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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49年關乎大明國運的北京保衛戰上，一樁見證了大英雄于謙卓越軍事才能的事實，就是他拒絕了滿朝文武“堅城死守”的呼聲，
堅決將部隊屯兵在城外，依託堅固城牆，與瓦剌進行硬碰硬野戰。乍一看去，于謙這決定，讓人不可理解。兵法都說“其下攻城”，北京城經過半世紀經營，城池出名的堅固，又新增二十二萬援軍。瓦剌野戰勢力強悍，又是士氣正旺。何必扔下自家優勢去死磕？只要牢牢守住城池，把瓦剌耗走不就行了？但事實是，于謙的抉擇，才是當時唯一正確的戰略。
首先一個原因，就是“城高池深”的北京城， 一旦選擇“堅城死守”，必然守不住。北京城的特點，是“城高池深”，外圍就座要塞城門，各個堅固無比，看似固若金湯，卻其實也是最大弱點：當時已有百萬人口的北京城，城市面積也十分大，遇到守城戰役時，防線也就拉得十分長，別看手裡有二十二萬部隊，分佈在九個城門上，就是嚴重不夠。
何況氣勢洶洶殺來的瓦剌大軍，絕不同於之前的“遊牧騎兵”。當時瓦剌的攻堅能力，早已輕車熟路，攻北京前攻打紫荊關，也是一頓狂攻後就拿下。通過多年走私買賣，他們更擁有大量明軍銃炮火器，一旦他們集中兵力，狂攻北京城一點。城破國滅的浩劫，絕不是開玩笑。
而且就算瓦剌畏懼北京城堅城，採取圍而不打的策略。但別忘了北京有百萬人口，先前儲備的糧食遠遠不夠，全要靠漕運來不給。倘若瓦剌切斷了漕運線路，對北京城來個圍點打援，不但可以源源不斷補充給養，更會將北京城困到彈盡糧絕。譁變之類的動亂更有可能發生。 倘若那樣，就是不攻自破。
而比這後果還嚴重的，就是第二個原因：如果瓦剌大軍繞開北京城不打，轉而對內地進行瘋狂劫掠，那將是堪比北京淪陷的災難。
在準備北京保衛戰前，明王朝進行了大規模的徵兵調糧，周邊的糧草，以及山東河南江蘇各地的漕軍運軍備倭軍，幾乎全數雲集到了京城。北京城的防禦無比堅固，但中原各地的防禦，其實也無比空虛。倘若明朝“堅城死守”，瓦剌調轉馬刀，侵擾山東河北各地州縣，至少黃河以北都會遭夠荼毒，中原地區極可能大亂。類似的景象，可以參考明末八旗破關侵擾時，明王朝“堅城死守”，不敢作戰的後果——數十萬百姓被掠，中原州縣傷亡慘重。
在這種情況下，明王朝如果“堅城死守”，恰恰是對國家民族的不負責。
最重要的原因是：以明王朝增援北京的二十二萬部隊實力，完全有能力擊敗來犯的瓦剌軍隊。 與瓦剌進行主力決戰，正是時機！在土木堡慘案爆發前後，明王朝的軍事實力，其實還是非常強大的時期。土木堡戰役的慘敗，說到底來自明英宗的作死指揮，而非明軍戰鬥力問題。北京保衛戰前，明朝增援北京的部隊，基本以山東江蘇河南的漕運軍備倭軍為主，其中不乏有作戰經驗的好部隊。士氣也無比高漲，正可與瓦剌一戰！
而最有利於野戰的，則是北京城的防禦態勢。雖說北京城城大戰線長，但城池上裝備的勁弩火器，完全有利於部隊依託城池，阻擊來犯的瓦剌部隊。步兵為主的明軍，也正好可以屯兵堅城下，發揮自身防禦的優勢。有限的騎兵部隊，則可以作為機動兵力，防禦中隨時增援。
可以說，于謙的這一系列安排，絕非是頭腦發熱，相反卻是一套縝密的積極防禦戰略，並被接下啦的實戰驗證。
更為重要的是，于謙選擇的，也並非簡單的“依託城池防守”，而是給瓦剌一系列組合拳。先是在瓦剌到來之前，展開大規模清查，把瓦剌潛伏在北京周圍的細作，一股腦全抓了出來。殺氣騰騰的瓦剌大軍，還沒開打就斷了耳目。戰役開打後，于謙更是巧妙設伏，誘引瓦剌精銳進入德勝門，
