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系列。
一、洋老闆失蹤
天津。1949年3月11日，星期五。
乍暖還寒，冷風凜冽。上午八點多，一輛雙輪摩托車風馳電掣般地從遠處疾馳而來，在位於“工部局戈登堂”的天津市人民政府駐地機關大門口戛然而止。隨車撲來的那陣沙塵幾乎讓人睜不開眼，從崗亭裡迎出來意欲查問的哨兵抬手擦了擦眼睛，定睛打量從摩托車上下來的兩個不速之客。那是兩個高個兒男子，身穿同一式樣的連帽黑色棉襖。待他們摘下口罩，哨兵不禁一怔：竟然是外國人！
接下來，令這個出生於熱河省偏僻農村的哨兵更為驚奇的一幕出現了，對方竟然說一口流利的天津話，請求速見許副市長！
許副市長大名許建國，是一位老革命。1922年參加著名的安源煤礦大罷工並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共保衛工作開創者之一，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國家公安部副部長。平津戰役發起前，許建國任中共中央華北局社會部部長，受命負責接管國民黨天津警察局；天津解放後，兼任中共天津市委委員、副市長、公安局局長。
眼前這兩個洋人為何事求見許建國呢？這也正是哨兵要詢問的。但來人卻只是搖頭，稱：這事不能對你說。進入天津的部隊在入城前都是學習過“入城注意事項”之類的文件的，內有關於如何正確與外國人打交道的內容。於是哨兵根據規定請對方稍候，他去向領導請示。
其實，這兩個外國人不知道，儘管報紙上公佈許建國出任天津市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華北局社會部部長和天津市委委員兩個職務當時對外不公開），許建國在市政府這邊也有辦公室，但平時一般都是在市公安局辦公，他們應該去市公安局求見許建國。這個話，當然不能對他們說。市政府警衛部門將此情況跟秘書科通報後，秘書科指派工作人員小楊以秘書名義出面接待兩個外國人。
兩個外國人先向小楊出示了英國護照，作了自我介紹：他們分別叫戴維·瓊斯、邁克爾·泰勒，英國旅華僑民，是“藍月亮歐洲食品商行”的經營者，早在民國三十四年就已經來天津開了這家店鋪。“藍月亮”名謂“行”，聽上去似乎頗有規模，其實不過是一家只有三個門面的食品商店。可是，該店經營的確實是正宗的歐洲風味食品，即使戰爭正酣的時候，他們照樣營業，除了供應西班牙、瑞典、葡萄牙、瑞士等永久中立國的供應商提供的食品外，還自己動手製作巧克力、餡餅、餅乾、蛋糕、冰淇淋、通心粉、葡萄酒等出售。因此，“藍月亮”不但在天津小有名氣，還吸引了北平（北京）、石門（石家莊）、保定乃至河南一些地方的消費者。
“藍月亮”由戴維·瓊斯、邁克爾·泰勒和另一英國人保羅·托馬斯合夥創辦，根據當時三人簽署的合約規定，保羅·托馬斯出全部資金，主持經營大計並承擔一部分具體工作；戴維·瓊斯、邁克爾·泰勒兩人不出資金，以技術折算資金入股。三人的股份比例是：保羅·托馬斯60%，戴維·瓊斯、邁克爾·泰勒各20%。每年的紅利也按照這一比例進行分配。現年三十九歲的保羅·托馬斯比另外兩位合夥人年齡稍小，但他控股最多並主持經營大計，所以就是老闆。保羅·托馬斯也確實經營有方，十多年下來，已經積累了比較可觀的利潤。但是，最近保羅·托馬斯跟兩位合夥人商量後，決定關閉“藍月亮”回英國。
這是為什麼呢？這就要說到乞丐這個行當了。天津解放伊始，大量遊民乞丐湧進城來，其中混入了部分被解放軍打敗後四處潰逃的國民黨軍隊的散兵遊勇。他們聲稱，解放了，窮人翻身了，乞丐也可以挺直腰板，理直氣壯地去向富人們討要了。加之潛伏下來的國民黨特務唯恐天下不亂，乘機到處散佈“共產黨來，富人栽”、“共產黨是無產階級，乞丐是無產者中的無產者，是新社會的大老爺，說出話來就是金口玉言，要到哪個商家哪個商家都得給”之類的言論。這樣，乞丐們還真的看到了“好日子的曙光”。當然，即使眼前放著屬於你的金元寶，也得自己伸手去撿起來才算是實現了所有權轉移。光看到“好日子的曙光”是不夠的，要過好日子，那就得行動起來。於是一些乞丐一改舊時的行乞手段，什麼打躬作揖口稱“大爺”，什麼唱蓮花落，什麼數來寶，統統不帶，踏進商家，張口就要五十元（華北幣，下同）。而商號、店鋪不瞭解政府的政策，對乞丐的強乞惡討不敢違抗，更助長了乞丐的囂張氣焰。
其他乞丐見這樣做還真的能過“好日子”，當然爭相仿效。乞丐為迫使商家“施捨”，有意在商鋪門前“設防”，攔阻顧客進門，直到商家“出血”才予放行。對待不予施捨的店鋪，他們採取砸玻璃窗、在店鋪的門面上塗抹糞便等手段進行報復。由於他們的強討惡要，有的商號店鋪一天的營業額竟不夠打發叫花子的。據史料記載，“福隆綢莊”每天用於應付乞丐的費用約為四五百元，遇到年、節、假日，此項花費就得提高一倍；“戴林春線店”、“永興裕鞋鋪”的日營業額均為六百餘元，而應付乞丐的支出卻高達七百元。因此，不少商號被迫關門歇業。後來，各商家為減少麻煩，與乞丐們商定，每條街由一個或幾個乞丐頭包下，每天各商家派一個代表將準備好的錢定時送到，這樣乞丐便只需坐等收錢了。這種事情放在如今，大概就要劃入“黑社會性質犯罪”予以嚴厲打擊了。
人民政府在對乞丐採取管制行動前，悄然對乞丐的強乞惡討進行了調查。每天每名乞丐收入多則三四百元，少則百餘元。按一百元計算，他們的支出是這樣的：三十元的飯費、二十元的宿費、十元的香菸費，其餘的或喝酒或嫖妓。乞丐的收入比賣苦力蹬三輪的車伕及擺攤的小商販要高出幾倍，因此，天津市當時竟出現了一些下層勞動者競相轉行當乞丐的怪現象。
“藍月亮”作為當時天津商業最為發達的第一區（今和平區）的一戶中等規模的商家，當然也沒能逃脫被乞丐強乞惡討的厄運，營利情況一落千丈，幾乎已經到了無利可圖的程度。況且，這三個英國股東對共產黨坐天下後將如何對待在華經商的外國人不甚瞭解，於是大股東保羅·托馬斯決定關店回國。可是，就在這當兒，保羅·托馬斯突然失蹤了！
前天，三個英國人午餐後照例喝茶，喝過茶後開門營業時，保羅·托馬斯說要去外面溜達一圈，這也是他平時的生活習慣，只要店裡不忙，他午後總要出去散步的，時間不長，一般不會超過半個小時。可是，這次保羅·托馬斯出去後，一直到傍晚“藍月亮”關門時也沒回來。戴維·瓊斯、邁克爾·泰勒兩人尋思老闆也許臨時有事絆住了腳。然而，直到晚上保羅·托馬斯也沒有回來。
昨天早晨，老闆依舊沒有任何消息。戴維·瓊斯、邁克爾·泰勒初時還以為保羅·托馬斯是去某個相好那裡過夜了，兩人還是照例開店營業，反正“藍月亮”即將關門，已經停止製作新鮮食品了，所以兩個人也能應付。中午，還沒見保羅·托馬斯回來。這下，戴維·瓊斯、邁克爾·泰勒就覺得反常了，匆匆吃了午飯後，茶也不喝了，立刻關了店出門尋找老闆。從昨天中午一直到傍晚，兩人跑遍了整個天津城。所有他們知道的保羅·托馬斯有可能涉足的公共場所、私人住宅，他們都一一跑到了，沒打聽到任何保羅·托馬斯的消息。
他們終於意識到：保羅·托馬斯失蹤了！傍晚回到“藍月亮”，兩人一番商量，決定天亮後立刻前往求見許副市長，向主管這方面工作的津門最高長官求助。
當下，小楊在瞭解了這兩位特殊身份的來訪者的來意後，將情況向秘書科領導彙報，然後根據領導的指示寫了一份緊急報告，讓機要員立刻送往天津市公安局局長辦公室。
許建國當天上午就看到了這份報告，當即讓秘書電話通知天津市公安局第一（區）分局（簡稱“一分局”）對保羅·托馬斯失蹤一事進行調查。考慮到對方的外僑身份，許建國還讓市局外事科派一名警員前往一分局協助處理此事。
當天中午，沒精打采地守著店鋪的戴維·瓊斯、邁克爾·泰勒就迎來了一分局治安股的兩名警員和市局外事科的警員蔣先為。由於戴維·瓊斯、邁克爾·泰勒都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所以雙方交談沒有障礙。三名警員初步瞭解了“藍月亮”的歷史、目前經營狀況，以及保羅·托馬斯的宗教信仰、經濟情況、生活習慣、日常嗜好、親朋好友、社交關係，等等。最後，又問兩人：依你們看來，托馬斯先生眼下會是一種什麼狀況？那兩個英國人互相看了一眼，一個搖搖頭，一個聳聳肩膀雙手一攤，都說“無法判斷”。
蔣先為三人回到分局後，對保羅·托馬斯的失蹤進行了分析——
保羅·托馬斯是喝過午茶後出去散步的，出門時穿著隨便，甚至連鬍子也沒刮。對於他這樣一個嚴謹、正統的英國人來說，可以表明他出門確實是散步，沒有其他打算。可是，他這一去卻再也沒有回來。那麼，他在出門後遇到了什麼情況呢？首先，從“出門後未歸”的現狀進行推測，有三種情況。一是臨時遇見某個熟人，接受對方邀請或者自己主動提出，前往對方住所或者其他地方辦事去了。如果是這種情況，其涉足地應當就在天津本市，因為要離開天津的話，保羅·托馬斯肯定要回一趟“藍月亮”換上正裝、拿點兒錢什麼的。二是是否去會相好了？保羅·托馬斯在天津有三個相好，兩個是外僑，分別是英國人和白俄羅斯人，一個是天津人。那個英國人已經在天津解放前夕回國了。戴維·瓊斯、邁克爾·泰勒昨天已經去另外兩個相好處打聽過，都說保羅·托馬斯沒有去過。那麼，是否有新的相好呢？但這似乎又不合保羅·托馬斯的習慣。他每次去會相好，時間都是晚上，必須換上正裝，灑上男士香水，這才出門，從來不曾中午散步出門去會相好。再說，“藍月亮”面臨關門歇業，以保羅·托馬斯的性格，他不可能有心思去結交什麼新的相好。三是被人綁架或者殺害了。綁架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因為根據解放後公安局對轄區外僑情況的初步調查，“藍月亮”跟中外任何政治勢力並無關係；如果是因經濟原因而遭綁架的話，失蹤至今已經五十個小時，但“藍月亮”方面還沒接到“贖票”通知，這不像綁匪的作風。
分析到這兒，三個警員的臉色不禁凝重起來了：難道保羅·托馬斯被殺害了？
當然，上述推測是根據“藍月亮”方面提供的情況得出的。要作出正式的結論，還得進行大量的工作，要把保羅·托馬斯平時來往的那些中外朋友包括上述的兩個相好一一走訪到，因此，他們決定立刻開始著手進行這項工作，先把走訪名單排出來，再進行分工。
三人把這件事做完時，已是下午四點了。就在這時，傳來了一個消息：察哈爾路一處街心花園的地堡裡發現一具外國人屍體！
