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亞男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東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6月24日，土耳其提前一年半舉行總統與議會選舉。現任總統埃爾多安贏得52.5%的選票，再次當選。在議會選舉中，埃爾多安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和極右翼民族行動黨組成“人民聯盟”，最終以53%的支持率贏得議會多數席位。另有世俗派共和人民黨（22.7%）、親庫爾德的人民民主黨（11.67%）、從民族行動黨中分裂出來的好黨（10%）邁過“最低門檻”(10%的得票率)進入議會。埃爾多安高調宣佈勝選，稱選舉結果是“土耳其民主的又一次勝利”，其出任總統是“國家賦予的使命”，並承諾將繼續努力提升土耳其的國際地位。雖然反對黨對選舉結果提出質疑，認為在國家緊急狀態下投票難以保證公平、公正，計票過程也恐有違規之處，但最終無力挑戰埃爾多安與正發黨雙選雙勝的局面。
顛覆外界印象
這次選舉是土耳其2017年修憲之後舉行的首次選舉，也是首次同時進行總統和議會選舉，更是首次允許多個政黨組建聯盟參選，在土耳其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這次選舉也意味著土耳其實施了數十年的議會制被廢除，總統制正式生效，埃爾多安亦將藉此成為土耳其現代史上最強勢的總統。根據新憲法規定，土耳其不再設政府總理職位，行政大權集於總統一人之手，總統有權組建內閣、任命司法官員、解散議會等；原則上，總統任期五年，可連選連任一屆。自2003年以來，埃爾多安一直是土實際領導者，此次又當選實權總統，未來若連任則有望在位至2028年。其權柄之大、掌權時間之長將超過國父凱末爾，勢必在土發展進程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修憲改制、成為實權總統，是埃爾多安一直以來的夢想。為此他苦心經營多年，2014年將總統由議會選舉改為全民直選，2015年力保正發黨守住議會多數席位，2016年迫使時任正發黨主席和總理達武特奧盧辭職、借未遂政變清洗軍隊打壓異己，2017年推動修憲公投，每一步都指向總統制這一最終目標。如今埃爾多安終於如願以償，但不得不面對國內外廣泛的批評和質疑。反對者認為，正是由於埃爾多安和正發黨長期壟斷權力，造成了今日土耳其社會極化、分裂、暗流湧動的局面；土耳其正日益偏離民主化、世俗化、自由化的軌道，一步步走上強人政治、民族衝突、教派分化、社會保守的“中東舊路”；凱末爾的土耳其業已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前景晦暗的“埃爾多安的土耳其”。
但無法否認的是，儘管埃爾多安在西方媒體、批評者的眼中正逐步成為一個“獨裁的暴君”和“狂熱的宗教主義者”，可他在土國內始終有大量擁躉——正是這些人一次次用選票助力埃爾多安登上權力的巔峰。孤立地看任何一次投票，外界都可以說埃爾多安和正發黨善於利用時機、引導和操縱民意，從而贏得選舉勝利；但歷次投票埃爾多安都能實現預期、成功地聚攏多數民意為其目標背書，那至少意味著他在戰略方向上並沒有偏離現實。準確地說，埃爾多安和正發黨是土社會變化發展的得益者；土當前種種現實並非由其創造，其更多是順勢而為。埃爾多安的不斷勝利顛覆了外界對這個國家既有的、刻板的印象，顯現出一個不一樣、但更真實的土耳其。
一個東西分裂的土耳其
在此次選舉中，埃爾多安毫無意外地再次丟掉西部沿海地區和伊斯坦布爾、伊茲密爾等大城市的選票，廣大的安納托利亞腹地仍是其穩定票倉，東南部庫爾德人聚居區的選票則集中流向了人民民主黨。選票分佈規律不只反映出不同地區對埃爾多安政策接受程度的差異，更反映出土社會長期分裂的現實。
