那段現在已經成為“遺址公園”的斷牆，東半截正好挨著北京火車站，鐵路部門的家屬宿舍，都是倚著這面牆蓋的；西邊的一截，當時是建設局材料庫、電業局路燈隊的辦公室。
地鐵在北京站拐了彎，這段城牆不礙事，加上依牆而建的那些房子做了“掩護”，這段牆留了下來，隱藏在層層疊疊的房子後面。
到了1996年，當那些依牆而建的房子終於被推倒，這段城牆露了出來。
很多過去居住在城牆邊上的老居民，把家裡收存的舊城磚獻出來，用做“城牆遺址公園”的修繕，總共有40多萬塊。
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僅見證，而且親身參與了當年綿延十多年的“拆除城牆行動”。
一位捐贈者說：“就像是小時候不懂事，輕易撕毀了一張價值連城的‘龍票’，時間越長，越讓人覺得懊惱。”
今天路過那段老城牆，你會看到，有人在草坪上休息，戀人在城牆腳下私語，成群的學生，圍坐在城牆的影子裡，唱著流行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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