二、財殺還是仇殺遼瀋戰役之後，國民黨方面知道接下來解放軍要進攻平津地區了，決定死守。奉命駐守天津的國民黨陳長捷部在天津市區修築了大批地堡，準備一旦城破，就和解放軍打巷戰。現在發現屍體的察哈爾路街心花園的這座地堡就是其中的一個。
發現屍體的是三個乞丐。這三位是天津郊區同一個村的老鄉，都是十七八歲年齡。他們原先在鄉下給地主放牛放羊兼帶打點兒雜工，一年前，其中一個名叫金興兒的聽說去城裡要飯比在鄉下替地主老財幹活要舒心些，於是就說服兩個夥伴，三人結伴進入天津。當時的乞丐等同於一門職業，要想入門也是有門檻的，這個門檻就是加入乞丐的幫派組織。據不久之後民政、公安部門的聯合統計，當時天津的乞丐大約有一萬五六千人，分成三個幫派組織：丁門、韓門和祁門。其中祁門人數最多，活動範圍最廣，聲勢最大；其次是韓門；丁門排在最後。金興兒三人進城後，經過一番周折，最後加入了祁門，正式成為這個津門最大乞丐組織的成員。
舊時乞丐對於社會的負面影響，並不僅僅是破壞市容，他們在從事乞討“正業”的同時，還熱衷於從事偷、蒙、拐、騙、搶等不法活動。金興兒三人雖然來天津不過一年，但於此已經駕輕就熟了。這天下午，三人在馬路上閒逛，看見一個摩登女郎，肩上挎著一個淺綠色坤包，一邊瀏覽著路旁商店櫥窗裡的商品，一邊慢慢地往前走。三人見狀，不約而同冒出了一個念頭：卸了她的包包！
行動進行得很順利，金興兒三人得手之後，一陣狂奔，來到了隨機選中的察哈爾路的這個地堡。鑽進地堡後，金興兒從懷裡拿出坤包，開始點檢戰利品，準備分贓。地堡裡光線很暗，他們就往槍眼口挪。就在挪的時候，他們發現了屍體。三人也顧不上分贓了，趕緊往外逃。剛鑽出地堡，正好撞到一個騎車路過的警察。警察見三人可疑，於是上前盤查。三人說地堡裡有外國人屍體，這個警察馬上想起已經上了公安局內部情況通報的“藍月亮”老闆失蹤事件，於是下車，一手一個揪住金興兒和另一乞丐，喝令三人和他一起下到地堡去查看。一看之下大吃一驚，隨即跑到地堡口狂吹警哨。
察哈爾路屬於一分局轄區。一分局刑警隊當即出動勘查現場。不一會兒，市局法醫也趕到了。接到警方通知的“藍月亮”另兩位股東戴維·瓊斯、邁克爾·泰勒幾乎是和法醫同時趕來的，兩人一看屍體，馬上說這就是他們的老闆保羅·托馬斯先生。
刑警初步勘查的結論是：地堡內外未見搏鬥痕跡，從死者身上衣服被撕破等情況判斷，死者被害前跟兇手有過搏鬥，因此，發現屍體的地堡屬於第二現場，死者是在第一現場被害後移屍於這座地堡內的。
屍體運往市局解剖檢驗。當晚，屍檢結果就出來了：屍體上有兩處創口，一處在後腦勺，系鈍器擊打形成；另一處在胸部，三釐米寬，從形狀判斷應是匕首。因此，法醫認為保羅·托馬斯先是被人用鈍器擊打後腦勺砸昏，再以匕首刺入胸部，一刀斃命。從死者胃臟內尚未消化的食物推測，其被害時間應在3月9日下午兩點到三點之間。也就是說，保羅·托馬斯是在和戴維·瓊斯、邁克爾·泰勒共飲午茶後出去散步時遭遇不測的。
這起涉外命案迅速上報許建國局長，許局長當即下令：由市局、一分局抽調精幹刑警組建聯合專案組對該案進行偵查，以最快速度偵破該案。
遵照指令，當晚九點，市局兩名刑警鮑澄衷、周康就趕到了一分局，與分局指派的三名刑警徐迎仙、朱明道、尚蓋昉，加上原已參與調查保羅·托馬斯失蹤案的市局外事科警員蔣先為共六人，組成了“3·9”命案偵查專案組。專案組長由市局刑警鮑澄衷擔任，不設副組長。
專案組隨即舉行了首次案情分析會。鮑澄衷是八路軍偵察兵出身，抗戰勝利後在哈爾濱公安局當刑警，天津解放後調來天津市公安局，大前天剛來報到，內定為市局刑偵處下設的機動分隊組長，還沒宣佈任命，就被派來主持“3·9”命案的偵查工作。鮑澄衷是個沉默寡言的人，主持案情分析會也充分顯露出這種特點。說是分析會，也就他一個人說了寥寥數言，大意是：兇手為何要殺害保羅·托馬斯？這個問題要弄清楚，這樣才能根據犯罪動機尋找破案線索。一般說來，兇殺案的犯罪動機不外乎仇殺、情殺、財殺和臨時起意的憤殺（就是現在所謂的“激情殺人”），所以，調查可以從這方面開始進行。然後，對如何調查和人員分配作了安排。
次日，專案組包括鮑澄衷在內的六名刑警全體出動，按照分工開展調查。事後回想，鮑澄衷自受命出任專案組長以來到舉行案情分析會，期間不過短短個把小時，但他頭腦裡卻已經形成了一個堪稱完整的調查方案，這的確很不容易。之所以說這是一個完整的調查方案，是因為鮑澄衷根據兇殺案的犯罪動機，已經把被害人保羅·托馬斯的家庭、歷史、人際關係、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的條條框框一一列了出來，調查就是圍繞這些條條框框進行的。
當晚，專案組再次舉行案情分析會。每個刑警彙報了各自的調查情況，然後大家對所有情況進行分析研究，最後排除了情殺、憤殺，而將犯罪動機定位於財殺與仇殺上。
懷疑保羅·托馬斯死於財殺的理由是：3月9日下午保羅·托馬斯離開“藍月亮”去外面散步時，隨身攜帶的錢包裡有大約八九百元華北幣，手指上戴著一枚已經戴了多年的據說是其祖父留給他的黃金戒指，還有一塊堪稱古董的懷錶。以當時天津市的經濟水平來說，也算得上是一筆小財。後來發現保羅·托馬斯的屍體時，錢包、戒指、懷錶都沒有了。
懷疑保羅·托馬斯死於仇殺的理由如下：據戴維·瓊斯、邁克爾·泰勒提供的情況，“藍月亮”在最近已經著手進行的關門歇業準備工作中，老闆保羅·托馬斯曾受到過威脅，有人揚言要他好看。保羅·托馬斯是“藍月亮”的大股東，所有經營方針、對外聯絡、業務安排等生意方面的事情，都由他一手負責張羅操辦。歇業決定就是他作出的，他把這個決定對戴維·瓊斯、邁克爾·泰勒道明後，說，按照公平的原則，你們兩人有優先購下我那60%股份的權利，如果你們不想轉讓屬於各自的那20%的股份，還想繼續經營下去的話，可以拿出你們多年來的積蓄購買屬於我的那部分股份。戴維·瓊斯、邁克爾·泰勒當時就說，“藍月亮”全靠托馬斯先生您的執掌才能運作，您如果離開了，我倆是沒有這份本領繼續經營下去的，所以我們的股份也一併出讓就是，然後我們一起回國。
這樣，保羅·托馬斯就開始聯繫出讓事宜。一共有三個對象對“藍月亮”感興趣，一個是曾經經營過西菜館生意的商人潘樵生，一個是北洋軍閥的後人趙世武，一個是東北人參商出身後來在天津經營東北飯館的柏得祥。保羅·托馬斯和這三個對象分別洽談了幾次，最後決定把“藍月亮”以一百三十兩黃金的價格轉讓給潘樵生。這一百三十兩黃金中，還包含著“藍月亮”的生產技術轉讓費，在簽署合約並支付70%的轉讓金後，潘老闆將獲得“藍月亮”方面提供的製作具有獨特風味的巧克力、曲奇、麵包、果醬、葡萄酒等全部產品的配方和工藝流程資料，同時還可派人向戴維·瓊斯、邁克爾·泰勒請教製作方法。
雙方談妥後，本來，已經可以簽署合約了，可是，由於保羅·托馬斯堅持要求對方在簽署合約的同時立刻支付70%的轉讓金，潘樵生一下子無法拿出九十一兩黃金來，所以在支付十兩黃金的定金後，他趕到北平去籌款了。就在這當兒，忽然有消息傳來，說“櫻花館”的老闆對於“藍月亮”的轉讓頗為憤慨，揚言要對保羅·托馬斯採取行動。
“櫻花館”跟“藍月亮”一樣，也是一家外資店鋪。那是由美國商人約翰遜和日本人黑田甲合夥開的一家飯館，也在第一區，與“藍月亮”相隔不過兩條馬路。那麼，“藍月亮”轉讓之舉怎麼惹惱了“櫻花館”呢？原來，天津解放後，“櫻花館”的經營狀況跟“藍月亮”相差無幾，也被乞丐騷擾得幾乎入不敷出。那個美國股東約翰遜長期居住於上海，這邊館子的事兒都由黑田甲一手負責。黑田甲在跟美國人聯繫後，達成了一致意見：轉讓！黑田甲找了幾個有意向的買家，其中也包括潘樵生，而且最後就是跟潘達成了意向的。可是，還沒簽約的時候，潘樵生聽說了“藍月亮”要轉讓的消息，於是就藉故不跟黑田甲見面，把簽約事宜晾在一旁，轉而與保羅·托馬斯洽談，洽談的結果是接“藍月亮”的盤。消息傳到黑田甲耳朵裡，這個日本浪人出身的老闆受不了了，當即揚言要對保羅·托馬斯進行報復。如果黑田甲當真採取了行動，那就是仇殺了。
專案組於是作出決定：兵分兩路，同時對財殺與仇殺進行調查。
第三天，3月13日上午九點不到，刑警徐迎仙、尚蓋昉和精通英、日、俄三國語言的市局外事科警員蔣先為三人來到“櫻花館”。這是一家五開間門面的飯館，三間進深，後面還有一個很大的花園，每年的四月至十月顧客也可以選擇在花園裡用餐。這樣面積的飯館，在當時的天津已經算是有點兒規模了。刑警上門時，黑田甲正坐在賬房裡的一張藤椅上，一邊喝茶，一邊晃著腿聽大廚彙報當天的進貨情況。黑田甲是一個年近花甲的老頭兒，矮壯身材，臉色黝黑，剪著一個平頂頭，一臉兇相，特別是那雙眼睛，看起人來就像餓狼盯獵物。他見到刑警，僅是點點頭，打了個“稍等”的手勢，放下茶杯，從賬臺旁邊的架子上拿下一個算盤，往桌上一放。刑警一看，鬧了個激靈：這個算盤竟是白銅製作的！不禁尋思：看這東洋老小子的架勢，沒準兒兇手還真的是他哩！
黑田甲跟大廚對過賬目把對方打發走後，這才起身相迎，拱手作揖，一口流利的天津話。這一開口，又使刑警暗吃一驚：“三位警官先生是為‘藍月亮’那英國佬來的吧？哎，這個保羅·托馬斯啊，還真的該死！我聽到他死於非命的消息，心裡那股高興勁兒就別提了！本來我患著痛風是不能喝酒吃大葷的，前天晚上就不管了，讓廚房炒了幾個葷菜，開了一瓶二鍋頭喝了個痛快。這不，昨天痛風就發作了，沒法行走了，不過我還是非常高興！”
刑警讓黑田甲說說為何聽到保羅·托馬斯的死訊會如此開心，黑田甲就把他和保羅之間生意上的過節兒說了說，跟之前專案組瞭解到的情況基本相符。臨了，黑田甲還說：“我來中國已經快四十年了，那時還是宣統皇帝呢。我學過看相，9日那天保羅·托馬斯過來時，一臉晦氣，我一看就知道他離倒大黴不遠了！”
刑警問：“9日那天保羅·托馬斯來過這裡？什麼時候？”黑田甲說是下午，當時飯館的午市剛結束。午市剛結束，那不正是保羅·托馬斯喝過午茶出來散步的時候嗎？專案組正在調查保羅·托馬斯這次人生最後散步的涉足之地，沒想到原來他是來“櫻花館”了。
這自然要追問下去了。據黑田甲說，保羅·托馬斯來“櫻花館”，是向他解釋他跟潘樵生的轉讓交易是一次正常的生意，之前“藍月亮”方面根本不知道潘樵生跟黑田甲正在洽談轉讓飯館一事，之後也是從其他渠道聽說的，但這件事雙方定下來了，對方支付了定金，那就沒法更改了。所以，保羅·托馬斯說他只能向“櫻花館”方面表示歉意。黑田甲生性多疑，自己這一生不知做過多少“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的事兒，所以認定保羅·托馬斯這番話語也是虛情假意，當下哼哼唧唧應付了一下，就藉口有事下了逐客令。
