鵬友程

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前，清政府全權大臣李鴻章與日本全權代表伊藤博文有一段令人回味的對話。

伊藤對李鴻章揶揄說：“想當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風，談不成就要打。如今真的打了，結果怎樣呢？我曾經給過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貴國迅速改革內政，否則我國必定後來居上，如今十年過去，我的話應驗了吧？”

李鴻章嘆了一口氣說：“改革內政，我非不欲做，但我們國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齊，不像貴國一樣上下一心。如果我們兩人易地以處，結果會如何？”

伊藤思忖片刻，說：“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幹得比我強；如果我是你，在中國不一定幹得比你好。”

（伊藤博文是中國通）

清朝版的“改革開放”已經執行了30多年，卻在甲午之戰中被打敗，賠償白銀2.3億兩，國家財富沒有用於富國強兵，卻用來了向日本賠款。

伊藤博文告誡李鴻章要迅速改革內政，可是李鴻章是一個漢臣，他如何能夠主持變法呢？所謂的“洋務運動”只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買得到西洋的船堅炮利，怎麼能買來國民意識呢？君主專制的制度不改，“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就不可能得到遏制，更談不上民眾的思想啟蒙。如此的洋務運動，即使經濟增長，看來生機勃勃，也難掩外強中乾的本質。

有什麼辦法可以改變嗎？有，變法，變祖宗之法。

變法的本質是利益的再分配以及未來的利益分配的定義。長期來看，任何一種變法都是奔著富國強兵去的，因為誰也不會閒著沒事亂折騰。生病不到一定程度，誰會願意去瞧大夫？可是，短期來看，變法是對原有利益集團的劫富濟貧，而恰恰是這些人，具備著摧毀變法的能量。這也是為什麼歷史上變法鮮有成功的原因。

（王安石變法引發新舊黨爭）

在社會危機時，往往會行變法，除了商鞅之外，吳起變法、王莽改制、王安石變法、張居正變法都沒有成功。不論變法成功失敗與否，變法人物的悲劇下場似乎是註定的，吳起被殺，王莽被殺，王安石和張居正被反攻倒算，甚至大宋朝與大明朝的亡國都與變法有莫大的關聯。因為變法形成的新舊黨爭，使得國家政治傾向於黨同伐異，不能再作為正常的政府運轉，最終造成政府停擺，世道大亂。

所以，變法歷來都是一項風險性極高的操作，一著不慎，全盤皆輸，身家性命都不可保。可是既然如此艱危，為什麼還有很多人趨之若鶩呢？

可能有2個原因：

1、儒家思想的薰陶之故。“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傳統的儒家學子懷著“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普世情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大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決絕。譚嗣同最後拒絕逃亡，說“各國變法未有不流血而成功的，但有，自嗣同始”。

2、功名利祿。變法雖然危險大，但是收益也極高。一旦變法催動，變法則是整個社會的樞紐，變法者將成為眾星拱月一般的存在，其個人價值在這中間會得到無比的滿足，即使當時身便死，又有何恨？而且，一旦變法鋪開，且運轉良好，那基本就是變法者的勢力範圍，出將入相那是必須的配置。所以，富貴險中求，一旦王朝出現危機，必然會有大量鼓譟變法的人出現。

（張居正變法造成明朝財政危機）

處於封建末世的日本、中國都出現了主持變法的集團，與日本維新不同，中國的洋務運動是自下而上的一種強兵運動，而日本維新則是自上而下的求強運動。

日本天皇奪取實權的過程，將阻撓變法的勢力都通過倒幕運動予以清除。為此，不少日本變法維新人士都獻出了生命的代價。日本天皇通過變法派掌握實權後，其統治必然要倚靠變法派的勢力。因此全國軍民上下一心，變法轟轟烈烈地推動開來。

清王朝的“戊戌變法”卻不盡然，在洋務運動中攫取了大量利益的官僚集團和滿清貴族並沒有被清算，慈禧太后雖然歸政於光緒皇帝，但是30多年統治的淫威尚在，地方勢力對於年輕的皇帝能否真正掌握實權心有疑慮。不能一心匡扶變法。最後，在危急時刻，維新人士想起要掃除變法的障礙，於是譚嗣同帶刀夜訪袁世凱，要求袁勤王。結果被出賣，戊戌變法最終在既得利益集團的反攻下迅速失敗。

所以，日本維新與戊戌變法的最大的不同是中央政府是否掌握了絕對權力，是否能有將變法徹底進行到底的能力和魄力。顯然，戊戌變法的支持權力，所謂的皇權，其基礎並不穩固。這從慈禧太后隨意就能將光緒皇帝軟禁起來，而群臣竟無反對的就可以看出皇權的脆弱性。

（戲文：譚嗣同夜訪袁世凱）

不過，話分兩頭。

慈禧太后能夠佔據中國歷史舞臺長達半個世紀，絕非泛泛之輩，當時那麼多的能人異士，都被慈禧太后的駕馭得當，為清廷效力，說明慈禧還是很有幾把刷子的。慈禧太后的智謀、權謀，都得到了當時漢族大官僚的交口稱讚。因此，說慈禧太后是頭髮長見識短的庸碌之輩，那是在打當時整個清帝國精英的臉。

