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得空，聽故事廣播裡張清平的《林徽因傳》，本來是衝著民國才女去的，沒想到故事還未過半，我卻被林徽因的公公——梁啟超圈粉了。
梁啟超的長子梁思成與林徽因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模範夫妻，才子與家人的結合，全歸功於梁啟超的牽線。
1923年，梁啟超在給女兒思順的信中，難掩對於這樁婚事的欣慰：“我覺得我的方法好極了，由我留心觀察看定一個人，給你們介紹，最後的決定在你們自己，我想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
林徽因還未過門，梁啟超就把她當作家庭的一員。
上個世紀20年代，隨著梁家的孩子陸續到國外求學，梁啟超給大洋彼岸的子女寫了上百封家書，其中也包括當時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讀書的梁思成和林徽因。
父愛如山！梁啟超把對子女的愛和教誨通過文字的形式表達，讀家書長大的梁家子女，終於“一門三院士，滿庭皆才俊。”
其中，長子建築學家梁思成、次子考古學家梁思永、五子火箭專家梁思禮均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其餘子女亦在各自領域取得成就，分別是：詩詞研究專家梁思順、圖書館學家梁思莊、畢業於美國西點軍校的梁思忠、研究經濟學的梁思達，以及後來參加革命的梁思懿和梁思寧。
梁啟超的孩子中，最為人熟知的當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
他們生活在最為動盪的年代，從中國到美國，再到歐洲，後又回到中國，經歷過鮮花著錦般的美好，也經歷了戰亂、困厄和病痛。
後來人稱道梁、林夫婦的成就，多因為他們無論身處何種境遇，都不忘學術上的堅守與追求，這不能不追溯到他們早年接受的教育，尤其是父親梁啟超的諄諄教誨。
梁思成與林徽因夫婦
1
為中國文化史及全人類文化史起見，姚、宋之有無，算不得什麼事。
——《致孩子們》（1927年2月6日-16日）
晚年的梁啟超從官場急流勇退，擔任清華國學院導師，寄關懷於中國文化，他的人生選擇和價值取向深深地影響了兒女們。
梁家子弟志趣高雅，不隨波逐流。他們沒有追隨熱門專業，而是根據個人志趣，成為不同學科的頂尖級人物，並且不以時局變動為意，堅持學術追求，終生不渝。
梁啟超同梁思順、梁思成（左1）、梁思永合影，1906年攝於日本東京
1927年，梁啟超給遠在美國求學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寄去了一本陶版的《營造法式》，這是北宋時曾任工部侍郎的李誡編寫整理的一部古代建築技術專用書。
彼時的梁思成和林徽因畢業在即，卻面臨人生選擇的困惑。
他們接到建築事務所的邀請，走出校門就可以有很好的工作，但他們感到自己的志趣在於對中國建築史的研究，不過這方面的資料屈指可數，而且國內社會動盪，不知道所學是不是能夠派上用場。
梁啟超及時地排解了孩子們的苦惱。
“思成來信問有用無用之別，這個問題很容易解答，試問唐開元天寶間李白、杜甫與姚崇、宋璟比較，其貢獻於國家者孰多？為中國文化史及全人類文化史起見，姚、宋之有無，算不得什麼事。若沒有了李、杜，試問歷史減色多少呢？”
自此，他們遊移的心安定下來，堅定了對於建築美學的專業方向。
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建築學這門學科，連清華大學也沒有建築系，梁、林夫婦回國面臨著就業的難題。
清華大學勉強同意增設建築圖案講座的職位，位於瀋陽的東北大學則正在籌辦建築系。東北條件艱苦，但梁啟超還是自作主張，為兒子拒絕清華的工作機會，收下東北大學的聘書，理由是：
“東北前途開展之路更大，清華園是‘溫柔鄉’，我頗不願如消磨於彼中，諒汝亦同此感想。”
梁啟超的取捨是超前和睿智的。
當時除南京中央大學機械系下設建築專業外，全國僅東北大學一個建築系，專業上的對口，使得梁、林夫婦得以繼續在學術上精進，梁思成更是成為中國這門新興學科的帶頭人，為日後他們創立清華大學建築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29年林徽因在瀋陽東北大學