一頓火器轟炸，將這支瓦剌騎兵裡的“尖刀”隊伍徹底打廢。被打彎了尖刀的瓦剌軍，這下攻擊力大減。
然後，就有了後人熟悉的，熱血澎湃的一幕，依託堅城的二十二萬明軍，戰至流血凝肘而不退，以血戰到底的衝殺，把驕橫的瓦剌大軍打的大敗，甚至連瓦剌人眼中待宰的明朝百姓們，也手持磚頭上城血戰。萬眾一心的血戰，終於打得瓦剌軍倉皇逃跑。一場眼看要滑向深淵的明朝國難，就這樣被力挽狂瀾。 真正起到關鍵作用的，不止是京城軍民的浴血，更有擔當重任的大英雄于謙，那卓越的軍事智慧！
參考史料：《明史》《明實錄》
我們愛歷史
首先我給出結論：1449年（明正統十四年）的“北京保衛戰”，當瓦剌軍隊在京城外縱橫時，明軍“出城迎戰”，而非“堅城死守”，並非于謙個人的獨斷，而是當時軍隊守城的常規動作，不存在正確或錯誤的問題。
我還要說明的是：于謙時為兵部侍郎，即兵部副長官，長官尚書死於土木堡之戰。于謙作為兵部侍郎，長於軍事，敢於擔當，頗受“受命於危難”的景泰帝的信任，但于謙作為六部卿貳，並沒有決斷之權，他還受制於內閣、司禮監太監（金英、興安、李永昌等人）、總兵（石亨等）。即便在後來，作為少保兼兵部尚書、深得皇帝倚重的于謙，也沒有那樣的權力。這是明朝政治的特殊格局決定的。
所以，無論明軍採取什麼方式守城，皆不可歸功或歸罪於他。
（于謙的歷史作用，實事求是的說，過去是有所誇大的。比如防守北京的具體軍事工作，主要由“總督軍務”的太監興安、李永昌和總兵官石亨等內外官員負責，于謙作為兵部長官，要在於參謀決策以及協調部署等，戰術非其所長。然而太監和武臣的功績，很少有人提到，只一味地稱讚于謙之忠/皇帝不稱朕）
下面再具體地說“出城迎戰”與“堅城死守”的問題。
事實上，當瓦剌人在北京四郊劫掠時，明軍在數量上是遠遠超過瓦剌的（雖然明軍京營精銳主力在土木堡崩潰，但京師兵馬仍有十萬之眾，同時還陸續整編了許多逃回的敗兵），而瓦剌騎兵作為一種破關而入、深入內地的突襲力量，兵力不會太大，他們也沒有能力圍攻龐大的北京城。
瓦剌人長於騎射，主體是騎兵，機動性很強，無論是在口外草原，還是華北平原，風馳電掣，防不勝防，缺點是沒有大型攻城器具，也沒有足夠的兵力對北京進行合圍，或猛攻其一面。
（反映“土木堡之變”的蠟像。瓦剌軍深入內地後，在北京四周大肆劫掠，搶奪了大量的人口和物資，必然加大一支騎兵武裝的負擔，嚴重削弱其戰力和機動性/皇帝不稱朕）
瓦剌人攻入京畿後，除了在京東一帶擄掠外，主要兵力在城西遊擊侵擾，從未向高大的城池發起攻勢。
而明軍在探知敵人主力方向後，一邊大力整頓京兵，一邊出城佈陣，有針對性地把主力兵團在城西幾個門佈防，並且與瓦剌軍展開了一次小規模的野戰（具體作戰經過及其戰法，詳見拙作《背城一戰！從1449年北京彰義門之戰看明軍對蒙古騎兵陣法》，今日頭條，2016年5月6日）。
明軍作戰，依靠佈陣，騎兵是其最大的短板。因為騎兵嚴重不足，宮中許多有馬的宦官紛紛請纓，入軍報效（此時還餘留著永樂時代宦官從軍的舊習）。這幾百名宦官騎兵忠勇之氣可嘉，可是缺乏作戰經驗，當兩軍接戰時，宦官未接號令，先動起來，發起衝鋒，導致陣腳搖動，被瓦剌趁勢一衝，明軍就撐不住了。幸虧有一部明軍前來接應，瓦剌軍望見明軍旗幟後，便暫時後撤。可見，瓦剌人由於人數不佔優勢，就是與力量不是太強的明軍對陣，他們也表現得較為謹慎，在北京襲擾一段時間後就主動退兵了。
從所謂“北京保衛戰”的經過來看，明軍根本不存在“堅城死守”的問題。
