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1998：那一年，我們是怎麼熬過三次滔天危機的？
血肉長城與豆腐渣工程
1998年8月13日，湖北省荊州市烏林鎮的長江大堤，一群人簇擁著一位戴眼鏡的老者走在大堤上，滔天洪水近在咫尺。那個夏天，中國大地被洪水泡著，珠江告急、長江告急、松花江告急、嫩江告急，洪峰襲來，衝擊著大堤，數十萬軍民修補著大堤，在洪峰下，人們顯得如此渺小，無助，如同螞蟻一般。
這位老者在那個夏天一直奔波在各地，從江西到湖北，泥濘的江堤上留下了他一個個腳印和一次次講話。在江西九江察看災情時，他的黑框眼鏡上全是雨水，還堅持手持喇叭講話。在烏林鎮的江堤上，他再次舉起喇叭，聲嘶力竭，一句一頓的喊下：“我們要堅決地堅持到底！堅持奮戰！堅持再堅持！”
堅持，再堅持，因為後面已經無路可退，再退，後面就是成千上萬的災民，就是長江沿岸的大城市。大堤不能再潰壩，數十萬軍民只能守住大堤，頂住洪峰。
不但是他，那一年，幾乎所有的領導人都離京奔赴各地災區。
8月13日那天，當時的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陪同老者。在一張照片裡，老者和總指揮站在大堤上，正前方就是滔滔江水，如果說抗洪是前線，那麼，他們就在前線最前沿，他們的一個決定，將決定著千萬人的命運。
因為8天前，湖北省委省政府報告長江水情時，提出“必要時，請求啟用荊江分洪區。”
烏林鎮就在分洪區，如果大堤實在守不住，那就只有炸掉堤壩。當時荊江已超過規定的分洪爭取水位，輿論急切要求炸燬荊江大堤，分洪以保武漢三鎮。如果炸堤分洪，分洪區將變成澤國，數十萬人無家可歸，而萬一決口，武漢三鎮將遭淹沒，損失將無法計算。
炸還是不炸，決定權被授權給了總指揮。
8月16日，長江沿線暴雨如注，沙市水位44.88米，並持續上漲。總指揮再飛荊州，討論要不要炸開大堤分流，一天後，荊江大堤上已經埋好炸藥、雷管，就等總指揮一聲令下。可能是老者的“三個堅持”堅定了總指揮的信心，他並沒有點頭分洪。
蒼天保佑，他賭對了，雨停了，大堤巋然不動，分洪區保住了，武漢三鎮也保住了。
20年後，當看到數據時，依舊能從數字上感受到當時災情的慘重：受災面積3.18億畝，受災人口2.23億人，死亡3004人，倒塌房屋685萬間，直接經濟損失達1660億元。另一個直到現在也沒有公開的數字是：奮戰在抗洪前線的軍民有很多再也沒有走下江堤。
他們的身體埋在了大地，靈魂留在了江堤，他們以血肉之軀保衛了人民。
也是那一次抗洪，九江大堤缺口，朱相在快艇上臉色鐵青的大罵：“人命關天，百年大計，千秋大業，竟然搞出這樣的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腐敗到這種程度，怎麼得了！”
“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成為那一年最熱議的詞彙之一。抗洪軍民的捨身取義與長江大堤工程的豆腐渣，是當時我朝體制最好的註解，這也是數千年我朝歷代王朝的通病。
我朝歷來是一個水患嚴重的國家，除了大家最怕的“貨幣洪水”，在過去數千年，中國人都與洪水做抗爭。或許，也正如魏特夫所說：為了治理水患，所以中國創造了組織嚴密的國家機器。中國最早的君王大禹就是因為治水有功才被推舉為王。
魏特夫說：“照馬克思的說法，需要由國家管理水利工程，便是亞細亞國家產生的原因。”
這句話的由來是馬克思寫道：“在東方，由於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願的聯合，所以就迫切需要ZY集權的政府來干預。因此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
某種程度上，魏特夫、馬克思的視角頗有道理。古希臘、古羅馬曾經熱衷於修建各種氣勢恢宏的工程、建築，但當它們轟然倒塌後，整個漫長的中世紀，歐洲再無宏大的工程。東土我朝文明更有延續性，無論哪個朝廷都極為重視治理大江大河，也喜歡搞大公共工程。