“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兩句話：‘莫問收穫，但問耕耘。’儘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裡是哪裡，如此則可以無入而不自得，而於社會亦總有多少貢獻。”
通過一封又一封家書，梁啟超對待學問的態度被潛移默化地傳遞給兒女，梁思成、林徽因則成為最堅定的執行者。
他們沒有政治傾向，不屬於任何政黨，卻對學術、對藝術、對美有著與身俱來的信仰。
新中國成立以後，梁思成和林徽因分別被任命為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和委員，接受設計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的任務。
對於政治任務，他們依舊秉持學術至上的宗旨，從美學的角度出發，梁思成堅決反對在人民英雄紀念碑頂部放置英雄群像雕塑的意見。
“總之，人民英雄紀念碑是不宜放在高臺上的，至於碑身，我認為做成碑形不合適，而應該是老老實實的多塊砌成的一種紀念性建築物的形體……”
在給北京市市長彭真的信中，梁思成忠實地表達了自己的意見，最後由彭真拍板，採用梁思成的建議，終於有了我們現在看到的人民英雄紀念碑。
不過，針對北京舊城改造的“梁陳方案（梁思成、陳佔祥）”卻被否定了。
為此，梁思成一次次地給領導人寫信，拉著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要求面見周恩來，同時四處籲請，聲淚俱下。
“……我要對你進行長期的說服……”
用70年後今天的眼光來看，梁思成和有關領導的爭辯明顯帶有書生意氣。
只是當中國的城市面貌煥然一新，當年的爭論湮沒在歷史塵埃中的時候，梁思成和林徽因為真理奔走，固執己見的知識分子形象，依舊為人們津津樂道。
1950年林徽因與病中的梁思成商討國徽圖案
2
失望沮喪，是我們生命上最可怖之敵，我們終身不許他侵入。
——《致梁思成、林徽因》（1928年4月26日）
1925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尚在美國讀書，林徽因的父親、立憲派著名人物林長民被東北軍的流彈擊中，死於非命。
突如其來的噩耗讓林家人猝不及防，也讓林徽因痛徹心扉。遠在北京的梁啟超第一時間寄來家書，勸慰林徽因：
“人之生也，與憂患俱來，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訣。”
又一再囑咐她：
“鼓起勇氣，發揮天才，完成學問，將來替中國藝術界有點貢獻，才不愧為林叔叔的好孩子。”
“你們現在著急也無益，只有努力把自己學問學夠了回來，創造世界才是。”
與此同時，當林家的頂樑柱轟然倒塌之際，梁啟超毅然伸出援手。
“我願意他領受我這種十二分的同情，渡過他目前的苦境，學費不成問題，只算我多一個女兒在外留學便了。”
此後，他多次給孩子們去信，反覆提到：
“我以為一個人什麼病都可以醫，惟有‘悲觀病’最不可醫，悲觀是腐蝕人心的最大毒菌。”
“永遠不要灰心，永遠不要讓消沉、頹廢的情緒控制我們。失望沮喪，是我們生命上最可怖之敵，我們終身不許他侵入。”
“我想你們這一輩青年，恐怕要有十來年——或者更長，要捱極艱難困苦的境遇。你們現在就要有這種徹底覺悟，把自己的身體和精神十二分注意鍛鍊、修養。”
1922年梁啟超同林徽因、梁思莊在長城
樂觀通達的精神不僅是梁啟超對孩子們的叮囑，也是他奉行不渝的人生準則。
“隨便環境怎麼樣，都有我的事情做，都可以助長我的興會和努力的”。
1926年，梁啟超在協和醫院誤診，健康的右腎被割去，患病的左腎卻保留下來。
從那以後，他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及至1929年初離世，在生命的最後三年，他是在病痛中度過的，反覆便血、數度入院，但他卻以驚人的毅力，創造出卓越的學術成績。
僅1926至1928年三年間，梁啟超在學術方面的主要著述有：
1926年《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教》《先秦學術年表》《荀子評諸子語彙釋》《韓非子顯學篇釋義》等；