通過了解明代的眾多戰例，也不難發現，“堅城死守”少見，而“出城迎戰”為多見。
比如在明初的靖難之役中，官軍進攻燕王朱棣的老巢北平（北京），朱棣便率軍出城十餘里迎戰，在外圍擊破耿炳文大軍；後來朱棣奔襲遼東，官軍趁機再次進取北平，由於主力遠出，城內燕軍不敢出城迎戰，於是採取嬰城固守之策，直到朱棣率師回擊，大破官軍。當朱棣兩次重挫官軍後，開始向南經略，主要的攻堅戰，是圍攻孤城濟南，此時官軍的策略，就只是堅守不出。
明代京畿，在中期曾兩次被漠北騎兵突入，一次在正統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變後，另一次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兩次都是明軍在城外佈防，而不是隻守堅城。
在許多戰例中，當敵人來襲時，除非城池太小，或敵我力量太過懸殊，實行堅壁清野，一般來說，都會主動派兵出城迎戰。
迎戰包括兩種，一是向外進擊，與敵交鋒，這在邊塞特別常見，有時邊軍甚至會出城數十里，與敵移動接戰（需要大量騎兵）；一是發揮步兵及火器的優勢，在城外佈陣，以陣法禦敵，而不是依託城牆禦敵。
古代守城不易，如果優勢敵軍，集中兵力，猛攻一門，城內再多的兵力也無法在城頭施展開，很容易破城。所以相對於片面防禦的“堅守危城”，出城迎戰，挫敵於遠方，才是更主動的守城。
除此之外，我想大體還有這樣幾個原因：
第一，是對敵不可示弱，敵人來了，能戰（兵力不是過分懸殊）則不可不戰，爭取挫敵銳氣，變被動為主動。不戰則氣沮矣！就是明朝將亡時，李自成大軍逼近京城，仍是先派京營官兵出城防守，只是京營一觸即潰，才被迫騎牆而守了。
也就是說，城牆是最後一道防線，守軍必先戰而後守城，守城是退無可退的最後的一步。
其二，內地的城牆不同於邊牆（長城），長城本身就是一種防禦體系，而內地城牆功能則很多，且城外還有大片的農田居舍以及聚居區、商業區，不可輕棄，城內也容不下這麼多人口。比如瓦剌人進攻北京時，有記載說，許多住在城外的百姓，紛紛爬上屋頂，用磚瓦拋擊瓦剌騎兵，明軍也依託民房，用弓箭火器，予敵大量殺傷。在狹窄的街巷之中，瓦剌騎兵擺佈不開，發揮不了戰力，被迫退卻。
其三，嬰城防守，如前所云，是片面防禦，等於將城外盡交於敵人之手，使得樵採飲水物資等一切斷絕，將使己方處於相當被動的局面。用不了多久，城中軍民將很快面臨供應短缺的問題，城市越大，就越嚴重。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根本是無法“閉門守城”的。
綜上所述，當瓦剌軍隊兵臨北京時，明軍“出城迎戰”，而非“堅城死守”，是必然的軍事措施，是主動防禦的常態，它也不是兵部侍郎于謙一人的獨斷。（皇帝不稱朕/胡丹答題）
皇帝不稱朕
“守大城必野戰”，這是作戰的鐵律，于謙的背城野戰自然是正確決策。
1、京師不能嬰城自守的原因
第一、京師為天下之重。其對民心、士氣影響很大，政治影響巨大。如果死守城池，對整個士氣瓦解很大。而且也先如果偏師襲掠各地，則北方會大亂，京師更加孤立。
第二、京師要靠漕運和煤炭，任何一個面的斷供，整個形勢將會異常惡劣。嬰城自守就是將補給線交給對手，京師會不戰自潰。
（京師保衛戰）
第三、幾十萬大軍駐防京師，消耗大，士氣低，在地方一個方面突破就會全線崩潰。宋朝的靖康之變就是如此。
故而京師不能嬰城自守。
2、出城迎戰的幾個原因
