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老師是我在國研中心時的老領導，也是我的授業恩師。最讓我感佩的是劉老師的求真務實、勤奮治學和家國情懷，感召著青年學人。
劉老師在2010年前後帶領團隊研究提出“增長階段轉換”的重要判斷，雖然該判斷一開始是少數派並引起了一些的爭議，但劉老師追求真理，堅持真理，最終經得起歷史的檢驗，被廣為接受，對於推動形成改革共識做出了重要貢獻。後來，劉老師帶領的課題組在2016年開始提出中國經濟已經接近底部或開始觸底、逐步進入中速增長平臺的判斷，得到了確認，中速增長平臺初步確立。
劉老師喜歡探索新領域和研究新生事物，重視調研，有高度接地氣，做研究講究邏輯和證據，文字講究精煉和有信息量。樂觀豁達，任何時候都平心靜氣，不臧否人物，觀點對錯交給歷史檢驗。學問涵養贏得了廣泛的敬重，每每望之，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我人大清華畢業以後，於2009-2014年有幸跟隨劉老師參與了一系列重大基礎性研究，學習治學文章。當時與有榮焉，事後受益終身。今見老師新作，捧讀之後受益良多。
中國經濟社會向何處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質量發展，這一世界性難題我們能否成功？拿什麼來拯救你，我親愛的中國經濟？值此時艱，正是有識之士投身報國、立言立行的大時代。展望未來，我們選擇深愛這個國家，深愛這個時代，深愛所從事的事業。我們選擇深信時代的進步，深信夢想的力量，深信自由的光芒！
任澤平
2018.8.22
《中國經濟增長十年展望(2018-2027):中速平臺與高質量發展》新書一覽
由高速增長轉入高質量發展並非自然而然，而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深化改革要有緊迫感，尤其要有歷史責任感。從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看，中國仍處在追趕期。到21世紀中葉前，與發達國家相比，即使我們在某些領域能夠趕上或領先，但總體上還是處在追趕期。這個定位非常重要，對此一定要有清醒認識。
內容簡介
從2017年的情況看，本課題組在2016年開始提出的中國經濟已經接近底部或開始觸底、逐步進入中速增長平臺的判斷，得到了確認，中速增長平臺初步確立。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如何全面理解高質量發展的背景，轉入高質量發展軌道面臨哪些問題和挑戰，需要優先推動哪些配套的重點改革？本書圍繞這些問題進行了分析。
課題組提出，我們在發展，別人也在發展，一些新興經濟體增長加快，老牌發達國家也在尋求新的競爭優勢。所以，我們沒有理由自滿自傲，仍然需要謙虛謹慎，需要認真學習，需要繼續開放，需要實質性地深化改革，這樣才能與時俱進地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本書各章探討了具有中長期意義的新趨勢、新特徵，適當調整了未來十年增長前景預測，在深度分析基礎上研判展望了各領域2018年發展態勢，並提出相應政策建議。
目錄
導言中速平臺與高質量發展 劉世錦
綜 合
第一章 2035：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結構與路徑 “博智宏觀論壇”課題組
第二章 中國跨入高收入行列的前景 劉培林
第三章 邁向高質量發展：2018年經濟形勢判斷與未來十年增長展望 陳昌盛 何建武
第四章 經濟轉型下半場，新舊動能持續轉換：2018年宏觀經濟展望 李 楊 王 建
需 求
第五章 城鎮住宅：短暫反彈後迴歸中長期趨勢 許 偉
第六章 基礎設施：擴大有效投資推動高質量發展 邵 挺
第七章 投資：抓緊觸底企穩時機，推動投資效率變革 許召元
第八章 汽車：前期政策仍待消化，市場增速繼續下滑 王 青
第九章 出口：傳統增長動力復甦，新動能構建面臨阻力 呂 剛
供 給
第十章 人力資本：以再配置為重點提升質量 趙 勇
第十一章 創新驅動：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發展趨勢與展望 石 光
第十二章 全要素生產率：準確測度TFP,引導實現高質量發展 何建武
第十三章 匯率：轉向高質量發展是穩定人民幣匯率的基礎 許 偉
產 業
第十四章 農業：農業農村發展邏輯及展望 伍振軍 周群力
第十五章 製造業：“機器換人”推動產業變革 郭 巍宋紫峰
第十六章 服務業：“三大變革”推動高質量發展 劉 濤
第十七章 金融業：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 陳道富
區域和城市
第十八章 區域發展：經濟運行質量提升，增長新動能初現 劉雲中 何建武
第十九章 城鎮化：科學配置公共資源以引導人口合理分佈 卓 賢 陳奧運
資源環境
第二十章 能源和碳排放：能源消費和碳排放增速趨緩，低碳發展 陳健鵬 王 超
第二十一章 水資源：完善與落實管理制度，促進水治理能力提升 張 亮
第二十二章 土地資源：促進存量建設用地優化開發和農村 張 亮 江慶勇
第二十三章 環境：環境監管體制改革攻堅為環境質量變革 陳健鵬
劉世錦，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現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
導 言 中速平臺與高質量發展
劉世錦
