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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足跡
1978年12月18日-22日召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歷史性決策，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實行改革開放，中國進入全面經濟建設時期。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喚醒了古老的中國，推開了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大門--發祥於安徽小崗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四川等地的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兩天半建起一層樓的“深圳速度”，蛇口工業區喊出的“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從農村到城市，從集體到個人，一股股強大的改革氣旋噴湧而出。
1984年10月20日召開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
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規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質、任務和方針政策，是指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
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起步、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載入憲法、設立經濟特區、對外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十二屆三中全會後，經濟建設迅速發展，改革開放全面展開，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取得了重大突破，開創了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鄧小平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並發表重要談話
鄧小平發表的“南方談話”，深刻回答了我國改革開放中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被稱為新時期又一個推進改革開放的“宣言書”。
南方談話指出，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提出判斷是非的標準，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強調要抓住機遇，大膽改革，加快發展，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南方談話推動中國改革匯成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
1993年11月11日-14日召開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
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勾畫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制定了繼續深化改革的總體藍圖。
全會明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方針。《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內容包括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轉變政府職能，建立健全宏觀經濟調控體系；建立合理的個人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十四屆三中全會後，財政、稅收、金融、外貿、外匯、投資、住房等方面的改革漸次推進，金融市場、勞動力市場、房地產市場、技術信息市場開始形成……
2012年11月8日-14日召開黨的十八大
2013年11月9日-12日召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改革開放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為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吹響了新號角。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是改革全面推進、繼續深化的重要時間點，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十八大報告在明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新要求的同時，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報告對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等都進行了專門論述。報告提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重大原則，合理佈局了深化改革的戰略重點、優先順序、主攻方向、工作機制、推進方式和時間表、路線圖，緊緊圍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黨建六大改革主線，涵蓋15個領域、包括60個具體任務，是我們黨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學指南和行動綱領。
2017年10月18日-24日召開黨的十九大
2018年2月26日-28日召開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明確謀劃。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
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必須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報告對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作出部署，包括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後再延長三十年；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賦予自貿區更大改革自主權等內容。
十九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適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著眼實現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重大制度安排，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場深刻變革，對於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廣泛調動各方面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有效治理國家和社會，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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