第一：振奮民心士氣。大軍開出城外作戰，首先會讓士大夫安心，南遷派的輿論會弱化；再次就是民心安定，減少謠言。讓整個京師踏實下來。
第二：出城迎戰才能在戰略上打破瓦剌的優勢。瓦剌劫掠，則大兵予以打擊；瓦剌攻擊，則依託城池防禦。使得明軍佔據戰略優勢，不再被動。
（明軍）
第三：獲得戰術優勢。明軍出城後，依託城池但不死守城池，出城作戰但不遠離城池，城外城上互為犄角，在對瓦剌戰術上就有了優勢，這是土木堡之變的教訓。
總結：
京師由於其特殊的政治、經濟、軍事地位，很難嬰城自守，而且戰略戰術也不能如此。而出城作戰，不僅對政治形勢有利，在戰略、戰術上也是上佳選擇。
（明軍）
參考文獻：
範熙晅. 明長城軍事防禦體系規劃佈局機制研究[D].天津大學,2015.
王效鋒. 唐代中期戰爭問題研究[D].陝西師範大學,2012.
劉丹. 石亨新探[D].天津師範大學,2009.
童來喜.于謙指揮京師保衛戰勝因初探[J].史學月刊,1989(01):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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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明粉
這個問題不算是國際關係領域的，不過個人覺得這個問題比較有趣，不請自來回答一下咯。
于謙在北京保衛戰中的決定——部隊出城野戰而不是依託城牆防守——是正確的。
這不但為北京保衛戰的結果所證明，也符合古代軍事鬥爭的一般規律。一般來說，保衛要塞和關隘，可以選擇依託城牆等防禦工事和對手相持，但成功保衛大城市、政治經濟中心就要求守將在野戰中擊敗來犯之敵了。當然，這種野戰和朱棣靖難之役中的白溝之戰是不同的，不是單純的野戰，而是依託堅固的城防工事和敵人背城而戰。
這兩者之間的差異主要是因為要塞關隘普遍比較小，軍隊人數有限，和來勢洶洶的對手野戰基本上沒希望，依託工事和遠射武器殺傷敵人是唯一的選擇。而大城市雖然工事堅固，但城垣綿長，對防守的兵力有很高的要求，北京城的二環路大體上就是當年北京保衛戰的城牆所在位置，三十二公里，3萬多米，就算一米一個士兵，也得三萬多人，而且只能是單線防禦，一打就透。
保衛北京這麼大的城市，沒有十萬八萬的兵力是不太現實的。有了十萬兵，在城垣上的遠射武器的支持下，和對手野戰更有機會。當然，兵無常勢水無常形，這也不是一定的。但無論怎樣，在歷史上，困守大城，幾乎沒有成功的案例。太平天國丟了安慶，剩下一個大城南京，沒有堅持多久就失守了。部隊沒有野戰之力，在城牆上堅持一樣守不住。
葉海林
答：于謙的決策是錯誤的。
本來，1449年北京保衛戰是勝利的，而歷史是不應該審判勝利者。
但既然有網友較真提到了這個問題，那我就結合古代攻城和守城的實際情況來回答：于謙選擇“出城迎戰”而非“堅城死守”，其實是錯誤的。
道理不用說太多，只要變換一下角度：如果您是遠道來犯的瓦剌也先，面對深溝壁壘、城體高大、城牆厚實的北京城，您有多少把握能拿下它？
兵聖孫子早就告誡過後世兵家：“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即攻城是萬不得已的“下下策”。
君不見，在古代戰爭中，攻打防禦堅固的城池，無論多牛掰的名將，都會感到極其頭疼。
在爆破力巨大的炸藥應用到攻城以前，中國軍隊攻擊城池的手段十分有限。
