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要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無涯的荒野裡，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那也沒有別的話說，唯有輕輕地問一句：“噢，你也在這裡嗎？”
——張愛玲
第一次知道張愛玲，是在中學的一節語文課上。老師說起他喜歡的作家，轉身在黑板上寫下名字。黑的板上白色的“張愛玲”，就這樣定格在我的記憶裡。
後來讀張愛玲，讀到《十八春》，她的文字，鋒利如刀，剖開現實人生的殘忍絕望，還深深記得讀完後，在公交車上，看到的風景都是一片灰暗，如同濛濛天空下，雨也是不清晰的，一切都遙遠而人茫然。
餘華說：
“我曾經用一種醫學的標準來衡量一個作家是否傑出，那就是在閱讀了這個作家的作品之後，是否留下了閱讀後遺症。”
我讀到這句時突然明白，張愛玲給我的閱讀後遺症，的確在神經和情感上留下永久的劃痕。
她寫她的少年時期，讀來心驚。所以她能寫出曼楨被她姐姐囚禁的可怕人生經歷。她一舉成名的作品，都在她的前半生。
《沉香屑·第一爐香》、《傾城之戀》、《心經》、《金鎖記》在1943年和1944年的兩年中發表，就如寫下“出名要趁早呀”，她年少成名。
但年青的她同樣希望歲月靜好，現世安穩，她與胡蘭成結婚卻沒得到一世安穩。三年後的1947年，他們分手。
1952年，張愛玲遷居香港。
你如果認識從前的我，也許會原諒現在的我。
——張愛玲
以去美國後的時間線來梳理張愛玲的後半生，或可從她的生活軌跡來更加了解她。
1955年秋，35歲的張愛玲在宋淇與鄺文美的送行下，遠渡美國。1956年3月，她離開紐約，來到麥克道威爾文藝營。3月13日，她遇見六十五歲的賴雅，4月1日，他們開始並肩用餐，5月12日，他們確定關係。
三個月後，張愛玲和大自己近三十歲的賴雅成婚。三十六歲的她打掉孩子。結婚六個月後，她終於有了自己的家，租了公寓。後來，他們搬到了黑人區。
而賴雅則身體狀況極差，婚後兩個月再次中風；接著舊病復發；六年後小中風；再過兩年癱瘓在床，一病不起。1967年他去世時張愛玲47歲。
來美國的這最初十多年，張愛玲在美國各個城市輾轉。經濟上的拮据，照顧賴雅的重擔，把她壓得喘不過氣。
她為了生計，寫電影劇本，翻譯英文小說，即使是她不喜歡的作家。
她一直揹負著很大的壓力，但她是堅強的，所有的苦痛全部嚥下，還是撐過了最困難的時光。賴雅去世後，她才開始著手喜歡的題材，將《海上花列傳》翻譯成英文，潛心鑽研《紅樓夢》。
亦舒曾說：
“今夜讀《皇冠》雜誌中的《相見歡》，更覺張愛玲不應復出……我始終不明白張愛玲何以再會動筆，心中極不是滋味，也是上了年紀的人了，究竟是為什麼？”
雖然亦舒是我喜歡的作家，但我卻覺得，這才是張愛玲，她已經閱盡人世的浮華與蒼涼，不再需要以前的繁複輔陳，她開始做減法，用至簡的情節。她的《相見歡》在兩個老太太的絮叨裡勾勒出生活，那是一種灰色，張愛玲的灰，平淡蒼涼。
從驚才絕豔到這樣的平靜無波。
張愛玲沒有回應亦舒，她只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上淡然提到這件事，“中國人對老的觀念太落後，尤其是想取而代之的後輩文人。”
因為愛過，所以慈悲；因為懂得，所以寬容。
——張愛玲
“她受傷受得太早，一輩子也不夠痊癒”——她早年的經歷，還是對她的人生起了很大的影響，有些彷彿是必然發生的事，其實都有著原生家庭帶來的陰影。
她嫁了兩次，都是年長的才子，胡蘭成大她十多歲，賴雅年長近三十歲，可惜前者風流浪蕩，後者暮年生活多艱。她或許是想在年長者中得到如父愛一樣的慰籍，但她終是沒能得到如她祖父母般的色彩鮮明的姻緣，最後孤獨終老。
她為胡蘭成低到了塵埃裡，忍受他的荒唐風流，因為她那麼期待現世安穩。可寫下歲月靜好的人是個渣男，他給予的不是靜好安穩，而是不盡的現世糾葛和傷心失望。
也就是張愛玲，能夠清醒又幹脆的放手，在絕交信中附上自己掙的三十萬，以示一刀兩段。
她和賴雅或許有過短暫的歡樂時光，但貧病一直是他們生活的主要基調。她承擔著養家的重擔，又要護理癱瘓在床的丈夫，為了賺取生活費，機票費，她寫稿子從早上十點到夜裡一點，眼疾暴發，眼睛出血，雙腿腫脹。可她不離不棄，陪著賴雅到他生命的最後。
縱使命運如此不公，但張愛玲沒有負任何人，她盡了她的責，不虧不欠走完她的一生。
欠她的，她在小說裡無情批判，也有原諒。她說，最可厭的人，如果你細加研究，結果總髮現他不過是可憐人。
很難想象六十四的張愛玲一天搬一次家的情景，甚至在同一家汽車旅館都要不停換房間，這時候的她，其實是很有偏執與強迫症的。
她一發現蟲子就搬家，那幾年，她住遍了洛杉磯的汽車旅館，市區住完了就住郊區，說“整天只夠忙著做無償殺蟲人，只好還是搬家”，她取信時在信箱處發現一隻螞蟻都要立刻更換信箱，蟲子成了她晚年的心頭大患。
但生活無論多忙亂，她依舊講究，不允許自己不堪，她準備做美容手術，她有許多化妝品，她還是那麼愛美，也許，她一樣愛著生活，即使生活中滿是蟲子。
1995年9月8日，張愛玲逝世。
聽到張愛玲死後數天才被發現，我當時心情難受，久久不能釋懷。後來看了相關描述說她死時“面容安祥”，才稍有些慰籍。
有人說她結局悽慘，我並不覺得。八十年代後的高版稅讓她可以安心寫作。她死時家徒四壁，並不是窮，而是她習慣了這樣極簡的生活方式。
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象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個人都是孤獨的。
——張愛玲
她雖然說自己是一個孤島，但還是有可信賴的好友林式同和宋淇夫婦為她處理身後事。
1994年的《對照記》，張愛玲放了一百多張照片在書裡，也許那時她已經準備好和所有的前塵往事作別。
從此不復有張愛玲。那種譏諷又蒼涼的張氏風格只有她能寫，因為她是那個時代造就的，不可複製。
她永遠是中文世界裡的張愛玲。 《秧歌》英文版成功打入美國出版圈後，她的創作作品在英語世界裡就沒有再被認可過，因為她的根紮在中國文化裡。只有中文才能讓她隨心所欲地處理意象，而這種細密繁複，用英文則顯得瑣碎，沒有中文讀來的畫面感。
她在最後的人生時光裡，還有著對她的家族歷史的喜愛與認同，她不忘身為清末名臣的祖父張佩綸和作為李鴻章長女的祖母李菊耦，所以她說“他們只靜靜地躺在我的血液裡，等我死的時候再死一次”。
而她75歲時安祥離開人世，所有塵世的喧囂和窺探，從此與她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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