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英（1871－1949），字勺圃、一字少溥，譜名啟讓、別署雲龍山民、榆莊老農，晚號東涯老人、老勺、勺叟。室名遠山樓，小來禽館。徐州銅山縣人，中國近代著名書法家、收藏家、碑帖鑑定大家、詩人、學者。
張伯英
天命在學不在政
張家是徐州望族，祖籍浙江紹興。明嘉靖年間，張伯英十二世祖張棋過江渡淮，以徐州銅山縣風水上好，遂家焉，自後子孫繁衍，遂成望族。張氏詩書繼世，斯文一脈相承。張伯英的父親張仁廣(字溥原)，納貲為通判，居河南達30年，善詞章，尤喜書法，手不釋管。
清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四日，張伯英出生於江蘇徐州銅山縣三堡鎮榆莊村，兄弟四人，分別是張伯英、張仲警、張叔庚、張季遵。因祖、父親宦遊在外，由母親陳夫人持家，其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自奉儉約，法肅辭嚴，以全力支持諸子入學，日日督促，耳提面命。
張伯英與其叔張從仁(字雲生)年齡相若，幼年時一同就讀於蕭縣李輔中家之私塾，受業于徐忠清先生，與其子徐樹錚(字又錚，民國大將，1919年以兩個團的兵力收復外蒙古)為同窗好友，並得塾師張永傳教導。
張伯英生有異稟，幼承庭訓，讀書成癮，寫字有癖，十歲時，臨寫顏魯公《勤禮碑》已初具氣象，深得長輩嘉許，弱冠時詩文、書法便已嶄露頭角。張伯英還曾受教於精擅書畫的外叔祖陳遜齊，因而於丹青金石領域打下堅實基礎。
光緒十三年（1887年），丙戌科探花、翰林院編修、金壇人馮煦應徐州知府桂履真(字中行)之聘，出任徐州雲龍書院山長。伯英時年17歲，遂為馮煦入室弟子，頗得激賞，被譽為後起之秀。
1902年清廷補行“庚子辛丑恩科”考試，張伯英與張雲生赴金陵應試，叔侄同科中舉，傳為佳話。是年，張氏叔侄為維持家計，開館授徒，桂中行知府召伯英來彭城，假館舍(徐州府學)，常於槐下讀書。張伯英後亦曾再學於江南水師學堂。
1911年，張伯英設館於南京下關鐵路局，與徐樹錚同寓。張伯英曾南遊廣州，後復返南京，設館數年。
張伯英書法
1914年，段祺瑞任陸軍部長，徐樹錚為陸軍部次長，遂聘張伯英為秘書。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後，段祺瑞為北洋政府臨時執政，張伯英又受徐樹錚推薦就任段祺瑞執政府秘書廳副秘書長。1925年，徐樹錚遇刺身亡。徐世昌、張謇等人都為徐樹錚送過輓聯，主題大都是為國惜才，唯張伯英送的輓聯直陳徐的巨大弱點，“孔文舉（孔融）早慧非祥”。
公務之餘，張伯英兼任徐樹錚所辦北平正志學校教習，教授國學及書法。
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張伯英目睹官場的腐敗黑暗，毅然引退，從此再不涉足政壇，開始了鬻字治印的書畫金石生涯。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平津陷落，敵偽要人王克敏屢邀張伯英就任偽職，先生皆堅拒之。日本人又曾打算以2萬銀元（一說為10萬銀元）購買先生所收藏的王羲之《十七帖》，張伯英視若糞土，堅決拒絕。張伯英還屢次致書當時任徐州偽市長的叔父張雲生，勸他莫做偽事。
1949年，張伯英在貧病中逝於北京，葬於北京香山。
從窮孩子到汽車大亨
張伯英一生酷愛書法，早年從顏體入手，再學魏碑，卓然成家，世稱彭城書體。
張伯英書法
張伯英以行楷最有成就，亦擅篆隸。他的書法不泥於古、不媚於今，富於創新精神。其楷書結構緊斂而不拘謹，字體規整端莊、方圓兼備，既寬博雄放又緊湊嚴密，內多勁力。行楷樸實秀逸，古拙自然。張伯英極擅書寫碑誌，數百字大楷不用劃線，從頭到尾一氣呵成，而分行布白、範圍大小莫不恰到好處。
關於其書法造詣，啟功先生曾有中的之評曰：“點畫沉著，使轉雄強，楹聯大字，如在便箋之上，殊不見有意用力處。始警勺翁於書藝之功，如熔銅鑄鼎，只在指腕之間，而莫知其力如何運化至於斯境矣。”
當年張伯英每日臨寫龍門造像之精品，書寫若干則札為一束，放置床下。家人建議出售，伯英堅稱不可。後來北邙魏志出土愈多，精美又過於龍門，伯英又終日摹寫。因其書碑之名遠播，求寫墓誌者絡繹不絕，市場上多有伯英所書墓誌拓本。啟功於廠肆得見，初以為乃新出土之物，見得款字，方知乃伯英所書，大為欽服， 不禁贊之曰：“可見北朝書家的八法之妙，已融於先生指間矣。”並拜其門下，得其真傳，亦成一代大家。（張伯英與啟功的故事，詳見本期另一篇文章）