無數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都發生在野戰戰場，一旦敵人縮入城池當烏龜，即令孫吳白韓再生，也只能望城空嘆。
遙想諸葛武侯妙計層出不窮，但遇上了司馬懿深壕壁壘，也只得哀嘆“悠悠蒼天，曷此其極！”
唐太宗李世民僅用三千五百騎兵就能打垮竇建德十萬大軍，但要取堅城洛陽，也只能採用圍困斷糧的笨辦法逼迫王世充出城投降。
從春秋戰國到晚清，只有守城名將、野戰名將，沒有攻城名將。
誰也沒有攻城必克的絕活，所謂的摧城拔寨，多是以大軍壓境，兵威恫嚇，逼使守城主將出逃或出降，或施詭計誘引守軍以在城外殲滅。遇上了意志堅決、油鹽不進的守將，那就只有圍困一途，圍到城中彈盡糧絕，意志崩潰為止。
蒙古軍隊席捲歐亞非三大洲，幾乎戰無不勝，卻在南宋城池的強大防禦力量下屢屢碰壁。
其中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釣魚城和襄陽城的攻防戰。
釣魚城不過是用石頭徹城的一座小小城池，卻抵抗蒙元達36年之久，並耗死了大名鼎鼎的蒙哥汗，被冠以“東方的麥迦城”、“上帝折鞭處”的威名。
而襄陽城的存亡更是宋元戰爭的轉折點。
蒙古人圍攻襄陽五年不下，不得不從西域引來了穆斯林工匠建成的配重式投石機（俗稱“回回炮”）。該炮發射的炮彈重達150斤，大炮發射時，“震天動地，所到之處，皆為齏粉”。
是這種可怕的大炮，最終摧毀襄陽軍民守城意志，遂使堅城陷落。
北京城作為大明王朝的帝都，其城防遠非釣魚城、襄陽城可比。今天，我們通過北京天安門廣場上所看到的正陽門，尚可依稀一睹當年冷兵器時代城牆的雄偉風采。正陽門乃是當年“京師九門”之一。它集正陽門城樓、正陽門箭樓與正陽門甕城為一體，是一座完整的古代防禦性建築體系。明朝正統四年（1439），為了加強京師的防禦能力，在京師各城門外添建箭樓，正陽門箭樓也是此時建成。在城樓與箭樓之間原有一座巨大的甕城，南北長108米，東西寬88.6米，甕城四向各闢一門，均為拱券式門洞。正陽門城樓通高43.65米，正陽門箭樓通高35.37米，均是中國乃至世界“城門”中最為高大雄偉的城樓和箭樓。
瓦剌人孤軍深入，糧餉難繼，既缺乏攻城的大型工具，又沒有蒙古人作長期圍城的環境和背景，進犯北京，不過虛聲恫嚇一番，日久自去。
于謙，其實只需“憑城堅守”，自然可以化解這一場災難。
縱觀歷史上兩場滅國奇禍——“永嘉奇禍”和“靖康之難”，其實都是西晉人和北宋人沒有堅守的決心，自己打開城門逃跑或投降求和而造成的。
北京城的淪陷——李自成入北京、清兵入北京和八國聯軍入北京，也都是城中軍民放棄抵抗，甚至自動打開城門放入的。
再舉發生在清朝的兩個戰例。
一、熊廷弼經略遼東，把瀋陽城防打造得固若金湯。努爾哈赤來犯，粗線條的總兵賀世賢神經發作，把隊伍拉出去與後金兵對砍，結果在野戰中全軍覆沒，熊廷弼苦心孤詣打造出來的城防形同虛設，高大堅固的瀋陽城輕鬆落入努爾哈赤手中。
二、此前對明作戰無往而不利的努爾哈赤進犯寧遠，遼東巡撫袁崇煥採取正確策略：“憑堅城，用大炮”，成功地扼制止了住後金兵的瘋狂進攻，寧遠轉危為安。
由此可見，于謙所選擇的“出城迎戰”，其實是很危險的，那是用己之短、與敵之長進行生死較量——明軍以步兵為主，擅長守城；瓦剌軍以騎兵為主，擅長野戰，于謙放棄守城與敵野戰，孰智孰愚，就不用多說了。
覃仕勇說史
“守大城必野戰”是古代戰爭的一項基本原則，于謙的決策是正確的。這是個積極防禦還是消極防禦的問題。