本書是我們開展的中國經濟十年展望研究項目的第六輯。過去一年最具影響的當屬黨的十九大召開。十九大提出，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一個關係全局和長遠的重大判斷。中國經濟發展的目標、結構、動力和機制都將出現系統性轉變。事實上，在前幾年的研究中，在經濟轉型的意義上，我們多次討論過經濟發展中的質量效率議題，這也體現在研究主題上，如“攀登效率高地”“由數量追趕到質量追趕”等。本書在新時代背景下，再次聚焦於高質量發展。首先，從分析經濟形勢入手，提出中速增長平臺已經初步確立的判斷。然後討論中國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若干背景性因素，面臨的挑戰，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機制與重要配套改革等。
中速增長平臺初步確立
從2016年開始，我們提出中國經濟已經接近底部或開始觸底，逐步進入中速增長平臺。從2017年的情況看，這個判斷得到確認，中速增長平臺初步確立。
從我們開發的中國經濟活動實時在線分析預測系統看，2016年下半年開始的這一輪迴升，終端需求增速依然下降，存貨回升是需求側走強的重要動因。存貨在2017年二季度達到高點後回落，PPI（生產者價格指數）也跟著回落，利潤增速本來也應隨之回落，但受到環保督察等因素影響，依然保持高位，但一段時間後還是會下來的。從供給側看，生產性投資增速依然下行，產出增加主要源於產能利用率提高。這種狀況決定了這一輪迴升不會持續很長時間，更不會出現有些人期待的大幅反轉，回到7%以上甚至重返高增長軌道。
2018年上半年，終端需求可能會有一個季節性回升。終端需求中，房地產投資在扣除價格因素後，已經處在負增長狀態，2018年將會在零增長附近徘徊。基礎設施投資是一個大的不確定因素。目前這部分投資在終端需求增量中是最大的，如果防控風險、治理地方債特別是隱形債務的力度加大，基建投資增速可能下降，這樣中速增長平臺將會有所下移。另一方面，生產性投資已處低位，2017年底出現企穩回升跡象，有可能成為增長中的積極力量，但也不能期待出現以往那樣的高速增長，借鑑國際經驗，大體上也就是5%左右的增速。總的來看，中速增長平臺大體上還是能穩得住的，宏觀經濟逐步進入我們曾說過的大L型加小W型的運行軌道。
十九大以後，社會又出現了大幹快上的期待。關鍵是幹什麼、上什麼。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階段已經過去了，不能認為只有把速度推高了才叫有所作為，才有成就感。十九大報告提出高質量發展，提出攻關期，提出三大攻堅戰，這些事情比簡單地提高速度難度更大，更需要有所作為，做成了也會有更大的成就感。當前最重要的是做實做優而非人為做高中國經濟，具體來說，就是要降風險、擠泡沫、增動能、穩效益，提高增長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降風險，主要是降低地方債務風險和其他方面的財政金融風險；擠泡沫，包括擠去一線城市房地產泡沫和大宗商品泡沫；增動能，重點是提升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創新發展的動能；穩效益需要特別強調，2017年下半年以來，企業效益明顯回升，但集中在上游行業，分佈不平衡。應當爭取企業盈利在行業間形成較為平衡和穩定的分佈，這樣也可以為企業降槓桿提供有利條件。
不要人為推高增長速度，把發展的基礎做得實一些，不論對短期防範風險，還是中長期增強動能，都是必要和積極的。實現2020年兩個翻番目標，今後三年每年增長6.3%就夠了。此後，中速增長平臺的重心可能調整到5%～6%，或者是5%左右。這個速度實際也是不低的。講速度要有參照系，要和增長階段掛鉤。在以往的高速增長階段，潛在增長率10%左右，7%就是低速度；到了中速增長階段，潛在增長率5%左右，實際增長5%～6%，也可稱為高速度。當年日本在這個增長階段，增速也就4%左右。
匯率也是反映增長數量和質量關係的重要指標。如果人為推高增長速度，但增長質量不行，如效率低、風險大，本幣匯率就會下行，按現價美元計算的人均收入增速減緩，甚至負增長。相反，如果增長質量高，速度低一點，但匯率上升，按現價美元計算的人均收入增長反而要快一些。
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若干背景性因素
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中速增長階段，與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具有內在的邏輯一致性。高速到中速，是從速度角度看的。在增長階段轉變的過程中，不僅速度在改變，結構、動力、制度、政策等都在相應改變，系統性地進入一種新的狀態。我們以前曾提出過“速度下臺階，質量上臺階”，指的就是這個意思。發展階段的這種轉變，並非像有些人認為的難度降低了，不夠刺激了。事實上，我們當下只是向高質量發展轉變，還不能說已經進入這個階段。轉變本身就是一個異乎尋常的挑戰。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三大重要變革，即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就顯示了挑戰的難度。成功地推進這一轉變，首先需要深入分析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要背景性因素。
在產業結構維度上，包括製造業在內的工業比重下降，服務業比重相應上升，是這一時期最具規律性的變動。服務業是一個品類複雜的集合體。近年來中國服務業比重上升，一些結構特徵值得關注。批發零售是服務業中“最老”的一個行業，近年來依然快速增長，多少與人們的常識背離。一方面得益於網購的迅速崛起，另一方面，如果與發達經濟相比，批發零售乃是短板最大的行業之一。這一行業繼續保持較快增長，應當是市場交易規模持續擴大的必然結果。
