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傳言，當年李宗仁困居美國時，為維持生計，不得已著書為稻梁謀。其自傳將出版前，原打算定名為《李宗仁傳》，美國書商表示如此這般怕是賣不出幾本去。於是果斷拍板改為《他如何失去了中國》，可見“標題黨”一物由來已久。
如果說到某人以一己之力改變了中國，這話未免說的過火。不過如果以類似形容詞來描述梁啟超，相信反對的聲音不大。畢竟，每個人都會承認，梁啟超絕對是中國近代史上影響深遠的重要人物。
我在讀解璽璋所著的《梁啟超傳》時常想起亞里士多德，身為一位被譽為中國近代史上百科全書式的著名人物，梁啟超與亞里士多德有許多相似之處。
他們同樣是小城市出身，到大城市奮鬥打拚，更是同樣的博學多聞，同樣的愛吾師更愛真理，也同樣的生於亂世，對於自己當時所處的時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只不過，亞里士多德所處的古希臘雖有戰亂，但絕難與梁啟超所面臨的五千年前所未有之大變局相比。同樣的，要將如此著名的歷史人物如此複雜的一生寫清道明，絕非一件易事。
眾所周知，梁啟超不但是中國近代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更是中國從古代社會走向現代社會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改革家。
從清末到民國，從戊戌變法到護國運動，梁啟超作為處於近代中國歷史變革漩渦的中心人物之一，幾乎經歷過了所有政治體制，並身在其中積極推動、且見證了歷史的多個重大事件，同時也在各種瞬息萬變的時代轉折中，不斷改變著他自己。
自大名鼎鼎的公車上書事件始，從主張維新變法，變為主張民主革命，再變為主張開明專制和君主立憲，後又變為主張推翻清朝。民國建立，他由擁袁變為反袁，最後又宣傳社會主義。梁啟起的一生，可稱是不斷求知求變的一生。陳寅恪曾言，任公先生高文博學，近世所罕見。鄭振鐸更曾坦言，梁任公的最大特點，其最為人所恭維的——或者可以說，最為人所詬病的——一點是“善變”。無論在學問上，在政治活動上，在文學的作風上都是如此。然而我們當明白他，他之所以“屢變”者，無不有他的最強固的理由，最透澈的見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頑執不變，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與一切的遺老遺少同科了；他如不變，則他對於中國的供獻與勞績也許要等於零了。他的最偉大處，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處便是他的“善變”，他的“屢變”。他的“變”，並不是變他的宗旨，變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並未變動的，他所變者不過方法而已，不過“隨時與境而變”，又隨他“腦識之發達而變”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愛國。“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凡有利於國的事，凡有益於國民的思想，他便不惜“屢變”，而躬自為之，躬自倡導著。
以上這些鄭振鐸對梁啟起的總結，得到了相當廣泛的認同。但說到人物傳記上，對於這樣一位與時俱進、屢變屢新的歷史人物，如何寫明其一生？不同作者不同寫法的《梁啟超傳》已經給出過許多不同答案。
大體說來，在寫人記事方面，中國的史書大抵可分為兩種，編年體和紀傳體。編年體便是如時間管理達人柳比歇夫老先生的記錄一般，某年某月某日有某事，代表作便是幼時便懂得斷舍離，有砸缸之智的司馬光所編《資治通鑑》。
紀傳體則不同，以《史記》為代表作，不但首開人物傳記之先河，對後世更是產生巨大影響。
近來讀解璽璋的《梁啟超傳》，感其頗受司馬遷影響之餘，又覺其作頗與坊間常見的名人傳記不同。
所不同者，是不同於常見那種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式的起居注式寫法。解璽璋《梁啟超傳》的起手式雖也是以其家世、童年為開篇，但在做過背景介紹後便直接轉入“梁啟超和他的朋友們”式寫法了。
除前三章寫明其家事，對其家世、子女、婚姻進行了介紹外，後面諸章所講都是梁啟超與康有為、黃遵憲、以至孫中山、袁世凱、楊度、徐志摩等十四位近現代史上各領域名人的交往及相互間所產生的影響。
在講述梁啟超和朋友們的交往中，從公車上書到戊戌變法，從推動五四運動到給徐志摩婚禮當證婚人，在閱讀梁啟超傳記的過程中，對於整個中國的近現代史也有了一番新認識。