實際上，慈禧太后歸政，至少有一般是真心的。光緒皇帝親政第一件事就是要打仗立威，前朝嚷嚷的不得了，慈禧太后在後宮跟沒事人似的。光緒皇帝的心思慈禧太后肯定也知道，李鴻章為此還專門跑到慈禧太后那裡去告狀，打仗的事，不管是贏了還是輸了，光緒皇帝都會獲得真正的實權。但是，仗還是打了，而且還打輸了。李鴻章虧的底兒掉，帝黨因此快速佔據了道義制高點，開始謀奪更多的權力。以民意的名義（公車上書），力行變法。

所以，慈禧太后在1894年至1898年間，實際上是在給光緒皇帝歷練，是準備真正放手了。當時的慈禧也已經60多了。可是，戊戌變法的事兒太過於荒誕，以至於滿朝文武都看不下去了。如合邦論、延請伊藤博文為變法顧問等，讓人大跌眼鏡。這樣的人主持變法，根本不用日本人打進來，直接合並不久得了？

戊戌人士變法，沒有進行過市場調研，只是按照自己的喜好，以上諭的形式發佈命令，要求各地執行，根本不顧實際情況。各地督撫只有湖南一地執行了部分變法內容，其他地方都將其作為廢紙一張。戊戌人士從中央到地方，就沒有形成一個執行團隊。可是換句話說，如果戊戌人士組建了一個執行團隊，那麼就不可避免又形成了新舊黨爭，又免不了政治清洗。對戊戌人士來說，操盤這樣的政治大局，超出了他們的能力範圍。

（慈禧太后有足夠的能量糾偏）

既沒有執行團隊，也沒有驗收監督團隊，更沒有維護變法的軍事力量，一旦出現封建守舊勢力的反撲，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能幹嘛？他們連《讓子彈飛》張牧之都不同，只能作鳥獸散。戊戌變法給人的感覺，就不是一個有計劃、有組織的變法，更像是一群書生自導自演的鬧劇，只是因為傍上了皇權，在京城中有了一點變法的氛圍而已。就像譚嗣同說的，變法哪兒有不流血的？沒有流血，說明變法就不夠鐵血，就不可能被執行。

即使戊戌變法真的被執行了，就一定能產生效果嗎？怕也未必啊！

1898年這個年份，世界各國已經完成資本壟斷，進化成了帝國主義，這與30多年的國際形勢完全不一樣啊。帝國主義是壟斷資本，他們不惜一切追逐最大的利益。在當時，這種“追逐”意味著征服，全世界都已經被瓜分完了。清王朝能免於被征服，是因為體量太大，不管是英法俄，還是德意日美，以他們的體量可以擊敗清王朝，但絕不可能吞併。

當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了世界時候，他們舉頭四顧，發現東亞還有一片值得瓜分的土地。可是此時已經形成了戰略均勢，誰也不能獨吞，因此帝國主義列強將清王朝當成了共享經濟，所謂“利益均沾”。

戊戌變法要讓中國富強起來，那豈不是斷了這些國家的財路？如果戊戌變法得以順利實施，估計不用等到1900年，1899年就可能發生了侵華事件了——當時的世界已經沒有了中國變成資本主義強國的空間了。

而知而行

明治維新為什麼成功？

首先，日本沒有那麼沉的歷史包袱。日本在歷史上是出了名的見風駛舵，誰強就服誰。你看看，在唐朝白江口之戰中被唐軍打敗後，日本對唐朝佩服得五體投地，派來了一撥又一撥的譴唐使，全面學習和模仿唐朝，連唐朝首都長安的樣式都被日本微縮起來搬到當時的日本京都奈良去了。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列強奴役的慘狀深深的刺痛了日本人，特別是1853年“黑船事件”美國政府逼迫日本簽訂不平等條約後，日本的危機感更加強烈。為了防止重蹈中國覆轍，日本決定要向西方列強學習。當時在海軍方面，英國最強，所以日本海軍就以英國為師，陸軍方面嘛，一開始是學法國，可沒想到法國在普法戰爭中大敗，於是日本就掉頭學德國（即普魯士）。當然了，日本的明治維新運動可不是像我們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只是單純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但日本的明治維新則是全面擁抱西方。不但學習先進的技術，還系統的學習了文化、政治、制度等等。

可以說，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第一點就是全日本上下都有危機感，都迫切的想要變革富國強兵。

而第二點呢，就是日本的明治維新是充分的照顧了各方的利益，雖然說變革有人得利就有人失利，但日本在儘可能的情況下，照顧了原來幕府集團的利益，同時又通過鼓勵經商等手段，調動了底層人民的積極性。這樣一來，原來舊勢力的基本利益得到保護，絕大多數老百姓又擁護支持變革，所以明治維新得以成功。