公共工程的好處太多，既能治理水患保境安民，在現代還能拉動GDP，公共工程需要制度做支撐，所以背後也就有了龐大的官僚系統和國有經濟體系，當然，對於官員來說，公共工程也是其有操作空間斂財的機會。
在那個夏天，我朝這套體制的所有長處和劣處都被洪水沖洗得明明白白：長處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從全國各地調遣了百萬軍民，下死命令嚴防死守，人在，堤在，堅決不能後退，人民子弟兵以血肉之軀擋住江水；劣處是人命關天的江堤居然有豆腐渣工程，同時嚴峻的是，偌大的國家，工程機械少得可憐，面對洪峰，還要靠軍民扛沙包投入，當堤壩缺口，只能束手無措。
當時有個觸目驚心的數據：在抗洪期間，貴礦、成都神鋼、合肥日立捐贈液壓挖掘機分別為6臺、4臺、2臺。柳工、常林、宜工、鄭工捐贈裝載機分別為3臺、4臺、4臺、4臺，廈工捐贈推土機、裝載機各1臺，合叉捐贈叉車10臺等。
這不能怪它們，它們已經盡力了，那一年，即使合資企業的合肥日立及小松山，推土機的年產量也就1000臺、600臺。
機械工業的落後，就需要軍民用生命去面對洪水，慘重的教訓，並未隨著洪峰的過去而被那位老者和朱相所遺忘。洪水雖然過去了，下一次是什麼時候？下一次，還是要靠軍民用血肉填進去嗎？
我朝過去計劃經濟體制裡，對所有產業都有個計劃和定位，任何產業的定位和國有投資計劃，都取決於長官以及主管部門的預判，其中對機械工業的定位，在“六五”是“一般產業”，到了1985年“七五”的時候已經被定為“夕陽產業”，在1990年開始的八五規劃中，國家對其投資額僅佔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0.65%。
現在回頭看，“六五”、“七五”、“八五”的規劃都誤判了，在那計劃經濟思維濃厚的規劃裡，國有機械工業企業投資不足，技術實力差，無法提供堪用的工程機械。如果靠國家基於戰略誤判的規劃，繼續以純國資去經營這個行業，那麼，很可能，後來的我朝還是需要用軍民的人肉去抗擊洪水。
貨幣洪水與金融創新
1998年9月4日，戴眼鏡的老者在九江市宣佈：抗洪搶險鬥爭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偉大勝利。
洪水退去，人們還沒來得及喜悅，就需要在滿目瘡痍的大地上重建家園，而當時我朝大地上另一場洪水也才剛剛退去，經濟內憂外患。
那場洪水就是貨幣洪水。
為了對沖1989-1990年的經濟下滑以及拉動經濟，從1991年起我朝央行開足馬力印鈔，當時我朝金融系統還沒有現在那麼多眼花繚亂的創新，貨幣發行機制和信用機制簡單粗暴，那就是印錢，投放現金，鼓勵銀行放貸。
M1供應量
貨幣超發固然是給經濟打了雞血，將GDP增速從1990年的3.9%的泥潭中拉出來，到1991年GDP增速猛烈反彈到9.3%，1992年GDP創14.2%新高，到通脹的末期仍達到9.9%。我朝有個特點，上頭鼓勵的事情，如果各級能從中漁利，那麼大家就快馬加鞭層層加碼迅速把規模做大。在國家開動印鈔機後，各地銀行也成了各級衙門的提款機，各種工程上馬，工業園遍佈全國，經濟一下子就過熱。
當時我朝房地產市場還沒現在發達，雖然也局部過熱但承接不了所有貨幣洪水，結果是物價高企。
一個很直觀的數據是：1993年，北京市職工月工資平均是376塊，1994年北京市職工平均月工資545塊，而豬肉價格從1993年12月的每公斤7.52塊，到1994年底漲到了每公斤13塊。也就是說，1993年，北京工人的工資一個月能買100斤豬肉，而到1994年只能買82斤。
1994年的年CPI創下了24.1%的記錄，收入增速遠遠趕不上膨脹。
當然，1993年當時還是副相的朱老闆就鐵腕整治通脹，讓銀行行長們去收緊信貸和追回貸款，不然就要掉腦袋，並且派出督查組巡視各地，狠狠踩了急剎車。