三個刑警商量以後，決定立刻分頭跟“櫻花館”上上下下所有的員工談話，瞭解9日下午保羅·托馬斯拜訪“櫻花館”的詳情。談話的時候，刑警請老闆黑田甲呆在賬房裡，以防對員工產生心理影響而使刑警的調查發生偏差。
徐迎仙、尚蓋昉、蔣先為三人分別跟飯館所有員工作了談話，這些員工中只有賬房先生、跑堂、雜工等四人9日那天因為在飯館前面忙活，因此見到過保羅·托馬斯，其他人都在後面幹活，不知道有那樣一個英國佬去過飯館。那四個見到保羅·托馬斯的員工的陳述，跟黑田甲所說的基本一致。這就是說，保羅·托馬斯跟黑田甲的接觸中雙方的態度都是平和的，最後保羅·托馬斯也是平安離開“櫻花館”的。如果說有異常情形，那就是跑堂李二提供的那個細節了。當時飯館的跑堂，是兼著迎賓活兒的。保羅·托馬斯進出“櫻花館”大門，都是李二迎送的。李二說，保羅·托馬斯進門時，臉上的神情有點兒異樣，像是遭遇了什麼不悅之事。出門時，保羅·托馬斯眼睛一掃，嘴裡說了句：“討厭！”見李二不解，可能是生怕對方誤解是針對黑田甲的，就指了指馬路斜對面的兩個乞丐解釋說，剛才他過來時這兩人就一路追著他行乞，他沒有掏錢，沒想到他們還沒走，就呆在門口等著他！李二說那先生要不您從後門出去吧。保羅·托馬斯搖搖頭，說了聲“謝謝”就出門了。果然，那兩個乞丐又跟上去了。
三刑警頓起疑心：難道保羅·托馬斯之死跟那兩個乞丐有關？
三、乞丐的舉報函說來也巧，徐迎仙等三刑警返回專案組駐地一分局，剛剛向組長鮑澄衷彙報了前往“櫻花館”調查的情況，分局秘書股就送來了一封由大門警衛轉交的信件，稱這是一個乞丐於半小時前送來的，言明轉交分局領導。秘書股拆開閱讀後，因內容與專案組正承辦的這起外僑命案相關，就將該信函轉過來了。
該信函的作者名叫強增善，是個乞丐，但他卻寫得一手還能看得入眼的字，遣詞造句也還通順。他在信中向公安局舉報稱：察哈爾路街心花園地堡命案的殺人兇手是乞丐郭二扣、完顏寶，如果公安局對此情況感興趣需要進一步瞭解的話，可以找他當面調查。他是個居無定所到處流浪的乞丐，要找他的話，中午可去“大德興飯莊”或者“紫雲館”附近，晚上則在“全樂門舞廳”門口，只要向任何一個乞丐打聽“阿強”，馬上就會有人指認。
這封舉報函理所當然地引起了專案組的重視。這個名叫強增善的乞丐所提供的情況，正好跟徐迎仙三刑警去“櫻花館”訪查所獲得的關於二乞丐糾纏著保羅·托馬斯不放的可疑情節相符。於是，專案組決定派人去跟強增善見面。
當天晚上七時許，刑警周康、朱明道穿便裝去了“全樂門舞廳”。起初，兩人想通過自己的觀察從聚集在舞廳大門前的十幾個乞丐中找出強增善來。可是，看來看去，總覺得眼前這些乞丐中似乎沒有一個像是識字的。於是，去找了舞廳管事的，請他派人把“阿強”識別出來。舞廳管事便把門童召來，一說乞丐“阿強”，門童說他認識，於是就去門外找。結果轉了一圈返回來說，沒有看見“阿強”，向其他乞丐打聽，得知“阿強”今晚沒來這邊乞討。至於為什麼沒來，其他乞丐說不清楚。
二刑警就有些擔心，生怕強增善寫信給警方舉報之舉已被兇手知曉，對他下了毒手。周康、朱明道兩人返回專案組一說情況，其他刑警都有這種感覺。商量下來，決定次日全體出動，專門查訪強增善其人。
可是，這種擔心是多餘的。第二天上午，專案組刑警還沒出動，分局門口的警衛打來內線電話，說有一個姓強的叫花子求見。
強增善是個二十來歲的小夥子，雖然衣衫襤褸，腰間拴著草繩，十足一副乞丐打扮，但眉眼間還是透著幾分文靜之氣。鮑澄衷親自跟強增善談話，考慮到對方的乞丐身份，先讓人去伙房拿來幾個饅頭和一碗特地為其燒的雞蛋湯，請他先吃了再說。強增善謝過後就不客氣地吃起來，其進食速度驚人，很快就把饅頭、熱湯全部解決了。然後，談話開始了。鮑澄衷說我們昨天收到你寫給公安局領導的信了，晚上派人去“全樂門舞廳”找過你，沒有找到。強增善說，哦！非常抱歉，我沒有想到你們這麼快就來找我，昨晚我聽說第二區一位也是要飯的好兄弟生病了，去那邊看望他了。
往下，強增善不等刑警問就主動言歸正傳了。前面說過，當時天津的乞丐有三大組織，祁門、韓門和丁門，強增善是祁門乞丐，在該門中小有名氣，因為他有一個特長：能識文斷字。在那個年代，別說乞丐這一行了，就是其他行當包括警察在內，最基層的成員中如果有誰是上過幾年私塾或者小學的，那就值得另眼看待了。而此刻他要舉報的那兩個乞丐郭二扣和完顏寶，也是祁門成員，也是受人另眼看待的。因為他們也有特長，不過這二位的特長並非識文斷字，他們是文盲，但他們特別能喝酒，被稱為“酒丐”。這在乞丐幫中跟強增善的文化一樣，是可以得到特殊發揮的。比如本門弟兄跟其他門派發生矛盾需要解決時，有時來武的就打鬥，不打鬥那就比試，不是比武，而是玩諸如“油鍋撈球”、“刀削指頭”之類使人聽了毛骨悚然的殘忍把戲；有時就來文明些的，這時就需要郭二扣、完顏寶兩位兄弟出場了，跟對方比酒量，喝死不償命！
言歸正傳。前天晚上，強增善路過東興橋時，聽見橋下似有人聲，不覺好奇，悄然下到橋洞口一看，郭二扣、完顏寶二位“酒丐”正在和七八個乞丐弟兄圍著一個酒罈子用一根長長的蘆葦管輪流飲酒，一邊喝，一邊高談闊論。那壇酒當然是偷來的。下酒菜很可憐，鹹菜疙瘩、爆米花、烤老玉米，但這於乞丐來說，已經算是不錯了。強增善跟這班人有點兒熟，正想湊上去混幾口老酒喝，忽聽郭二扣手拍胸膛道：“人嘛，就要爭一口氣！比如我二扣，比如咱們這位完顏哥，就受不得別人的氣。咱登門行乞，主人家不給可以，那是跟你沒緣；可若是口出兇言惡語，那就是得罪咱了，對不起，我就要你好看！前兩天察哈爾路地堡裡的那具屍體——就是‘藍月亮’那洋掌櫃的，大夥兒總聽說過吧？哼哼，不瞞眾位弟兄，這就是咱倆乾的，因為那洋鬼子……”
郭二扣說到這裡，被完顏寶開腔打斷了：“哎！郭兄弟你胡說些啥呀，喝酒就喝酒，怎麼扯到命案上去了？諸位，別聽他的，咱喝酒！喝酒！”
完顏寶這麼一說，郭二扣就不吭聲了，抓了截老玉米埋頭啃了起來。隱藏在暗處一直沒有露面的強增善聽著，心裡一動，悄無聲息地離開了。
刑警問強增善：“完顏寶和郭二扣兩人除了嗜酒之外，是否還有暴力傾向？比如平時在行乞不得的情況下是否有搶奪之類的行為？”
強增善說那兩人都是孤兒出身，性格很殘暴，比如捉到狗之後，別人是殺死後剝皮，他倆卻是將狗吊起來活活剝皮。在行乞方面也是這樣，隨身都帶著匕首，一個不對就拔刀威脅，趁對方驚慌失措的時候，伸手就掏人家的錢包。不過掏出來後只是打開來從中取些許，然後把錢包還給人家。因此，人家就沒認為這是搶劫，也不向警察局報案。這種情況，一直到解放後還存在。
刑警將強增善的這番陳述一字不漏地記錄下來，見強增善用擔心的眼神望著他們，便對他說：“你儘可放心，我們對你的舉報絕對保密，我們有責任保護舉報人的人身安全。”
強增善高興地點點頭，卻又顯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鮑澄衷看在眼裡，於是說：“根據政府的政策，你的舉報內容查實後確認對我們的偵破工作有用的話，我們將會給予獎勵。”
強增善點頭稱謝，然後大著膽子問道：“不知我是否可以提一個要求？”
鮑澄衷說：“當然可以，只要合理而且可以辦到，我們會考慮的。”
強增善於是說了自己的情況：他出身於靜海縣的一個貧窮農民家庭，小時候曾去一個親戚開的私塾免費讀過三年書，所以識得一些字，也練過書法。日本人佔領天津地區時，其父母兄妹先後死於戰亂，家裡的草房也給燒了，於是他隻身一人逃到天津以行乞為生。現在解放了，像他這樣的窮人也該翻身了，他對翻身的理解就是最好能給一份正式的工作，讓他靠自己的勞動謀生。
鮑澄衷說：“人民政府是不會讓一個要求自食其力的公民失望的，根據東北諸省對於乞丐的政策，天津在這方面不久也會有措施。你放心好了，只要有這種機會，我一定會向民政部門推薦。”
強增善離開後，專案組隨即舉行會議，對強增善的舉報內容進行了分析，認為可信，於是就決定傳喚那對“酒丐”。
據強增善反映，郭二扣、完顏寶兩人通常是在第一區長沙路民國大樓一帶行乞的，兩人有時一起搭伴乞討，有時分開行乞，沒有定規。專案組於是出動了四名刑警，前往長沙路民國大樓地段去訪查。午後，刑警周康、徐迎仙找到了郭二扣，把他帶到了一分局。
郭二扣不愧為“酒丐”，也不知他憑著何等神通，別的乞丐連混個肚子圓的願望也常常落空，他卻弄到了半瓶白酒，刑警找到他時，已經喝光，正蜷縮在民國大樓對面一個避風向陽的角落裡曬太陽。他肯定覺得很舒服，不但已經睡著了，而且還打著很響的呼嚕。刑警推醒他，讓他起來跟他們走。他點點頭，身子一歪卻又睡著了。刑警尋思看他這副模樣即使勉強起來只怕還走不到分局又要躺下了，於是就僱了一輛黃包車，將他拉到了分局。
進了分局，刑警的第一個措施就是搜身，果然搜出一把匕首。再搜，在其綁腿裡又發現了一把被稱為“攮子”的無護手尖刀。周康、徐迎仙一看刀身寬度，心裡一動：跟死者胸口的創口尺寸相符！
專案組安排三名刑警對郭二扣進行訊問。可是，當最後一名刑警朱明道從鄰室搬了張凳子進來在訊問桌前坐下時，被訊問人已經在他那張椅子上垂頭抱臂又睡著了。刑警知道乞丐都有裝瘋賣傻那一套，懷疑這小子是佯醉裝睡，於是就推醒他，說去洗個臉吧，清醒清醒。郭二扣點頭同意，於是就把他帶到後院的一口水井旁，給了他一條毛巾，讓他自己打水洗臉。沒想到郭二扣竟然把衣服脫了個精光，連衝了幾桶井水。天津的陰曆二月天，氣溫還是很低的，可這傢伙竟然滿不在乎，連說“過癮”。
這樣一折騰，郭二扣當然不“睡”了，醉意似乎也消失了，於是開始訊問。但他聽刑警一問“藍月亮”洋掌櫃命案的事兒，沉默半晌卻說：“要我開口說這事兒可以，不過我有個條件，如果你們能夠滿足我，那我也可以滿足你們。”
這種被訊問人，刑警還沒有遇到過。不過，這當兒口供要緊，那就變通一下吧。刑警問：“什麼條件？”
郭二扣說他的條件很簡單，那就是給他弄一點兒酒來喝喝。刑警便有些惱火了，揍他一頓的心思都有。這時，守候在門外的另一位刑警朱明道遞進一張條子來。朱明道是天津人，解放前就是刑警，解放後被新政權留用。他跟郭二扣這樣的主兒打慣了交道，深知津門乞丐的習性。郭二扣此刻的這種要求，江湖上稱為“擺譜兒”，以便日後好對他人吹噓自己如何了得。具有這種念頭的主兒，如果不滿足他的要求，他就敢跟你對抗到底。日偽、國民黨統治天津期間，曾經冒出過若干個此類主兒，最後都死在刑訊室裡了，據說死前還笑稱“痛快”、“老子值了”——這也是一種擺譜兒！因此，朱明道建議同意郭二扣的要求。
