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讀《共產黨宣言》，那無疑是件非常時髦的事兒——今年不僅正值它問世的170週年，還是其作者、偉大革命導師馬克思誕辰200週年的大年份；不僅有總書記領學，還有各路專家解讀，方向明確，闡釋豐滿，氣氛蓬勃，風頭一時無兩。
不過，對於被稱為“紅色中華第一書”的《共產黨宣言》來說，這樣的“爆款”節奏並不罕見；在百餘年前初入中國時，它就是攪風弄雨的超級熱門。
攪風弄雨，也得有風雨可撥弄，而彼時的中國，說風雨如晦也並不為過。中英鴉片戰爭後，漸有覺悟的有識之士們奮起針砭時弊，掀起了向西方學習的浪潮。
其間，清政府內部的洋務派試圖“師夷長技以制夷”，大規模學習西方的工業、軍事和商業，建立起了一批新式企業和海軍艦隊，一度使國人振奮，充滿了追趕西方、自救自強的期待。
然而甲午戰爭的失敗擊碎了這樣的迷夢，也極大地刺激了人們變革的願望。在文化生活領域，知識分子們積極通過報刊發表自己的言論主張，並把西方的思想引介國內。《共產黨宣言》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了自己的“東漸之旅”。
不同於大多數人的想象，《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的傳播，最初並不是以“一本完整小冊子”的形式進行的，更多的是隻言片語的流傳；最早在中國談論《共產黨宣言》的，也並非只有馬克思主義者，而是還有各式各樣、有著不同階級利益和政治需要的知識分子們，他們基於自己的立場，對《共產黨宣言》進行選擇性的翻譯、引用，甚至不乏誤讀和篡改。
1899年，《萬國公報》登載了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節言的《大同學》一文。文中首次引用了《共產黨宣言》中的文字，“糾股辦事之人，其權籠罩五洲，突過於君相之範圍一國”，意即“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國際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
這是《共產黨宣言》最早傳入中國的譯文。但顯然，達成這一成就的相關人士們對此並不太感冒，從一個細節就可以看出——文中的馬克思忽而是“英人馬克思也”，忽而是“德國之馬克偲”，國籍信息尚且如此含糊，經手人的粗心潦草程度可見一斑。
這倒也難怪。當時中國社會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條件還不成熟，傳教士推介《共產黨宣言》的目的更不可能是傳播馬克思主義，而是為了迎合當時盛行的改良主義思潮，裝扮一下他們真正想要傳播的基督教義罷了。
同樣的心態也適用於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他們雖然在傳播《共產黨宣言》上也有貢獻，但他們拒絕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立場，也不主張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因此，只要有需要，他們絲毫不憚於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宣言》本身進行歪曲和篡改。
《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真正廣泛傳播的重任，最終還是落在了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們的肩上，也只有他們在傳播《共產黨宣言》時，是真正把它作為行動指南加以踐行、尋求救國救民之路的。
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們在諸多報刊、雜誌上活躍地傳播馬克思主義，其中就包含了對《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和研究，這股潮流匯合著五四運動的力量，推動了《共產黨宣言》的廣泛傳播。
1920年8月，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單行本在上海正式出版發行，《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的早期傳播也由此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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