可是，通脹是有慣性和記憶的，猛烈的通脹下，人們的反應一般是：搶購商品，高息把錢借出去保值。
所以，當時是搶購彩電以及股票，同時金融機構如雨後春筍般崛起，吸儲利率節節攀升，全民借貸熱。股票這東西，不用說了，每輪股瘋後一定是股指暴跌，韭菜財富被洗劫，畢竟股市不是核心資產。而歷來我朝的貨幣洪水都伴隨著“金融創新”，在1990年代初的通脹大背景下，有兩大事件格外引人注目：一是農村合作基金會；二是“327國債事件”。
“金融壓抑”似乎是評論我朝金融體制的萬能詞彙，它可以指我朝金融機構供給不足，國有金融機構佔據了太多份額和資源，差別信貸政策導致民企融資難融資貴，老百姓不得不忍受銀行系統的利差壓榨，也可以指我朝金融改革創新不夠。
可是，縱觀我朝1978年後，金融開放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每一輪放開，最後都是一地雞毛。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我朝農村不僅需要繳納公糧哺育城市，農村“剩餘勞動力”還是珠三角加工業的人力來源，農民的存款也是通過銀行系統投向資金回報率更高的城市，農村地區輸出糧食、人口、資金，簡直政策工具的蓄水池。 1990年代初期那一輪貨幣洪水期間，為了解決農村地區農戶融資難以及盤活集體資金，減輕農行的信貸壓力，1991年11月，十三屆八中全會《決定》要求，各地要繼續辦好農村合作基金會。同年12月，農業部發出了《關於加強農村合作基金會規範化、制度化建設若干問題的通知》，再次吹響農村金融創新、金融支持的號角。
鼓勵結果是，到1992年底，我朝農村合作基金會為主要形式的農村合作金融組織，鄉鎮一級1.74萬個，村一級11.25萬個，分別佔鄉鎮總數的36.7％和村總數的15.4％，共籌集資金164.9億元。看上去不多，但做個對比的是，那一年，全國農民平均年收入是570元。
當時，這類農村合作基金會壓根沒什麼監管，就跟現在的PtoP一樣，比PtoP更麻煩的是，農村合作基金會本意是被規定為合作互助機構，農民兄弟湊錢給自己放貸，可在實踐中卻成了高息攬儲的類銀行，還沒有資本金監管沒有撥備也沒有流動性管理更沒有風控，從農民手裡吸收了畢生的血汗錢，內控也算了，地方領導甚至基金會一把手的一句話，就能把錢投出去，不知不覺，不用公開。
更為糟糕的是，分稅制改革後，基層政府稅收收入少了，但事情卻更多了，開支不斷增加，那時候又沒有賣地收入，要花錢只能靠借，甚至有些基層政府需要借高利貸發工資，結果是各種借貸不斷攀升。據1997年農業部對7省的調查，鄉級政府平均負債約200萬。到1999年全國鄉鎮負債超過300億。
為了解決地方財政危機，一些地方除了強行讓農民交納各種稅費、亂攤派、借高利貸，還有就是把手伸向了基金會，本來應該是農民自發組織的互助機構，在變成類銀行後，最後變成了鄉鎮政府的提款機，它們派人擔任領導，用各種方式將農民畢生的積蓄洗入財政以及自己的腰包。
但在當時農民兄弟眼裡，政府派人來當基金會領導也是件好事情，說明國家承認，說明基金會是國家體制的一部分。用翔哥的話來說，就是被納入國家廣義信用了。一旦被納入國家廣義信用，那就麻煩了，那就意味著：1、規模將快速擴張；2、壞賬和不良將攀升；3、國家必須兜底。
當時的規模和最後的壞賬到了什麼程度呢？從後來嚴厲整治的河北省玉田縣這個例子可以管中窺豹，到1999年通過對該縣的基金會清產核資和資產確認才發現：全縣22個基金會共認定總資產39347萬元，總負債65302萬元，資債相抵虧款總額25955萬元。其他各縣的情況基本類似，資不抵債，基金會虧空巨大。
一個縣如此，全國的情況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貨幣洪水還繼續，那麼一切窟窿都能被繼續掩蓋，在1992-1996年那輪大通脹下，所有的壞賬和不良都被“隱藏”了起來。直到1997年，上頭髮現形勢不對，收縮貨幣，並且出政策強力整治，眾所周知的是，我朝體制下，一旦決定貨幣和政策雙從緊，那就實很猛烈很迅速的，就跟現在一樣，但關緊貨幣供應總閘門以及各種信貸通道，就意味著——有單位要暴雷了。