於是，一瓶四兩（老秤）裝二鍋頭送進了訊問室，還有一包花生米。郭二扣樂了，對刑警說：“哥們兒，夠朋友！”開瓶喝了一口酒後，又對刑警說，“你們要問的這事吧，還有一位也有份。誰呢？跟本人在天津衛地面上齊名的另一‘酒丐’完顏寶。他今個兒大約在第四區成林道東局子那一帶活動吧，需要的話，你們可以把他也請到這邊來。”
刑警竊喜，看來給他喝酒一舉還是對頭的，才喝了一口酒就把同夥交代出來了。於是鮑澄衷就派朱明道、尚蓋昉去第四區拘傳完顏寶。
郭二扣喝完酒後，沒等刑警再次開口訊問，就主動交代了，一開口差點兒讓刑警就地跳起來！
“‘藍月亮’那洋掌櫃被殺的事兒吧，其實跟咱沒有關係。咱不過為了在弟兄們面前吹吹牛，加上又喝了酒，就信口開河了。呵呵，酒後胡說，不當真的，是吧，警察同志？”
再問，郭二扣就只是笑，不再回答任何問題了。
一會兒，另一個乞丐完顏寶被帶進局子了。完顏寶雖然也是“酒丐”，但膽氣似乎比郭二扣小得多，所以沒向刑警提什麼喝酒之類的要求就乖乖回答問題了。他一開口，情況就清楚了：3月9日保羅·托馬斯被害那天，他和郭二扣等七八個同是祁門的乞丐弟兄，沒在第一區，而是去了第九區昌圖道的一戶馬姓人家相幫辦事了。那戶人家的老爺子活到九十高齡仙逝了，決定大辦喜喪，為防止乞丐去搗亂，就決定僱傭若干名乞丐前去相幫，說是打雜，其實就是勸阻其他登門乞討的同行，見好就收，拿到一份吃食就走開。這種差使，祁門的兩位“酒丐”是少不了要出場的，因為祁門的掌門人認為這是在替本門做廣告。因此，派去的弟兄名單上頭兩位就是郭二扣、完顏寶。
再去訊問郭二扣，這傢伙哈哈大笑：“小人抱歉得很，閒著沒事做悶得慌，跟諸位警官大人開了個玩笑。”說著連連作揖，“得罪了！回頭小人請諸位大人喝酒！”
可想而知，刑警給弄了個哭笑不得，心裡憤憤卻無可奈何。
四、兩個嫌疑人
“酒丐”線索落空後，專案組開始對另一條線索的追查。這條線索也是兩個乞丐，就是“櫻花館”跑堂李二所看到的對被害人保羅·托馬斯實施跟蹤纏乞的那二位。
前面說過，當時活動在天津市區的乞丐大約有一萬六千人，要在這麼些居無定所、到處流浪、沒有戶籍、不知姓名也不清楚容貌長相的人中間找到3月9日下午對保羅·托馬斯實施纏乞的兩個乞丐，對於外行人來說，無疑是一件無法著手的事兒，但對於刑警來說，這並不是一樁特別犯難的使命。
專案組對乞丐情況進行了分析：天津的乞丐分三大門，每個組織都有各自固定的勢力範圍，只允許本門乞丐在勢力範圍內活動。第一區屬於祁門的勢力範圍，因此要追查的那兩個對象肯定是祁門中人。再說纏乞，舊時乞丐的乞討方式有所不同。一種是“正常乞討”，如今我們在街頭、地鐵站、車站、碼頭等公共場所遇到的乞丐的行乞方式，基本上都歸於“正常乞討”。另一種是“非正常乞討”，那方式就多了，有的弄條蛇盤在脖子上，或者手裡拎一串有活有死的老鼠；有的自傷自殘，血肉模糊；有的故意將糞便塗在自己衣服上；也有會些功夫的，把百十斤重的大石頭搬到店鋪門口擋住進出通道；也有的什麼都不做，就髒兮兮地往商店門口攤開四肢一躺；還有一種是事先選準目標，認定對方是“出得起血”的，就緊緊盯住這個對象不放，半天一天甚至兩三天，對象走到哪裡，他們跟到哪裡，對象回家他們就在門外守候，次日待你出門時再盯著乞討，不達目的決不罷休。這最後一種乞討方式，就是“纏乞”，在乞丐切口裡則叫“盯巴”。
一般說來，在每一個城市中，“非正常乞討”的乞丐都比較少，因為“非正常乞討”所付出的成本比較高，且需常人少有的勇氣、忍受力和毅力，有的還需要一些特殊技能，比如耍蛇，比如玩鼠，比如武功。因此，這類乞丐在本行業中都是比較有名的。
專案組因此認定：那兩個敢對外國人“盯巴”的乞丐，肯定不是一般乞丐，在祁門甚至韓門、丁門中都是有人知曉的。
鮑澄衷想起了那個舉報信的作者強增善，決定派員向其悄悄瞭解。刑警朱明道奉命前去找強增善，得知祁門中專搞“盯巴”的乞丐大約有十幾個。強增善還提供了這些乞丐的姓名或者綽號、特徵以及他們的活動地盤。
可是，當刑警去找“櫻花館”的跑堂李二，把這些乞丐的特徵跟其說了請他進行鑑別時，他卻是連連搖頭。這也難怪，因為光憑口頭介紹，很難說得準僅僅遠遠地瞥了一眼的對象是否符合鑑定條件。專案組於是決定用支付誤工費的方式向“櫻花館”借出李二，領著他對祁門的那十幾個擅長搞“盯巴”的乞丐進行暗地識別。
這樣，從3月15日開始，李二就跟著化裝成市民的刑警在全城各處轉悠。當時公安局的裝備很差，像這樣的差使，只給配備了兩輛自行車。李二不會騎車，就由兩個刑警輪流馱著他。路上，只要看見乞丐，就盯著觀察。這樣折騰了一天，碰到了七個搞“盯巴”的乞丐，但李二都是搖頭。
第二天，運氣來了。上午十時許，兩輛自行車來到第七區鼓樓北街時，李二看著站在一家百貨商店門口交頭接耳竊竊私語的兩個乞丐，悄聲對刑警尚蓋昉說：“停一下！”
自行車停下後，李二湊近乞丐只一看，就發出了暗號。然後，他假裝跟此事沒有關係似的，進了百貨商店。門外，尚蓋昉和另一刑警徐迎仙就在馬路對面停了車，支好了撐腳架，蹲在路邊抽起了香菸。這兩個乞丐不過是懷疑對象，目前並無任何證據可以表明他們是犯罪嫌疑人，所以還不能採取強制措施。如果對方是一般市民，那倒好辦，刑警上去出示證件，讓對方跟著走就是。可是，現在的對象是兩個乞丐，那就不大容易對付了。你說傳喚，他們不理不睬，如何？動手扭，他們來個倒地十八滾大耍無賴，你拿他們怎麼辦？而且，這種情況一旦發生，市民肯定要圍觀，不說什麼可能混雜其中的敵對分子乘機煽動鬧事，就是冒出幾個乞丐來相幫那二位也已經足夠刑警喝一壺的了。還有，一說傳喚，如果那二位二話不說，拔腿就逃怎麼辦？當時的乞丐，除了老弱病殘者之外，餘者都擅長跑步，要速度有速度，要耐力有耐力，因為他們平時搶奪市民財物後，就是靠一雙腿來逃脫懲罰的。後來天津市舉辦第一屆工人運動會，有一家工廠奪得了四乘一百米接力賽冠軍，四名奪冠選手中有三位是叫花子出身。所以，刑警對於自己能否跑得過這兩個乞丐沒有把握。這樣，尚蓋昉、徐迎仙商量下來，決定暫不動手，暗暗尾隨其後，到哪個派出所門口再下手。
一會兒，那二位可能已經商議定當準備去哪裡物色“盯巴”對象了，拔腿慢慢地往南邊走去。尚蓋昉、徐迎仙兩人於是一個騎車，一個推車，假裝互不相識，在馬路兩側分別跟著。
兩個乞丐行至鼓樓北街派出所門前時，尚蓋昉、徐迎仙兩輛自行車已經騎到了他們的身後，互相使個眼色，一齊下車，也顧不上支撐腳架停車了，把車往地上一放，撲上去一人一個扭住了就往大門裡推。乞丐猝不及防，吃驚之下一邊掙扎一邊嚷嚷。派出所門口是不設崗哨的，但裡面的警察聽見聲音都出來看發生了什麼事。徐迎仙大叫一聲“分局的”，對方就明白了，早有人上前相幫制伏了兩個乞丐。一搜身，沒有利器。
訊問就在鼓樓北街派出所裡進行，那兩個乞丐一個叫彭小財，一個叫史二郎，都是天津郊區人，二十歲上下年紀，卻已經當了八九年乞丐了，屬於韓門。刑警聽說對方是韓門的，就不解了。尚蓋昉說，你們三大門的勢力範圍不是劃分得很明確的嘛，你們說是韓門的，可是3月9日那天怎麼在第一區活動呢？第一區可不是你們韓門的活動範圍吧？那個叫彭小財的便衝刑警拱手，說，這位大哥聽口音是關外熱河的，那就是剛來咱天津衛了，才兩個多月已經對天津衛乞幫三大門瞭解得這等清楚，在下實在佩服！至於您所說的活動範圍，是這樣的：三大門之間有約定，乞丐弟兄中凡是“盯巴”的就不受活動範圍限制。這是因為幹“盯巴”的弟兄不容易，鉚準一個目標至少得費半天時間才能拿下來，長的呢，兩天三天的也有。如果劃定活動範圍的話，這活兒就更不好乾了。
於是，刑警就問他們3月9日那天午後“盯巴”盯了誰。兩人眨巴著眼睛說不上來，愣了片刻，史二郎說都快一個禮拜的事兒了，誰還記得清楚呢？刑警說，記不清楚？那好，給你們提個醒：“那是一個高個頭兒外國人！記起來了嗎？”
這一說，那二位就點頭了。史二郎說：“想起來了，是那個洋鐵公雞，哪像別的洋人那樣爽快，手一伸就給了，我們跟著他好話說了幾大籮筐，那洋人瞧都不瞧咱一眼！”
彭小財大概覺得不對頭，於是打斷同伴的話問道：“自古以來，哪家官府都沒說過要飯犯法，人民政府執掌政權，也沒規定過不讓要飯。咱們那天盯了個洋人，是犯法了還是怎麼的？”
刑警說，乞討不犯法，眼下的問題是，那天你們盯著乞討的那個外國僑民就在那個時段被人殺害了！
彭、史兩人看上去像是還不知道保羅·托馬斯被害，聞言頓時怔住了，一個張口結舌不知說什麼才好，另一個倒抽一口冷氣：“啊——還有這樣的事兒？”
刑警說，現在知道為什麼要找你們了吧？這樣，一人一個，分別談談。徐迎仙便起身招呼史二郎跟著他到隔壁屋裡去了。
談下來的結果，兩個乞丐的說法是一致的。3月9日那天午後，兩人路過第一區“藍月亮”門口時，正好看見保羅·托馬斯從店鋪裡出來。他們並不知曉這個洋人是“藍月亮”的老闆，只道是一個顧客，於是互相使個眼色就盯了上去。根據經驗，“盯巴”對象如果是洋人，那成功的概率通常會比中國人高，因此彭、史兩人對於保羅·托馬斯是滿懷希望的。
別看彭、史二位出身農村，從來沒有上過一天學，可是他們在長期的“盯巴”生涯中，由於行乞需要，竟然學了幾句英語、日語。當下，便衝保羅·托馬斯張口了。保羅·托馬斯有反應沒有呢？有的。不過這個反應令彭、史心裡一涼，因為保羅·托馬斯張口吐出的是一串天津話，說得很明白：別跟著我，我不會施捨像你們這樣的叫花子的！
用彭、史的話來說，“盯巴”遇上洋人或者外地人，如果對方能操一口流利的天津話，那說明是老天津級別的角色了，天津地面上的事兒人家還能不清楚嗎？所以，這種對象通常是不會出血拔毛的。那麼，就這樣算了？也不盡然。因為一則彭、史中午溜進一家小麵館，從一個看上去大學生模樣的姑娘那裡要到了午餐費用，午飯吃得比較飽，正好需要消化消化；二則一遇到對象拒絕就乖乖退下的話，有違“盯巴”行規，也太便宜這個洋人了，即使最後要不到錢鈔，也得讓他煩煩。於是，兩人就盯上了保羅·托馬斯。
這一盯，一直盯到了保羅·托馬斯此行的目的地“櫻花館”。彭小財、史二郎照例呆在馬路對面守住門口不離開，還作好了至少駐守三個小時的打算。可是，史二郎剛在周圍撿了幾個菸蒂想卷支菸抽的時候，保羅·托馬斯已經出來了，於是煙也不捲了，繼續上崗。
兩個乞丐接下來陳述的內容，無論對於他們自己還是對於專案組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保羅·托馬斯離開“櫻花館”後，並未往“藍月亮”方向走，而是朝相反方向去的。彭、史兩人就跟了上去，而且跟得很緊，一邊跟一邊還嘮叨。保羅·托馬斯並不吭聲，只管昂首行路。走了幾分鐘，拐了個彎兒，忽然駐步，然後進了一家咖啡館。