與此相反，中國金融業比重超過發達國家也出人意料。近期中國金融業佔GDP（國內生產總值）比重超過8%，高於美英等金融業發達國家。如果不認為金融業在中國具備特殊競爭力，以致在產業素質上超過美英等國，那麼，合理的推論應是中國金融業存在著嚴重的自我循環、泡沫和進入屏障。觀察與數據顯然支持這樣的判斷。金融業下一步在中國的發展，應當是通過改革、開放、創新調整結構，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比重。
中國服務業今後發展的重心，是包括研發、設計、信息服務、物流、諮詢等在內的生產性服務業，包括醫療衛生、教育、文化、體育、娛樂等在內的社會和個人服務業。這兩個重心分別對應了製造業升級與居民消費結構升級。這些行業具有較高的知識密集度；更多的需要面對面服務，對從業者積極性、創造性的要求超過工業化時代；通過資源優化配置，有可能產生較高生產率。服務業通常被認為是生產率低的領域，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興起或許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格局。
與生產性服務業直接相關的是製造業。相當多的生產性服務業，是製造業原有業務通過外包等形式追求專業化分工和規模收益發展起來的。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狀態，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製造業的升級水平。製造業的服務化，部分服務業的製造化，都從不同方向揭示了相同的內在關聯，在新信息技術革命的環境下尤為如此。中國已經成為製造業大國，堅持發展製造業導向不動搖，有條件形成一大批具有長期穩定國際競爭力的製造業行業和企業。這樣，與德國相似，中國製造業比重將會高於標準模式，在全球分工體系上獨具優勢。在這一製造業體系中，相當大部分可能表現為知識密集型製造業與服務業的深度融合，這正是現代化經濟體系中實體經濟發展追求的目標。
高質量發展的第二個背景性因素，是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為特徵的新信息技術革命加快推進。在常規發展路徑上，先行國家創造的技術、經驗等，可以使中國以追趕者的身份繼續前行。然而，新信息技術革命的出現，把中國相當多領域直接推到了全球創新前沿，從而展現了更為多元，因而更為複雜、機遇與挑戰相互交錯的圖景。在新信息技術革命的場景中，如果說互聯網是通道類的基礎設施，大數據是原材料，人工智能則類似於具有加工能力的機器設備。隨著人工智能深度學習潛能的拓展，這場技術革命的深遠影響可能是我們當下尚難以估量的。
與以往歷次技術革命中差距過大不同，這次中國與先行者的差距並不大，有些方面已能並駕齊驅，抑或局部領先。中國已經有了一批走在創新前列的企業、技術和商業模式。不僅如此，中國在這一輪技術革命中具備若干顯著優勢，比如市場規模、產業配套等。中國擁有世界上人數最多且消費結構正在升級的市場，諸多原創於國外的技術，在中國轉化為有競爭力的商業模式，包括網購、移動支付、高鐵、共享單車在內的“新四大發明”，就屬於這種類型。中國形成了世界上少有的較完整的產業體系，市場導向的產業集聚則使產業配套優勢具有穩定和持久性。有關的例證是，美國硅谷的創業者也要到深圳華強北尋找配套零部件。
經濟與創新前沿接觸面的擴大，將促成一些新景觀，如終端需求的追趕型與生產技術前沿性並存，消費內容的追趕型與消費手段前沿性並存等。中國的移動支付在國際上領先，但所交易的產品和服務的品質並非如此。消費、生產、流通的不平衡，對不同技術和商業模式具有更強的包容性。在新的場景下，中國的創業者、生產者和消費者有了更多的選擇和機會。當然，技術超前的影響是複雜的，比如，新技術在有助於減少貧困的同時，是否會以另一種方式加大收入分配鴻溝，也是一個有待觀察和評估的問題。
高質量發展的第三個背景性因素是大都市圈的加快成長。中國正處在城市化進程之中，近兩三年的一個重要結構性變化，是包括人口特別是年輕人在內的資源加快向大都市圈集聚。據有關統計數據，2015年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是深圳、北京和上海，而它們是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的核心城市。集聚改進資源配置效率，激勵創新，增加收入，帶來更多的就業創業機會，而這些效應正是集聚發生並加快的原因所在。
中國大都市圈加快發展，同樣符合國際範圍顯示的這個階段城市化發展規律。歐洲、美國、日本以及其他經濟體，大都市圈集中了大部分人口、資源、產出和創新。以發達國家大都市圈的經濟密度衡量，中國大都市圈的聚集程度還有很大差距。如果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能夠正常推進，將會出現若干3 000萬、5 000萬乃至更多人口的大都市圈。
由此帶來的另一個結果是對大都市圈住房需求的上升。用傳統的一二三線城市區分房價水平已不適用，房價水平的差異更多體現在大都市圈以內和之外。在大都市圈以內，一些小城鎮的房價也令人側目，而在大都市圈之外，城市化進程遲緩的一些地區，即使作為當地的一線城市的省會城市房價也上不去。然而，近年來大都市圈房價異乎尋常地上升，更多地要由供給側體制性、政策性因素來解釋，包括城市建設用地的地方政府壟斷，以土地謀發展的城市發展模式；住宅用地比重長期嚴重偏低；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和宅基地不能正常進入市場；租賃住房特別是長期租住住房供給不足；房地產稅作為現代城市發展的基本制度建設尚未推開，等等。這些都是下一步城市化進程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面臨的挑戰。
