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剛滿週歲的西湖國際紀錄片大會IDF，即將在10月份迎來第二屆。和其他節展相比，“邊緣題材”似乎成為它最顯眼的標誌。但這是恰到好處的偏好，還是稍有過度的偏見？
文 | 多米
浙江省新聞出版廣電局與中國美術學院的聯合主辦，讓西湖紀錄片大會從一誕生就夾雜著宣傳任務與藝術培養的雙重身份。
能明顯看到，它的不一樣在於：希望主流的價值和立意之外，能有更多跳脫出常規的新鮮血液。反映在第一屆的入圍和獲獎作品上，變成了所謂“邊緣題材”的江湖。
從獲獎作品到評委理念，就顯露出了對邊緣題材的特別偏愛。許多看似荒誕的故事，在過去或現在真實發生著，當這些景象詳細地呈現在熒幕上時，我們除了震撼於真實影像的能量，還會從更大範圍開始重新雕琢自己對世界的認知。
邊緣題材的紀錄片從來都不缺少，但能夠出現在大眾輿論中的卻屈指可數。從偏僻的場景、獨特的事件到真正被人們關注的紀錄片交流平臺，對大多數紀錄片團隊來說，僅憑一己之力是難以實現的，這一步其實非常需要有紀錄片節展的推動。
被“邊緣題材”覆蓋的第一屆
2017年，第一屆西湖國際紀錄片大會將獎項頒發給了五部題材迥異的小眾紀錄片，情節中常常伴隨著矛盾和苦難。一方面它們獨特故事背後體現出內核帶出足夠的真實感；另一方面也訝異於一個地方廣電系統主辦的節展能有如此大的寬容度。
2017年，《二十二》的上映掀起全球範圍內對於“慰安婦”及其歷史背景的討論和反思。她們的聲音提醒我們，戰爭帶來的創傷遠遠超過想象。《道歉》同樣在記錄這段嚴肅的過往，並展現了慰安婦們在當今堅強而勇敢的行動。
“我意識到，羞恥的並不是我們。”
“我不想知道媽媽（慰安婦）的故事，她不說我也不問。”
在街頭抗議，要求日本政府道歉，並向家人講述自己的過往。這些她們曾經迴避的事情，如今終於鼓起勇氣去實現。有些歷史必須面對，《道歉》以紀錄片的形式保留了如今這段真實而具有進步意義的故事。
一場日本社會突發案件的後續探尋之旅也成為西湖紀錄片大會的選擇。
10年前的秋葉原無差別殺人事件中，湯淺洋腹部被刺後留下了痛苦的後遺症。
湯淺洋對這名殺人犯最大的期待，是“能否告訴我真實的你”；而加藤除歉意以外並沒有其他的回應。
於是，紀錄片的鏡頭便順著二人的聯絡信件，尋找加藤走過的路，看他看過的風景，試圖從加藤的角度重新審視這場案件和它背後的故事。
在近代的中國，“90後愛國青年”的執拗和成長變化中蘊涵著許多歷史事件和文化的影子。
“我是1990年12月26日出生，和毛主席同一天。”
“這個可口可樂不能拿出來，讓人們看到這麼愛國的行為，放上一個可口可樂簡直是變味。”
“國家……我認為國家就是，政府。……怎麼說呢？”
從高中到大學，小趙的思想在成長，在變化。雖然他自己竭力地否認，但他的矛盾和糾結在《少年小趙》跨越四年時間的影像中已經顯露出來。
還有講述年邁母親照顧精神失常病兒的《羅長姐》，以及從穆斯林拳擊女孩掌握命運的故事中提煉獨立女性精神的《穿長袍的拳擊手》；故事的主人公都在鮮見的境遇中展示出超越常人的品質。
“正能量價值觀”的另一理解視角
如果將視線擴大到2017年IDF的所有40部參展影片，我們會發現那些傳統意義上的“邊緣”題材始終是這場節展所偏愛的方向。在這樣的視角下，我們看到那些避開陽光的地方，人類歷史上的傷痛（《道歉》《奧斯特利茨》《無處可藏》）、現代文明未曾到達過的地方（《世界盡頭》）、荒無人煙的永久冰川（《女人和冰川》）……對於現代社會來說，這些彷彿處在現實彼岸的故事，全部由紀錄片的鏡頭一幀一幀地呈現出來。
除了獲獎作品中的“病兒的老母親”“殺人事件嫌犯”“穆斯林拳擊手”等人物，入圍的作品中還有各式各樣的少見的形象。大山裡破碎家庭中的兒童（《我是一隻過路的雲雀的兒子》）、上海文學大師與他經歷的戰爭年代（《1918》）、宗教與世俗社會交疊影響下的人生（《我的小喇嘛》），他們的人生我們難以想象，但多種境遇下的人文故事可以讓人更加立體地瞭解生命可能的樣貌，思考面對生活與苦難的態度。
