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稱為抗倭最大功臣的胡宗憲主持東南沿海的抗倭運動之前，還有兩名也取得了不少成績的抗倭名臣，不過不幸的是，兩位抗倭名臣都沒有好結局。
第一位便是朱紈，1550年於皇帝下詔停職檢查後憤而自殺。
另一位是張經，於1555年被胡宗憲和嚴嵩黨人趙文華一起送上了刑場。
如果說張經之死純粹是出於胡宗憲為覬覦很久的總督寶座而夥同嚴嵩黨人趙文華髮起的官場爭鬥，那麼，朱紈之死則更值得引起深思。
從整個抗倭的歷史來看，這場抗倭運動更像是明王朝禁海政策和沿海華人商業發展之間的尖銳矛盾無法調和之後的爆發。一方是以皇帝為代表的穩固江山為目的的朝廷利益，而另一方則是商品經濟驅動下的中底層人群的生存和經濟利益，當皇帝強行無視當地居民的切身利益而切斷一切海上貿易之後，歷史性的悲劇就“如願”產生了。
朱紈作為一心為帝王謀的典型儒家臣子，從踏上浙江的土地時，就註定了他自己的悲劇，而原本以交易為原則的海商們，也選擇了另一條道路。
朱紈字子純，長洲（江蘇吳縣）人，出身清貧，據說出生在牢獄之中，正德十六年即1521年，在他二十七歲時登進士，然後官場順利，到嘉靖二十七年，朱紈提督浙閩海防軍務，巡撫浙江防倭，成為第一個主持抗倭的大臣。
朱紈所走的人生是典型的傳統士大夫線路，官場順利，能力超群。《明史》評價：“紈清強峭直，勇於任事”，一帆風順的人生軌跡造就了他自信，也造成了他的自負，文韜武略的超群能力讓他把自己的自信和自負發揮到極致。
在防倭事務中，他雷厲風行，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然而，可以預見的是，無視地方實際情況甚至是底層人群生存底線的禁海政策效果越好，反彈也會越大。
最後，這個一心為皇帝辦事的能臣卻在經營的風生水起的防倭大業高潮中憤而自盡。1550年，朱紈憤而自殺，死前說：“吾貧且病，又負氣，不任對簿。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吾死，自決之，不須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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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當時的東南沿海的各種情況，朱紈任職後不久就摸得差不多了。他在後面給皇帝的奏摺中提出了四種“盜”就清楚地說明了海禁後面錯綜複雜的關係。
朱紈說：“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
雖然是抗倭，但其實日本浪人並不多，還有一些葡萄牙（即佛郞機）殖民下的南洋各國的商隊，而更多的是閩浙沿海靠海外貿易求生的中國人。在明朝立朝以來就施行嚴酷海禁政策的情況下，仍然有如此多的沿海居民進行海上貿易，說明海上貿易不僅牽涉到地方豪門重紳的利益，更是當地居民重要的求生之路，單純的一禁了之，則無異於把更多失去生路的人逼上梁山。
《明史》言，朱紈禁海後，“閩人資衣食於海，驟失重利，雖士大夫家亦不便也。”嚴酷的禁海政策導致當地民眾的反對是可以預見的。
這裡的士大夫，朱紈自己就點出了一位。他在自己的文章《甓餘雜集》中點名批評當地理學名家林希元，“不惜名檢，招亡納叛，廣佈爪牙，武斷鄉曲，把持官府。下海通番之人，借其貲本、藉其人船，動稱某府出入無忌，船貨回還，先除原借，本利相對，其餘贓物平分”。
如果放到現在，”借其貲本、藉其人船”、“先除原借，本利相對”這種做生意的方法合理公平，也是最常慣用的。而在當時，從宋元以來數百年的海上貿易已經讓這種方法雖然在東南沿海變得成熟，但在重農抑商的整個帝國法度裡，卻仍然不能容忍這種事情。於是，在林希元看來理所當然的事，到了朱紈眼中，就成為“不惜名檢，招亡納叛”的行為。
因此，朱紈採取的海禁政策就此轟轟烈烈展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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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紈作為一代名臣，也深諳權力的來源在於皇帝那裡。當他明白自己面對的不只是單純的海上流寇，而是錯綜複雜的海外及地方利益的時候，他首先是向皇帝要權力。
他要求劃一事權，還有在一些事情上有獨斷專行的權力，同時，他要求統掌兵權，並明確各職位各層級的權力責任。皇帝的支持讓他大權獨掌，幫他掃清了來自內部的阻力。
接下來，他開始真正禁海，一是革渡船，二是嚴保甲，招招都是直接鎖喉的必殺技。船無疑是海上生涯的生命線，一切海上作息、交通往來都得依靠船。大明王朝一開始就嚴格施行民間“片板不得入海”的海禁政策。俗話講，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這樣的政策實在難以嚴格實施。
但朱紈又認真了一次，不僅民間超限的民船全部由官府統一管制調用，同時，其他船隻，嚴禁假借鄉官名目出入。
另外，朱紈開始管人，強化了保甲制度，“每十家一紙，即成一甲……每紙各要甲頭甲尾聯絡明白，”對相關違反制度的，“違者連罪。”保甲制度編制嚴密，處罰嚴酷，輕則發往邊衛充軍，重則處死，並且鄰里連坐。
對鄉民如此，對官吏也是嚴酷對待。浯嶼把總指揮丁桐，因私受賄賂，放任貨物入港，被判定發邊衛，永遠充軍，子孫不許承襲。