高質量發展的第四個背景性因素，是全球化進程面臨的衝擊、調整和新的機會。全球化是“二戰”以來世界經濟增長最重要的驅動力之一，不僅帶來了增長動力，在邏輯上對所有國家都帶來好處。當市場和要素配置在更大範圍擴展的時候，原來在一國範圍內過的不錯的某些產業競爭力下降，工作崗位轉移到了其他國家，要素和收入出現再分配。人們對全球化帶來的好處習以為常，而那些好處較少得到者或相對受損者不滿的聲音卻響亮起來了。部分西方政客利用機會，力圖把對全球化的不滿轉化為政治資源。美國特朗普上臺和歐洲一些國家反全球化政治勢力抬頭，一度增加了人們對全球化前景的擔憂。
近期形勢變化表明，對全球化進程採取倒退、走回頭路辦法的空間並不大，對反全球化政治勢力不宜高估。另一方面，在這樣一個歷史節點上，對全球化進程進行反思和調整，也是必要和可能的。加強教育培訓、社會保障，提供新的就業創業機會；避免脫實向虛，保持並加強有競爭優勢的實體經濟；調整收入分配結構，促進機會公平，如此等等，都應成為調整中的重要議題，進而為下一步全球化的重整再出發打好基礎。
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貢獻者。在逆全球化之風來襲之時，中國扛起了推進全球化的大旗，不僅維護了世界經濟發展的正確方向，也不失時機地增強了中國的軟實力，而這方面以往被認為是中國的弱項。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提出的開放、包容、平等、普惠、可持續等理念，使中國在全球治理價值觀的競爭中贏得主動。與此同時，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出現重要調整。隨著勞動力等要素低成本優勢的逐步減弱，出口在中國經濟增長中份額下降；資本輸出加快，在規模上已經超過引進的外資，中國企業和產業在融入全球分工網絡過程中，通過要素重組，力圖重新定義自身在全球價值鏈上的位置。另一方面，全球化進程中的調整和陣痛也對中國帶來衝擊。除了貿易保護外，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減稅、重振製造業、新技術突破等，都對中國的結構調整和升級形成競爭壓力。當然，如果應對得當，也會成為中國再調整、再平衡、提高競爭力的契機。
高質量發展的第五個背景性因素，是綠色發展由理念到行動，有可能成為與傳統工業化增長模式相競爭並獲勝的另一種發展模式。中國經濟減速的一個直接原因，是在某些領域環境承受能力已經突破底線。典型的例子是霧霾。當霧霾嚴重汙染環境，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以至於難以正常出行時，那些產生霧霾的產業和企業顯然不能繼續擴張了，人們也會提出“經濟增長到底為了什麼”這樣的問題。另一方面，收入水平提高、消費結構升級，綠色正在成為人們生活品質中日益重要的組成部分，並願意為此付費。一系列重要需求和重要工業產品歷史需求峰值的相繼來臨，使產能過剩成為突出問題。去產能必然包括那些產生嚴重汙染的產能。如果一二十年前在“要吃飯”還是“要環境”之間做出選擇，人們可能傾向於前者，而到現階段，人們已經可以把“要環境”擺在優先位置。換言之，全面治理汙染的經濟條件已經具備。
然而，如果把綠色發展僅僅等同於治理汙染、環境保護，理解為對傳統工業化模式缺陷的修補，那就低估了綠色發展的意義，或者說，並沒有正確理解綠色發展的含義。綠色發展是與傳統工業化模式並行且相競爭、更具優越性的另一種發展模式。在傳統工業化模式基礎上，綠色發展將重新定義產出與投入、收益與成本，把那些隱蔽的、外部化的成本顯示出來，把那些給人們帶來福利的綠色收益顯示出來，形成新的評價和運行機制。作為一種發展模式的綠色發展，將力圖使人類經濟活動與自然之間相互衝突的關係，轉化為相互融合和促進的關係，以更低的成本、更優的資源配置、更豐富的產品和服務，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在這一視角下，綠色發展就不會減緩而是促進經濟增長。實際經驗也表明，綠色發展可以成為消費升級的新動能、創新驅動的新動能和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中國是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尚未完成的時候“介入”綠色發展的，有可能通過“中途轉換”的方式，以新的綠色發展模式完成餘下的工業化、城市化任務。這樣中國就可以降低發展模式之間的轉換成本，並以“換道超車”的方式進入綠色發展的前沿，贏取新發展模式的優勢。能否抓住這一機遇，對中國來說同時也是一個挑戰。有利條件是決策層對綠色發展高度重視，在頂層設計和長期戰略中提出了生態文明建設、綠色發展等基本理念，推動綠色發展的社會共識正在形成並增強。挑戰則是這些理念和政策如何落地。依然存在的GDP優先目標導向與綠色發展相沖突，而環境保護、綠色發展更多地依託於行政性手段和機制。由於收益難於內部化的特點，綠色發展仍更多地體現為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社會組織、個人開展的公益事業，尚未轉變為企業、個人日常的經濟行為。改變這種狀況，很大程度上有賴於生態資本及其服務價值的核算方法和評價、交易機制的創新，而互聯網、數字經濟的發展，正在為這方面的創新提供條件。
轉入高質量發展軌道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在上述多種背景性因素的交織影響下，與其他經濟體相比，中國轉入高質量發展將面臨更多、更為複雜的問題和挑戰。這部分地與發展階段性特徵相關，部分地與我們所處的經濟社會歷史結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已經解決和尚未解決的矛盾問題相關。