1997年11月，上頭決定全面整頓農村合作基金會，政策突然趨緊，農村合作基金會的所有矛盾突然表面化。以前農民以為基金會的頭頭腦腦都是政府派來的，有政府背景，是國家的一部分，無論利息多高都不擔心，也不關心當家人把錢投到哪了。隨著信用收縮，各地開始出現兌付困難，陸續出現宣佈關閉的事情，恐慌隨即傳染擴散，為了保住畢生積蓄，農民紛紛去提款，四川、河北等地出現了較大規模的擠兌風波，任何金融機構都無法承受擠兌，尤其是基金會沒有央行作為最終貸款人，也沒有現在的存款保險制度，擠兌加速了基金會倒閉，恐慌和憤怒之下，最終釀成了Q體性事件。
本來如果是純互助機構，那就清盤得了，可最終異化為地方提款機的類銀行，那就不得不地方出頭來處理，否則就是動搖那啥的。解決辦法，讓農民兄弟們接受“債轉股”肯定不行，只能是“誰掏空誰負責”，各級想辦法補充資本金、追回借款，優質的歸併農村信用社，劣質的強制清盤關閉或自行清盤，以財政擔保承諾按年逐步向農民兄弟還錢。
但財政實在沒錢，怎麼辦？部分地區也是有高招：增加攤派提留，向農民轉嫁債務負擔。就是增加廣義稅負，向轄區所有農戶增稅來還欠他們的錢，左手倒右手。
這招是不是很高明？是不是很眼熟？
覺得眼熟就對了。
談到這，已經很長了，“327國債”事件就算了，往後有時間再談。農村金融創新尚且如此，國有正規金融也好不到哪去。
就在農村被洪水、通脹、基金會倒閉潮反覆洗劫時，一場更大的“洪水”已經衝到了我朝的家門口。
金融危機與真改革
那就亞洲金融危機。
這場危機發源於泰國，以雷霆之勢席捲整個西太平洋，曾經的“四小虎”、“四小龍”以及我朝都風雨飄搖。當時東南亞慘到什麼程度？
我們可以從泰國GDP增速這個深深的V字型缺口以及外匯儲備斷崖跳水的可以看出：
泰國外匯儲備
泰國曾經是聯繫匯率，也就是將泰銖與美元以固定匯率掛鉤，在1997年前，大量的熱錢湧入泰國，GDP增速和外儲節節攀升，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奇蹟沒有什麼秘密：發達國家產業轉移、舉債搞建設。受益於歐美轉移來的貿易加工業以及日本的“雁行發展”，東南亞的工業起步，人均GDP快速攀升，泰國一度達到美國的10%，馬來西亞也是，其實最盛的時候，馬哈蒂爾還曾得意洋洋創造了個“亞洲價值觀”的概念，彷彿當時東南亞的經濟奇蹟是他們領導有方，可以當其他國家的老師了。
但盛世的背後，是資產價格暴漲，房地產暴熱，銀行信貸流入地產。1990-1996年，東南亞的房地產投資火爆，從賬面上看，1996年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四國對房地產的貸款佔全部銀行貸款的23％，真實數字更高。並且，當時東南亞的銀行系統是權貴以及圈子裡的人特許經營。東南亞的大亨們拿到銀行牌照後，並沒有什麼監管，毫不客氣把儲戶的錢當作自己的，“自融”都是客氣的，直接搬運到自家的項目裡。
由於資本項目開放，熱錢可以快進快出，1993年大量國外資金流入，使資本總額在一年內增加了約25倍，對此，東南亞的官僚們也是自滿，並不認為這是什麼問題。
到危機前，東南亞各國的銀行系統其實早就被掏空。形勢更嚴峻的是，我朝從1990年起就將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並軌，逐漸貶值，到1994年貶值到1美元兌8.2人民幣，一下子獲得巨大的出口優勢，搶了東南亞國家的生意，東南亞國家的出口貿易遭受打擊，經常賬戶赤字逐漸攀升，到危機前，以泰國為例，經常賬戶赤字佔GDP的8.1%。