反觀我們的戊戌變法，則是急於求成。首先，變革者根本沒有考慮到中國的國情，就把日本明治維新那一套全面搬到中國來。一天之內下達的各項指令多達幾十條甚至上百條，他們也不管這些東西適不適合中國國情，也不管其他人是否能理解和接受得了，反正就是把明治維新那一套全部複製粘貼到中國來。其次，康有為等人的戊戌變法根本沒有照顧到各方的利益，不考慮中國的國情，結果不但遭到慈禧太后等舊勢力的不滿，軍隊也不支持，老百姓也被弄得暈頭脹腦的，除了一群熱血的維新派，幾乎沒人支持。最後，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敗給日本。向強者學習，以強者為師這一點沒有錯，但康有為等人根本沒有照顧到國人的感受，居然把甲午戰爭的罪魁禍首伊藤博文請來當顧問，甚至還要求光緒帝任命伊藤博文為內閣總理。有些人甚至還主張中日合併，建立所謂的大東邦。這樣激進的變革別說不成功，就算成功了對中國也是有害無益。所以，戊戌變法失敗是必然的。

血染戰旗紅

這題我以前答過，既然受邀，就再說說。

但凡改革，要想成功，無非兩點，分權和分利，誰能最廣泛普及權利於民眾，誰就成功，古往今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實際上講那些花裡胡哨的改革措施沒用，因為大多數改革必須有個前提:可支撐的經濟！

當時日本和中國就社會狀態而言，基本是一樣的，都是落後的農業國家，農業人口占絕大多數，農民是主體！改革要想成功，就必須涉及到農民問題。農民啥問題？當然是土地問題，農民有沒有土地，關係到他桌子上有沒有吃的，其他的都是扯淡！

先說日本的明治維新，日本維新前，土地歸各地大名所有，分配方式完全由大名決定，所以日本農民的死活都是大名決定的。維新後，廢藩置縣，大名的土地所有制被廢除，改為土地私有制，可以自由買賣，雖然沒給大家畫地，但是至少你可以通過勞作所得來購買土地了，這絕對是一大進步，這調動了全日本民眾的積極性，他們肯定支持這樣的改革，這是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基礎。

再來看我們的戊戌變法，同樣的農業大國，土地問題隻字未提，完全沒有，好像我們壓根就沒這問題一樣。康有為改革的重點竟然是工商立國，我的天啊，我們不是工業國家，怎麼以工商立國啊？你這根本就是海市蜃樓，天方夜譚！你首先要制定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的國策，才能再談工商立國的問題，這種不看中國實際，胡亂瞎改的東西怎麼可能成功？靠意淫嗎？

再來說說民權的問題。歷史上的每一次改革，或者說是進步，都可以看作是民眾權力的成功與進步，不是嗎？只有讓民眾獲得更多的權力，社會才能進步，改革才能成功。

先來說日本。日本是個等級觀念十分嚴重的國家，在明治維新前，可以說日本沒有法律，人的好壞對錯完全由人的社會地位決定，只要我等級比你高，我做啥都是對的，只要你級別低，做啥都是錯的，完全就是人治社會。明治維新後，日本將原來的天皇家改為皇族，將大名家改為華族，將武士家改為士族，將普通大眾改為平民。第一次用法律來規定各階級的權利義務，這在日本還是第一次，雖然他還是有階級劃分，但是必須是在法律框架下，這就是以前人治的最大制約和否定了，是對社會的一大進步，多數日本底層民眾當然會支持這樣的改革，改革才會成功。

再來看我們的，我們也做出了一定的調整，但大多流於形式，沒有切中要點。首先是滿漢平等，實際上這就是一句話而已，哪有真正的平等？皇帝還是滿人的皇帝，八旗子弟照樣可以白吃白喝國家的，漢人能行嗎？所以就是寫寫文，動動嘴，快活一下紙筆和嘴一樣，沒有實際意義。關於其他民權，就更是沒有涉及了，法律難道只是來做這些表面文章的嗎？這叫什麼改革，這叫什麼變法？

我們設立了新式教育，鼓勵大家進新式學堂讀書，可是農民的土地問題沒解決，法律沒有能夠讓民眾接受強制教育，結果能進學堂的還是富貴人家，這種教育改革不過是給貴族改了道菜，由吃水晶肘子改吃德國香腸了，普通民眾該啃窩頭還是啃窩頭，與國何利，與民何利？連貴族都不滿意，人家就喜歡讀私塾，你想咋的？

日本明治維新後，國家的強制教育，即便是最底層人家的女孩，也得讀完九年義務教育，以法律強制保證，這才叫改革！

諸如其他仿照西方進行的一系列改革，最後都得失敗，因為你從根源上的經濟問題沒有改變，你的民眾人權沒有得到擴展和伸張，你其他的改革都不會成功，一個沒有經濟基礎和全民支持的改革怎麼會成功？

你總說人家日本明治維新保留了大量封建殘餘，但起碼人家是妥協形式下對經濟基礎和人權進行了改革，我們是不保留啥，因為我們的改革也沒失去啥，我們只是做個表面文章罷了，這蹩腳的改革怎麼可能成功呢？成功點都找不到吧！能堅持一百天，都算國人大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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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書上冬眠的蛇

按照維新派的做法，我國版圖會直接縮水一半還多。

康有為譚嗣同這兩位主要變法者有一個共同點，他們均贊成出售我國新疆給俄羅斯，販賣西藏於英吉利，以換取現金和列強所謂十年“保護”。他們認為新疆，西藏，蒙古，青海這些邊遠省份“毫無利於中國”，純屬“我之累贅”，還不如仿照俄國賣掉阿拉斯加給美利堅一般，出售這些省份變為現金，一來可以償還列強的借款，一來“供變法之用”。