為何採取如此全新的寫法呢，作者曾坦言，“在準備階段，我研究了梁啟超的基本材料後發現，如果沿著梁啟超個人的生平經歷寫下去，會忽略很多東西。因為梁啟超的一生有一個特點，他與社會重大事件一直有聯繫，從甲午戰爭到戊戌變法再到五四運動等等，重大歷史事件都有他的身影。通過寫他與周圍人的關係，不僅能反映他的生平事蹟，也是對時代背景的反映。沒有歷史背景就很難理解梁啟超這個人，因此要將個人的經歷與歷史背景結合才能更好地理解梁啟超。另一方面呢，我有意避開以前的傳記寫法。我是一個業餘的作者，希望找到一個新的敘事角度。”
此書作者解璽璋雖謙稱自己是位業餘的作者，但其實他是一位中國近代史學者，文化批評家,也是一位傳記作家。曾歷任《北京晚報》編輯部主任，《北京日報》文藝圖刊主編，同心出版社常務副總編輯。除著有《梁啟超傳》之外，還寫有除此書外，解璽璋還是梁啟超所著《王安石傳》的譯者，也可稱的上是一位梁啟超的深粉了。
作者雖自承對梁啟超愛的深沉，但在下筆時卻惜墨如金，絕不肯一味以說好話、唱讚歌為能。我看名人傳記時，最怕有一種看事蹟錄的感覺。近些年隨著民國熱、近代史名人傳記熱等多輪熱潮，有些亦正亦邪的歷史人物在而今作家筆下硬生生體現出一副偉光正、高大全的驚世美顏，平生事業有如被美圖秀秀精修過一般，無一事無謬誤。誠如魯迅先生所言，革命家兒時的一聲嬰啼都成了革命的呼喊。不過好在，本書作者經過認真蒐集、仔細整理、通過列舉豐富翔實的歷史資料，中正公允的寫作態度，很好的規避了這一傳記作家的常見誤區。
說起來，查找資料這項工作，既勞心，又勞力。尤其是近現代領域，相較於先秦兩漢的資料過少，近代民國的問題是資料過多。各種正史野史、傳記筆記，共存於世。由此導致的結果便常是同一件事硬生生搞出五六個版本，在這種信息的汪洋大海里，如何去偽存真、多方比對，去粗存精，不能不說是個勞心費力的差事。有過撰寫此類歷史題材論文或文章的人都知道，有時經常是一個歷史事件要查上幾小時資料才能確定具體內容。
作者解璽璋也曾自承，寫此書時每天工作、看書到夜裡兩點，四年間光是老花鏡便換了兩副。蒐集資料用功程度可見一斑。
在閱讀中，個人也感覺，此傳一大佳處，是無一事無來歷，每頁上旁徵博引之處不下凡幾，作者本人則隱身其中，不做點評，只列實證。在創作如此複雜一位歷史人物的傳記時，作者能做到公允持正，便為一本好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應該說，現而今寫名人傳記的作家多矣，但捨得賣力氣、肯下苦功夫者著實難得。而大量歷史資料的查找、遴選，又是容不得一點偷懶，省不得一點功夫的。
但正如文火細炆的老湯與速溶湯塊的區別一嘗便知一樣，真正下功夫寫成的書與坊間那些複製粘貼速成的傳記間的差別也是一看便知。
可能也正緣於此，作者雖一直謙稱自己是位業餘傳記作家，但《梁啟超傳》甫一面世，便被出版商們譽為自梁啟超逝世以來83年間“最客觀、最詳實”的一本梁啟超傳記。
對此好評，解璽璋也很謙虛的表示，自己寫這本書時，投入的感情比較多，主觀色彩比較強烈，為了避免“筆端常帶感情”式的主觀寫法給傳記造成太大影響，也著意用大量的原始材料來平衡客觀性。
不過作者自己卻在出書後自承，“決定寫《梁啟超傳》時，是因為對他有很深的感觸，想為其打抱不平。以前給梁啟超的很多評價不公正，沒有充分考慮到他的貢獻，僅僅是從政治化的概念給他定性為立憲派、改良派等，將其作為資產階級代言人，認為他不革命就不好。這些年對梁啟超不公正的評價導致他的閃光點沒有被充分挖掘出來。因此，我希望不再用概念化、定性化、道德化的東西來評價梁啟超，希望恢復實際情況，通過大量引用原始材料，讓讀者看到梁啟超是怎麼說的，怎麼做的，真正認識到他的價值。我想盡量恢復歷史的面貌，於是，帶著這樣的心情研究他、寫他。”
或者也正是緣於作者帶著如此宏大的使命感來做這件工作，所以才甘於付出如此多辛苦，來寫就這套書。
讀《梁啟超傳》的過程，是一個重新認識梁啟超、重新認識中國近代史的過程。如果要用一句話來總結梁啟超其人，的確是件難事，即使是他自己也難以辦到。梁啟超曾在自勵詩中自況：“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梁漱溟在其自述書《我生有涯願無盡》書中評價梁啟超時，稱“其出現如長慧燭天，如瓊花照世”，梁實秋也在其散文《記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講》中慨嘆：“有學問，有文采，有熱心腸的學者，求之當世能有幾人？”或者，還是梁啟超所做另一首自勵詩中對自身的總結最為全面、恰切：平生最惡牢騷語，作態呻吟苦恨誰。萬事禍為福所倚，百年力與命相持。立身豈患無餘地，報國惟憂或後時。未學英雄先學道，肯將榮瘁校群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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