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被推為文壇盟主的錢謙益高喊“詩人之志在救世”；這是針對當時表面溫和柔順實則空疏浮靡的詩風發出的，恰與顧炎武“文須有益於天下”的主張相呼應，可謂振聾發聵。
繼之，黃宗羲、王夫之、魏象樞、申涵光、朱彝尊等人重新提倡“詩教”，力圖返本溯源，恢復詩歌感人心、正風俗、拯世道、振精神的風雅傳統。看來這是要踐行錢謙益“以詩救世”的志趣了。
以詩救世？這怎麼可能！原來，這是明末清初一批士人面臨社會動盪、轉型所做出的艱難的文化選擇。本來，煌煌大明，千年承統，卻眼睜睜看著它一敗於一群揭竿而起的饑民，再亡於一隊連本族文字都不認識的女真騎兵，怎不令人扼腕！於是，這些士人把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歸於那個時代的學風空疏、知行齟齬、傳統失墮。因而，痛定思痛，無論是出於反清復明的宏圖（如錢謙益），還是為了入清後新的華夏一統的振興穩固，他們大力倡導“經世致用”的“實學”，又不約而同地把救世的理想寄託在了詩歌身上。
不同時期的歷史情景，又往往驚人地相似。
時光移到清末；內憂外患，人們又面臨一個“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同治庚午（1870年）六月二十一日，直隸樂亭縣一個叫李潤霖的貢生，在他家剛剛落成的一座花園——清音園裡大會賓客，邀約知名文人雅集，還特意請來了他那位德高望重的同鄉好友、當時的京東文壇領袖、有“京東第一才子”之稱的史夢蘭先生。眾人遊園賞荷，興致正濃，忽然傳來天津發生教案、中外震驚、清廷急派曾國藩前去辦理的消息。史夢蘭形容當時的情景，說他們“舉杯談笑忽悽惘，唾壺擊碎神為怳”。又記述說：“是日，餘與座客蒿目時艱，並讀曾相答夷使威妥瑪書，不勝詫嘆。” 這些人關心時局，體現了傳統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而憂患之餘，一干文人整頓心神，又採取了一種特異的應對現實的行動——在史夢蘭的帶領下，分韻賦詩。其中，史夢蘭自己連賦全韻詩四首、四百多句。
此舉又是“以詩救世”吧？
就在第二年，即1871年，史夢蘭拿出自家的好幾百兩銀子，僱請刻字工，把自己花費二十年心血編成的一部地方詩歌總集《永平詩存》二十四卷雕版印刷，然後分送給朋友及各學堂、書院。約於光緒辛卯（1891年），又編定續編四卷。
的確，史夢蘭自己也喊出了“詩與政通”的口號；他平素所堅持的詩學旨趣，正如他的得意門生張山總結的，是發於真性情、真學問，以救治“世道人心”。他在《初日山房詩集序》中稱：
《記》稱聲音之道與政通。安樂悲怨可以驗政之和乖，此謂樂之聲也。況詩為人聲之精微，發於心而比於樂者乎！春秋列國卿大夫往往於宴會賦詩見志，因以別其邪正休咎，此取他人之詩而賦之也。況詩由自作，貞淫正變，假物以鳴，尤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乎！古人審樂以知政，誦詩而知人，蓋有道矣。……有是哉，詩之與政通也！
這，不正好與錢謙益、黃宗羲等前輩的主張相似嗎？
史夢蘭（1813-1899），字香崖，出生於樂亭縣大港村一個耕讀世家。他考中舉人後辭官不做，返回家鄉，修建了“止園”別業，在那裡潛心學術，最終成就斐然，堪稱大家。他是清代後期彌合漢、宋之學的代表人物，曾作為直隸境內首席鴻儒受到總督曾國藩的徵聘，光緒十七年，又被清廷以學行硃批加四品卿銜。
中年之後，史夢蘭雖絕意仕進，但並不甘做一個出世的隱者。他對清朝中後期以來內外交困的局面憂心如焚，對社會的衰敗、官場的黑暗以及科舉取士的弊端體認深刻，且一直保持著較清醒的批判意識。他鄙棄“空疏無用”之學，數十年如一日，篤學樂道，力求知行合一。在具體的學術實踐中，他承接清初“實學”的統緒，一方面埋首經史，一方面又注目現實，以期“經世致用”。作為一個沒有重權高位，難以憑外在事功實現修齊治平的儒者，史氏仍同地方中下層官吏及普通文人廣泛交遊，通過講學、著述、詩文唱和等，倡興民間清議，諷喻世事，臧否官吏，勉力以地方士紳的身份賡續道統、重振斯文。
