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為什麼中國會有“流動兒童”問題？
1978年，改革開放伊始，只有17.9%的人生活在城市。但到了2015年，從統計數字上看，已有56%的國人生活在城市，真實數字應該會更高。在這些生活在城市的人口中，有一大批人雖然在城市生活、工作，但他們的戶口不在這裡，在統計上被劃定為流動人口。這個群體的存在，是因為有戶籍制度。如果沒有這個制度，可能就只有遷移，沒有所謂流動。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鑑：人口數及構成》《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2015年，中國有2.47億流動人口。全國共有兒童(0～17歲)2.71億人，1.03億流動留守兒童中，流動兒童有3426萬，留守兒童有6877萬；留守兒童中城鎮留守兒童有2826萬，農村留守兒童有4051萬。共計1.03個億的少年兒童群體受人口流動的影響，這意味著全國每8個兒童中就有3個受人口流動的影響，其中1個流動，2個留守。基本上每4個生活在城市的孩子中就有1個流動兒童。
其實，現在越來越多的留守兒童生活在城鎮地區而不僅僅是在農村了。流動加上留守，才是我們真正面臨的問題。這兩個群體沒辦法完全切割開，很多孩子其實是一段時間留守，一段時間流動，他們不停在兩者間轉換，哪裡有生活空間，他們就會去哪裡。
二、“流動兒童”會遇到哪些困難？
基本沒什麼好的方案能把農民工家庭中成人的學歷水平提上去，我們只能期待下一代。但如果下一代還是讀不了高中，水平就只能一直停留在這個層面。雖然政府承諾了九年義務教育，但農民工子弟入學依然是最大的一個問題，取決於流入地政府義務教育階段的入學門檻有多高。政策沒有改變的話，我們很難把流動兒童送進公辦學校。
如果公辦學校進不去，流動人口家庭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去民辦打工子弟學校。雖然它的硬件條件、教育質量都不好，還需要多支付學費，但這是把孩子留在身邊的最後希望。如果這樣的學校也沒有，父母只能把他們送回老家，變成留守兒童。留守兒童，本質上是親子分離。沒有父母陪伴會伴生很多問題。如果沒有一個系統性的辦法來解決這千萬家庭的分離，那麼這其實已經不是教育問題，而是一個人道災難。
數據來源：《2015年中國兒童人口狀況——事實與數據》
2015年，全國6~14週歲兒童總數為1.4億，其中有4958萬的流動和留守兒童，我們從中把農民工子女分出來一共有3386萬，其中有1367萬是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流動兒童是統計部門使用的名詞，教育部門在統計的時候，對於在城市就讀的農村戶籍兒童，使用的名詞是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2019萬是農村留守兒童。
能留在城市公辦學校的流動兒童只佔全部義務教育階段農民工子女的32%，8%在城市民辦學校就讀，另外60%的孩子只能留在老家。
這8%的孩子就讀的城市民辦學校的情況如何？2015年時，新公民計劃做過一個調查，這些學校老師的平均工時是9.6個小時，平均工資是每月2600元。這些老師的工資比農民工整體的平均薪酬還要低，不補課賺一點外快他們在北京根本生活不下去。低工資，長工時，當老師薪水低到在溫飽線上掙扎的時候，我們很難對他們提供的教學質量有什麼期待。一個學校的校長很為自家學校的課表自豪，“我們比公辦學校還要多上一倍的數學課和語文課。”事實上，因為音體美是沒有師資的，他們只能上數學語文課。只上語文數學基礎課，也能夠讓學校對老師的需求壓縮到最低。
北京每年都在拆遷、關閉民辦學校，但還會有新的學校出現，被拆遷、關閉的學校也會再重開。根據我在去年夏天的調研，當年拆遷、關閉的二十多所學校，後來差不多十幾所又另找地方，又重新開學、招生。因為人在，對於這些學校的需求就在，並不會因為學校被強制關閉需求就消失了。可以預見，這樣的學校永遠都關不完。它們不會出現在統計數據中，在統計意義上是“不存在的學校”。通過對比小學畢業生的人數與初中的招生人數進行推斷，在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南京、廈門這六個城市，僅僅在一個夏天，就有9萬名孩子，因為不能在城市繼續升學不得不返回老家。
三、根本的解決方案：讓孩子和父母在一起
我理解的解決方案其實特別簡單。一億孩子的父母在城市打工，已經有3426萬的孩子跟父母一起生活在城市，還有6877萬的孩子與父母分離，生活在農村。中國有幾千萬的孩子不跟爸爸媽媽在一起成長，最終的解決方案一定就是想辦法讓他們在一起。