社會共識與政績觀。社會共識對發展中國家尤為重要。作為“認識上的最大公約數”，社會共識能夠大量降低社會交易費用。一些發展中國家發展遲緩或倒退，重要原因是缺少關於發展的社會共識。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成功，是建立在“發展是硬道理”的社會共識之上的。隨著發展階段的轉變，發展的社會共識也需要相應轉變。把發展主要看成甚至等同於增長速度，在高速增長階段或許是有道理的，但當這個階段過去後，如何把發展更多地與“質量”“效率”等概念掛鉤，需要從決策者到普遍民眾系統的理念轉變，或者說形成一種新的發展共識。
與此相關的是政績觀問題。與高速增長的發展共識相適應，把速度搞上去，是政府官員工作業績組織考核、社會評價以及自我認知的主要尺度。而要轉為追求質量效率的政績觀，除了“認識”問題外，重要的是確立新的評價考核體系，比如，把就業指標放在優先位置；或者按照五大發展理念，構造新的評價指標，相應地，把GDP更多地作為一個預測性、結果性指標。
要素市場的進一步開放、流動與優化配置。要素市場仍然是中國市場體系發展中的主要短板。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土地市場改革的方向，迄今仍未取得實質性進展；戶籍、公共服務、社會分層等仍然是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制約因素；資本市場在准入不足的同時，也出現了監管混亂的問題；而行政性壟斷不同程度的存在，限制了生產要素效率導向的流動和配置。如果說在高速增長期，不完全的要素市場尚可勉強支持，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這個短板就繞不過去了。事實上，大都市圈的推進、產業轉型升級、降低實體經濟成本等，都無一不受制於要素市場的短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做的事情很多，最重要的還是打破要素市場上的僵局。
與高質量發展相配套，要素市場上中高級生產要素的重要性顯著上升。所謂中高級生產要素，主要是指要素中的知識、技術、價值密度或含量較高。比如，中國近年來每年畢業的大學生超過800萬人，知識技術含量高，但人工成本較發達國家低，從而構成了新的人力資本優勢。相應地，單位土地面積承載的知識技術密度、附加價值含量提高；金融產品能夠為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企業提供有效服務，如此等等。能否吸引並用好中高級生產要素，對地區、行業和企業競爭至關重要。
重大結構性問題的理順與調整。這類問題包括行政性壟斷導致的效率差異、脫實向虛背景下的經濟泡沫、收入差距與社會階層固化、創新驅動發展所需的自由探索環境等。從長期看，解決這些問題不大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創造條件，也需要一定的歷史耐心。然而，同樣確定的是，不解決這些問題，或者不將其控制在可承受範圍內，高質量發展將難以實現。一些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受制於相同或相似的結構性矛盾。中國要成功轉入高收入社會，必須旗幟鮮明，以極大的勇氣、智慧和毅力，打贏解決這些重大結構性問題的攻堅戰。
金融風險形成條件的變化與有效防範。經濟增長由高速轉到中速，金融風險形成條件相應發生重要改變。在高速增長期，資產價格持續上升具有吸收、後推金融風險的功能。例如，20世紀90年代末，幾大國有銀行成立資產管理公司處置壞賬，開始時壓力很大，一段時間後情況就大不一樣了。相當多的工廠設備貶值，員工下崗再就業，但土地升值，價格翻了幾番，原來的壞賬變成了“優質資產”，潛在風險被吸收了。轉入中速增長後，這種條件難以維繫，還會出現相反情況，原來無風險的也轉化為有風險了。東亞成功追趕型經濟體從高速增長到中速增長，無一例外經歷了金融體系的劇烈動盪乃至金融危機，原因也在於此。中國經濟增長從高速到中速，是一個“轉型再平衡”的過程，首先是終端需求中房地產、基礎設施建設等在出現歷史需求峰值後的減速，帶動產業領域的去產能，再帶動金融領域的去槓桿，進而逐步形成與終端需求相適應的產業體系和金融體系。中國能否比較平穩或“有驚無險”地過好這一關，無疑是一個嚴峻挑戰。
地方性要素粘性與高價值區域的形成。高質量發展對應高收入增長。收入差異的背後，是產業知識技術密集度、附加價值度的差異，或者說“產業質量”的差異。這種差異，不僅存在於低收入、中等收入與高收入經濟體之間，也存在於高收入經濟體之間和內部。在高收入經濟體之間，有的達到人均兩三萬美元后停滯不前，有的則高達人均五六萬以至十萬美元。在高收入經濟體內部，也是高收入地區拉高了整體收入水平。
部分地區擁有更高的產業質量，是因為存在特定的“地方性要素粘性”，能夠吸引高知識技術密度的要素，並將其優化配置和利用。所謂地方性要素粘性，是指通常說的“投資環境”或“發展環境”。但是要對高知識技術密度要素具有“粘性”，顯然對要素市場條件、政府能力、產權保護、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有特定要求。有的地區在人均收入水平相當高的時候，依然能夠出現較高的增長速度，就是因為形成了高質量的產業體系以及相配套的發展環境。在一個國家乃至全球範圍內，高質量產業處在產業體系的頂部，“花落何處”，取決於所需要的地方性要素粘性在哪裡形成。在此意義上可以說，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後，地區之間的競爭，特別是領先地區的競爭，很大程度上將體現為高質量產業體系和相應的地方性要素粘性的競爭。