（企圖瓜分中國的英俄法美奧，還有意大利......）

英日美等國將直接全面控制我國。

康有為等維新派在當時為了對抗實力強大的保守派，盡一切可能拉攏國外勢力。

戊戌變法期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來到中國訪問。藉此機會，一位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向康有為提出建議，希望清政府能聘請伊藤博文為顧問，甚至給他處置權力。康有為向來親近日本，對此很有興趣。這個“中國通”還異想天開的表示，中國可以和英國，美國，日本結成“合邦”，即建立一個緊密聯盟，用來對抗俄羅斯。

康有為也頗為贊同，他便讓楊深秀等變法官員上書光緒皇帝，要求緊密聯合英美日三國，更要從幾國裡選出能幹人才，管理這個聯盟的軍事，政治，稅務，外交等重要事項。

“渠（李提摩太）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戊戌變法檔案史料》

可見，如果這等措施實行，恐怕四國聯盟還沒形成，大清朝的軍政財權就要全部落到列強手中，國家的掌舵人也要換成金髮碧眼或者甲午剛剛獲勝的日本人了。

這也是為何列強一直中意光緒皇帝，以至於屢次強迫慈禧交還權力的原因。

一個輕佻依靠外國，一個愈發仇視國際社會，那時的中國人們，似乎就只有這兩個不是選項的選項。

話說回來，相對於在日本成功的明治維新，戊戌變法的失敗幾乎是歷史必然。

沒有軍隊支持——

清廷的維新派康有為等都是文人出身，他們既不懂軍事也不瞭解軍隊的重要性。保守派則在慈禧的安排下掌握大權。其中榮祿為直隸大臣，崇禮為步軍統領，懷塔布掌管圓明園官兵和鳥槍營，剛毅控制健銳營。整個京津地區都處在保守派的武力控制之下。一旦有變，光緒皇帝可以說一個士兵也調不動。

反觀日本，長州、土佐、薩摩等倒幕派屬於封建領主，不僅有自己的獨立軍隊，還有依靠外貿的良好財政。這點和我國長期的大一統中央集權不同。在天皇逼迫德川慶喜交出權力時，倒幕派可以及時響應“尊王討逆”，用他們的新式軍隊和精良武器擊敗傳統的德川大軍。也正是依靠軍隊作戰的勝利，天皇才得以掃除德川將軍，控制國家的權力。而出力很多的薩摩藩首領島津氏成了維新後身居高位的公爵，長州藩也得以長期把持日本政府，時至今日，出身長州的內閣總理大臣達9位之多，

（伏見鳥羽之戰，左側為德川軍，右側為使用新式火槍和戰術的倒幕軍）

皇帝無實權——

慈禧太后在戊戌變法之時，已經掌握清廷權力長達30多年。各部大臣政要都出自她的提拔，勢力盤根錯節。

在甲午戰爭中被日本擊敗之後，慈禧太后雖然保守，也痛感時局難以維持，開始了一些基礎的改良舉措。因此她閱讀了康有為送給光緒皇帝的《日本變政考》、《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李提摩太翻譯的《泰西新史攬要》等進步書籍，感到有必要實行改革。

可以說光緒皇帝的變法是在慈禧太后的默認許可之下實行，整個變法期間，慈禧太后也一直掌握著高級官員任免權，並緊密關注變法的進展成效，一旦不合己意，立即收回了權力。

滿朝文武都唯太后馬首是瞻，至於這位年輕的皇帝，便只能依靠他的“心腹”康有為。可他卻僅僅只召見過康有為一次，根本談不上控制政局。

日本的天皇當時雖然被德川幕府架空，但和地方實力派渴望權力的需要一拍即合，有了強力外援，奪取權力也就是眾人合力之事了。

政治能力有限，舉措乖謬——

不管怎樣，維新派還是開始了變法的嘗試。儘管他們表面依靠光緒皇帝。實際上仍舊是慈溪太后間接授予的權力。

在施政過程裡，康有為等人表現的政治能力令人堪憂。對於保守派，他天真的表示：“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似乎在他看來，殺掉幾個保守派大官就足以順利推行變法。這種簡單粗暴的手段把許多官吏推向對立面。

不僅如此，康有為提出設立12局，改變了原有政治架構。他企圖把當時的重要部門軍機處、總理衙門、六部、地方督撫衙門等部的權力一併架空，這招致了官員們群起反對。緊接著光緒和維新派大量免除舊有官員，也牽動慈禧太后的利益裙帶關係，引起眾多不滿。

既然在朝廷裡缺乏盟友，維新派就極力依靠外國。如前文所言，康有為希望引入和中國有切齒只恨的伊藤博文，又希望和英日美建立所謂“同盟”“合邦”。以當時的國際政局來看，不僅無法解決現有問題，反而正好“引狼入室”，讓列強有機可乘。