這下，乞丐傻眼了，只好繼續蹲守。這回，一直蹲守了將近三個小時，看看天都黑了，保羅·托馬斯還沒出來。兩人便嘀咕：一杯咖啡才那麼幾小勺，這洋人喝得再慢，也花不了多長時間。三個鐘頭喝下來，他要喝多少杯咖啡呀！這好像不對頭啊！這時，一個路過的祁門乞丐估計也是搞“盯巴”的，用職業眼光看出彭小財、史二郎蹲在馬路旁是幹什麼的，便上前指點，說，二位是外區盯到這邊來的吧？可能你們不知道，這家咖啡館有道後門通旁邊那個衚衕，目標會不會已經從後門離開了？兩人聞言如夢初醒，趕緊奔到衚衕裡去看，果然是有後門的，不用說，那洋人肯定已經走了！
刑警問：“那家咖啡館的招牌字號是什麼呢？”
那二位說是英國人開的“燦爛星光”，就在離“櫻花館”不遠的地方，旁邊那條衚衕叫“鞋匠衚衕”。
尚蓋昉、徐迎仙立刻給鮑澄衷打電話彙報，鮑澄衷說你們辛苦了，原地休息待命。然後，專案組長就指派刑警周康和外事民警蔣先為兩人到“燦爛星光”去了解情況。
周康、蔣先為趕到“燦爛星光”，接待他們的是英國老闆的妻子亨利太太，操一口倫敦腔，說她的丈夫亨利先生月初去了南方，要到本月20日後才回天津，咖啡館的一應事務均由其處置。然後，她問刑警登門有何貴幹。蔣先為也用英語跟其交談，問她是否知道“藍月亮”的英國老闆保羅·托馬斯先生。亨利太太說知道啊，他被人殺害了，我已經代表我丈夫去“藍月亮”表示過哀悼。周康一聽“代表丈夫”一語，馬上讓蔣先為問她其夫亨利先生跟保羅·托馬斯是什麼關係。她說是朋友關係，也有生意上的交往，因為咖啡館的原料是通過“藍月亮”從國外進口的。“燦爛星光”跟“藍月亮”已經有數年的合作關係了。
刑警詢問3月9日下午保羅·托馬斯去咖啡館之事，亨利太太說這個她倒說不清楚了，因為那天下午她感冒了，去醫院治療，沒在咖啡館。那麼，店裡由誰臨時主事呢？亨利太太以一聲高嗓大調代替回答，連蔣先為也沒聽清她吆喝的是什麼，冷不防倒被嚇了一跳。卻見一個英國小夥子應聲而至，亨利太太向刑警介紹說這是她的兒子，那天是他在店裡臨時主事。蔣先為把問題重複了一遍，小亨利想了想，說有這事，那天下午兩點左右，“藍月亮”的老闆保羅·托馬斯先生從前門進來，跟他打了個招呼，微笑著從後門出去了。
周康說請把那天在前門值班的門童叫來，我們想向他了解一下。門童來了，問下來，證實保羅·托馬斯確實去過咖啡館，身後緊跟著兩個乞丐，被他打個手勢攔了下來。
這樣，乞丐彭小財、史二郎的嫌疑就給排除了，線索又斷了。
當晚，專案組再次舉行案情分析會。根據“燦爛星光”提供的證言，結合法醫屍檢結論中的死亡時間，保羅·托馬斯是在離開該咖啡館後最多一個小時內遇害的，這一個小時裡，保羅·托馬斯去了什麼地方？遇見了什麼人？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保羅·托馬斯不可能大白天當街遇害，他肯定是在離開咖啡館後去了某個熟人那裡，而這個熟人卻要了他的性命！
專案組最後作出決定：去“藍月亮”向戴維·瓊斯、邁克爾·泰勒兩人瞭解保羅·托馬斯在附近地段還有什麼值得拜訪的朋友——可以是熟人，也可以是才認識但已經開始交往的新友人。
刑警周康、徐迎仙兩人奉命前往“藍月亮”訪查，這一去，意外獲得了一條新線索！
五、意外收穫
“藍月亮”門口，幾個乞丐圍坐一起正擲骰子玩耍，見有人進店，以為是顧客光顧，立馬一躍而起，把兩個穿便衣的刑警圍住。其中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手打竹板唱起了數來寶：“客爺到，臉帶笑；臉帶笑，衣兜爆；衣兜爆，錢漲了；把手伸，往外掏；不需多……”
聲音戛然而止，因為徐迎仙抬手做了個“停止”的手勢，而周康的手已經往懷裡伸了。乞丐以為這二位要掏錢施捨了，一齊眼睜睜地盯著他。周康的手從懷裡出來了，亮出的卻是市公安局的證件。於是，乞丐發聲喊，一鬨而散。
刑警進門時，正好店堂裡一個胖胖的中年顧客往外走，後面跟著西裝革履的邁克爾·泰勒，邊走邊說：“您走好！不送！不送！”
邁克爾·泰勒轉眼就看見了兩個刑警，上次專案組找店方調查時所派的不是周康、徐迎仙，所以他不認識，還以為是顧客，遂點頭哈腰：“請，二位裡面請！”
店堂裡，有一半櫥窗已經空了，擺在另一半櫥櫃裡出售的都是罐頭、果醬、巧克力、餅乾、咖啡之類保質期長的食品，原先作為“藍月亮”特色的現制現賣的新鮮西點已經停止製作了。邁克爾·泰勒把刑警領到放食品的那幾個櫥櫃前：“二位，想買點兒啥，本店即將轉讓，全部食品都按八折計價！”
徐迎仙出示了證件，泰勒、瓊斯都笑了：“哦！原來是警察先生，對不起，失敬了！”
周康向兩個英國人說明了來意，戴維·瓊斯說：“這個，上次你們來調查時不是已經提供過了嗎？”
周康說上次是提供過了，這次想請你們再提供一次，順便回憶一下看是否有遺忘的。戴維·瓊斯便有點兒不高興的樣子，嘟噥著好像是在發牢騷，說的是英語，因為蔣先為沒有同來，所以周康、徐迎仙聽不懂他在表達什麼意思。邁克爾·泰勒微笑著用漢語對戴維·瓊斯說，這又算不上什麼麻煩事兒，再跟警察先生聊聊就是了。戴維·瓊斯也笑了，臉上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說了聲“失禮”，就去衝咖啡了。
當時的規定，偵查員不論向什麼對象進行調查，如果工作確實需要，可以請對方吃喝，費用由公家報銷，但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接受對方的吃喝，包括喝一口開水在內。因此，周康向對方說明了這條紀律，客氣地謝過，把咖啡挪到一旁。談話在進口咖啡的濃郁香氣中進行，戴維·瓊斯、邁克爾·泰勒輪流開口，把附近這個區域保羅·托馬斯可能接受對方邀請登門做客、談事的對象一個個說了一遍。那二位一邊聽一邊記錄，待到說完一數，一共有七人，其中包括“燦爛星光”的老闆亨利先生。跟之前調查的那份記錄一對照，一模一樣。
也就是說，這趟是白跑了！兩個刑警意識到這一點，心裡難免失望。兩人起身正要告辭時，徐迎仙忽然看見櫃檯裡的那張賬臺上攤開著幾張紙，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字，每張上面還有鮮紅的印痕。幾乎是同時，周康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心裡一動：這好像是一份合約嘛。他的思維也實在是敏捷，馬上想起了剛才進門時遇見的那個男子，那人離開時手上並未拿任何東西，這說明他進“藍月亮”不是為購物，而是為了其他事情。那麼，此人的來訪莫非跟桌上貌似合約的那幾張紙有關？這是一份什麼內容的合約？
於是就開口詢問，瓊斯和泰勒如實相告：剛才離開的男子名叫潘樵生，就是那個已經下了十兩黃金定金準備接手經營“藍月亮”的老闆。
刑警問，他來跟你們說啥事呢，是準備接盤了？戴維·瓊斯說接盤倒好了，他是來要求解除轉讓的，還要把已經付了的十兩黃金的定金收回，理由是“藍月亮”的大股東托馬斯先生已死亡。邁克爾·泰勒接著說：“這明明是一個反悔的藉口，我們當然不會同意。剛才談得有點兒不愉快，他就走了。估計過兩天還會過來談的。唉！保羅·托馬斯先生一死，我們麻煩就大了。本來，經營上的事兒全都由保羅·托馬斯先生管，我和戴維·瓊斯只管製作和買賣，現在要我倆談這方面的問題，沒有經驗，真不好弄哩！”
周康想了想，問，這位潘樵生家住哪裡？邁克爾·泰勒把合約拿給刑警看：“這上面寫著的，他住第四區郭莊子大街那邊。”
周康、徐迎仙兩人把合約看了一遍，告辭而去。回分局的途中，兩人對此事交換了看法，觀點是相同的：之前獲得的情況是這位潘老闆支付定金後，為籌款上北平了，看來款子沒籌到，回來後聽說保羅·托馬斯死了，就以此為藉口要求解除合約。不過，合約上寫著“雙方約定，在店鋪（含全部設施）、技術資料和操作流程尚未完成轉讓前，如果一方或者兩方發生了不測之事，不論哪一方都可以提出解約，另一方不得拒絕”，因此，潘樵生提出解約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那麼，會不會是潘樵生在簽約後又想反悔了，苦於缺乏理由，為了製造一個理由，就把保羅·托馬斯給殺了？
周、徐兩人回到專案組一說情況，其他幾個刑警都認為這可以作為一條線索往下查一查。鮑澄衷於是下令先去第四區查一下這位潘老闆的基本情況。
這回出場的刑警是朱明道、尚蓋昉二位，兩人去了趟第四區，在四分局同行的協助下很快就把潘樵生的基本情況查清了。
潘樵生，字繁竹，四十一歲，天津人，年輕時曾去紐約其伯父處居住過數年，回來後開了家西菜館。抗戰勝利後因西菜館的股東中有一人是漢奸，館子就涉及敵產問題。潘樵生面臨著財產被沒收而且有可能入獄的厄運，於是只有託人疏通關係一法了。當時負責平津地區接收工作的“軍統”大特務馬漢三是個出了名的狠將，據說連戴笠都不放在眼裡。所以，潘樵生的關係沒有完全託到，西菜館的一半資產被馬漢三下令沒收——而據股東入股原始記錄和劃款憑證表明，那個漢奸入股的資金僅僅佔了西菜館全部資金的15%。這樣，西菜館就無法經營下去了，只好關門。潘樵生從此閒居在家，不再拋頭露面。表面看他似乎對金錢沒有興趣了，其實一天也沒停過跟金錢有關的動作。他在幹什麼呢？放印子錢（高利貸），對象都是平津地區有頭有臉的資本家。他們認為抗戰結束後國家應當休養生息，正是發展經濟的好機會，於是就紛紛擴大經營，資金一時不夠，就借印子錢。等到國共在東北打起來，發現形勢不對時才恍然大悟急剎車，但擴展動作可以停下來，借的錢款卻是要還的。據說，潘樵生憑此舉所賺得的錢，比被馬漢三拿去的還要多。
天津解放後，潘樵生觀察了一段時間，判斷共產黨真能坐天下，於是決定投資實業，這就有了意欲接手“藍月亮”之事。至於他想解約之舉，四分局方面說沒有獲得這方面的消息。
四分局還提供了潘樵生的社會關係，其中有一個引起了專案組的注意。之所以引起注意，並非那個社會關係的姓名、職業，而是住址。這個名叫何復的房地產經紀人，是潘樵生的內弟，家就住在察哈爾路，距發現保羅·托馬斯屍體的那個地堡不過百來米距離！