當時亞洲各國的銀行系統、政府、企業普遍借債，銀行系統從國外借來低利率的錢，投放到信貸市場賺利差，政府則是有錢不借就是王八蛋。結果是債臺高築，1996年，泰國外債規模高達到900億美元，較90年代初上升了4倍，韓國、印尼的外債規模在1000億美元左右，如果都是長期外債還好，相反，外債結構裡短期債務比例過大，佔20％以上，而這些國家的外匯儲備僅有100-300億美元，應對短期外債就顯得力不從心。
所以，表面上看東南亞金融危機是索羅斯等金融大鱷的襲擊，其實是禍起蕭牆，蒼蠅不過是叮了一個臭雞蛋而已，在危機爆發前，整個東南亞乃至韓國、香港、臺灣等經濟體都已經把自己綁到了行刑臺上。
1997年泰國再也扛不起固定匯率，再扛下去外匯儲備就將消耗殆盡，7月2日泰國宣佈放棄聯繫匯率制，泰銖一下子爆跌46％，通脹率蹦到了7.7％，到1998年又上漲了8.6％，泰銖對內對外都大幅貶值，GDP增長-13%，以貨幣衡量，經濟總量腰斬。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貨幣貶值幅度也在10％-40％，通脹嚴重，其中印尼1998年1月通脹率18.48％。
在匯率暴跌的情況下，銀行、企業、政府要償還外債就變得不可能，相當於債務壓力加重了一倍。銀行系統喪失流動性，不但無法兌付，甚至早已經資不抵債。憤怒的儲戶這才發現，他們畢生的血汗錢早已經被銀行的老闆們揮霍一空，投出去的錢再也不可能追回。那些曾風光無限的商業鉅子們一下子露出了騙子、老賴的原型——擁有銀行的掏空銀行，拿到銀行貸款的，乾脆宣佈不還了。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曾經大罵索羅斯：“我們花了40年建立起來的經濟體系，一下子就被這個有錢人給搞垮了。”
這還真是罵錯人了。
當時東南亞的慘狀，絕大部分都是咎由自取，國家在馬哈蒂爾、蘇哈托等人手裡玩殘，最後怎麼就怪了那個拆穿的人，人家不過是按市場規則辦事，隨便賺到了錢。
在危機中，政客們大罵索羅斯號召國民共克艱難，可他們的身體都是誠實。金融危機後，里昂證券根據銀行業的資料信息，估計大約有2000億美元的印尼資金存在了新加坡銀行，而印尼的國內生產總值也只有3500億美元。也就是說，有權有錢的先逃的，甚至印尼央行拯救銀行業的資金，也被大亨們想辦法兌成外幣轉移到了國外。
東南亞風雨飄揚的時候，我朝情況也不容樂觀。此前經濟過熱，強力整治猛烈剎車後，經濟一下子從通脹進入通縮，1997年第四季度我朝GDP增速下滑到9.2%的增速，疊加受金融危機的影響，1998年上半年僅有7%。
也幸好我朝當時的外債規模並不大，並且還有朱相的寶貝疙瘩上千億美元的外儲在頂著，危機並未像東南亞諸國那樣嚴重。我朝的幸運之處在於：
1、貨幣提前貶值，早在1994年貶值到位，不但搶了東南亞諸國的生意，匯率並軌提前早早釋放了貶值壓力，否則以之前高高在上的官方匯率，手頭那點外儲也不夠的；
2、朱相的寶貝疙瘩外儲。外儲這東西純粹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不過是滿足債務、貿易結算的等價物而已，但其實對所有發展中國家而言，外儲某種程度上是本國貨幣發行的準備金，美元是有信用的真金白銀，央行被操縱在手裡的各國發展中國家，發行的法幣經常被自己搞到通貨膨脹嚴重一文不值，所以你沒有美元，誰也不敢持有你的法幣，外儲越多，你發的法幣才更有說服力；
3、1997年前之前就強力整頓金融系統，遏制信貸規模，經濟急剎車。
但即便如此，1998年仍然是我朝經濟極為嚴峻的一年。有這麼幾個情況：
國企虧損嚴重：1997年年底，全國31個省市區的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裡，12個省區市淨虧損。紡織、煤炭、有色、軍工、建材全行業虧損。其中煤炭行業的國有大中型企業170戶，盈利企業108戶，虧損企業62戶，行業總利潤不過4億元。國有獨立核算工業企業中，虧損企業的虧損額831億元，盈虧相抵後，實現利潤只有428億元。