此舉讓民間譁然，不少人稱康有為是“崔胤、張邦昌”，“私通敵國，巧奪政權。”慈禧聽聞維新派要引入洋人勢力，立即放棄對變法的支持。

等到變法瀕臨失敗，維新派還想讓袁世凱“殺榮祿，兵圍頤和園，去此老朽。”可謂“不知己，不知彼”，如何能夠取得成效？

結語：

103天的變法很快失敗，但維新之路並沒有結束。

為了維持搖搖欲墜的統治，改變現狀是當時清廷上層開明之士的共識。連慈禧太后也繼續了淺表改革。但列強此時與清庭的矛盾愈加突出，他們不斷插手中國事務，希望扶植更聽話的代理人，讓慈禧和保守派們非常惱怒。

這時北方的中國，許許多多民間組織風起雲湧。義和拳，白蓮教，滿清這艘大船漸漸失控，無論如何，暴風雨即將再次來臨。

（康有為照片。根據時人回憶，他時常為了堅持己見誇大其詞，與梁啟超虛心學習完全不同）

（謝謝觀賞，圖片來自網絡，侵刪。更多文章筆者賬號下可見）

參考文獻《戊戌變法史事考》《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康有為傳》

文史小茶館

原因:

1.中日的兩國的中央集權程度不同

日本，步入文明時代非常晚，公元7世紀，中國隋唐時代，日本才通過大化改新，效法中華，才使自己走上中央集權的帝制道路。也就是說，日本的中央集權建立比中國秦始皇建立秦朝(公元前221年)，晚了將近1000年。而到了12世紀，日本天皇權力旁落到幕府將軍手中，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的倒幕運動。所以，日本天皇雖然名義上高高在上，是天下共主，但是日本的中央集權的進程卻受到了來自地方權力的嚴重阻礙。這樣一來，脆弱的中央權力的縫隙中容易使民間資本逐步壯大，進而日本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得以發展起來，這成為了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動力；中國，從秦朝建立到辛亥革命，中國的中央集權和皇權逐步完善並日益強化。中央集權和皇權的空前強大，成為中華帝國強大與衰敗的雙刃劍。從秦始皇、漢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到明太祖、康熙、雍正、乾隆……這些帝王們都在孜孜不倦地維護著中央集權和皇權的神聖地位。

強大的中央集權和皇權，曾在農業文明時代，使中華帝國走了很長一段時間的輝煌，但是近代以來，這些曾使中華強大的資本卻成為了我國發展的瓶頸。使得資本主義發展緩慢，以家庭為單位，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生產落後的小農經濟長期佔據主導地位，以資產階級、新貴族、先進知識分子為代表的新興力量非常弱小，不能夠和強大的中央權力抗衡，他們不足以推翻舊制度。

2.中日兩國的社會結構不同

日本和中國的社會結構，乍一看雷同，但其實卻有很大差別。日本和中國一樣，階層也分為士、農、工、商，但官職長期世襲，階級固化，階層與階層之間身份不能轉化，幕府的後代永遠是幕府，而賤民的後代永遠是賤民。日本有兩項沒有學習中國，一項是太監(這個不學也罷)，一項是科舉。科舉制度的作用就是社會的潤滑劑，只要努力，英雄不問出身底。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唐朝以後隨著世族的沒落，底層人民就更有機會做官了。所以，在日本，中下級武士、農民、手工業者、地主、資產階級都是被統治階級，對這個制度非常不滿，急需改變這個制度。而中國就不同了，封建統治階級建立的制度是有利於身份轉化的，舊秩序非常穩定，凡是實圖摧毀舊制度的改革或革命都異常艱難。

3.日本人具有憂患意識，服強凌弱。所以決定了日本渴望強者，善於謙虛學習強者！

日本國土狹小，資源稀少，人多地少，而且還多自然災害。這樣的環境，反而造就了日本人民的自卑感和憂患意識！渴望強大，羨慕強者。

在日本被美國打開過門的那一天，在今天的日本是要隆重紀念的，紀念美國將軍佩裡紀念這位使他們打開國門的“恩人”。日本人認為，是佩裡結束了他們的閉關鎖國，結束了他們的農業文明，促使日本發憤圖強。再比如，1871年，明治政府派出了一支使節團出訪歐美各國，使節團去了當時發達的歐美國家，看到了先進的工業文明，稱這次旅行“始驚、次醉、終狂”陶醉於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決心發奮向西方學習。

日本明治維新中，大刀闊斧學習西方，和之前古代學習中國一樣，對西方學習了個徹底；中國人在古代就沒有對手，做老大做慣了，驕傲的心態一直感覺自我良好，而且五千年的文化積澱，既給我們留下了燦爛輝煌的中華文明，也給我們留下了沉重的歷史包袱，使我們固執己見，藐視一切，因循守舊，盲目排外。

近代大清國在洋務運動時期，派出了一支訪問學習留學生，到了歐美，他們就指責洋人風俗開放，有傷風化、機器聲大，有傷風水，高樓大廈，有傷龍脈……，我們最多的是指責別人如何不如我們。日本的可貴之處，就是善於學習，善於屈服，敢於審時度勢，放低姿態，臥薪嚐膽，以待時機打敗強者。而大清帝國，盲目自大，鄙視一切西方文明。註定被世界所淘汰。

