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遠航非洲批駁了「歐洲人發現非洲」的謬論 回擊了「中國威脅論」

鄭和下西洋四次訪問非洲,貫徹執行中國和平外交政策,把中華文化遠播到“際天極地”的非洲,以期與世界各國“共享太平之福”,從而掀起“萬邦來朝”的“風雲會”,不但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而且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鄭和船隊遠航非洲的史實,提前了華人移居非洲的歷史,批駁了“歐洲人發現非洲”的謬論,回擊了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和“新殖民主義論”,傳頌著長頸鹿的友好佳話,為非洲大陸“向東看”提供了歷史依據。600多年後的今天,宣傳鄭和船隊遠航非洲,有助於世界正確認識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動“一帶一路”建設行穩致遠,深入人心。

鄭和遠航非洲批駁了“歐洲人發現非洲”的謬論 回擊了“中國威脅論”

遠航非洲促進中非和平友好交往

鄭和船隊四次遠航非洲,在整個下西洋的事業中,有著特殊的重要意義。與距離“中華絕遠”的海外國家友好交往,既是明朝廷派遣鄭和下西洋的終極目標,也是鄭和遠赴非洲的真實動機。宣德六年(1431),鄭和撰寫並建立了“天妃靈應之記”碑,對下西洋事業作了歷史性總結。碑文開宗明義,道出下西洋的宗旨:“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軼漢唐,際天極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遠矣,而程途可計。若海外諸番,實為遐壤,皆捧琛執贄,重譯來朝。皇上嘉其忠誠,命和等統率官校旗軍數萬人,乘巨舶百餘艘,齎幣往賚之,所以宣德化而柔遠人也。”由此可見,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明王朝的聲威和德望遠播到當時航海所能及的“際天極地”的國家和地區;而這是“超三代而軼漢唐”,為以往任何盛世所不及。以最遠訪問東非沿海國家為標誌,鄭和下西洋前三次與後四次明顯分為兩個階段,前階段航海以古裡為限,航跡不出東南亞和南亞的範圍。後階段航海經過南洋群島,橫渡印度洋,取道波斯灣,穿越紅海,沿東非之濱南下;或者由印度半島西南岸小葛蘭、別羅里港口橫渡印度洋,最遠到達非洲東部沿岸諸國和馬達加斯加島一帶,甚至遠抵西非沿岸。以當時的世界地理知識水平,沿東非海岸南下所訪問的一系列非洲國家,似乎囊括了極遠的海外國家。這些國家紛紛隨鄭和船隊數次來華訪問,說明他們受中國和平外交政策的感召,願意與中國直接交往,從而揭開中非友誼的新篇章。

木骨都束(今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和卜剌哇(今索馬里東南岸布臘瓦)是當時東非重要的城邦國家,以海洋貿易而著稱。鄭和船隊橫渡印度洋,主要以這兩個國家為直航非洲的貿易基地,這說明加強中非貿易往來是鄭和船隊的主要目的之一。鄭和船隊攜帶大量的金銀、絲綢、錦緞、瓷器、漆器和茶葉等,與木骨都束、卜剌哇、麻林(今肯尼亞馬林迪)、比剌(今非洲莫桑比克島)等非洲沿岸國家開展廣泛的貿易活動,換取大量龍涎香、沒藥、乳香、象牙等當地特產,以及長頸鹿、斑馬、獅子、犀牛、金錢豹、駝蹄雞之類的奇珍異獸,促進了中國與非洲各國航海貿易的發展。鄭和對非洲的四次訪問,使中非之間的貿易得到空前加強,特別是大量中國陶瓷因此湧入非洲,使東非存留中國古陶瓷的遺址非常多。中非貿易的互補性成為鄭和下西洋時期中非貿易得到空前加強的主因。永樂十三年(1415),在“去中國絕遠”的麻林國,因鄭和使團的到訪,遂遣使來華敬獻長頸鹿(當時中國人誤以為是麒麟),實現了中非之間的首次正式官方交往。當年,明成祖朱棣親往奉天門主持歡迎儀式,接受“麻林國及諸番國進麒麟、天馬、神鹿等物”,文武群臣嚮明成祖祝賀道:“陛下聖德廣大,被及遠夷,故致此嘉端。”對各國使節紛紛歡聚京城的盛況,明成祖朱棣曾以“萬方玉帛風雲會”之句來概括,亞非數十個海外國家在中國首都歡聚一堂所形成的“風雲會”盛況,在鄭和下西洋時期屢屢呈現,這在世界史上絕無僅有。

