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幅作品叫《樹枝燈》，構圖很美，拍攝者說：
“我覺得這盞燈摸起來像一棵樹，一顆顆小燈泡就像結在樹上的果子......”
你可能和我一樣，並不相信這樣的照片會出自一位雙目失明的小姑娘之手。
“如果我們拍一個主題——熱，你能想到什麼？”蔡聰問小姑娘。
“夏天，走在大街上，聽到空調外機轟轟作響，能感覺到陣陣熱浪，有點害怕。”
蔡聰笑了，“那你現在伸手去摸一下這盞燈。”
為什麼要親手摸？
因為在小姑娘的心中，光就像火一樣，會把手燒傷，令她恐懼。
只有鼓起勇氣親自試一下，才知道原來有這麼溫暖不燙手的光。
蔡聰培訓視障人進行非視覺攝影已經很多年了，聽到人們對小姑娘作品的讚賞，他很高興：
“
即使失去了視覺，視障人依然可以用聽覺丈量距離，用觸覺和嗅覺發現事物，依然可以觀察和理解這個世界。”
是啊，都二十多年了，蔡聰對此深有體會，因為他自己的眼前也一片漆黑......
小時候，蔡聰家住在湖北荊州一個農藥廠旁邊，每天農藥廠的煙筒裡就晝夜不停地冒著廢氣。
那裡很多孩子眼睛會發紅，醫生說這是結膜炎，開種眼藥水，點完就不紅不癢了。
最先感覺到他視力出問題的是爸爸，有一天，爸爸指著路邊的一輛汽車問他車牌號碼。
蔡聰看不到，走近一些還是看不清楚，直到貼近車牌他才能念出那串數字。
家人趕緊帶他去看病，醫生很惋惜地說：
“可能是藥物導致的青光眼。”
那年蔡聰才10歲。
各種尋醫問藥，針劑偏方，都敗下陣來。這個漂亮的孩子，視神經已經無法挽回的萎縮了。
不過，即便如此，蔡聰的學習成績也一直名列前茅。
老師經常拿他這個榜樣來教育其它同學：
“你們看人家蔡聰都這樣了，還能考第一！你們不覺得慚愧嗎？”
蔡聰開始也這麼認為，“是啊，你們一個個就不覺得慚愧嗎？”
但聽的誇獎多了，蔡聰慢慢覺得有點不對勁，
“視力不好有什麼問題嗎？”
這個問題很快就有了答案。
在2005年高考前，蔡聰向教育考試院申請志願者讀題考試，卻被無情地拒絕了，理由很簡單——沒有先例！
“我的人生好像沒希望了，我完蛋了！”
蔡聰好絕望，而絕望對於一個只有十八九的大男孩來說，似乎遠比失明更為殘酷。
一天，蔡聰的爸爸翻閱雜誌時，意外地看到一則報道：
一個低視女孩從小用望遠鏡學習，最後考上了一所特殊的盲人大學。
全家人很興奮，倒不是因為這個勵志故事令人動容，而是從中得知了中國還有兩所單考單招的盲人大學。
“我已經把自己的母校黑得不行不行了。”蔡聰的語言總是那麼幽默。
原來盲人高考只提供兩種試卷：一種是盲文試卷（適合全盲），另一種是大字試卷（適合低視）。
“一個號稱招收盲人的學校，居然不知道有些人是後天失明的，那些人怎麼辦？”
是呀，對於學霸蔡聰來說，他一直在普通學校讀書，自然不懂盲文，而眼睛什麼也看不到，大字對他也沒意義。
“全國一共就兩所，卻被稱為盲人中的清華和北大，你說這是不是有點搞笑？”
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蔡聰說。
後來，蔡聰惡補盲文，最終地考上了其中一所“搞笑”的大學。
而在大學第一堂課上老師的一番講話，卻使他徹底崩潰了。
“盲人的傳統三大行業是：乞討、賣藝和算命。”
老師語重心長的說：
“現在你們有學上了，以後可以去學按摩，一定要常懷感恩之心，千萬不要有不切實際的想法。”
此時此刻，那個困擾了蔡聰很多年的疑惑，再一次浮現在腦海裡。
“視力不好有什麼問題嗎？”
盲人就應該是這樣嗎？只能上盲校，只能做按摩？
高三畢業時，蔡聰曾和幾個同學把畢業班同學們的書收起來，然後在校食堂門口擺攤賣給低年級的學生。
蔡聰雖然眼睛看不見，不能收錢，但他卻是一個稱職的好銷售，通過對輔導書優劣和用法的耐心講解，還賣出去不少書。
“儘管有很多不方便，但每個人的生活裡都有不方便，只要發揮各自的長處就好了，”
蔡聰回憶說：
“怎麼到了這種特殊大學，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2010年，蔡聰從“搞笑”大學畢業回家。
一天清早，他突然對老爸說：“爸，晚上回家幫我買張去北京的火車票。”