4.中國戊戌變法樹敵太多，沒有充分發動同盟者，政策措施大多脫離實際，缺乏科學性。

戊戌變法，政治上的懲治腐敗官吏，得罪了眾多官僚；文化上廢除科舉，又得罪了廣大知識分子和讀書人；軍事上廢除八旗子弟特權，得罪了旗人以及八旗士兵……戊戌變法僅僅依靠一個沒有實權的皇帝，沒有看清政治局勢，找錯了人，康梁不知道光廣人民和階層需要什麼，佔中國絕大多數的農民，根本不知道有戊戌變法的事情，沒有滿足人民的需求，沒有廣泛發動人民參與進來。戊戌變法改革的內容大多脫離實際。而日本在倒幕運動中，除了除掉了幕府以外，各地大名藩王、貴族保留名號，給予虛偽，並給予榮華富貴，他們成為了明治維新的支持者。

5.西方列強集中力量侵略中國，給了日本以強大的黃金時間。

日本國土狹小，而且多火山、地震、海嘯，山地多，平原少，農業落後，人口少，資源少。反之，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在西方眼裡，中國是大大有利可圖的肥肉，而日本是食之無肉棄之有味的雞肋！所以，西方列強集中力量侵略中國，給了日本一個很好的和平環境。

靈魂統帥979

我之前也說過了，我們現在對晚清的歷史考究，都走入了一個誤區，也就是將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等歷史事件當做了歷史主線來看，自然很多問題無法找到根本原因。

真實的情況是，在晚清時代，如果說太平天國可以算晚清歷史發展的一個主線的話，那麼太平天國消亡以後，崛起的漢臣與清朝的明爭暗鬥，才是此後晚清的真正歷史主線，這個主線貫穿了晚清的始終，也最後終結了清朝。而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歷史，只是這個主線以外的輔線，只是其中的插曲而已。

因而，太平天國以後，影響清朝歷史走向的幾大歷史事件，包括甲午事件、包括庚子事件，細看歷史就可以知道，其過程與結局都是實力漢臣與清朝明裡暗裡鬥爭的結果。而鬥爭的目的，一來是清朝要削弱漢臣的實力，二來是漢臣崛起以後對清廷發動的攻擊。而實力漢臣對清朝發動的攻擊，是清朝最終得以終結的根本。只是我們現在的歷史從來沒有將這個當做主線來研究。

而戊戌變法在這個過程中，既不是歷史主流，且主流尚在的情況下，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成功的。換一句話說，戊戌變法僅僅是清朝與實力漢臣對峙中穿插的一個插曲，這個插曲只能被兩方利用而已，遑論什麼成功？儘管戊戌變法的結局很慷慨激昂，但是他們無法左右歷史主流。

實力漢臣與清朝的鬥爭，從義和拳、東南互保、十五省易幟、袁世凱逼宮等歷史事件都可以清晰地看出來。因此甲午為什麼會失敗，戊戌變法為什麼會失敗，慈禧後來為什麼以皇室為主再次變法，就非常能夠理解了。因為這些事件本來就是從屬於實力漢臣與清廷鬥爭的結果，其結果只是其中的一個反映。

事實上，實力漢臣對終結晚清，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雖然他們並沒有一個統一的體系，並沒有一個完整的計劃，也沒有像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那樣有一個明確的口號，但是他們一直鬥爭在第一線，他們才是結束清朝的中堅力量。

我們的歷史考究應該還原基礎的歷史情況。

蘇綻

1、首先，這涉及兩種文明的類型差異。雖然明治之前的日本和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都是閉關鎖國狀態，但日本是海洋性文明，具有發散和樂於開拓的特點。因此，日本在1853年“黑船開國”之前已經有了相當強大的商人群體，工商業力量的壯大是倒逼封閉專制國家走向近代的重要推手。中國則不然，中國的文明類型屬於封閉的大陸農耕文明，民眾安土重遷，商人排在士農工商四民之末。其實晚明中國一度曾出現了發達的工商業，並由此誕生了市民社會和市民意識地萌芽，但是在明清易代後，“乾坤倒轉”，中國眼看著似乎可以邁過的中世紀的那扇門，又徹底關閉了，滿清空前強化專制統治，近代工商業的種子再沒有生長的土壤。

2、其次，與工商業力量發展相適應的，發軔於明代中後期的陽明心學思想，其社會作用大體類似英國新教，吸收了禪宗入世和務實的思想，具備了相當程度的近代工商業倫理。陽明心學在中國明清易代中消失無蹤，但卻被明遺民朱舜水等人帶往了日本。在日本經歷百餘年的鬥爭後，伴隨著工商業力量的壯大，終於戰勝朱子學成為日本的官學。日本士人由此萌發了“一手持論語，一手拿算盤”這樣的說法，這成為明治維新的思想基礎。