這是一個在以往調查中被遺漏的對象，之所以被遺漏，是因為他跟被害人保羅·托馬斯並不認識。專案組作了一個假設：如果潘樵生邀約保羅·托馬斯去何復家商談履行合約的具體事宜，保羅·托馬斯會去嗎？答案是：肯定會欣然赴約的。那麼，潘樵生是否發出過邀請呢？這，就需要調查了。
傍晚，周康、徐迎仙兩人二赴“藍月亮”，向戴維·瓊斯、邁克爾·泰勒瞭解關於潘樵生是否向保羅·托馬斯發出過邀約的問題。那二位說他們沒有聽保羅·托馬斯說起過，他們甚至不知道當時潘樵生是否從北平返回天津了。專案組經過一番研究後，決定跟潘樵生的內弟何復當面接觸。
這天是3月17日，距戴維·瓊斯、邁克爾·泰勒向公安局報稱保羅·托馬斯失蹤已經七天。這期間，不但一分局領導、市局刑偵處領導，許建國局長也親自給專案組打電話詢問偵查工作。因此，專案組上上下下每個刑警心裡都憋著一股勁，恨不得立馬獲取有價值的線索，一舉拿下這起涉外命案。因此，儘管當時已是晚上九點半，但鮑澄衷還是決定立刻去走訪何復。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去，竟然有意外收穫！
三十歲的何復出身富裕人家，結婚時父母給了他一套獨門獨戶的兩層日式小洋房，面積不是很大，但很是精緻，缺點是緊挨著馬路，前後都沒有院子，更別說花園了。警方的收穫，就是因這個缺點而得的。當時的天津，夜生活談不上豐富，一到晚上，市民如無要緊事，都習慣於待在家裡。沒有電視，收音機也是有錢人才買得起的奢侈品，所以一般都早早歇息，還能節省點兒電費、燈油。何復家算是經濟條件比較好的，但也未能擺脫這種生活習慣。鮑澄衷等刑警登門時，將近十點，何家已經熄燈了。叩門，裡面倒是很快就有了迴音，那是何復的聲音，問是哪位，為什麼這麼晚了還來敲門。
在頭前敲門的是刑警朱明道，這是一個身材高大的漢子，十足一副威猛模樣，如讓他上戲臺唱大花臉根本不必導演費心關照，按劇本上的臺詞照念即可，典型的本色演員。他不但模樣如此，嗓音也相符，當下考慮到夜晚登門說話聲音要輕點兒和氣點兒，不能驚擾了人家，但開口還是不失威嚴：“警察！有事找何復！”
屋裡傳出一個女人脫口而出的聲音，雖然低調悄聲如同耳語，但夜深人靜，還是清晰地傳入了每個刑警的耳朵：“壞啦……”接著，像是被人堵住了嘴巴似的戛然住口。但這兩個字已經夠了，刑警互相使個眼色，示意“有戲”，都悄然拔出了手槍，推彈上膛。
屋裡燈亮了，何復說：“哦！請稍等，我穿衣服。”
片刻，門開了，出現在刑警眼前的卻是頭髮蓬鬆的何復老婆陶杏珍。刑警一擁而入，打頭的朱明道覺得似乎不對頭，沉聲喝問：“何復呢？”
何復從老婆背後閃出來：“我在呢……請問……”卻又沒往下說。
朱明道已經認定這對夫妻有問題，尋思看來總算挖掘到有價值的線索了，趁熱打鐵哪肯降溫，當下幾乎是不假思索地一指牆角：“何復，你上那邊兒站好了！”
這威勢嚇壞了陶杏珍，沒等丈夫作出反應，馬上搶在頭裡急煎煎問道：“聽說政府有政策，有什麼問題只要主動交代，就可以從寬處理，是嗎？”
刑警當下便斷定絕對有戲，周康開腔道：“對！人民政府確實有這樣的政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折罪，立大功受獎。”
陶杏珍就對丈夫說：“死鬼！你還不主動跟警察同志講清楚那件事兒！那事兒又不是你做的，你講出來就是立功哩！”
何復還在期期艾艾，專案組長鮑澄衷朝周康使了個眼色，後者便介紹道：“這是我們領導，你們可以想想，深更半夜，領導親自出場，可見得這事兒不小啊！”
鮑澄衷朝陶杏珍點點頭，說你知道情況的話你對我們說也可以，同樣是自首。說著，便示意周康、尚蓋昉陪同陶杏珍去旁邊那個房間。何復知道大勢已去，便說願意坦白。這樣，四個刑警分別從這對夫婦那裡獲得了以下案情——
解放軍四野兵臨城下開始進攻天津的時候，何復的姐夫潘樵生忽然來他們家，要求存放一些東西。何復跟這位姐夫一向氣場不合，話不投機，所以平時來往很少，原本是想拒絕的，但又拉不下臉皮，只好答應了。潘樵生隨即讓跟他來的人搬進來兩口沉甸甸的箱子，親自選擇存放位置，最後放在客廳的壁櫥裡。天津解放後，原以為潘樵生要把箱子拿回去，哪知不但沒拿，反而又拿來了一口小皮箱，也是沉甸甸的。這次，潘樵生就顯得鬼鬼祟祟了，是在晚上乘坐一輛黃包車拿過來的，還留下了五千元華北幣，說所有東西都是人家的，請他代為保管，他因以前做生意目標太大，覺得不牢靠，就放到內弟這邊來，這五千元是保管費。何覆沒有多想，就收了下來，心裡還樂呵呵的。
三天前，潘樵生又來了，這回是春風滿面，帶來了一大包滷菜、一瓶酒，還有送給陶杏珍的兩塊衣料和給兩個孩子的禮物。喝酒時，潘樵生又拿出了二兩黃金遞給陶杏珍：“弟妹，拿著！”陶還以為是寄存的，謝也沒謝就接下來了。何復酒量不咋樣，喝到最後已經有些迷糊了，這時潘樵生拿出一張上面印著鉛字的紙張，拔出鋼筆，指著下面落款處道：“老弟，在這上面籤個名字，寫上日期。”何復問都沒問就簽了，這時陶杏珍正好端湯上來，見狀就問這是什麼。潘樵生知道陶杏珍是文盲，就把那張紙送給她讓她過目。過與不過自然一個樣，還得用嘴詢問，潘樵生說那是保管單。
次日，何復酒醒之後，已經忘記了這段情節，聽老婆一說，心裡就犯了嘀咕。他是房地產經紀人，知道這件事的重要性，聯想到姐夫拿箱子來時的那副鬼鬼祟祟的樣子，尋思不知是不是有問題。跟陶杏珍一說，後者也有同感了。夫妻兩個商議下來，決定悄悄請個鎖匠來把箱子打開看看是什麼東西。昨天，何復花了一千元華北幣請來了天津市面上技藝最好的鎖匠、人稱“鎖見愁”的桂龍生，說好開鎖不開箱，開了的鎖具不能損壞，還要能夠鎖得上。這對於“鎖見愁”來說，屬於小菜一碟，輕而易舉就給解決了。鎖匠離開後，夫婦兩個打開箱子，不禁大吃一驚：先拿來的那兩口箱子裡，分別裝著一臺無線電收發報機和電臺專用電池、十支手槍、數百發子彈、五把軍用匕首，以及一些像乒乓球大小的手雷和用印著英文字母的防潮紙包裹著的如壓縮餅乾大小的塊狀炸藥；後拿來的那個小皮箱裡則裝著金條、銀洋和美鈔。
何復、陶杏珍一個是商人、一個是家庭婦女，平時對於政治毫不關心，可是再不問政治，面對著這堆東西也意識到潘樵生是什麼角色了。陶杏珍主張向公安局報告，可是，何復卻不敢，因為他已經收下了人家的“保管費”，而且還在一張印著不明不白文字的紙上籤下了自己的大名。他懷疑那是一紙參加特務組織的誓約，凡是簽上名字的就算加入了那個組織。儘管是在酒後，但這種事情已經說不清楚了。如果向公安局報告了，他就牽涉進去了，誰知道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況且，他以前從朋友處聽說，跟特務組織打交道的只有一條道上走到黑，如果中途出現不利於對方的行為，對方報復起來，後果不堪設想！
夫妻兩個意見不一，又不敢聲張，無人時悄聲爭論不休。今晚，兩人躺下了還在被窩裡討論這事，就在這時刑警叩門了，遂以為東窗事發，頓時魂飛天外。
刑警立刻搜查，果然發現了那三個箱子。當場打開，粗粗一看，裡面所盛東西跟何、陶夫婦交代的相符。那麼，何宅這邊跟保羅·托馬斯命案是否有關係呢？何、陶夫婦對此一問三不知。看來，只有去問那個潘樵生了。
從在何宅發現的這三口箱子來看，這是一個敵特案件，於是，鮑澄衷立刻向上級報告。該案當即由許建國拍板轉給中共天津市委社會部承辦，當晚，潘樵生即被逮捕。
原來，潘樵生在抗戰期間被國民黨“中統”局發展為情報特工，抗戰勝利後雖然沒再受命參加任何活動，但還是發給他一份酬金。錢鈔誘人，可不能白拿。遼瀋戰役國民黨軍隊大敗後，已經被蔣介石於1947年9月下令改組為“中央黨員通訊局”的“中統”天津地區負責人黃承恩親自召見潘樵生，說你還是“中統”的人，必須接受組織安排，現命你潛伏天津，負責保管特工物資。整個召見就幾分鐘時間，說完就走人，根本沒有討價還價講條件的餘地。潘樵生滿腹心事前腳剛回到家裡，後腳就有人用汽車載來了那三口箱子。箱子是鎖著的，裡面放了什麼東西，潘樵生根本不知道。
四野包圍天津後，潘樵生尋思看這情形天津是保不住了，共產黨軍隊打進來後一旦知曉此事，準沒他的好果子吃，輕則坐牢，重則殺頭。所以，還是轉移一下再說吧。於是，他就把兩個估計是裝著電臺武器的大箱子送到小舅子何復家裡去藏了，小箱子裡十有八九放的是特務經費，就留在自己家裡。萬一解放後被發覺，他可以一口咬定那是自己多年的積蓄，大不了沒收充公，牢是不會坐的。
潘樵生沒有想到，“中統”天津潛伏組織竟是盯著他的動靜的，此舉已經被組織知曉。天津解放後沒多久，他忽然收到一封沒有寄信人落款地址的信件，說你對貨物的處置方式我們贊同，為穩妥起見，可將小件貨物一併以同樣方式處置，並應採取有償保管方針。潘樵生頓時嚇出了一頭冷汗，暗忖幸虧沒有動拿著那口小箱子偷偷開溜的腦筋，否則死在哪裡都不知道了。於是連忙照辦，這就有了將小皮箱送往何宅及何復收到禮物和二兩黃金那一節，二兩黃金和購買禮物的錢都是潘樵生自己墊的。那張讓何復簽名而事後疑為加入特務組織文件的紙，則是潘樵生自己想出來的花頭，他起草了一份“保管經商資金”的協議讓何復簽了，以防日後何復侵吞小皮箱裡的東西。至於那兩口大箱子，他隻字不提，萬一露餡兒的話還有一個抵賴的餘地。
那麼，潘樵生跟保羅·托馬斯命案是否有關係呢？調查下來並無關係。跟保羅·托馬斯洽談轉讓“藍月亮”之事，確係潘樵生自己生意上的事。之前，潘樵生曾與北平一個生意夥伴解先生說妥要在天津這邊接手外資店鋪自己經營的，跟“櫻花館”談判時，解先生還特地來過天津。之後投資意向轉到“藍月亮”那邊，解先生也是點了頭的。所以，潘樵生就放心大膽地跟保羅·托馬斯談判，還拿出十兩黃金作為定金支付了。然後，他就到北平去向解先生通報情況並讓對方支付資金。哪知，到了北平卻是倒抽了一口冷氣：解先生是“一貫道”骨幹分子，剛剛被公安局逮進去。請朋友打聽下來，如果沒有其他事兒，性命大致上還是可以保住的，但十年大牢看來是逃不了要蹲一蹲的。這樣，潘樵生只好失望而返，他一個人拿不出那麼多黃金，於是只好厚著臉皮去跟“藍月亮”方面提出終止轉讓並退還定金。
潘樵生特務案後來由社會部處理。潘樵生被判了十二年徒刑；何復、陶杏珍獲得從寬處理，連法院也沒上就放出來了。
六、“藍月亮”的疑點專案組意外破獲了一起潛伏特務案，得到了領導的表揚。但全組刑警個個臉上毫無喜色，心頭還沉甸甸的像是掛了一個秤砣。第八天，3月18日下午，鮑澄衷再次召集組員開會研究案情，考慮新的偵查思路。
