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中國畫論研究》
王世襄的治學有一個可貴處，就是清晰地釐清傳統書畫研究與工藝研究的不同。他的著作中從不隨意混淆兩者。他早年撰寫《中國畫論研究》，全書稿上起先秦，下至清代，徵引眾多畫論著作，洋洋七十餘萬言，文字總量超過《明式傢俱研究》、《髹飾錄解說》。但是，在他後來的這些工藝理論著作中，人們看不到任何附會畫論的片言隻語。要知道，他如想引用畫論，易如反掌，多少語言資料可供遣用，豐富萬端的說法憑其發揮。
王世襄
某些人認為，中國畫畫的是一部心靈史，是一種具有內在生命邏輯的特別的歷史，背後有深厚的哲學、宗教。傳統畫家們沒有描寫、探究物質世界的興趣，畫中山非山、水非水、花非花。他們推崇諸如精神建構、人生理念、境界高標等等說辭。而老派的中國藝術史研究，熱衷於畫家的立志於道、近道悟道、澄懷觀道、修身養性的研討。中國畫對主觀感受的追求，一方面，讓藝術達到了一種別樣的境界。但是“氣韻生動”“神妙能逸”之類的概念、術語， 模糊空泛，沒有客觀、統一標準，充滿了隨意性、不確定性、暗示性，虛無縹緲。藝術史評論中的大量的辭藻，放在荊關董巨身上可以，放在元四家也行，放在明四家亦然，清代四王吳惲也非為不可。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往往使用玄妙深奧的 “道”、“氣”、“神” “象”等概念，它們沒有公認的、精確的界定，無邊無際。實際使用表述中，怎麼說都可以。它們缺少一件件作品的分析和闡發，更無技術層面的關注，基本是籠而統之的精神上的宏論，其文字大致放在各個場合均可使用，看起來百分百沒什麼錯，但因為沒有新的信息，又百分百的沒有價值。這種在任何地方都適用的老生常談大道理，萬應靈藥式的學術套話，一般是高大、空泛的詞語排比，放在哪裡都沒錯，但對任何問題的探討都不著邊際，本質是一套沒有點滴文化信息的“拜年話”。
王世襄：《髹飾錄解說》
實際上，歷史上的大而不當的玄虛和附庸風雅就讓王世襄的研究深受其害。他說過，《髹飾錄》“最顯著的缺點是黃成原文采用了一種比喻方法，甚至影射附會的方法，以致隱晦難懂。”“他想借此誇耀學識淵博，文筆典雅的意圖，我們認為是存在的。由此他開宗明義地指出髹飾之中包含著與天地造化同功，四時五行想通的大道理。在這種主導思想的支配下，與漆工並無直接關係的種種自然物象被當作標題使用，經、史、諸子中的詞句也被引用，這樣一來，距離漆工的實質問題卻越來越遠。在外因方面，明代社會嚴重存在著重士輕工的風氣，許多人重視讀書致仕，看不起勞動生產。一本漆工專著如用通俗的語言寫成，會被認為不過是工匠的手冊，得不到重視。”(王世襄：《髹飾錄解說》，第9頁。)
王先生研究中有切膚之痛，他也清楚傳統的士人文化與匠人文化界域之隔。他的著作中，沒有傳統經典的比附和引申，沒有畫論詩論中虛無縹緲的意象和華麗的辭藻，只有客觀平實的解析，一板一眼，規範清楚。
行文至此，筆者長久的疑問可能有解，王先生二十多歲寫成的《中國畫論研究》書稿，為何以後常年未再修改，更無出版打算。雖然後來他在此書“出版說明”談道，“其主要緣由蓋因57年劃為"右派"，著書出版已無可能。”其實這不足說明問題，因為王世襄一直在研究課題，1958年還自費印製了《髹飾錄解說》，也積極準備《明式傢俱研究》的出版。這裡的關鍵問題應該是他經歷了五十多年的營造學社式的學術研究，客觀的、實證的治學觀念和方法成為他的學術規範。傳統的畫論研究，乃至已有的成果，他都採取迴避的態度。作於 1996年之《大樹圖歌》有句如下："行年近而立，放心收維艱。擇題涉文藝，畫論始探研。上起謝六法，下逮董畫禪。諸子明以降，顯晦兩不捐。楷法既詳述， 理論亦試詮。所恨無卓見，終是餖飣篇。何以藏吾拙，覆瓿年復年。"後來他聲名正隆，此書稿很偶然、很被動地出版，“竟能僥倖出版，實出望外” 。可是，其書名後仍綴有“世襄未定稿”。
筆者認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中國現代學術的勃發期和黃金年代。西方的歷史學、文化學、考古學的研究理論和方法武裝的新一代學人，結合傳統的考據學方法和成果，使學術史出現革命性的變化。營造學社就是這個時代的產物。它溝通了工匠和文人、文獻和實物、傳統和現代、東方和西方。尤其是開闢“師承工匠”的風尚，不僅僅是方法上的變革，也是觀念的鼎新，是對中國物質文明史真知灼見的體現。這種精神是對傳統文人辭章之學中討生活的顛覆。
包括古典傢俱在內的各類古代工藝製作“匠學、”“匠術”，被中國知識界關注、研究，也出現在20世紀30年代，背景是現代西方科學體系登陸我華。其以營造學社研究模式為代表，其要素為考察實物、請教匠師，研讀文獻，可稱為“三重研究法”。
朱啟鈐
王國維的“雙重證據法”開創了出土文物與傳世文獻相證的現代學術，朱啟鈐則開拓了“三重研究法”。朱啟鈐也正是這個時代“開風氣，示軌則”的一代大師鉅子。他在某些具體研究上擁有空前的成就，同時開啟了無數學術法門，讓後人沿著其方向繼續前行。其遺留的思想理論、操作方法、人才梯隊，一直強烈地影響著後人，包括王世襄。
王世襄著作的問世和引發的一系列反響，是三十年代這場觀念和方法革命之光的煥發，是營造學社學術精神的延續。
王世襄在精神深處，深深地崇尚著營造學社的學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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