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Michael Stein 教授是在2010年年底。當時剛從美國大使館獲知我已被富布萊特項目錄取，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尋找能接受我的學校。恰逢Stein教授到武大法學院訪問並演講，演講的題目是我特別陌生的《殘疾人權利公約》。會後吃飯，趕緊上前介紹自己，希望他能出面告訴Alford教授，我非常希望能到哈佛訪學。語聲極輕柔的Stein教授端坐在輪椅上，用我剛能耳聞的聲音說，別擔心，你可以去哈佛。
讓他們自己處理自己的事情本身就是一種尊重與信任，同時國家和社會給他們提供了足夠的保障，讓他們可以充分地“享受”這樣的生活。
其間目睹他自己坐上普通小轎車，也目睹事先訂好的酒店沒有直達電梯、甚至暗暗地觀察到整個活動過程中他吃得極少、喝水也極少，心下揣測大概是上衛生間不方便吧。
其實，到美國次數不少，也能看到到處都存在的對殘障人友好的設施，除了在心裡暗暗地感嘆，何時我們的殘障人也可以這樣四處活動，起初也沒有更深刻的認識。直到到了哈佛，開始上Stein教授的“
殘障人權利”課程，我才明白了更多。是的，一個殘障人能夠成為哈佛的教授，這充分說明了Stein教授的實力，也許，還有哈佛的包容性？
上課的教授坐著輪椅，下面聽課的人還有三個坐輪椅的，其中還有一個來自中國。課堂上最讓我感嘆的是一個膚色偏黑的女孩，長得很漂亮，身材也不錯，第一次上課自我介紹的時候就覺得她發聲的方式好像跟一般人不一樣，仔細一看，她的旁邊還臥著一隻導盲犬，原來這是個盲人學生。只是課堂裡總是有兩個老太太，呆在最後一排，輪流拿著一隻口罩樣的東西唸唸有詞，這有點讓人覺得奇怪。
某天下午上課的時候終於明白了原委：盲人學生來跟中國殘障學生講話，拿“口罩”的女士也跟隨而來。原來，這個“口罩”是跟盲人女孩的助聽器相連的，盲人女孩其實是盲聾女孩，隨行的女士說，儘管她的助聽器已經很不錯了，但是周圍環境實在是太嘈雜了，為了保證她能聽清課程，她們的任務就是對著這個“口罩”複述老師和課堂上其他人的講話，以便她能聽清。接下來盲聾女孩拿出來的設備更讓我這個土老帽大吃一驚：她拿出一個電腦鍵盤給了她想對話的中國同學，同時把她自己的手放在另一個鍵盤的底部，中國同學想跟她說的話直接就轉換成了她那個鍵盤上的盲文！當然，後來我知道了，她的那個鍵盤，叫點顯器。
原先總以為，斯蒂芬·霍金之所以有那麼先進的設備是因為他是霍金。見到盲聾女孩後，我有點明白了……
第二天聽一個身高估計只有1米的殘障律師介紹他如何與超級碗公司合作，幫助他們建造對殘障人友好的體育設施。再次看到了盲聾女孩，還發現對“口罩”說話的人也換了。昨天沒解決的問題浮上了心頭，她帶著這麼多人上課，誰付錢呢？問了Stein教授，教授的表情讓我有點慚愧：這是哈佛大學必須給她提供的條件，為她重複的人是專業人士，他們的工資由哈佛大學提供；美國全國既有大學殘障學生聯合會，也有法學院殘障學生聯合會，就是負責處理這類問題的，這是大學的義務，也是應當給學生提供的服務。
我徹底傻眼了。回想10多年前，本人代表學校到家鄉招生宣傳，當地最好的中學老師推薦了一個患過小兒麻痺症的學生，不用說，成績優異，也基本符合體檢標準，我給他發了推薦表。後來事情的發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到正式招生的時候，負責招生的老師以學生有“殘疾”為由，把這個考生退了回去。我也因此以不瞭解招生政策從此被排除在招錄工作之外——可以參加宣傳，不可以參與最後的招生。我不知道那個孩子後來去了哪裡，但是我知道我或者他都無法跟這種堅固的現實抗衡。
再想想我在哈佛看到的殘障學生，有一個學生走路的時候東倒西歪，坐下以後要費很大的勁才能從書包裡拿出紙筆，周圍的人視若無睹，從來沒看到任何人忙不迭地獻愛心；有坐輪椅的學生，頂多就是幫他們開門之類的。這要是放在我們國家，那簡直是天大的罪過。但事實上，不是大家冷血，而是這就是殘障學生的生活方式。讓他們自己處理自己的事情本身就是一種尊重與信任，同時國家和社會給他們提供了足夠的保障，讓他們可以充分地“享受”這樣的生活。身為殘障人，不需要“身殘志堅”、“自強不息”，亦不需要成天接受來自各界的關愛與施捨，他們只需要做一個“人”就好了！所謂殘障人的權利保障，也就是讓整個社會認可、協助他們去獲取生之為“人”的權利。而非是以關愛之名，行歧視之實，剝奪了他們的尊嚴。因為他們需要的，恰恰只是尊嚴。
轉自 殘障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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