首先，分裂體現在發展問題上。西部靠近歐洲的沿海地區發展較早，城市化水平高、人口受教育程度高，生活方式西化，社會氛圍開放；尤其重要的是，該地區彙集了土三分之二以上的金融、工業、旅遊、文化和教育資源，代表其利益的大企業主、軍隊以及知識界精英長期壟斷國家政治權力。而面積更廣大的東部內陸地區（包括庫爾德地區在內），由於經濟落後、交通閉塞、社會保守，長期被中央政府和精英層忽視甚至遺忘，在國家政治、經濟領域被嚴重邊緣化，成為“沉默的大多數”。這種沉默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土社會的分化與失衡。直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得益於新一輪全球化和冷戰結束，土實行了更積極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內陸的中小企業和私營企業逐漸發展起來，同時催生了新的中產階層。但這一過程並未伴隨著沿海地區的衰落，所以沒有引起經濟中心的轉移；而且內陸的發展模式、環境、程度甚至理念都與西部沿海地區不同，因而也不是簡單的“後進追趕先進”。傳統的西化精英與新興的本土中產階級的利益、觀念和生活方式都大不相同，代表著經濟社會發展的差異性和不兼容性。埃爾多安領導的正發黨作為本土中產階級的代言人，與共和人民黨之間的對立和競爭，正是土社會本土化與西化分裂、新與舊磨合的體現。
其次，分裂體現在民族問題上。凱末爾建立土耳其共和國後，為強化凝聚力、打造先進的“歐式”民族國家，提出“一個政黨、一個民族、一個領袖”理論，強行把土境內所有民族都融進“土耳其族”的框架，否認少數民族的地位和權利。在土東南部聚居的庫爾德人因人數眾多（佔土人口四分之一左右），更是其重點打壓對象，被禁止使用本族語言、服裝等。但“一個民族的土耳其”除了政治宣傳外，從未在現實中存在過。只要政策稍有鬆動，庫爾德人的反抗運動便會抬頭。埃爾多安上臺後，曾嘗試用相反思路解決民族問題。他承認庫爾德人的少數民族屬性，允許其使用本族語言出版、辦學，啟動與庫爾德工人黨的談判，甚至默許親庫爾德政黨的存在。民族和解進展一度頗為順利，曙光似乎就在眼前。然而土邊境地區庫爾德武裝壯大，重新引起土政府對境內庫爾德人離心的擔憂，民族政策又轉向嚴厲。庫工黨與土政府武裝衝突又起，土軍隊的打擊行動開始跨越邊境；親庫爾德政黨勢力不斷壯大，與正發黨的分歧與矛盾激化。土民族問題日益擴大為政治、安全、軍事、外交問題，威脅著土社會的統一和凝聚力。
一個教俗對立的土耳其
土耳其長期被視為中東地區現代化、民主化和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國家，通過法律確立政教分離原則，迫使宗教退出社會公共生活，變成民眾的私事。這種印象雖不能說錯誤，但至少有些片面。
建國之初，凱末爾將宗教歸於“落後”和“東方野蠻主義”，視世俗主義為“進步”和“文明”的代名詞，強力推行世俗化改革。改革在政治層面上可以說是成功的。凱末爾設計了一套完備的制度，由世俗化精英控制並壟斷政權，由軍隊充當世俗政權的守衛者，由憲法法院監督躍躍欲試的伊斯蘭政治勢力，最大限度防範宗教侵蝕政治的風險。但在社會層面上，改革的廣度和深度都有限。一方面，世俗主義只在幾個大城市取得了完全勝利，在廣闊的內陸、農村和偏遠地區，宗教不僅仍主導著人們的思想，而且繼續在社會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尤其在民事領域，宗教法和世俗法曾長期並存，婚姻、繼承、子女撫養等事務更是完全依從伊斯蘭教法。另一方面，政府無力把宗教從社會中連根拔起，只能粗暴地將其置於行政權力監管之下，通過法律限制其存在、壓制其影響，比如禁止12歲以下兒童學習《古蘭經》、禁止女性在學校等公共場所戴頭巾、廢除傳統主麻日和伊斯蘭曆法等。很多虔誠的穆斯林因此覺得受到“歧視”與“不公正待遇”，對世俗主義的不滿、隔閡甚至仇恨不斷積累。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隨著土多黨制發展和國家對宗教的控制逐漸放鬆，伊斯蘭運動出現強勁復興勢頭，伊斯蘭政黨也開始登上政治舞臺，與軍隊和世俗派精英爭奪權力。正發黨通過選舉上臺並長期在議會佔據主導地位，從反面說明了世俗力量正逐漸變成土社會的少數。埃爾多安也不再小心翼翼地掩飾自己作為伊斯蘭主義者的立場，推行一系列政策為宗教“鬆綁”，比如擴大國家宗教管理局的權力，廣建清真寺，呼籲民眾遵從伊斯蘭的社會法則，鼓勵宗教迴歸社會生活；廢除禁止穆斯林女性在政府機關、議會、醫院、學校等場合佩戴頭巾的法令；發佈有限禁酒令；擴建宗教學校，把宗教納入義務教育範疇，在世俗學校課程設置中增加宗教教育的比重等。埃爾多安的政策引發了截然不同的反應：世俗主義者譴責他將土社會引向宗教化，煽動教俗矛盾，導致社會分裂；宗教主義者則認為他糾正了極端世俗化的錯誤，給土社會帶來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多元，有助於緩解教俗緊張關係。