專案組還是從犯罪動機著手，試著從“財殺”角度來分析這起命案，旨在理順思路，以便尋找調查方向。先看保羅·托馬斯被殺的情況：解放伊始，社會治安情況比較混亂，因此，城區白天黑夜二十四小時都是有軍方、警方巡邏隊進行流動巡邏的，此外，一些工廠、單位也自行組織員工在廠區、單位周圍進行夜間巡邏。因此，保羅·托馬斯被害之後的移屍距離應當是不很長的，兇手有殺人的膽，卻沒有長距離移屍的膽，因為長距離移屍基本上就意味著自投羅網。這樣就可以判斷，保羅·托馬斯被害的第一現場應當就在察哈爾路那個地堡附近。刑警已經數次前往那一帶踏勘，並無適宜青天白日殺人而不被當場發現的隱蔽角落，所以，第一現場肯定是在室內。那麼，從保羅·托馬斯離開“燦爛星光”咖啡館到被害的這大約半個小時裡，他究竟去了哪個“室內”呢？刑警有一種預感，只要找到保羅·托馬斯涉足的那個“室內”，就意味著見到了破案的曙光。
會議室牆上那塊黑板上新刊出的一期黑板報被刑警擦掉，畫上了路線平面圖。刑警朱明道以前在察哈爾路那一帶住過七八年，對周邊環境甚為熟悉，當下以第二現場地堡為中心點，向四面八方畫出了數條粉筆線，逐條指點著分析可以把保羅·托馬斯請入“室內”的關係人。一共有七人，之前全都調查過了。
朱明道說完，刑警周康開腔了：“我覺得我們之前的分析，可能遺漏了一個符合嫌疑人條件的目標……”
“誰？”幾個刑警異口同聲驚問。
這個被遺漏的目標，就是保羅·托馬斯自己所在的“藍月亮”！從地堡到“藍月亮”，不過兩個街口的距離，步行只需六七分鐘，而“藍月亮”是有一輛用於送貨的摩托車的，如果把保羅·托馬斯的屍體綁在摩托車後座驅車前往，兩三分鐘就趕到第二現場了。
而從財殺這個角度而言，“藍月亮”的另外兩個股東戴維·瓊斯、邁克爾·泰勒是與保羅·托馬斯有著密切經濟利益的。“藍月亮”即將關門歇業，三個股東準備變賣店鋪，之後就面臨著分配利益的問題，這應當是一個非常敏感的階段，會不會戴維·瓊斯、邁克爾·泰勒因利益分配與保羅·托馬斯產生了矛盾，於是勾結起來將老闆幹掉了？
專案組於是決定：針對這個懷疑，對“藍月亮”方面悄然展開外圍調查。調查分三個方面同時進行，一是死者保羅·托馬斯的親屬及社會關係；二是“藍月亮”開張以來的營利情況；三是戴維·瓊斯、邁克爾·泰勒是否有殺人、拋屍的蛛絲馬跡。
三路刑警獲得的調查結果分別如下——
蔣先為與周康負責對保羅·托馬斯的親屬與社會關係進行調查，兩人走訪了在天津的幾個跟保羅·托馬斯分別有朋友、老鄉、酒友、情人關係的中外人士，將所獲取的情況綜合起來分析，得出的結論是：保羅·托馬斯是在孤兒院長大的，其在英國沒有成過家，沒有私生子，當然也並無親戚，也沒有類似中國人所說的“鐵哥們兒”那樣的朋友。
鮑澄衷、徐迎仙負責對“藍月亮”的營利情況進行調查，這當然是針對解放前的，天津解放這兩個月裡，該店鋪的經營情況是一目瞭然、可想而知的不佳，否則保羅·托馬斯也不會將店鋪轉讓了。刑警去了稅務局，根據稅務局提供的國民黨留下的稅務檔案資料，“藍月亮”開張這麼些年來經商所獲取的利潤是比較可觀的。
朱明道、尚蓋昉兩人負責走訪“藍月亮”的鄰居，著重瞭解兩個問題：是否聽到過“藍月亮”三個股東之間發生過爭吵甚至打鬥的動靜？3月9日夜間是否聽見過摩托車引擎聲響？鄰居對於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一致的：從來沒有聽見過“藍月亮”有過爭吵動靜。對於第二個問題，三個鄰居都說沒有聽見過什麼引擎聲音，只有一個姓葉的鄰居說他在那天晚上熟睡中好像聽見過什麼機器聲響，但似乎隔得比較遠，聽不真切，究竟是做夢留下的幻覺還是真切的現實印象，他自己也無法分辨。
專案組隨即對上述情況進行了分析，認為不能排除戴維·瓊斯、邁克爾·泰勒作案的嫌疑，於是進一步進行調查。具體需要查的是：從拋屍距離判斷，如果瓊斯、泰勒兩人合夥作案殺死了保羅·托馬斯的話，那麼“藍月亮”就是本案的第一現場。只要從“藍月亮”店鋪內尋覓到證據，這個案子就算是解決了！
可是，怎樣才能在不驚動瓊斯、泰勒兩人的情況下進入“藍月亮”進行勘查呢？這種勘查是需要相當時間的，而且還得在從容狀態下進行，所以難度就更大了。不過，幹刑事偵查的都是“鬼精靈”，這種事情難不倒他們。專案組一番商量後，想出了一個主意：市局看守所昨晚正好關押了兩名喝醉了酒爭吵不休最後揮拳拔刀相向的太古公司的英國職員。按照規定，涉外案件不論大小，犯罪嫌疑人都得關押到市局看守所，訊問時不管承辦員是哪位，都得有外事科警員在場，由外事科警員擔任翻譯和記錄。外事科還管著外國人往返天津的證件審查、發放，申報臨時居留證等事兒，人手緊張，所以已經打電話給專案組，想讓蔣先為回去一趟，協助治安民警把太古公司這兩個酗酒鬥毆職員的案子審了再回來。現在，何不以公安局的名義跟瓊斯、泰勒二位商量，請他們去市局臨時當一回翻譯，先把太古公司那二位審一審再說？只要他們肯去，那就有辦法利用對太古公司二職員的訊問拖住他們，直到這邊專案組對“藍月亮”勘查完畢。
為防止引起戴維·瓊斯、邁克爾·泰勒的懷疑，專案組是不適宜出面的，得由市局治安處出面。於是，當晚七點鐘，市局治安處派了一輛小吉普到“藍月亮”來，向瓊斯、泰勒兩人說明來意，請求助一臂之力。那二位覺得很是新奇，欣然同意，當下就樂呵呵地上了吉普車。
他們前腳一走，專案組和特地從市局請來的兩名刑偵技術人員後腳立馬趕到，使用萬能鑰匙打開了店門，悄然入內，隨即開始秘密勘查。“藍月亮”是那種舊時比較多見的前店後作坊格局的店鋪，穿過店堂是一個小小的院子，院子靠牆一側有三間平房，分別是製作食品的作坊、倉庫和保羅·托馬斯三人的宿舍。刑警分成兩撥，對後院三間屋子進行了縝密的勘查，可是沒有發現血跡、搏鬥痕跡和兇器之類的與兇殺案相關的痕跡。難道是在前面店堂或者中間那個小院子裡殺的人？刑警於是又對店堂和院子進行了勘查，還是沒有收穫。
這下，眾人傻眼了。大家沉默了片刻，有人說是否檢查一下那輛摩托車，不是懷疑是用摩托車作為拋屍工具的嗎？於是，又對摩托車進行檢查。這回是兩個刑技人員一起上了，一番極為仔細的檢查後，雙手一攤還是搖頭：摩托車上沒有發現血跡或者意在消除血跡而造成的刮痕、新塗的油漆之類。
看來，保羅·托馬斯之死跟“藍月亮”這兩個股東店員是沒有關係的。線索又一次斷了。
七、地窖謀殺
正當專案組面臨著“山窮水盡疑無路”的窘境時，接到了一個電話。當時，接電話的組長鮑澄衷還沒有意識到這時有一個“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轉機已經出現在大家的面前了。
電話是一分局治安股副股長大梁打來的，說我們這邊拘留著的三個乞丐到明天已經關押滿十天了，按照以往的情況，關十天就要放人了，你們如果沒有什麼意見的話，這三個乞丐我們明天也準備放了。鮑澄衷乍一聽，還沒弄清楚什麼叫“三個乞丐”。這些日子專案組跟乞丐打的交道多了，他有點兒回不過神來。一問，才知道是在察哈爾路地堡發現保羅·托馬斯屍體的那三個傢伙。當然，發現屍體並不是拘留他們的理由，之所以拘留他們，是因為三人結夥搶了一個路人的坤包，到地堡裡去分贓時才發現的屍體。這樣，三人就因搶奪坤包而被警方拘留了。
鮑澄衷想了想，說這三個乞丐跟專案沒有關係，我們對於如何處置他們沒有意見，你們抓的人，就由你們處置好了。對方說，那我們明天就放人了，像這種情況的人犯再不放，看守所就要人滿為患了。大梁跟鮑澄衷以前在解放區就認識，所以說話比較隨便，接著就對鮑澄衷嘆了幾句苦經，說最近的治安狀況比較嚴峻，各種各樣犯事的人很多，夠得上立案的由刑警隊負責了，問題是有很多都是雞毛蒜皮的事兒，比如像這三個叫花子搶奪一個包包啊，拔出把刀子向哪家商號的老闆強索一頓飯錢啊，把公共場所停著的自行車的輪胎一輛輛挨著戳破啊，這些就都是我們治安條線管的了，太累了！鮑澄衷被命案壓得快要喘不過氣來了，尋思我哪有時間跟你老兄閒聊，正要說聲“對不起”把話筒撂下時，對方下面的話引起了他的興趣。
這段話是：“領導上要求把案子辦好，善後工作也要做細，充分體現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這下，咱們這邊的活兒憑空就多出了不少，比如就這三個叫花子搶奪的那個包包吧，失主沒有報案，也沒來領取，估摸可能還不知道搶包的叫花子已經摺進局子了呢。這樣，我們就得專門安排人手找到失主，通知前來分局領取。哎，這不都是事兒嘛！”
鮑澄衷聽著心裡一動：失主被搶了包包竟然不報案？這是什麼路數？難道那是一個空包？於是就捨不得把話筒撂下了。“失主為什麼不報案？是不是被搶的是一個空包？”
“不是空包，當然也沒裝著很多錢財，點檢下來……哦，等等，讓我看看單子……聽著哦，計有以下物品：錢包一個，內有華北幣九百六十元；水果糖兩卷，未拆開過；白銅髮夾兩枚，新的；唇膏一支，使用過的；切片中藥一小包，好像是西洋參。就這些。”
鮑澄衷聽了更加困惑不解了：這些錢物對於一個市民來說，還是有點兒價值的，失主為什麼連案也不報呢？這後面是不是隱藏著什麼問題？
專案組這當兒正是苦無線索，逮著匹死馬也得當成活馬來對付的困窘關頭，凡是跟命案能夠搭得上紋絲關係的跡象，都要在腦子裡過一過的。這樣，鮑澄衷就要求大梁辛苦一下，把那個坤包送過來讓他看看。
也就是樓上樓下的距離，坤包立刻送來了，是一個七成新的鯊魚皮坤包，淺綠色的，銘牌上印著洋文，他不認識，不知道是哪個國家的產品，裡面除了已經被治安股點檢登記過的那些物品，再沒有其他東西。鮑澄衷問送包來的那個小警察：看來，你們領導把尋找失主將這個包包發還的差使落實到你的頭上了吧？小警察點頭說就是，今天一上班梁股長就把這活兒派下來了。我正犯愁怎麼找人家呢，尋思一會兒要麼去派出所打聽一下，看失主是不是向他們那邊報過案。
鮑澄衷說那你就在這邊打個電話問一下不就得了。於是就給派出所打電話，那邊答稱並無此事的報案記錄。鮑澄衷讓把話筒給他，做了自我介紹，說也有可能人家報了案，因為你們覺得事兒太小或者手頭正忙著想回頭再登記卻忘記了。請你們向那天下午在所裡值班的所有同志一個個都問一下。派出所聽說是“藍月亮”命案的專案組長，當下不敢怠慢，說我們馬上查問，然後給您回話。片刻，回話來了：沒有人報案。
鮑澄衷馬上將失主被劫、乞丐到地堡分贓、地堡裡發現屍體三段情節聯繫起來，覺得坤包被劫似乎有點兒蹊蹺。於是當即決定：立即提審那天發現屍體的金興兒等三個乞丐！
專案組之前曾經接觸過金興兒三人，但那是瞭解發現保羅·托馬斯屍體之事，搶坤包的情節由於跟命案無關隻字未提。現在，問的就是搶包之事了。刑警分頭訊問三乞丐，然後將所獲結果彙總，瞭解到那天的情況是這樣的——