如此嚴酷的保甲制度，真正中斷了當地沿海居民的海上生路，導致民間謠言四起，人心惶惶。再加上朱紈在幾次軍事行為中，對抓捕到的人毫無差別的殺戮，更加深了當地人的恐懼，不僅把原來只是進行通商貿易的海上商隊推到武裝劫掠的地步，也把當地與海上貿易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士紳階層推到了對抗的對面。
朱紈雖然是一個文臣，但卻長期擔任過武職，在任職浙江之前，朱紈曾參與四川平叛，並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也許是戰場上見的死人多了，朱紈對人頭並不敬畏，相反的，他認為，重典之下才有真正的威懾力。
他從一開始就從皇帝那裡要來的”便宜從事“的權力，成為他斬殺俘虜、草菅人事的尚方寶劍。1548年，也就是朱紈上任浙江的第二年，他就和他的軍事搭檔福建都指揮史盧鏜攻破當時最有名的海上走私貿易港口寧波雙嶼港，並一把火燒盡了島上所有建築，用木石填塞港口，昔日繁華的海港最終成為不毛之地。
而在福建的貿易港走馬溪戰役中，朱紈犯下了一個讓對手心驚膽寒卻也是自己失誤把柄的錯誤，他將擒獲的頭目李光頭等96人，無差別地在演武場就地斬首，引起漳州民心大譁，地方士紳更是痛下決心，對朱紈開始進行徹底的”絕地“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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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朱紈的反擊從朱紈一開始實施“海禁新政”時就有，只不過，前期只是一種自發的行為。1548年4月，雙嶼港被攻破後，朱紈殺了一個叫張珠的人，這個張珠是署事府推官張德熹的叔叔，而張德熹剛好又是御史周亮的老鄉兼朋友。於是，周亮開始上書指責朱紈“大為民擾”。
在朱紈鐵腕執行革渡船、嚴保甲制度後，民間的謠傳就不斷，這些謠傳通過各種形式傳達至京城，也給朱紈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先是有傳言說泉州將有軍隊來，將整州搬遷，然後又說漳州很多人迫於生計，整家外逃，死了很多人。朱紈不得不遍發告示，澄清謠言。
雖然鐵腕政策下，但在民間，公然違反禁令的仍然有其人在，這其中有底層通番民眾，有慣常“海賊”，也有朝中官史。這些反抗或者反擊雖然都帶著自發的性質，實屬一種自然反映，但足以說明當時海禁之難，完全脫離東南沿海的實際。
但朱紈不是大禹，仍然不明白疏導的道理，而仍然藉著皇帝賜予的生殺大權進行全力防堵。
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無疑是走馬溪戰役，是役後，官兵抓獲了大量走私犯，引起漳泉一帶民眾譁然，人人自危。而朱紈將抓獲的96人悉數斬首，也將自己置身於自己舉起的屠刀之下。
在技術上，朱紈又因為自己的自信犯下了一個錯誤，他和盧鏜一起，向朝廷謊報”生擒佛郞機國王三名“以誇耀軍功，無視盧鏜等人私吞財物，給他的敵人留了一個缺口。
御史陳九德藉此彈劾他”擅專刑戮“，朝中閩浙人士於是合力排朱，以前自發的反擊力量終於聯合起來。另外，多數人認為朝中支持朱紈的大學士夏言在與嚴嵩的權鬥中被殺，致使他朝中沒有了靠山。但是，這種技術性的錯誤讓皇帝也無法彌補。皇帝派出的調查專員給事中杜汝楨的調查結果表明，朱紈的擅殺確有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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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下達的決定是朱紈停職檢查，但朱紈的自負讓他主動選擇了這樣的結果，在他眼裡，作為一個為大明王朝盡忠盡職的臣子，無法承擔來自皇帝的不信任，他也無法面對他一直視為敵人的閩浙勢力投向他的目光。
他至死仍然沒有明白，沿海那胼手胝足在海上以命博得生存的人是多麼需要一種在大明帝國裡面並不認可的生活方式，而且，這種生活方式馬上即改變了整個世界。朱紈在皇帝的授命下，無情地扼殺了這種生活方式的同時，也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包括聲名狼藉的“倭寇”，
在利益的驅動下，他們從通商改向劫掠，真正禍害大明半壁江山的倭亂終於如約而至。嘉靖倭亂前期東南沿海蓬勃的海上貿易，不得不說是現代商業文明在爆發前的一絲曙光，後來被梟首的“海賊王”王直在短短几年間，便富可敵國，可見當時海上貿易之盛，利潤之豐。但這種文明的曙光在鐵壁森嚴的帝國體制前仍不得而進，又恰巧出了一個“清強峭直”的朱紈。也許，從中國歷史發展的角度看，貪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恰恰是剛正不阿的 “清官”。
在這場事件中，沒有一方是勝利者，朱紈只留了一個清名在人間，大明王朝和閩浙居民在隨後到來的倭亂中，深受其害。當船舶上的貨物無法扣開帝國的鐵門後，船舶上的槍炮開始說話。這一情景，在三百多年後，再一次在東南沿海上重演。可見，歷史可以延緩進程，但終究是逃不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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