3、具體到明治維新和戊戌變法的過程。明治維新在日本具備廣泛的社會基礎，是新舊勢力的總對決，幾乎所有社會階層都被捲入。皇室公卿貴族、下層武士階層、舊幕府藩主、商人……在社會形成廣泛共識的基礎上，最後訴諸於戰爭以徹底解決。而戊戌變法從頭到尾是康、梁等六君子寄希望於並無實權的光緒皇帝，其中六君子或革命或改良主張不一，之後譚嗣同等激進者更謀劃圍園殺後，企圖以政變方式解決問題，但改革方並不掌握任何正規軍，僅依賴於會黨、土匪等民間反清秘密武裝，其失敗是必然的。

毛劍傑

因為明治維新是根據日本國情的一次對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全面改造，統治階級大部分收益，自然能完成改革。

明治維新所建立的君主立憲是在於打破將軍幕府的專權，把權力分給天皇和各大名，何樂而不為。一方面通過大政奉還，天皇不僅穩固了道統地位，還獲取了千年以來失去的最高權力。另一方面天皇使用權力又依賴改造後的各個前藩，特別是原有大名逐步轉變成政府軍隊財團等諸多勢力，獲利豐厚。整個國家的組織體系被充分調動起來，快速進行轉型。

而戊戌變法是一個先天不足的改革，沒有對中國的經濟基礎也就是小農經濟做出改革，只是幻想通過上層建築改造來換取國家發展幾乎不可能。

特別是戊戌變法沒有建立在中國國情之上，片面突出立憲和議會，打破旗人特權，與其說是分權，實際上帶有維新派奪權之實。本質上更像是一場換皮遊戲，其實還是政治鬥爭。

結果就是統治階級不僅沒有得利，還受到損害。地主階級不痛不癢，自然不關心改革。朝廷內部的守舊派被改革受到了巨大損失，軍權還不在光緒手上。結果就是維新派失敗，國家組織體系不僅沒有重新組織起來，反而更加混亂，中央權威進一步下降，為東南互保埋下伏筆。

臥家人

謝 @頭條家的史先生 邀請同樣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一個成功一個失敗最大的原因在於變法的領導力量是否是實權派並擁有足夠的武裝力量。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俗語是有一定道理的。

1、兩國變法的的領導階層實力不同，一幫秀才VS長州藩與薩摩藩

戊戌變法主要人物，光緒帝、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雖然在光緒的提拔下也有些實權。但是慈禧再給光緒親征後，立馬搞出一個訓政。

"必須永照現在規制，一切事件，先請懿旨，再於皇帝前奏聞"

光緒帝親政時所面對的幾乎盡是慈禧聽政與訓政時期的重臣。親政後的光緒帝必須將朝中大事向她"稟白而後行"。

戊戌變法的維新派的最大錯誤就是完全依仗就是一個沒有實權皇帝。而傾向（只是傾向）變法的實力派張之洞遠在湖北。慈禧方面，榮祿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統帥防衛北京的北洋三軍，政、軍大權在握。袁世凱訓練新兵也是榮祿舉薦。

日本明治維新之前在問答中回答【日本明治維新的領軍人物是誰】時，曾提到明治維新的前三傑與後三傑。

前三傑：吉田松陰、坂本龍馬、高杉晉作；後三傑：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西鄉隆盛

吉田松陰奠定了明治維新的理論與精神領導；高杉晉作是長州藩倒幕派領袖，創建日本第一支的新式軍隊；大久保利通，薩摩藩出身號稱東洋的俾斯麥，鐵血無情；西鄉隆盛大久保好友，西鄉作為統帥掌兵，大久保掌民。

無論是長州藩還是薩摩藩都是幕末時代日本的強藩。可見日本明治維新的主要領導力量擁有極強的實力。長州的陸軍，薩摩的海軍，推動明治維新的日本領導階層擁有強大的武力、財力、人才以及理論支持。保證了倒幕與推動明治維新有源源不斷的支持力量。

（日本維新時期的大佬，伊藤博文這個時候還是個小弟）

2、中央集權的強度決定了自上而下推動改革是否能夠成功

日本與清朝不同在於，日本並不是中央集權的國家，幕府統治下各地大名依然不是爆發衝突，實際上類似於諸侯並立。擁有一定的自主性就意味著受到的控制力度弱，所以長州藩與薩摩藩才會掀起倒幕運動，而且打著“大政奉還”的正義名義，天皇名正言順的拿回最高統治權，幕府從名義上反倒成為非法存在。

木戶孝允與大久保先後推行藩治職令、奉還版籍、廢藩置縣後，明治政府開始實現軍隊國家化、人才國家化等。

戊辰戰爭後幕府體制解體，西南戰爭解決了地方擁兵自重的問題，有利保證了中央高度集權與權威。

清朝此時雖然也是中央集權，但並不是集中在維新派手中。地方做大，對於中央保持觀望狀態。而且維新派在觸犯大多數既得利益者的情況下妄圖用行政命令就實現改革，有些理想化。

一群強有力的領導聯合大多數人推動改革總比一小部分人去推動大部分人改革容易成功

3、沉重的思想包袱VS不要臉

說“不要臉”是開玩笑的，但是日本的確沒有那麼沉重的思想包袱，誰強大學習誰，當19世紀西方崛起時，立馬全面轉向西方。這種善於學習的態度也是因為日本沒有根基，思想與文化包袱比較小。