1927年《中國文化史》《儒家哲學》《書法指導》《古書真偽及其年代》等；1928年《辛稼軒先生年譜》等。
翻看這一時期他給孩子們的家書，雖然時不時地出現便血、發燒、住院等字眼，但是絲毫沒有流露出心情不爽。
他常常是報喜不報憂的，並且一如既往地讀書、寫文章、做學問，還制訂了許多長遠的寫作規劃。
“孩子們，有頂好的消息報告你們：我自出了協和以來，真養得大好而特好，一點藥都沒有吃。”
“你們可以想見爹爹精神何等健旺了。”
“看你們來信，像是覺得我體子異常衰弱的樣子，其實大不然。”
“小小的病何足以灰我的心，我現在早已興會淋漓的做我應做的工作了。”
“我有極通達、極建強、極偉大的人生觀，無論何種境遇，常常是快樂的。”
梁啟超54歲留影，彼時身體已經每況愈下
十多年以後，在抗日戰爭的炮火中，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攜全家開始了流亡歲月，過長沙、到昆明、最後在四川李莊落腳，此時的林徽因罹患嚴重的肺結核，已經臥床不起。
在那個年代，肺結核最是消磨人意志的疾病，不會立時三刻斃命，卻眼看著生命一點一點地走向終點而無能為力，即便是林徽因這樣的絕代佳人，也未能倖免。
他們對時局擔憂，卻沒有因此消沉。在李莊簡陋的農舍裡，梁思成和林徽因決定，就在這裡，就從這時開始，全面系統地總結整理他們戰前的調查結果，著手撰寫《中國建築史》。
林徽因倚在床上，靠著被子半躺半坐。她讓思成從史語所借回來許多書，把漢代的政治經濟、禮儀習俗、服飾宴樂與建築壁畫結合在一起進行研究，甚至計劃就這段歷史寫一個劇本。
1941年林徽因並重在四川南溪李莊
抗戰勝利以後，美國醫生為林徽因的身體做了全面的檢查，判斷她至多還能活5年。林徽因沒有詢問體檢結果，而是以忘我的熱情投入到學術事業中。
在生命的最後幾年，她的兩肺被結核病菌深度吞噬，一側腎被拿掉，每天吃得很少，夜裡不停地咳喘，每天倒在床上，都有可能永遠不能起來。
長期的病痛折磨下，林徽因幾乎不曾停止工作。
她和梁思成攜手創立了清華大學建築系，又在建國以後參與到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當中，而她的生命也沒有如醫生所言只有5年，而是延續了10年。
時至今日，當人們有感於梁、林夫婦在戰亂年代頑強的精神，忘我的鬥志的時候，此情此景，和梁啟超當年帶病工作又是何其相似！
父親關於時局艱難的預言得到驗證，而父親當年身體力行的教誨，則有如春風化雨，在他們的內心播下樂觀堅強的種子，才有了令今人豔羨的成就。
3
社會壞，我們切不要“隨其流而揚其波，哺其糟而啜其醴”。
——《北海談話記》（1927年初夏）
遠離政壇的梁啟超在著書立說的同時，愈發關心教育事業，多次赴全國各地演講，寄望啟迪民智。
1927年，他在清華做《北海談話記》，當我讀到其中的片段時，不覺肅然起敬，原來早在一百年前，梁任公就預見到了今日教育的種種問題。
“反觀現在的學校，多變成整套的機械作用：上課下課，鬧得頭昏眼花；進學校的人，大多數除了以得畢業文憑為目的以外，更沒有所謂意志，也沒有機會做旁的事情，有志的青年們，雖然不流於這種現象，也無從跳出圈套外。於是改造教育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了。”
“現在的學校，表面雖好，卻如做買賣的雜貨店，教師是賣貨者，學生是買貨者，師弟間不發生關係，造就一般水平線的人才則可，要想造就特別的人才，是難得的。”（《湖南教育界之回顧》）
梁啟超開出的處方藥是：
“尤其我們斷不要忘了這句話：社會壞，我們切不要‘隨其流而揚其波，哺其糟而啜其醴’。”
是不是也很有道理？
梁啟超對青年寄語：無負今日
作為父親，梁啟超用言傳身教告訴兒女們如何治理學問，如何安身立命，梁思成、林徽因，還有梁家的其他孩子傳得衣缽，因而在治學道路上獲得非凡的成就。
而家庭教育之外，梁啟超顯然希望教化更多人，並且穿越時光的隧道，那就是：在價值取向上，決不隨波逐流；在生活態度上，決不萎靡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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