企業家精神的保護與發展。企業家精神是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的核心。企業家精神集中表現為生產要素的組合能力。不同發展階段，對這種能力的要求是有差異的。轉入高質量發展，企業家精神的保護與發展問題將愈加突出。一方面，隨著與國際技術與產業前沿差距的縮短，可直接借鑑或模仿的技術、管理、商業模式等相應減少，需要日益增多地探索、創新以前未曾有過的要素組合方式，對企業家精神的需求超過以往。另一方面，企業家精神生存發展的基礎並不牢靠，在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產權保護、企業家預期、政企關係等方面，還存在著制度性缺陷，一旦形勢有變或遇到衝擊，企業家行為問題就會被推到前臺。
實現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穩定、可預期、蓬勃發展的企業家精神是必要條件。各種破除對企業家精神束縛的改革應該擺在優先位置。保護企業家的合法權益，應主要建立在法治基礎之上，而不能僅限於並不穩定的政治承諾、政府文件或地方性、階段性人事關係支撐，比如，有些地方就曾出現“新官不理舊賬”現象。對某些企業家曾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案件重新審理，將有助於提高產權保護法治建設的可信度。其次，持續改善營商環境，形成“親”“清”相容的政商關係，劃清政府權力邊界，糾正脫實向虛傾向，使企業家精神聚焦於實體經濟、創新驅動，而不是“套利”和尋租。此外，更有長遠意義的是，充分理解企業家精神在高質量發展中的作用，形成崇尚、發展企業家精神的社會氛圍和民族文化，使中國真正成為一個把夢想變為現實的創新國度。
重構高質量發展的地方競爭機制
實現高質量發展，有一個意願問題，即想不想的問題，同時還有一個能力問題，即會不會的問題。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能力、辦法或模式從哪裡來？頂層設計是重要的，主要是“指方向、劃底線”，說清楚大的方向、目標，什麼事情能做，什麼事情不能做，什麼樣的局面要避免。在此前提下，究竟什麼樣的辦法符合實際，能夠有效推動高質量發展，不是事先計劃好的，不是坐在辦公室裡想出來的，而是要靠市場經濟第一線的探索、試錯、比較、競爭。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強調的是地方競爭機制的重要性。
地方競爭機制被認為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源泉。事實上，這一機制並非事先設計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以強大的政府科層組織為基礎，這種組織架構部分服從於計劃經濟運行的需要，部分則源於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央和地方之間一直存在著“統”和“放”的循環和爭議。當市場經濟大潮湧來以後，政府的角色逐步演變。如果說企業家是生產要素的組合者，而地方政府則是生產要素平臺的搭建者。地方政府通過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公共服務、改善投資環境，吸引生產要素到本地聚集並優化配置，以帶動本地經濟總量、就業、財政收入等增長，這就是通常說的“政府搭臺、企業唱戲”。地方政府的行為，既受到上級組織考核和本地發展目標要求的激勵，也受到其他地方競爭壓力的推動。如何營造有競爭力的發展環境，需要地方政府領導人具備另一種類型的企業家精神，其中包括了眼界、膽識、創新性、執行力等企業家精神的核心要素。一種形象的說法是，地方政府的書記是“董事長”，市長是“總經理”，地方政府行為則被描述為“地方政府公司主義”。地方政府領導人的企業家精神，構成影響地方發展狀態的重要變量。大量事例表明，一個好的地方領導人，往往能夠改變一個地方的發展面貌，反之則反是。
離開地方競爭機制或地方政府的企業家精神，中國發展的故事是講不清楚的，或者說丟掉了一個關鍵性角色。這一點是西方經濟學教科書未曾關注過的，理應成為經濟學下一步探索的重要議題。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開始的時候還是沿用老辦法，走了一些彎路。地方競爭這個機制出來後，各地都在動腦筋、想辦法，對外招商引資是地方政府行為轉變的重要一步。此前地方政府熱衷於封閉市場，保護本地企業，以後發現引進外部優質要素和企業，更有利於本地發展，於是形成了“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理念，著力於改善本地投資發展環境，提升競爭優勢。土地財政、開發區建設、項目引領等陸續湧現出來，成為地方加快發展的“抓手”。地方競爭的一個好處是不同地區之間便於比較，管用的堅持下來，並得到推廣，不管用就被淘汰，形成了試錯糾錯、存優汰劣的機制。
既然地方競爭機制源於演化而非人為設計，在承接了原有政府科層組織優點，如完備的組織架構、較強的行政資源動員能力、較有效的組織規則和文化等的同時，也保留了某些缺陷，如行政權力過多地控制資源、政企關係不規範、法治建設滯後以及由此帶來的尋租、腐敗等問題。這種複雜格局不可避免地使地方競爭機制陷入諸多爭議。
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這套地方競爭機制仍然是有效的，不能丟，不應該丟，也丟不掉，但需要與時俱進地改革、創新、提升。事實上，這些年地方政府在與現代市場經濟、開放經濟的磨合中，適應性逐步提高。下一步應通過繼續推動政府職能轉變、行政體制改革，加快形成廉潔、高效、有創造力的公務人員隊伍，有正確激勵、可問責、可糾錯的運作機制。與此同時，通過第一線的試錯糾錯，積極探索有利於高質量發展的“管用”辦法。