金興兒三人是祁門中人，察哈爾路那一段屬於祁門的勢力範圍。3月11日那天下午三點，三人在馬路上晃盪著，倒不是動著搶人包包的腦筋，而是想物色一個看上去有錢又不是那麼強勢的對象，三人上去圍著對方唱蓮花落半強行乞討，不給錢不讓路。這時，一個三十歲左右的摩登女郎進入了他們的視線，乞丐小劉說這個怎麼樣。三人中為首的金興兒瞟了一眼，說這個女人不是剛才從那邊“大洪福理髮店”裡出來的，出來時還衝咱們反覆打量惹得你差點兒開口罵人的那位嗎？另一乞丐小慶說就是她，我還想上去乞討哩，金哥說這個女人的臉相不善，不是個肯施捨的主兒，還可能挺潑的哩。
正說著，那個女人朝他們看看，迎面走了過來，到了面前還駐步衝三個乞丐上下打量，看了半晌方才重新邁步。這使金興兒三人非常不爽，更讓他們惱火的是，她的眼神裡飽含輕蔑。乞丐也有自尊心，甚至比一般市民有更強烈的自尊心，當下金興兒三人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便起了報復之意。怎麼報復？揍她一頓？這當然不行，既不合祁門規矩，也容易引起市民的憤慨，而且於己無利，損人不利己的事兒乞丐一般是不做的。那就乾脆把她的那個包包卸了吧？這是小慶提出來的，小劉馬上說好，金興兒想了想也贊同。
三人計議定當，而此時已經走出十幾米的那個女人竟然還在回頭看他們，這使三人心裡更加不爽了，尋思這簡直是在向咱祁門丐爺挑釁啊，不給你點兒顏色看看，你就不知道馬王爺究竟長著幾隻眼。
金興兒三人對於這類搶奪活兒並不陌生，他們年輕機靈，手腳利索，上前去只要搶到手，那對方肯定就沒戲了，就是有警察相幫追逐，基本上也是徒勞。他們熟悉地形，又慣於互相掩護，七拐八彎等到追上時，手裡已經沒有贓物了。這次對那女子就是這樣，由小慶下手，另二位掩護，躥上去搶了就逃，方向就是馬路對面的街心花園。那女子沒有追趕，只是嚇得尖叫不休。她的聲音還在馬路這一邊空中迴盪的時候，贓物已經被小慶從槍眼扔進了地堡，然後，三人像遇到了獵犬的野兔子一樣，瞬間就逃得不見影子了。
半小時後，金興兒三人偷偷返回原地，看看沒有什麼異樣動靜，於是就鑽進地堡準備分贓。之所以如此迫切，倒不是想拿了坤包裡的贓款去解決晚餐，而是擔心“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乞丐同行中如果有人把這一幕瞧在眼裡，那就會偷偷鑽進地堡毫不客氣地把他們搶得的東西順走。
金興兒三人認為自己的運氣很差，搶東西雖然很順利，可是包包裡有些什麼東西還沒看清楚，就看見了一具屍體，然後就被警察拿下了，關進了看守所。
三人對於自己犯下的搶奪行為進行辯解，如果不是那個女人再三用那種挑釁的態度對待他們，他們是不可能搶她的包包的，因為他們畢竟是叫花子，而非專門幹此類事兒的地痞流氓小混混。
專案組對三乞丐所作的那番陳述進行了分析，認為基本可信。如此，就覺得那個女人的行為似乎有些異樣。這種異樣再加上被搶了包竟然沒向公安局報案，就演變為可疑了。因此，專案組決定對那個女人進行調查。
怎樣才能知曉那個女人的情況呢？被搶的坤包裡並無任何可以表明她身份的東西，金興兒三人也不知道她的來龍去脈。可是，三個乞丐看見她從“大洪福理髮店”裡出來，那看來她是去找理髮師剪髮燙髮之類的，那就去理髮店調查吧。
理髮店裡的幾個理髮師聽刑警說明來意後，問了要調查的那個對象的身高、體態、外貌和穿著，你一言他一語說了一會兒，最後說印象中是有這個女顧客的。之所以有，並不是因為3月11日那天她去光顧過，已經十天時間了，理髮店每天要接待許多顧客，這樣一個普通顧客通常是無法記住的，而是因為這個女顧客經常光顧，大體上是一個月一次，或剪髮，或燙髮。這個女人比較挑剔，哪個理髮師伺候也無法使她滿意，因此大家對她有些看法。但理髮店是靠顧客吃飯的，每個顧客都得罪不得，所以只好對她客客氣氣。
話說了這麼多，那麼，她住在哪裡呢？一個理髮師說，有一次，她在等候燙髮的時候，跟旁邊的一個女顧客聊天，好像說住在東興大街巧合裡。
專案組於是決定去東興大街那裡試著查摸。東興大街也屬於一分局轄區，那裡有一個派出所，不大，只有十來個警員。刑警過去後，沒對派出所的人說是來辦命案的，只說要了解一下巧合裡是否住著如此這般一個三十來歲的摩登女郎。所長馬上派人去了解。不久，兩個民警回來覆命，說有這麼一個女性居民，是個舞女，名叫石筱珠，三十二歲，離異，無子女，與母親一起居住。
刑警一聽被查對象是舞女，於是就追問下去：石筱珠的社會關係怎麼樣？一般說來，幹這一行的社會關係都是比較複雜的。
民警回答：“我們最初也是這樣想的，可是瞭解下來，石筱珠雖然做舞女，但她跟異性的交往還是很有分寸的。這麼些年來，她就只有一個男朋友，是個外國人，聽說是個點心師。”
刑警頓時一個激靈：“點心師？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名字不清楚，據說是在‘藍月亮’乾的。”
當下，專案組決定對石筱珠採取傳喚措施。
當天午夜，石筱珠從她供職的舞廳出來，上了一輛三輪車。行不多時，她忽然發現方向不對，於是向“車伕”提出異議。“車伕”笑了，亮出了公安局證件，後面跟蹤的其他刑警圍了上來，石筱珠就這樣進了一分局。
石筱珠向刑警交代了坤包被劫的情況：那是她的情夫、“藍月亮”點心師戴維·瓊斯讓她乾的。3月10日晚，戴維·瓊斯去了舞廳，向她交代次日下午去察哈爾路街心花園那裡招惹乞丐以引發其搶奪坤包。戴維·瓊斯沒有說明為什麼要這樣做，只是說你只要對乞丐表示出怎樣怎樣的神情舉止，乞丐就會對你實施搶奪。在瞭解乞丐這方面，天津本地人石筱珠其實要比戴維·瓊斯更清楚，所以她說這事兒很容易辦。戴維·瓊斯說你被搶後，要向警察報案，注意，一定要在街心花園那裡被乞丐打劫。
戴維·瓊斯最後一句特地加重語氣的話引起了石筱珠的注意。她跟戴維·瓊斯雖然已有十年情史，但對於對方並不是瞭解得很透徹。戴維·瓊斯也不跟她聊屬於他自己那一塊的事情，比如收入、家庭、子女、經歷，等等。舞女這個職業，整天跟三教九流接觸，相當於一直在上社會大學，因此石筱珠是有些閱歷的，有閱歷也就有心機，所以她就懷疑戴維·瓊斯交辦的這件事背後可能隱藏著什麼問題。經過一番左思右想，最後她決定對戴維·瓊斯交辦的那樁事打折扣執行，即可以讓乞丐把坤包搶去，但她不報案。
這樣，次日石筱珠的坤包被乞丐搶去後，她僅僅是虛張聲勢了一下，不過引起一些路人的好奇觀望而已，根本沒有人站出來見義勇為替她出頭，於是她就離開了。因為她的職業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加上街坊鄰居對於舞女的歧視，所以她是不大跟鄰居打交道的，更不可能聚在一起閒磕牙瞎聊天，所以一直到現在還不知道那天地堡裡發現了洋人屍體，而且死者就是戴維·瓊斯的老闆。
至此，這個案子可以說已經突破了。對石筱珠的訊問結束後，專案組當即全體出動，直撲“藍月亮”。這時，已是3月21日凌晨三時。
這次夜襲“藍月亮”，就跟上次的秘密調查取證不同了，刑警可以從容不迫、大張旗鼓地進行搜查，終於在後院那間作為倉庫的屋子裡發現了一個半間屋子大小的地窖。兇殺，就是在這裡發生的，這是命案的第一現場。
戴維·瓊斯、邁克爾·泰勒被捕後，交代了兩人合謀殺害保羅·托馬斯的案情。至於殺人動機，為的是謀取保羅·托馬斯的那份財產。前面說過，保羅·托馬斯是孤兒，在英國沒有成過家，也沒有子女。“藍月亮”經營多年，獲利可觀，保羅·托馬斯佔了60%的股份，也就可以分取60%的紅利。他是個節儉之人，因此積蓄頗豐。這次準備轉讓了店鋪回英國，按照60%的分紅比例，他又能獲得幾十兩黃金。如果保羅·托馬斯有家室子女，那就什麼都不會發生了，三人按比例分紅後一起回國就是。可是由於保羅·托馬斯是單身漢，所以他的那份財產就被戴維·瓊斯、邁克爾·泰勒惦記上了。兩人一嘀咕，決定向保羅·托馬斯試探性地提出：是否可以把轉讓金的分配比例改變一下，變成他佔40%，戴維·瓊斯、邁克爾·泰勒各佔30%？這個提議遭到了保羅·托馬斯的斷然拒絕。
敬酒不吃，那就只好請老闆吃罰酒了。戴維·瓊斯提出乾脆把保羅·托馬斯殺了，這樣他們兩個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保羅·托馬斯的積蓄和這次的轉讓金一分為二。天津剛解放，共產黨政權是不會管外國商人的利潤分配的，只要不是敵產，是允許帶回英國的。而回到英國後，保羅·托馬斯沒有家室子女，又離開英國多年，肯定無人過問此事，這樣，他們就算是發了一筆大財。
於是，就在保羅·托馬斯費盡心思跟人談判轉讓事宜時，他的兩個合夥人卻在策劃如何謀取他的性命。
3月9日，兩人決定下手。下午兩點多，保羅·托馬斯從外面回來後，被兇手騙入倉庫地窖殺害。當晚，兇手將保羅·托馬斯的屍體用摩托車偷偷運往察哈爾路街心花園地堡內。在這之前幾小時，戴維·瓊斯向石筱珠交代了次日引誘乞丐搶包之事。根據他對天津乞丐的瞭解，他斷定乞丐在那裡搶得石筱珠的坤包後，肯定會藏匿於離現場最近的那個地堡之中，因為周邊再也沒有比地堡更合適的藏匿點了。後來發生的情況，證明了這一判斷十分準確。
之所以要儘快讓人發現保羅·托馬斯的屍體，是出於能夠迅速順利瓜分死者財產的考慮。當時，由於潘樵生已經支付了十兩黃金的定金，他們認為轉讓之事已經板上釘釘。如果保羅·托馬斯僅僅是失蹤，到時候潘樵生可能會對此產生顧慮，拒絕履約；另外，即使潘被他們忽悠得肯履約了，到政府工商和稅務部門辦理手續時可能會卡殼。因此，兇手認為應該儘快讓保羅·托馬斯業已殞命之事公開出來。
命案破獲後，專案組受到了市局的嘉獎。當時一般是不舉行表彰大會的，就在市局小會議室開了個茶話會，許建國局長也到場了。
此案破獲後，不久戴維·瓊斯在看守所突發心臟病，送醫院搶救無效死亡。另一兇手邁克爾·泰勒在五個月後被天津市軍管會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後被減刑三年，於1958年3月釋放，驅逐出境，經香港返回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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