提前非洲華人移民史意義重大

鄭和遠航非洲還使其部分成員在非洲安家落戶,世代延續至今。當年鄭和遠赴非洲船隊的一艘船隻在肯尼亞帕泰島附近觸礁,船員通過大船上的小船隻逃難到附近的上加村。經過600餘年的滄桑鉅變,雖與當地居民通婚,融為一體,但這些華裔身上還頑強地保留著中國血統和傳統。除眼睛、皮膚和頭髮像中國人外,他們重視學習和家教,懂中醫按摩和拔罐;自家築有院牆,室內還有土炕,使用扁擔挑水,這在當地獨一無二;就連島上的飲食習慣也深受中國影響,椰子面烙餅的製作方法、特別是必須運用的小擀麵杖,是從中國人那裡學來的;“高靠背方椅”是當地一大特產,坐上去比較舒坦,有後背可倚靠,這是中國人的貢獻。這些因落難而永久定居非洲的數百名船員,其實是中國“移居”非洲的首批華人。鄭和七下西洋從第四次開始遠赴非洲,即在永樂十一年(1413),第七次下西洋結束於宣德八年(1433)。換言之,肯尼亞帕泰島附近的船難應該發生在1414年至1433年之間。即使那次事故發生在鄭和第七次下西洋(1430—1433)期間,鄭和船隊成員在華工首次登陸毛里求斯島的1762年,即330多年前,早已因意外事故而成為首批非洲華僑;他們比第一個到達非洲的中國人,即1593年到南非的,還要早近200年,因而是當之無愧的首批非洲華人。

提前非洲華人移民史——把華人移民非洲的時間提前二三百年,同時把華人最早移民非洲的地點從非洲島國轉移到非洲大陸,即從毛里求斯改變為肯尼亞,這不但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意義,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鄭和使團部分成員“移民”非洲表明,中國人不但早於歐洲殖民者抵達非洲,而且早於歐洲殖民者定居非洲。這一歷史真相徹底戳穿了所謂“歐洲人發現非洲”的謬論,有力回擊了所謂的“新殖民主義論”和“中國威脅論”,併為今日中非貿易的蓬勃發展和非洲“向東看”提供了確鑿的歷史根據和理論支持。互補性和公平、平等的“二平貿易”是鄭和船隊開展海外貿易的基本原則。換言之,中非之間公平互補的直接貿易早在歐洲殖民者登陸非洲大陸之前就開始了,非洲“向東看”和中國“走進非洲”始於600多年前。今天的中非貿易與合作,以及非洲出現的“向東看”,不過是600多年前中非直接貿易的延續和發展。提前非洲華人移民史,使鄭和“移民”為當代華僑華人紮根非洲、融入當地社會樹立了學習楷模。鄭和船隊訪問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沒有侵佔別國一寸土地,沒有掠奪他人一分錢財,沒有販賣非洲一個奴隸,沒有威脅任何一個國家。以中國當時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因為中華民族是一個崇尚和平和諧的民族,“以和為貴”,以和為美,和和與共。基於此,世界一流船隊出訪的目的,不是搶掠土地、索取財物、奴役他人和恫嚇別國,而是為了開展交流、發展友誼、拓展貿易,從鄭和下西洋訪問非洲到今天中國的對非政策,一脈相承,有口皆碑。

彰顯海上絲綢之路深厚歷史底蘊

依託著海洋交通中心站、航海貿易基地和貿易大本營所構建的貿易網絡,鄭和遠航非洲將東非木骨都束、卜剌哇和麻林等地納入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體系,加強了東非沿岸各國在海上絲綢之路上的地位與作用,促進了亞非之間海洋交通運輸和貿易事業的發展,彰顯出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的國際意義。肯尼亞總統肯雅塔在給拙著《非洲踏尋鄭和路》(中文第四版)的序言中寫到:“習近平主席用‘一帶一路’倡議加強中國與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聯繫,這條海上絲綢之路通過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把中國與東南亞、南亞次大陸、地中海以及非洲東海岸連接起來。600多年前在訪問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過程中,中國著名航海家鄭和數次造訪肯尼亞古代麻林國,這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此書英文版在非洲的出版發行,將會使我們進一步領悟到‘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構想的深厚歷史底蘊,必將為促成‘一帶一路’倡議在肯尼亞結出豐碩果實作出新的貢獻。”我們今天積極推進與各國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就要像鄭和下西洋那樣,建立和發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完善的經貿網絡,實現中外經貿效益的最大化,同時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齊心協力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進一步提升中國的世界威望,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今年9月將要召開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期間,眾多非洲國家首腦和代表會歡聚一堂,共商未來中非合作大計,這正是鄭和下西洋時期亞非“風雲會”盛況在新時代的再現,不但會譜寫中非友好關係新篇章,而且會促使我們更加珍視鄭和下西洋這一極其珍貴的歷史遺產。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研究員)

原標題:李新烽:鄭和遠航非洲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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