古代兵書上說：“城門貴多不貴少，貴開不貴閉”，這聽起來似乎比較反常識，因為我們覺得城牆這麼靠譜的東西，當然要越封閉越好，城門少才有利於集中防禦力量啊。
其實，城牆雖然會給防禦方巨大的優勢，但是如果被人圍著城牆打的話，那麼輸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因為古代城市沒有自給自足的能力，糧食給養全靠外部運輸。圍城方不需要硬拼，如果你不出城，他大可以在你的城牆下面安營紮寨，把你圍的跟鐵桶一般。不需要攻城，困都能困死你。
尤其對於北京這種大城市，上百萬的人口，就算儲存再多的糧食也架不住長時間的消耗。一旦城內斷糧，則必然成為人間地獄！
古代困守城池，斷糧之後，城內的描述是相當的統一，如“鬥米千錢”還是情況比較好的，李自成圍攻開封，開封城裡一隻老鼠賣到了五十兩銀子。清軍圍攻錦州城，祖大壽的軍隊前後殺掉好幾千民夫吃掉，安史之亂，張巡把自己的小妾燉了犒賞三軍。打仗打的這個地步，城內的殘殺遠遠比破城恐怖的多。而對於北京這樣一座城市，天下腳下如果發生吃人的事情，是絕對不允許的。
而且斷糧對於軍隊的戰鬥力影響相當大，太平天國時期，天京城破的時候全城早已經斷糧，連洪秀全本人都不得不吃野草，很多太平軍的士兵眼看著清軍過來殺掉他們卻餓的沒有一點力氣逃跑，更別說作戰了。
除了糧食問題，困守孤城對於士氣也有巨大影響，城內很難得到城外的消息，人心惶惶，兵臨城下的情況下很容易發生士兵譁變，如果有人因為失去了信心而通敵，則全盤皆輸。反之，如果軍隊主動出城迎敵，則對鼓舞軍隊士氣有巨大作用，于謙的決策是非常正確的。
小約翰
嘴炮不能移山，推土機才可以。
1449年，距離明成祖朱棣攻打北方的韃靼才50年左右，那一次朱棣帶領著名將張輔等打得對方戰戰兢兢的俯首稱臣。
僅僅過去了50年，經歷了中間的兩個皇帝，明朝實力逐年上升。當然，北方也出來了一個也先，騷擾明朝邊境，當然基本上都被守將們擊退了。
朱祁鎮接手的明朝時，明朝可以說是兵強馬壯，尤其是北京城周圍的三大營。裝備精良訓練有素。朱祁鎮登記後總感覺太平淡了，剛好此時也先騷擾邊境。於是在太監王振的鼓動下，朱祁鎮御駕親征----調集了京師主力和邊境主力，一共50萬人。出征的時候，王振把文武大臣帶上了，還有名將張輔——朱祁鎮並不是要他做參謀，而是滿足自己的虛榮心。
50萬大軍到了邊境，沒找到也先，只好撤退。王振攛掇朱祁鎮修改了大臣們制定的撤退路線，改道他老家，這樣他可以光耀一下。
也先突然發現幸福來的好突然，於是帶領手下準備偷襲一下這隻撤退大軍，肯定能撈到油水，自己在草原上缺的東西太多了——布料、鹽、鐵等。就說布料吧，草原遊牧民族不產棉花，因此穿的衣服都是皮草——牛皮的褂子，貂皮的秋褲，羊皮的襯衫，狼皮的內褲，夏天也是如此，肯定沒有布料舒服，透氣性太差。
朱祁鎮50萬大軍改道了，也先幸福的要暈掉了，急忙追擊。如果不改道，朱祁鎮會按時到京城，兵力也會得到休整，也先壓根沒機會。但是現在，也先機會來的太快了，在土木堡，朱祁鎮50萬部隊被也先打的一敗塗地全軍覆沒。也先只想打個勝仗，搶點東西；這下好了，明朝文武大臣死了一堆，名將張輔也死了，還俘虜了一個皇帝。關鍵是京城主力沒了。也先決定圍攻北京。
朝堂上，兵部尚書于謙力排眾議說服皇太后立景泰帝朱祁鈺，穩住了明朝群龍無首的局面，阻止了大臣遷都南京的建議，也先也失去了勒索明朝的籌碼——自己手裡的皇帝不值錢了，明朝有新皇帝了。
接著，于謙收集土木堡敗兵，然後調附近各地軍隊進京，打開沿途糧倉讓士兵自己帶糧食，解決了糧草運輸問題。