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地方競爭機制，首先要重新構建地方發展的目標、評價和激勵體系。GDP掛帥的侷限性愈加明顯，應成為預測性、結果性指標。用什麼樣的新指標，需要深入研究、比較。一個辦法是設置一個新的主要指標，如就業；另一個辦法是組合若干個反映高質量發展的指標，如就業創業、質量效益、穩定性、可持續性等方面的指標，形成指標體系。在理論上，長期最優增長速度是有待進一步研究的重要議題。
與高速增長期相比，地方競爭的內容也將有重要調整，包括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的營商發展環境的競爭；培育創新環境、聚集創新資源、成為區域創新中心和創新性城市的競爭；吸引中高級生產要素、形成不同類型勞動者合理分工結構的競爭；“讓人們生活更美好”的城市發展模式競爭；以人民為中心，創造性、包容性、穩定性內在一致的社會治理方式競爭，如此等等。
事實上，地方謀求高質量發展的探索已經起步，不少有特點、有價值、有全局意義的做法和政策正在浮出水面。比如，部分二線城市開始“搶人大戰”,放低門檻，拿出優惠政策，給錢給房給戶口，吸收高校畢業生到本地就業創業。人才爭奪不僅表現在所謂“高端人才”領域，也表現在普通勞動者市場。一些勞動密集型行業招工難現象已持續多年，找一個保姆的難度往往不亞於找一個大學生的難度。可以預見，長期延續的限制城市人口、以戶籍和公共服務等擋住外來人口的理念與做法，將面臨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改變。
又如，浙江等地提出並實踐“畝產論英雄”的發展理念和政策措施，建立企業畝產效益綜合評價制度，推動工業、服務業企業畝產效益評價全覆蓋。對企業進行分類評價，實行資源要素差別化配置，倒逼企業轉型，取得顯著成效。這套機制能夠有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推動單位土地面積上的產業結構升級和附加價值提升，加快形成一批高價值區域。
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後，大都市圈、創新中心、新興產業基地等機遇將層出不窮，但誰能抓住並利用好這些機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地方競爭優勢。在推動高質量發展過程中，既要支持保護企業層面的企業家精神，也要倡導保護地方政府的創新精神。在大方向明確的前提下，允許地方有較大的“自選動作”空間，允許有個性、有差別，允許試錯糾錯，在競爭中發現和推廣好的做法、模式和政策。
優先推動與高質量發展配套的重點改革
中國能否成功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並持續推進，最重要的是形成與之相適應的體制政策環境。深化改革任重道遠，需要從長計議，形成正確的目標、機制、戰略和策略。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可優先推動如下一些領域的改革，使之取得實質性進展。
第一，加快打破行政性壟斷，著力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資五大基礎性成本。根據有關研究，這五大基礎性成本中國比美國等發達國家高出一到兩倍。目前中國人均收入不到1萬美元，而美國超過5萬美元，基礎性成本如此之高，令人困惑和深思。其原因，除了資源稟賦外，主要還是相關領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行政性壟斷，競爭不足，效率不高。之所以稱其為“基礎性成本”，是因為它們覆蓋到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僅直接影響實體經濟特別是製造業的競爭力，也影響到服務業，影響到民生和整個國民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要從降成本開始，這一關過不了，高質量發展無從談起。必須落實十九大報告精神，在打破行政性壟斷，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例如，以上海石油交易中心為平臺，打通國內外原油和成品油市場，同時在油氣生產流通環節放寬准入，打破兩三桶油壟斷國內油氣市場的格局；電信領域除了推動有關企業混改外，可設立以民營資本為主的基礎電信運營商，通過有效競爭降低電信資費水平，促進降低資費由“要我降”到“我要降”的轉變。行政性壟斷行業的改革已經講了許多年，應當有標誌性的大動作，以彰顯改革的勇氣和決心,提振全社會推動改革的信心。這將是一項最大的降成本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發展實體經濟、提高國民經濟效率至關重要。
第二，把減稅與稅改結合推進。中國的企業稅率在國際上看並不算過高，但加上各種收費，企業稅費綜合負擔就相當重了。美國特朗普減稅後，國內減稅的呼聲再起。但在現有稅制且財政收支壓力大的情況下，實際上能夠減的空間並不大。我國稅制改革的方向，應以間接稅為主逐步轉向直接稅為主。減稅與稅改結合起來，才能有效推進。一方面，應當把房地產稅、環境稅等徵起來，消費稅作為地方稅的一部分，相應降低企業生產環節的稅費。部分國有資本用於充實社保基金，相應降低企業上繳“五險一金”等的負擔。