銀行業技術上破產：1998年，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達33%，其中四大國有銀行在1997年年底，不良貸款比例為28.66%，到了1998年9月上升到31.38％。
產能過剩與庫存嚴重：六成以上的企業生產資料供過於求；加工工業1/3的企業產能利用率不足50%；38萬戶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產成品資金佔用超過6000億。
你可以從GDP增長率上直接感受到抽掉貨幣洪水以及外部衝擊對經濟的影響：
是的，用一句話總結就是：告別了高速增長，國企虧損嚴重，銀行不良率攀升，庫存嚴重，外部環境惡劣。
是不是覺得很耳熟？
那一年，最熱門的經濟詞彙是“保8”，也就是GDP增速能否到8%。8%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有關部門認為只有GDP增速高於8%，才能充分就業，只有保證就業，才能保持穩定。
而當時的我朝經濟，政策空間也並不大，某種程度上跟今天很像：
（1）歷經數年的高通脹剛剛被遏制，再也不敢輕易啟動寬鬆貨幣和信貸政策；
（2）銀行業已經技術性破產，資本金嚴重不足，即使有心再啟動信貸寬鬆，銀行系統也缺少資本金，無法再擴張信用；
（3）亞洲金融風暴愈演愈烈，即使之前貶值，人民幣匯率還是承受極大壓力，貶值是有利於出口，但是將極大動搖信心。
那一年，朱相做了幾件頗有魄力的事情：
1、簡政放權
國家機構大改革，原電力工業部、煤炭工業部、冶金工業部、機械工業部、電子工業部、化學工業部、國內貿易部、郵電部等部委被撤併，職能轉變。在過去體制裡，這些工業部委既是相關產業的監管者，又是相關國有企業的“孃家”，負責這些行業生產計劃的制定、規劃和指導。而根據國辦發［1998］57號文件，確立了政企分開、權力下放、權責一致的原則，這些部委不再直接干預企業的經營。
現在人們已經很難理解那份文件的分量，那一年，還密集下發了多份體制改革的文件，所有的指向都是：放權。讓國有企業更自主經營，政企分離。這標誌著原來的計劃經濟模式被進一步改革。
2、“供給側改革”去產能
由於1991年到1996年的經濟過熱，全國各行業都出現了產能過剩，到1996年全國彩電產能3000萬臺，市場容量不過2000萬臺，電冰箱、汽車的生產能力也閒置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這是我朝特色，產能擴張不過是信貸擴張的表象，在1991-1996年那波大通脹裡，大量信貸被各級政府拿去支持了轄區企業的擴張，廉價的信貸吹起了產能泡沫，而當時的老百姓未必有錢買得起。
所以，去產能總是在信貸收緊後進行，去產能某種意義上是信貸緊縮下收拾不良資產，以壓縮產能穩住價格避免出現債務危機感染到銀行。
首當其衝的是對煤炭、紡織業等上游產業實施去產能，以出口大戶紡織業為例，1998年初發布了《XXX關於紡織工業深化改革調整結構解困扭虧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正式提出改革目標：從1998年起，用3年左右時間壓縮淘汰落後棉紡錠1000萬錠，分流安置下崗職工120萬人，提出到2000年實現全行業扭虧為盈。
3、國企改革
伴隨去產能而來的是，全行業的下崗潮。大量國企被關停，職工下崗。在此之前，國企-國有銀行-財政-發改形成的自循環圈裡，國企獲得財政撥款，就連銀行信貸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視為軟約束的流動性支持。而當時的財政已經無法支持低效率的國企。
不是國企經營得好不好，倘若還是全國一盤棋的計劃經濟，那麼這都不是問題，因為無法“發現價格”，也就無法核算盈虧。但市場經濟逐漸興起，“價格”被發現，諸多國企只能靠財政輸血，再也不堪重負。那一波下崗潮太慘烈，根據《中國統計年鑑》的資料，我朝原有國有企業的職工1.1億人，到1998年國有企業職工人數為5200萬人，集體企業原有4000萬員工，1998年後為1000多萬，合計分流和下崗近8000多萬人。