古代文化中心多在鄉村，而北方較之南方少有山林名勝，書院、名人書齋等基本都坐落於村鎮之中。史夢蘭雖在昌黎碣石山建有止園別業，但那也緊鄰村鎮，且因北方寒冷，別業只供春秋佳日暫時居留，他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都居住在家鄉大港村。
當時掌教蓮池書院的一代宗師貴築黃彭年黃彭年這樣記述：
京師之東有賢人焉，曰史先生香崖。隱居樂道，於學無所不窺，而尤長於史。所著書流播燕趙間，見者詫為貢父、荊川復生，非近代著述。其弟子秩秩有師法，稱先則古，不問而知出於史氏之門也。（《旌表節孝五世同堂誥封宜人史母王太宜人壽序》，見光緒丁丑刊《萱庭壽言》）
在晚清京東地區，圍繞史夢蘭而聚集起一個龐大的傳統文人群體，他們與朝廷及“洋務”、“維新”派人物有著微妙的互動。作為地方士紳階層，他們續學承統，以詩明道，賡颺風雅，對於馴化、維護、校正“政統”，對於規範官員行政、廓清地方吏治，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這一點從史夢蘭與永平知府遊智開等地方官吏的交往中可明顯察識。
遊智開與史夢蘭於同治八年在曾國藩的直隸總督府結識，此後直到遊晚年任廣東布政使，二人一直唱和不斷。遊氏到永平地方做官不久即政聲四起，廉能之譽馳海內。這與他熱衷於同以史夢蘭為代表的地方文人廣泛交遊、詩歌往來不無關係。史夢蘭曾親撰《永平太守遊公德政碑》，文末作《遊公來》歌，充滿勸勉之意。此前，他還發起倡議，以“遊公來”三字為樂府題，邀同人廣賦歌謠，形成風氣。他又在一首寫給遊氏的《讀遊觀察〈藏園詩鈔〉書後》詩中強調：“聲音與政通，詩亦通治理。循吏作詩人，治譜兼詩史。”
史夢蘭之子史履晉在《香崖府君行述》中記述說：“府君性和易，接人以禮，而凜然不可幹以私。府縣官蒞任，每先施來見；詢及風土人情及地方利弊，必詳告之。遇公事義舉，必身先以為人倡，而未嘗以私事幹謁公門。”遊智開嘗巡行至樂亭縣城，竟不顧地方之供應，連夜過訪史夢蘭。車行至大港村，天尚未明，竟不敢進村，盤桓村外，口占一詩，曰：“我來訪高賢，曉月猶未墮。恐驚先生眠，繞村走一過。”黎明，叩門而入，相與大笑。
當時的樂亭縣令袁守直曾送給他一柄紈扇，他馬上寫了一首贈答詩給袁。詩是這樣寫的：“驕陽如酷吏，威逼汗交流。忽惠淸風至，全教畏日收。團欒形似月，搖動氣先秋。更願還持贈，揚仁徧海陬。”這無異於在拿扇子敲打這位“父母官”啊。
他與他的同鄉好友、時任山東新城知縣的臧維城還有過這樣的唱和：
仕路休嗟行路難，出山須作在山觀。
紓他蔀屋三分苦，留我儒生半點酸。
祿可養親焉用富，貧原非病況為官。
早知甘雨隨車徧，單父琴聲聽再彈。
——《柬臧友山明府》
由此，詩歌成了史夢蘭“學以致用”的橋樑。他倡導在追求“真才實學”的同時又不廢詩詞功夫；他自己青年時代起就酷嗜吟詠，反對把做詩視為於科舉有害無益的“閒傢俱”。他從二十四歲開始創作《全史宮詞》，直到七十四歲才最終完成了這部在中國文學史上規模最為宏大的宮詞作品。他又把自己平時創作的一千多首詩刪定成《爾爾書屋詩草》八卷。此外，還編有《四朝詩史》九十卷。
對於自己的兒孫，他更是鼓勵他們要敢於突破舉業科名的束縛，大膽吟詠。如他在一首寫給兒子史履晉的《題晉兒〈初學吟草〉》中說：“三唐詩取士，今日竟如何。愛此閒傢俱，（自注：世之攻舉業者目詩古文辭為“閒傢俱”。）殊乖制舉科。窮通有時命，歲月莫蹉跎。黽勉《斜川集》，憑將慰老坡。”認為兒孫們如能繼承風雅傳統，將是對自己莫大的安慰。