第三，以管資本為切入點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十九大提出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的深化和提升，是國資國企改革思路的重要調整。國有經濟必須實現戰略性調整，從傳統的企業體制退出，從傳統的實物形態中退出，從過剩的、缺少競爭力的產業退出。發揮國有資本規模大、直接體現國家和各級政府意志、對政府要求執行力強等獨特優勢，更多地集中到服務於國家發展戰略的領域，包括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如社保基金、保障性住房等；戰略性大型項目，如大飛機等；創新基礎設施，如國家實驗室等；國防建設、生態保護等。
第四，農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十九大報告提出以城市群為主的城市化，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這兩件事情是內在統一的。鄉村振興實際上是現代城市體系在鄉村的延伸。這些戰略的實施，必須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就已經提出的要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價同權、同等入市，農民宅基地也要創造條件流轉起來。全面推動人員、資金、土地等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市場化配置。把中國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紅利更多地分給農民，真正保護和增進農民利益，擴大最具潛力的中等收入群體。
第五，加快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開放。我國建設現代化強國，發展空間最大的是服務業，其中差距最大的是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包括研發、金融、諮詢、信息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和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社會服務業。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技術大都是軟技術，知識是不可編碼的知識、體驗性知識。吸收這類技術、知識，與過去工業領域引進技術有很大不同，必須推動更大範圍、更具深度、更有特點的對外開放與合作。重點是高水平教育和研發領域。從長期看，這是我國發展最大的短板所在。以往開放的重點是吸引物質資本、比較成熟技術和管理方法等，下一步開放重點則應轉向聚集提升人力資本，提升在全球科學前沿和技術前沿的創新能力。在創新活躍地區，可設立若干個高水平教育研發特區，在招生、人員聘用、項目管理、資金籌措、知識產權、國籍身份等方面實行特殊體制和政策，給出較大的自主選擇、試錯空間，目標是匯聚全球頂尖人才，形成既適合中國國情，又吸收國際上先進做法，最大限度調動人們在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前沿創造力的環境。另一方面，要以對外開放倒逼對內開放，放寬高水平教育研發和其他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准入，把優質人力資本更多地吸引到這些領域，促進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成為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動能。
由高速增長轉入高質量發展並非自然而然，而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深化改革要有緊迫感，尤其要有歷史責任感。從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看，中國仍處在追趕期。到21世紀中葉前，與發達國家相比，即使我們在某些領域能夠趕上或領先，但總體上還是處在追趕期。這個定位非常重要，對此一定要有清醒認識。我們的經濟總量已經處在世界第二，今後10年有很大可能性位居第一，但我們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人均收入水平與發達國家差距依然不小，而這一指標實質性地反映了人民的福利水平。我們的眾多產品產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一，但人均產量並不算高，產品質量總體上還有相當大提升空間。我們經歷了長時間的高速增長，但支撐增長的技術基本上是人類社會已有的，或者說我們分享了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的技術紅利。我們表現出了有競爭力的制度優勢，但大都來源於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隨著發展環境變化，這些改革開放紅利也在減退。我們在發展，別人也在發展，一些新興經濟體增長加快，老牌發達國家也在尋求新的競爭優勢。所以，我們沒有理由自滿自傲，仍然需要謙虛謹慎，需要認真學習，需要繼續開放，需要實質性地深化改革，這樣才能與時俱進地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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