其中的慘烈遠遠不是一首《從頭再來》可以唱進的。國家以8千萬職工以及背後的家庭，換來了財政負擔大大減輕以及經濟輕裝上陣。功過是非，不評論。
4、重整銀行系統
最大的舉措是補充資本金，防範各級衙門直接把銀行當提款機。這個上週公號提到過，翻回去看即可，不再贅述。
5、資本管制
這個也不用多說，當時的強制結匯以及資本管制下，即使在國內通脹洪水滔天的時候，匯率也能有序貶值，而沒有出現資本大幅出逃的情況。
6、積極財政
為了應對外部衝擊，以及緊縮導致的通縮，我朝啟動了積極財政，民眾沒錢消費了，要擴大內需，那就實施大規模基建。
在1998年那一輪積極財政最直接的觀感就是財政赤字：1998年的赤字是980億元，到1999年是1797億，2002年到2098億元，財政赤字佔GDP的比重從1998年的1.14％提高到2002年的2.6％。政府支出不斷擴大：
主要投放是：（1）農林水利建設，1998年水利建設投資達到358億元。那年夏天的洪水教訓太深刻，所以重點投資了大江大河防洪水利工程，長江、黃河中上游水土保持工程；（2）交通通信建設；（3）城市基礎設施建設；（4）城鄉電網改造；（5）國家直屬儲備糧庫建設。
積極財政以大基建拉動經濟的結果是，曾經被視為“夕陽產業”的工程機械行業迎來大發展，1999年上半年國內工程建設機械市場特別是築養路機械市場出現前所未有的火爆景象，全行業工業總產值比1998年增長19%，並多年保持高速增長。
從此以後，你越來越少看到抗洪需要百萬人去扛沙包了。
7、加大開放，引進外資，鼓勵民企發展
在國企下崗潮的時候，由於簡政放權，民企意外獲得了快速發展，中小企業承納了一部分就業人口，成為我朝經濟增長的主力，充滿活力的民企從最辛苦最廉價的來料加工起步，逐步走到今天進入機電、裝備、IT、芯片產業。
人民幣匯率一直在8.2左右徘徊，雖然被美帝指責操縱匯率，但長期穩定的低匯率讓我朝成為全世界尤其美國資本青睞的投資目的國，大量投資湧入，設立合資、獨資企業，不但解決了大量就業，也幫助我朝培訓了大量產業工人和管理人才。
8、啟動房地產市場
9、與美改善關係
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戴眼鏡的老者對美國進行了國事訪問，這是12年來領導人第一次正式訪美。訪問期間，雙方發表了《中美聯合聲明》，確立了發展面向21世紀中美關係的目標、原則和指導方針。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克林頓總統訪華，雙方進一步明確了面向21世紀中美關係發展的方向和框架。
兩國步入了戰略合作期。最重要的是，雙方展開貿易談判，美帝逐漸同意我朝加入WTO。
4年後，經過討價還價的談判，我朝最終加入WTO，當時很多人認為“狼來了”，結果卻是更加確立了我朝“世界工廠”的地位，封死了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復甦的東南亞諸國的產業升級之路，它們再也沒能回到1997年前的盛世。1996年危機前夜，泰國人均GDP3054美元，中國大陸只有790美元左右，泰國是我朝的3.86倍，我朝當時真是窮屌絲，抗洪靠人力，出國去泰國都沒錢，而今縱使算上匯率貶值預期，還是比泰國要高。
說了那麼多，千言萬語可以一句話總結——
那年夏天，老者在南方鼓勵軍民眾志成城抗擊洪水，又與克林頓談笑風生，做了一點微小的工作，為下個10年打下了堅實基礎，如今所有的政策工具都是當時打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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