史夢蘭原本打算編選《永遵詩存》，收永平府及遵化直隸州（領豐潤、玉田二縣）之詩，但因條件所限，只成《永平詩存》。後來，豐潤的孫贊元仿照《永平詩存》的體例踵成《遵化詩存》。《永平詩存》收錄了清初至光緒250年間永平府轄域內樂亭、灤州、遷安、昌黎、盧龍、撫寧、臨渝七屬所湧現出來的181位詩人的2674首詩。每位詩家之後都附以作者小傳，並撰有《止園詩話》，對作者的生平、創作加以點評。在編輯過程中，史夢蘭對永平府地方文獻做了一次徹底梳理，而且追亡拾遺，走訪極為周密。這相對於那個時代的交通、通訊條件來說，可謂艱辛備嘗。
《永平詩存》的編輯刊刻，顯然浸透著史夢蘭構建地方風雅傳統的強烈意識，這與他的治世理想與詩學旨趣是一脈相承的。書中注重詠史、紀事、感時、交遊及有關地方故實題材的作品；對於受到文字獄威脅的文人的篇章，也決不避諱，這體現了史夢蘭的膽識。尤為可貴的是，史氏儘可能多地收錄了地方底層文人的作品，還著錄有布衣、普通婦女乃至盲人的詩作。這些更具私人性的自主寫作，為今人呈現了一個曾殘存於官權控制邊緣的豐富的民間社會。無論從編輯體例還是從收錄內容上說，《永平詩存》都堪稱清代後期地域詩歌總集的代表作。
永平府所在的北方地區本來並不缺乏詩歌傳統，但一直被視為“文風媕陋”之地。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北地文人耿介樸拙，不好自我標榜，出現優秀詩人詩作，也只是自生自滅。二是多數文人受科舉的桎梏，靈性意氣消磨殆盡，又唯恐吟詩會耽誤了自己的前程。對此，史夢蘭早已看透，他說：“吾鄉不乏綴學之士，然率為舉子業所域，鄙吟詠為閒傢俱。又或謂詩能窮人，遇有殫心聲律者，父兄師友輒動色相戒，以為非宜。以故為詩者甚鮮。”久而久之，後代文人妄自菲薄，認為本地詩壇自古荒涼，沒有什麼文獻可資整理、傳承。
由此可見，史夢蘭篳路藍縷，編輯《永平詩存》，功莫大焉。然而其用心亦非標榜詩名而是提倡詩風、發揚道統。《永平詩存》續編基本完成後，年近八旬的他感慨萬千，賦詩一首，雲：“又輯遺編付手民，一為欣慰一酸辛。唱酬半是同聲友，刪拾端資後死身。敢謂深仁同掩骼，聊憑薄力效披榛。采薇歌歇風詩渺，尚望輶軒問俗人。”隨後又在七十八歲告存詩中詠道：“文宗詩伯幾人傳，地下還應啟笑顏。（自注：餘舊刻《樂亭四書文鈔》、《永平詩存》、《續詩存》、《永平三子遺書》、溧陽宗人《洮漁遺詩》、明邑人王裕卿尚書《春煦軒殘稿》行世。）傳道蓉城虛左待，曼卿今尚戀人間。”“黃壚感舊又山陽，每憶良朋意暗傷。落落晨星不堪數，巋然將似魯靈光。”
史夢蘭與《永平詩存》中著錄的一大批詩人共同經歷了王朝式微的變局，彼此聲氣相通、惺惺相惜。可是眼看著一個個詩友像流星一樣隕落，如今僅剩他自己憑後死之身孓然面對黑暗的大地，怎不令人傷情！他要奮力抓住流星的尾巴，像囊螢鑿壁一樣收取這些詩星曾經放出的光芒，來照亮後人的生命途程。
這正是：忍看朋輩成新鬼，哀向荒冢覓小詩。
在清末“改良”、“立憲”、“革命”、“共和”的語境中，史夢蘭重倡“以詩救世”，也許是類於孔子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也難怪，被詩浸潤了幾千年的華夏大地，豈能斷絕風雅之音呢？生於斯長於斯的烝烝生民，又豈能沒滅歌吟之魂呢？
也許，萬馬齊喑局面的形成，正是因為沒有哪個詩人能夠縱情放歌了。
詩歌傳統就是風雅傳統。歌吟將風雅之道引入現實，將精神引入肉體，能讓凡人以超越性的天地境界從事人間生活，能讓塵世展開詩意的棲居。
感謝先賢史夢蘭先生為冀東地方留下了《永平詩存》。它使我們領略鄉邦山海形勝、風土人情之餘，更讓我們窺見了先民所經歷的生活，以及面臨複雜的生活現實他們曾有過的生命態度、情感方式、精神氣質、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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