北京城外，于謙把百姓遷入城中，然後堅壁清野。也先在北京城外轉悠了幾天，沒勒索到一毛錢，關鍵是外面也沒啥搶了，能帶的帶了，不能帶的于謙燒了；連井都封了。
成敗在此一舉了，外援等不到了。于謙在北京九個門各安排了一隊人馬，告誡守城的人：兵馬出城後，你們升起吊橋，不準放下來，除非打退也先。于謙也出城了，他也領了一隊人馬。這種破釜沉舟的做法，明朝將士勇猛無比，打敗了也先。北京保衛戰勝利。
于謙的做法十分正確，因為結果打贏了！你假設一萬次，推理的再精妙絕倫，但是你沒抓住主要問題，沒出去打，就是個屁！
總會出現一些清流的嘴炮，拿著假設去質疑勝利的結果。既不是吸取經驗教訓也不是為了推演過程，純粹是嫉妒心在作祟。
嘟嘟讀讀
土木堡之變，說白了，更多是一個意外。瓦剌幾次進犯中原，目的在於劫掠，和大部分遊牧民族的想法差不多。對於瓦剌的兵力，雖然沒有明確的記載，但大部分的推斷都認為最多也就幾萬人，不會超過十萬人。這點部隊，要拿來滅亡還算天下太平的大明王朝，顯然是不夠的。
可是，瓦剌首領也先意外抓住了大明天子明英宗，就像一個突然中了大獎的暴發戶，不知道這麼多錢怎麼用。大明天子在手裡，可是怎麼用好這個天子？也先茫然了。本來原計劃打一票見好就收，撈一筆就回去，現在就不甘心了，畢竟天子在手。
可是，這個天子似乎不好用，用來叫城，明朝守將們都聰明，根本躲著不見。大明另立天子，硬是把被俘的英宗變成了太上皇。也先越想越不甘心，就在這種矛盾的心理下，他兵臨北京城下。個人以為，直到這個時候，他依然沒有滅亡大明的想法，只是被一種賭博的心理支配，才來到北京冒險。他賭博的籌碼，就是手裡的英宗皇帝。
北京又是怎麼個形勢呢？
慌亂。
皇帝被抓了，天塌了。而且京城以及周邊的部隊，大部分都在土木堡完蛋了，諸多勳貴宿將也都在土木堡陣亡了。雖然另立了新君，可畢竟登基時間短，很倉促，對下面的威懾力不夠。儘管徵集了援軍，但大多是二線拼湊的軍隊，看著人不少——有22萬，但戰鬥力如何？誰心理也沒底。
在這個千鈞一髮的時候，于謙提出依城野戰的思路，是有道理的。
首先，北京是個大城市，22萬軍隊看著雖然不少，但是往這麼大一個北京城牆上一放，每個城門能分到的畢竟有限。那邊廂，瓦剌卻可以集中優勢兵力攻擊一個點。明軍分散守備，太吃虧了。
其次，依城野戰，看著好像冒險，但由於有城牆上的遠程火力做掩護，還是比真正的野戰有利得多。另外，把這些新兵真正放在死地和絕境，他們才會爆發出最大的戰力，才會去和敵人玩命。
第三，野戰徹底打消了也先的僥倖心理。對於謙和明軍而言，即便我們皇帝在你手裡，但我們該怎麼打還怎麼打，你也先手裡這個籌碼沒用，我們不會投鼠忌器，更不會屈膝投降，你要想打，奉陪到底。于謙通過一場血戰，給也先傳遞出這個信息以後，也先的戰意果然越來越弱，對談判的興致則越來越高。於是，北京的危險逐漸減除了。
于謙之所以被稱為“救時宰相”，是因為他在那個人心惶惶的時候依然可以做到冷靜和理智，考慮好每個因素，最後做出一個最佳的選擇。這份氣魄和膽識，令人敬佩萬分。
“許述工作室”核心成員查佳峰主答
腦洞大開的歷史
守大城必野戰。這是基本常識。
為什麼呢？
舉個例子。2008年雪災的時候，上海和外界的主要聯繫通道有幾天不通，蔬菜，米，面紛紛漲價。蔬菜一度漲了三倍，還買不到。而且，因為漲價，引發恐慌，不少人在家裡囤積，漲價就更厲害了。
這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以今天的工業技術條件，每個大城市實際上都是高度依賴外界的物資供應的。幾百萬幾千萬的人口，擁擠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裡，吃穿住行完全不可能自給，都必須依賴從外面運輸進來。