這方面對於中原王朝來說就無需多說，魏源的《海國圖志》在鴉片戰爭後就出現了，結果被封殺，在日本成為明治維新的啟蒙書籍。

1849年更進步的《瀛寰志略》出版，結果在士大夫的謾罵下停止刊印，傳到日本，日本學者將此書譽為“通知世界指南針”

4、保中不保大清VS單一民族

日本的民族構成比較簡單，所以推行改革不會遇到民族矛盾的問題，但是清朝卻是一個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統治著絕大數漢族的政權，這也就意味著這個政權從誕生之初就極度敏感。

所以此前的洋務運動主要圍繞著軍工等領域，而政治領域始終是頑石一塊，當戊戌變法的一些主張犯了滿清統治的大忌時，被保守派抨擊變法維新是“保中國不保大清”。

妖鬼雜談錄

這就要了解一下兩國當時的國情。

當時的大清是帝國，帝國的本質是什麼呢？是愛新覺羅藉助官僚階層收割大清殖民財富的工具。大清的後期屬於地主階級與愛新覺羅共同擁有大清，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在大清的後期，由於土地兼併嚴重，大清的土地大多掌握在地主手中，大清的收入主要是靠地租。地主階級就是大清財政收入的最大來源。

那麼大清的地主階級又是什麼東東呢？

大清建立時立下軍功所封土地的貴族，大清歷次對外戰爭獲得軍功所封土地的貴族，大清歷代官員在為官時或獲財富購買土地所形成的大地主，地方鄉紳，官僚，豪強，兼併土地所形成的地主，這些地主在供給大清賦稅的同時，他們依附與大清的帝制而存在。

他們依靠大清的帝制獲得土地，他們依靠大清的現行制度獲得對農民的殘酷剝削，他們與大清是利益共同體，是大清帝制的國家基石與既得利益者。

變法的本質是什麼？

改變國家權力與利益的分配格局，從以前的愛新覺羅掌權，地主階級分錢，變成資產階級掌權，資產階級分錢。

愛新覺羅為什麼會同意變法？

當時搞的是君主立憲制，一聽君主立憲就說，君主是虛的，沒有實權。誰告訴你君主立憲的君主是虛君了，他依然是皇帝，只不過行使權力受到限制而已。

當時中國的危機空前嚴重，內部土地兼併嚴重，民變頻生，外部列強虎視眈眈，正考慮要不要把中國變成印度。愛新覺羅心裡很明白，再補改變，大清撐不了幾天了，所以連慈禧都同意變法了。

好像變法對大家都好，但是有一個龐大的勢力我們沒有提，就是當時中國的地主階級，只有他被賣了。由於中國傳統的重農抑商的觀念，這些地主跟商人沒有任何聯繫，他們不可能像英國與日本一樣從地主轉為商人，搖身一變，成為資產階級，如果變法實行他們註定在權力與利益上要被邊緣化。

在絕對君主專制中，不是隻有皇帝說的算嗎？地主階級又沒有什麼權力。

對他們是沒有權力，但是他們有錢，有龐大的財力，可以像曾國藩那樣組建地方團練，集合成龐大的軍隊，把維新派與支持維新派的人全部幹掉。

中國的資產階級不是也有錢嗎？組建軍隊跟地主幹呀！他們的力量太弱小，他們的錢跟地主相比簡直就是九牛一毛。

慈禧意識到危險了，開始鎮壓維新派。

我們再說日本。

日本是封建制國家，真正掌握國家實權的是大名，他們向將軍效忠，向將軍納貢，但是在自己的轄區內，擁有一個國王一樣的實際權力，內政，外交，軍事，財政，這些大名雖然向將軍效忠，但是因為種種原因，彼此之間征戰不已，將軍為了防止大名鐵板一塊，也縱容大名之間的爭鬥。

這些大名為了在爭鬥中取勝，急需錢擴大軍隊，購買西洋火器，所以在大名的轄區內，管你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只要能給大名交更多的錢，大名統統歡迎。大名從本質上更喜歡資產階級，因為他們能交出更多的錢。

所以日本的明治維新得到了日本實權派人物大名們的支持，聽說那麼搞，會讓我們看著更牛一些。

日本明治維新的真正的推手是日本的中下級武士。

日本武士是個什麼東東？

大名的高級僱傭兵，軍官，特種部隊等等吧，練就一身武藝，接受大名的高價僱傭，幫大名打仗的這些人。

由於火槍的普及，這些中下級武士日漸沒落，找不到工作，連吃飯都成問題，他們為了餬口，就紛紛與當時社會地位比較低，但比較有錢的商人，資產階級的女兒結婚，混口飯吃，這些商人也依靠武士的身份與地位庇護自己。

於是日本的資產階級與統治階級的下層武士就這麼奇特的結合了起來。

在與資產階級的共同生活中，這些武士接觸到了與他們有聯繫的荷蘭商人，通過他們瞭解到了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認為西方的資本主義那一套確實好，他們就起了學習西方的念頭，這叫“蘭學”

後來在這些武士的影響下，那些雄心勃勃的大名也加入到了明治維新之中，當時主張維新變法的大名佔據多數派，所以倒幕派輕取幕府，建立起了高度集權的維新政府

關鍵字: 談不成 歷史 明治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