“啊？你要去北京按摩嗎？”
老爸問這話時，心裡應該是很高興的。因為像兒子的很多大學同學一樣，去北京按摩院工作那是他們最好的出路。
蔡聰卻顯得很無奈，“都二十一世紀十年代了，全社會，包括自己的親人還用這種老眼光看盲人。”
這時他才真正想明白了從小困擾他的那個問題的根柢在哪兒：
“盲人自小生活在一種否定的封閉環境裡，周圍人對你有一個低的期望值。
覺得你都這樣了，能有個自謀吃喝的歸宿就相當不錯了。
如果你意外得很出色，別人就會覺得太了不起了。”
蔡聰在幾乎所有采訪中反覆提到：
“傷殘或者看不見本身，只是一個人的特點和條件，
真正讓他們生活遇到問題的，是這個社會的物理障礙，以及大眾腦海裡的刻板印象。”
來到北京，蔡聰並沒有走進“眾望所歸”的按摩院，而是步入了南三環洋橋附近一個不起眼的小區。
早在2006年，同樣是一群盲人，他們在這裡註冊了中國第一家殘障人自助組織（簡稱：DPO）——北京一加一文化交流中心。
“亞當和夏娃初嘗禁果的那一瞬間，也許和我們一樣，是無畏者！ ”
“一加一”這樣定義自己的第一步。
蔡聰最終堅定地走進了“一加一”的辦公室，也邁出了自己的第一步。
在這裡，從學做廣播開始，後來做中國殘障領域的第一本社群雜誌——《有人雜誌》。
再後來，蔡聰開始做非視覺攝影培訓師，培訓視障人群：
“每個人的經歷都有價值。”他說。
前段時間，蔡聰和同事組織了一千位盲人給某手機廠商寫信，建議修改一些系統設置，好讓盲人操作更方便。
類似的事情他還做了很多，他跑去和很多家app開發商聊，
“如果你們不做，是你們的軟件有bug，我們用不了啊。”
“做了這麼多，你感受到大家的意識開始有變化了嗎？”有記者問他。
“這些年，媒體用‘殘障’更多，‘殘疾’、‘殘廢’更少了......”
而更讓蔡聰高興的是殘障人群正在越來越多的獲得與普通人同等的社會權利。
2014年，河南46歲的盲人李金生為自己爭取到參加普通高考的權利，並順利參加，那一年被稱為“盲人高考元年”。
2015年，我國首度頒佈了盲人高考的暫行文件。當年，19歲的寧夏盲人考生黃鶯以530分的好成績，最終被武漢理工大學社會工作專業錄取。
黃鶯在考試
2017年，“暫行”兩字被拿掉，變成正式實施。
這意味著盲人不用再像過去一樣，只能被封閉在“按摩”的命運裡了，蔡聰感到很開心。
蔡聰在《奇葩說》
去年，在綜藝節目《奇葩說》中，蔡聰演講了7分鐘，一時間刷爆朋友圈。
一夜之間“盲人小哥”成了“網紅”，他代表中國1200萬視障人群“紅”了一把。
不過，今天的互聯網更多承載了娛樂屬性，“娛”一波，再“娛”一波。
往往是突然驚濤駭浪、風起雲湧，轉瞬間就風平浪靜、雲開霧散了。
蔡聰也不例外，他很快便被世人遺忘。
不過，即使熱度過了，他也沒覺得有什麼特別失落：
“只要有機會，我就抓住這個機會做一些倡議。”
幸福的一家三口
2014年，蔡聰和同是盲人的妻子生了一個健康的寶寶，他說：
“我愛這個孩子，
並不是因為他將來會成為我希望他成為的那樣，也不是因為他可以照顧將來老去的我們，
我愛他，是因為他有著跟所有孩子一樣同等價值的生命。
這種價值不會因為他的任何的外在表現有所減損。”
寫蔡聰，使我想起了四歲就因車禍失去右腿，但總是滿臉帶笑的謝仁慈。
她曾以627分的高分考取了西南政法大學。
但她的成長史並不是一部苦情的奮鬥史，正如她送自己的雅號“想得開居士”一樣，
在她眼裡拿著柺杖，就像戴了一副眼鏡，多了一個輔助工具而已。
我一直認為：
一個國度和一個人是一樣的，都需要經歷從幼稚到成熟的過程。
在幼稚的國度裡，對於殘障人群，更多的是漠視與歧視。
比如：在趙本山曾經的小品中，無數次地模仿半身不遂者的不堪，而我和您一樣也曾笑得前仰後合；
在走向進步的國度裡，人們會更多的給予殘障人群同情與幫助，但從心裡卻把他們當做異類來隔離。
而在一個成熟的國度裡，社會會發出“殘障其實沒有什麼”的聲音，殘障人能獲得超過悲憫的社會認同。
所以，希望我們的國家和我們自己都能儘快的成熟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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