在這種條件下，這種城市其實是非常脆弱的。只要與外界的聯繫被切斷，物資供應跟不上，不用很長時間，只需要幾天，整個城市秩序就要崩潰，餓殍遍地絕對不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在農業社會條件下，一個上百萬人的城市，要比今天上千萬人的城市還要脆弱上百倍。
因為現代城市是建立在工業基礎上的，多少還有些生產性功能，而在古代條件下，城市基本上都是純粹消費型的，對外界的物資供應的依賴程度比現在還要高。這就意味著，一旦對外聯繫的主要通道被切斷，就更容易崩潰。
不僅如此，古代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因為沒有現代城市的地下供排水系統，連排洩物都只能每天人力、畜力收集並運輸到城外去。如果道路被切斷，糞便運不出去，用不了幾天，整個城市就得臭氣熏天，就有可能發生瘟疫。
說到瘟疫，還應該提到的是，在古代條件下，因為缺乏現代醫療體系和疾控體系，所以，如果出現大面積的死人而無法及時處理和掩埋，就非常容易引發瘟疫。這也是古代大規模戰爭之後經常會發生瘟疫的原因之一。
而在古代沒有火葬的條件下，人死之後，如果道路被切斷，在城市裡是沒有辦法就地處理的，只能放著，就有可能引發瘟疫，會造成更多人的死亡。
也就是說，任何大型城市的保衛戰，都必須用野戰來保衛城市的主要交通生命線，否則整個城市是無法運轉的，物資供應斷絕，城市裡的生活垃圾和糞便、汙水無法及時運出城市，都可能造成整個城市在短時間內突然崩潰。
無論古代還是現代，這都是完全一樣的。所以，不僅于謙在主持北京保衛戰的時候選擇了野戰，而且早在金軍第一進攻北宋都城汴梁的時候，宋軍也是選擇了野戰，理由都是一樣的。
當然，從軍事上來說，無論是宋軍還是明軍，相對對面的敵人金軍和瓦剌，在數量上都是有絕對的優勢地位，這也是選擇野戰的一個重要原因。
而且，只要能夠堅守一段時間，外地援軍趕到後，還有可能將敵軍在城下包圍殲滅。這也是金軍第一次進攻汴梁最後在得到大量財物後迅速北撤的原因，瓦剌在北京城下也是同樣的情況。
蕭武
于謙的北京保衛戰與清末中日甲午戰爭選擇了不同的方式，造成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結局。
當時作為進攻方的也先和日本都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士氣高漲。防守方的主力都被摧毀。
但是于謙選擇了決死一戰，名垂青史！慈禧選擇了割地求和，遺臭萬年。
實際上當時的處境，明軍甚至處境比清軍要差很多。也先已經兵臨城下，北京城外圍都被也先佔領，通往糧草大營的道路都處於也先的攻擊範圍內，北京城軍力幾乎等於零。這時候完全靠的是于謙鋼鐵一般的意志在支撐，只要意志稍有鬆動，就是亡國。
而清軍呢？日本剛佔領威海，旅順，離北京尚有幾百裡，而且日軍已經是強弩之末，他的戰力已經發揮殆盡，只要清軍能再堅持再打一兩場大仗，就會撕掉日本張牙舞爪的面紗，露出一具空殼。可惜慈禧選擇了投降，日本獲得了鉅額賠款得以迅速發展。
徒留後人一聲嘆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