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功底不夠，胡適就該被“新儒家”輕視？
胡適在學問上被輕視被嘲笑被攻擊，實際在胡適生前就遭遇過多次。據傳，黃侃測井在課堂上說，昔日謝靈運為秘書監，今日胡適可謂著作監。學生不太明白。黃侃接著解釋道，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部沒有了也——因為胡適的著作《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都只寫上部，沒寫下部。
再比如，哲學家方東美對中國文化感情深厚，他認為中國文化在精神上超勝於西方文化。即便受到了西方文化的薰陶，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依然保持了堅固的信念，並且在柏格森和懷特海那裡找到了共鳴，並進一步強化。方東美堅持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與胡適對中國文化批判性的立場明顯分歧。因此，方東美曾經數次批評胡適。
在最高統治者面前，胡適保持了獨立人格
相對而言，梁啟超與胡適的爭論更為純粹，主要集中於學術領域。1921年初，梁啟超出版《墨經校釋》一書，並致信胡適，希望他能為此書作序。接到學術前輩的書信，胡適不敢馬虎，寫了一篇序文，對梁啟超採用的校勘學方法提出質疑和批評。但梁啟超把自序放在卷首，把胡適的序文放在書後，而且將《復胡適之書》作為附錄，放在《讀墨經餘記》之後，卻不刊用胡適的答書。胡適對此意見很大，認為梁啟超心胸狹窄。
1919年2月，胡適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大綱》，此書以新的學術方法為手段，劃清了哲學史與經學史的界限，奠定了胡適在思想文化界的地位，很快引發轟動，出版後一印再印。1922年3月4日，梁啟超應北大哲學社邀請，在三院大禮堂作了演講，題為《評胡適之〈哲學史大綱〉》。這次演講講了兩天，每天兩個小時。梁啟超的演講經過了長時間的準備，“批評都能把握重點，措辭犀利，極不客氣，卻頗見風趣”。次日，胡適也坐在臺上並當場答辯。他在40分鐘內，輕鬆地將梁啟超主要論點一一批駁，使得聽眾偏向於胡適。
1922年和1923年，胡適應清華學校胡敦元等四人的要求，開列了《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書單，刊載在1922年《讀書雜誌》第七期上。1923年4月26日，梁啟超應《清華週報》記者的要求，寫了一篇《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所列數目與胡適差別較大。不僅如此，梁啟超還對胡適提出了批評。
梁啟超幾次與胡適論爭
近年來，一些儒學研究者對胡適也頻頻批評，例如，有人一再攻擊胡適淺薄，沒學問。例如，近年來很活躍的儒學研究者秋風就曾經宣稱，“比如大家都十分尊敬的胡適先生，他從27歲就活躍在文化舞臺的中央，他幾十年為中國留下了什麼？當然他在觀念的領域的確產生了巨大影響，但他有任何一本值得現代人反覆閱讀的著作麼？沒有，甚至一篇都沒有。”
秋風的論斷，我以為有許多可以商榷之處。所謂“值得現代人反覆閱讀的著作”以何作為標準，是義理、辭章、考據，還是思想性或者學術性？以義理或思想性而論，胡適的有些篇章，至今讀來仍擲地有聲，且頗具現實意義；以辭章而論，胡適是白話文運動的領袖，他的文章從不故作高深，而是儘量寫得淺顯易懂；以考據或學術而論，胡適對禪宗的研究，對《水經注》的研究，對紅學的研究，至今仍不失為學者的參照，胡適自稱“但開風氣不為師”，他的有些言論或學說固然可以批評。例如，梁啟超與胡適雖然在學術問題上有所爭論，但他對胡適的研究亦不乏欣賞，但如秋風這樣一竿子打死，顯然不是理性的態度。
類似秋風這樣的國學研究者不乏其人。一方面，他們自稱對傳統保持溫情和敬意；但另一方面，他們卻採取了雙重標準：對自己認可的傳統大家稱讚，對於自己反對的傳統，則毫無敬意可言。他們最大的謬誤在於沒有認識到，傳統並非一成不變，一個優秀的傳統，往往能夠與時俱進，吐故納新。例如，儒家的孔子、孟子和朱熹、王陽明等人，無不是在繼承傳統的前提下另闢蹊徑，創立自己的的學說。而他們創立的學說，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成為新的傳統。同樣，胡適等人開闢的新文化運動，也是新的傳統，迄今仍有很多學者自覺繼承和發揚。既然如此，這些對胡適極端輕蔑的國學研究者有何理由厚此薄彼？
孟子主張威武不能屈
如果按照秋風的邏輯，他的學術對手也可以如是論斷：“秋風這些年除了一本又一本書，但他有任何一本值得現代人反覆閱讀的著作麼？沒有，甚至一篇都沒有。”套用《過秦論》中的話，“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如果以待人處世和政治品格而論（不是以學術主張和方向），胡適在統治者面前保持了獨立人格，與孟子主張的“威武不能屈”一脈相承；胡適待人寬厚，樂於助人，是儒家提倡的“仁義禮智信”的真正踐行者。僅此兩點，現在研究儒學的人，有多少人能夠做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學術視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學術基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學術問題，一代人有一代人對於傳統的取捨與態度。以國學功底而論，梁啟超大約不及章太炎，胡適大約不及梁啟超，但包括秋風在內當下大部分國學研究者，未必比得上胡適。如果人們主張對傳統保持敬意，那麼，他們就必須對胡適保持敬意，而不全然是譏諷和攻擊。
閱讀更多 閱讀與幽思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