從經濟學的角度講，他們的父母之所以出來，是因為老家沒有那麼多的工作機會，只有出來打工，才能在經濟上脫離貧困。因此所謂的返鄉是不成立的。多項城市化研究表明，中國有大量中小城市正在收縮。北京城市實驗室創始人龍瀛、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吳康等人在研究了全國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中鄉鎮和街道辦事處的人口數據後驚訝地發現，全國654個城市中已有180個城市發生了人口總量和密度的雙下降。這就只有一個解決辦法，讓孩子出來，想辦法在城市裡給這些孩子提供教育。
這些孩子當中，很多人在城市出生、長大，他們應該有權利在這裡接受教育。具體怎麼做？無非就是增加教育的供給，建更多的小學、初中，開放升學，讓流動兒童都能接受教育。
四、為什麼難以解決？
為什麼會這麼難呢？我把它簡單總結為：不懂、不願和不能三個層面。
不懂至少體現在兩個層面。從1949年起，中國實行了多年的計劃經濟。這個過程中，我們其實不太懂人的價值。我們以為人是包袱，是負擔，才會有計劃生育，以至於現在我們面臨勞動力不足的困境。再從遷徙的角度講，人遷徙的目的是要追求幸福。但我們總想將人固定到某個地方。事實上，經濟越發展，人的遷徙就會越頻繁。一個農業社會，人們生於斯長於斯，其實是不動的。但在商業社會，人是要動的。
而另一個問題，是我們不懂城市。1978年時，中國還有80%的人生活在農村。所以事實上我們絕大多數人所經歷的、所能理解的是鄉村或小城鎮，我們都不理解大城市。
簡•雅各布斯基於美國很多大城市的經驗，寫過一本書叫《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我們現在的城市發展思路，正是60年代簡•雅各布斯在美國所反對的那些東西。我們想象中的城市，是一個花園城市，以為城市就應該遍地大草坪，但城市應該是人的城市，不是草坪跟汽車的城市。如果你每天只從天上往下看，會覺得公路整整齊齊，有大片草坪的城市很美。但如果你生活在那裡，發現走一公里都找不到一個可以買東西的地方，過一個馬路要兩分鐘，那這絕對不是一個適合人生活的城市。
另外一個問題是不願。如果要在城市裡建更多的學校，無非是要有地、要錢。最近這幾年，絕大多數學校關閉都不是直接被“關”，而是因為拆遷。我們有土地建高爾夫球場、馬術場，建城市森林公園，真的沒有土地建學校嗎？我們只是不願意付出代價去給這些孩子建學校。
另外一個問題是沒錢。這個事情確實令區縣政府為難，北京、上海稍微好一點，但不同的區縣也會面臨不同的困難。中國的義務教育管理“以縣為主”，主要由區縣財政出錢。從北京來看，核心的西城區因為有大量稅收，義務教育水平很高；外面一點的城區，比如昌平，雖有大量的居住人口，但是不在該區工作，不能給昌平帶來稅收。所以像昌平這樣的大量非戶籍人口聚集的區域，稅收情況其實不太好，但教育財政又要花錢，需要市一級、甚至省一級財政更多承擔責任。
數據來源：由作者根據北京、上海、廣州統計局年鑑整理
這種財政上的困難，的確是一個事實，但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能是一個藉口。北京和上海的小學在校生人數最高的年份是1994年，那時上海小學在校生人數大概是114萬，北京是102萬，廣州是67萬。到2006年，北京、上海的小學在校生人數達到最低點。當時雖然大量的流動人口來了，但公立學校還沒有普遍開放，同時戶籍人口的生育率急劇下降，學校裡面的在校生人數達到了最低點。後來學校開放接收隨遷子女，在校生人數逐漸增加，但是北京和上海的小學在校生人數仍然要低於90年代的最高點。就廣州來說，有大量的民辦學校接受流動兒童入學，所以在校生人數是持續增加的。
90年代初，北京大概有1100萬人口，上海有1300萬人口。當時能夠安排一百多萬孩子在小學讀書，現在在校的學生比九十年代初還要少，學位卻總是不夠，怎麼可能呢？當年能解決的問題為什麼現在解決不了？現在的人口總數比那個時候多，稅收收入也多得多。所以我傾向於將這個問題歸結於意願，而不僅僅是所謂能不能。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解決不懂的問題，要先懂才能知道該怎麼辦。我們還需要更多人關注流動兒童教育問題、參與改善流動兒童的成長環境。教育沒什麼捷徑。我們願意多付出一點，可能就多一個孩子收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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