事實上，世俗與宗教的關係在土耳其從未被妥善解決，二者此消彼長的競爭一直存在。只是由於宗教長期受到世俗主義壓制，問題的嚴重性和解決問題的必要性被掩蓋。埃爾多安目前的所作所為或許還稱不上是系統的“伊斯蘭化”進程，他只是打破了世俗化政治正確的教條，把權力的砝碼向宗教偏移，改變了二者的力量對比，從而把幕後的角力帶到了臺前。
一個雄心勃勃的土耳其
此外，不得不提及的是，埃爾多安領導下的土耳其一改此前對中東事務疏離的態度。他支持政治伊斯蘭勢力，聲援埃及穆兄會和巴勒斯坦哈馬斯，在卡塔爾斷交危機中力挺卡塔爾；介入敘利亞內戰，支持反對派武裝，又與伊朗、俄羅斯結成準盟友，聯手推動“阿斯塔納進程”；插手巴以問題，譴責以色列，反對沙特的曖昧政策；等等。土政府以中東和平的促進者、矛盾衝突的調停者自居，成為地區博弈中的“新玩家”。這種積極進取的外交政策，一方面由埃爾多安和正發黨的“新奧斯曼主義”驅動，意在恢復土歷史大國地位，重新成為伊斯蘭世界和“突厥世界”的領導者；另一方面，2002～2012年土經濟高速增長、實力提升，亦為其地區雄心的萌發和膨脹創造了現實條件。
埃爾多安強調土耳其與奧斯曼帝國一脈相承，要繼承其歷史榮光，因此應突破“西方從屬者”的自我定位，承擔起“歐亞大陸中心國家”的角色。這看似與凱末爾全面否定奧斯曼歷史的思路相悖，但他們在追求國家復興的根本問題上卻是一致的。凱末爾否定的是腐朽、沒落的奧斯曼，主張以西方為師，打造與歐洲強國比肩的土耳其；埃爾多安繼承的是繁盛、強大的奧斯曼，在入歐進程受挫、被西方世界持續邊緣化之後，轉而認清土兼具東西方身份的現實，在本土尋找新的道路。一旦涉及國家的強盛與復興問題，無論是凱末爾主義還是埃爾多安主義，總能成功喚起民眾共鳴，區別只在於歷史條件和道路選擇的不同。
到底是誰的挑戰
埃爾多安釋放並強化了土耳其社會固有的分化和矛盾，暴露出土社會生態平衡的脆弱，刺激了其地區雄心的復甦和增長，也打破了美歐對於一個徹底世俗化、西方化、溫順可靠的土耳其的期待和幻想。在未來至少十年內，國際社會都將面對埃爾多安及其領導的“更具挑戰性的土耳其”，恐不得不努力接受並適應之。而埃爾多安自己也同樣面臨著一系列緊迫的危機。
一是如何兌現恢復經濟增長的承諾。經濟發展是正發黨執政合法性的來源之一，也是埃爾多安鞏固支持率的一大法寶。但目前土經濟陰雲密佈，失業率居高不下，市場需求不振，本幣持續貶值，民眾不滿情緒滋生。二是如何扭轉政治極化趨勢。土社會的利益分化、教俗矛盾已集中表現為埃爾多安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的對立。隨著埃爾多安權力地位進一步鞏固，反對者或將被迫聯合，埋下社會分裂的隱患。三是如何實現教俗勢力平衡共處。埃爾多安稱自己不會背離世俗主義的基本原則，其目標是在政教分離的基礎上順應土社會的歷史傳統和現實情況，讓宗教迴歸社會、在公眾生活中發揮應有的引導和凝聚作用。埃爾多安意在矯枉，但難免過正。土既要防範宗教勢力失控，又要化解世俗主義者的恐懼與敵意，難度前所未有。四是庫爾德問題恐怕會激化。此次正發黨借極右翼民族行動黨之力贏得議會選舉，未來為維持優勢，或將長期與其保持政治同盟關係。但民族行動黨強硬的反庫爾德立場將削弱溫和庫爾德族群對政府的支持，使土民族問題更趨複雜。五是與美歐關係轉暖無望。美歐對當下土耳其的失望之情溢於言表，視埃爾多安的勝利為“民主的倒退”，多次提出要重新評估土作為“盟友”的可靠性與忠誠度。埃爾多安政府與美歐價值觀分歧增大、圍繞庫爾德問題矛盾累積，但又無法擺脫對美歐長期的軍事、經濟依賴，未來能否在二者間實現平衡、重新定位土與西方關係尚屬未知。 埃爾多安若不能成功應對這些挑戰，土必將陷入分裂和混亂，成為地區動盪局勢的又一個“爆點”；若他最終能實現經濟增長、彌合社會分歧，就有望帶領土走出低谷。但在中東地區秩序拆解、重塑的大背景下，一個逐漸強大且有雄心的土耳其究竟會成為和平的助力，還是會引領新一輪權力爭奪，更難預知。
（本文首發於《世界知識》雜誌2018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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