在關注這些陌生獨特故事的同時，我們也能夠看到IDF對於民族文化的傳承之心。近來，我國出現了許多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綜藝節目和影視作品，這樣的趨勢在紀錄片領域同樣可以見到。落於時代身後的那些優秀文化，需要被更多人瞭解和記憶。於是，像《南宋》《我在故宮修文物》《璀璨新火3D》這樣的作品也就成組地出現在IDF節展的入圍名單中。
在西湖紀錄片大會的官方介紹中提到，大會以“I Documentary Fact，我紀錄事實”為學術宣言，倡導紀錄片回到真實本源，迴歸人文關懷的正能量價值觀。它其實提供了另一種對“正能量價值觀”理解的視角，雖然在第一屆的舉辦中稍微顯得有點用力過猛，幾乎看不到任何傳統意義中“主旋律”的紀錄片。
事實上， “邊緣”題材紀錄片與“主旋律”紀錄片並不是隔著銀河，在日常景象的價值意義也不必分個高下，希望第二屆能看到更高的包容度。畢竟，紀錄片真實坦白的態度以及拍攝條件的“無界限”正使這種藝術形式擁有了兼容與推動多元化的能力。看似“脫離日常實際”的話題，反而是更加周到和全面地覆蓋真實存在的人間場域。
如果能看到曾經勢不兩立的“邊緣”題材紀錄片與主旋律紀錄片能夠產生對話，那便具有更為長遠的意義。
新銳節展，需要醞釀更多能量
2017年的大會評審團主席由傅紅星和來自法國的伊夫·讓諾共同擔任。在評審團中，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員構成，便是IDF多元並序的一項基礎。在傅紅星看來，“舉辦國際影展的好處，就是可以瞭解不同文明、不同社會狀況下，人類的生存狀態、環境和人們的思想。展映本身、討論本身，就是一次很好的交流。”
IDF對於紀錄片獨特性的重視，其實從一開始就浸透在評審組的看法和共識之中。對於評審的原則，伊夫·讓諾表示，“紀錄片的觀點應該非常的犀利，應該具有差異化，這才是紀錄電影真正的性格和特點。一部紀錄電影的觀點才是它的本體。”
不過也要看到，由文化背景差距較大的這些獨立製片人作為評審團體，來評閱其他同行的小眾作品，雖然在尊重差異性方面非常重視，但卻容易陷入對他者文化“過度照顧”的怪圈。因此，IDF的評審在追求個性之餘，更要警惕自身失去專業而理性的目光和標準。
在西湖國際紀錄片大會的宣傳片主題篇之中，閃過了各種各樣的畫面。太空漂浮的宇航員、野生動物與自然、海空戰爭、廢墟與兒童、古蹟遺址等等，當所有景象遠去，是西湖窗前一個駐足盼望的身影。以節展為窗，瀏覽古今中外生命的痕跡，尋找還未為人熟知的角落，強調作品的獨特與個性，正是IDF在“回到真實本源，迴歸人文關懷”理念上的實踐。
那麼當這些風格迥異的小眾紀錄片，被推上IDF國際節展平臺後，其影響力是否得到了有力推動呢？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IDF顯然還沒有這樣的能量。正如國內許多節展平臺的處境一樣，紀錄片獎項獲得的關注往往低於其他影視類獎項，這時獎項對於作品知名度的加持便非常有限。尤其是專門做紀錄片的節展平臺，平臺本身影響力就受限，對於紀錄片的推動力暫時也就只能體現在對紀錄片團隊的激勵上，對作品的討論範圍也常常侷限在紀錄片人的圈子中。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新生的紀錄片節展影響力有限，自身平臺暫時比較低調，但卻能看到國內紀錄片節展的相互支持、相互促進。2017年西湖國際紀錄片大會中獲得“D20年度新銳獎”的紀錄片《羅長姐》，正是FIRST青年電影節“山下紀錄片實驗室”推出的首部作品。在眾多具有優秀品質和獨特立意的作品中，IDF的這一選擇，不僅是在專業上對“山下紀錄片實驗室”的一種肯定，也實現了國內紀錄片平臺之間的良性交流和互動。
今年10月，西湖國際紀錄片大會將舉辦第二屆活動，繼續徵集全球範圍內的優秀紀錄片與創投計劃。IDF是否會延續“小眾”題材的偏好，10月就會有答案。而更重要的，是它作為新生的國內紀錄片節展，能否迅速找準位置，提升自身平臺的影響力，從而更好地促進行業發展。這不僅是IDF接下來的目標，也是國內大大小小紀錄片平臺共同面臨的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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