張伯英所題匾額
清末民初之際，張伯英與趙聲伯並稱南北二家，又與書法大家王書衡、傅增湘、華世奎、鄭孝胥齊名。蕭一山所著《清代通史》就是孫中山、蔡元培和張伯英題署書名的。至今，琉璃廠西大街“觀復齋”、東大街“墨緣閣”的牌匾，皆為張伯英所書，依然高懸門前。天津鉅商常子萱將張伯英所書《永寶齋》大匾攜往臺灣，至今仍存。
老夫於古緣猶未為淺也
因為書法，所以碑帖。張伯英是民國期間舉足輕重的碑帖收藏家，其收藏來源廣，經手數量多、珍品多，且善於將所經手碑帖予以著錄。他一生以“老夫於古緣猶未為淺也”自況，對碑帖的寶愛和收藏從幼年開始至老未變。
張伯英之所以自小就對碑帖產生興趣，與其家風有關。張伯英父輩即喜歡碑帖，並時常收購有珍貴的版本。張伯英在《帖平·平遠山房法帖》記述：“予十二歲（當為一八八二年），先君歸自汴（河南開封），行笈中冊頁一開是潘曾瑩、張之萬題松雪（趙孟頫）汲黯傳者，不知何以散出。張跋有“吾鄉李氏平遠山房石刻”云云。”
《蕭憺碑·蕭秀碑陰》是張伯英十八歲時的收藏，乃是以五銀餅購於碑鋪當中：“光緒己丑（一八八九），先府君攜予同族兄維周、族侄慈陰應江寧省試。試竣，偕兄、侄遊狀元境，於碑鋪中見此，愛不忍釋，需銀五餅，與兄、侄各假其一乃收之。先府君笑曰：“汝嗜此無用物，乃累及同遊乎？”往事如在目前，予今已六十（己丑年十九，是冬娶婦）。”
在擔任公職期間，張伯英留意蒐集大量碑帖善本，為以後的碑帖考證和研究積累了實物基礎。此時，為了挽救善本不至流失，他不惜重金，竭盡全力蒐羅大量珍貴碑刻拓本。如後來捐獻中國歷史博物館（今國家博物館）保存的《牛耕圖》和《紡織圖》，是現存極為稀少的能夠反映漢代男耕女織農業社會的實物圖像資料。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紡織畫像石”（資料圖）
牛耕圖拓片（資料圖）
慧眼能識書聖二帖
清末民初，世值動亂，國之寶物流於民間、廠肆甚多，張伯英則極力購藏保護之。最為世人所稱道的是張伯英先生當年購藏王羲之的《此事帖》和《十七帖》。
釋文：昨□有此事。以與卿共事，每念不以法。然欲不可長。
摹本，紙本。3行，20字。王羲之，草書。銅山張伯英藏。
《此事帖》三行二十字，曾刻入《鬱岡齋帖》和《經訓堂帖》等，鈐有金章宗“明昌御覽”等數印及黃庭堅、黃伯思諸家的觀款，明吳寬題跋：“右軍此帖所存僅二十字，亦蓋嘗入金源御府，章宗數印猶燦然楮墨間，籤題亦其手筆，信可寶也。”明陳繹也說：“右軍《此事帖》三行，筆如游龍，所謂筆書也。”
書聖王羲之的書法， 自唐之後，片紙隻字無存，我們也只有從唐人的摹刻勾填中去領略他書法的風采了，這件《此事帖》是唐代的摹本，舒展大方，行筆流便，雍容酣暢，欹側蕭散，真瑰寶也。
《十七帖》更是寶中之寶。王羲之書法的代表作，歷來推《蘭亭序》《集字聖教序》和《十七帖》。《十七帖》集王羲之尺牘二十九種，多為致蜀地益州刺史周撫者，源遠且正，為王書中最為可信者，其書法精絕，歷來奉為草書圭臬，是各代習寫草書的範本。唐代的張彥遠、宋代的黃伯思都把《十七帖》稱之為“逸少書中之龍”。
釋文：十七日先書郗司馬未去 即日得足下書為慰先書以 具示覆數字 吾前東粗足作佳觀吾 為逸民之懷久矣足下何以 等（方）復及此似夢中語耶（資料圖）
《十七帖》歷來刻本甚多，不下百種，張伯英所得原藏內府，民國六年(1917年)流出，張伯英慧眼識寶，購之於北京隆福寺書肆。此帖末載跋語“付直弘文館，臣解無畏勒充館本，臣褚遂良校無失”二十字，跋語上方大書一個“敕”字，此乃唐太宗從王書尺牘選取優者，宸筆助學，頒佈天下而寫的，由此更可知《十七帖》之珍。
啟功先生感慨地說：“如此棗本初拓，不遇勺翁真鑑，山陰面目，遂歸湮沒，如此勝緣寧不當大書特書哉。”張伯英的父親張仁廣也頗具鑑賞力，他到北京見到此帖後，大為賞愛，日夕展玩，遂作讚語，亦深有見地。
張伯英在得到《十七帖》後的七年，又收到清代名家包世臣《十七帖疏證》的手稿，遂於1927年將逸少二帖附倦翁手稿結集，於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書名《右軍書範》，將兩件國寶呈於世人。
《右軍書範》資料圖
張伯英《右軍書範》跋文
1926年5月27日，張伯英先生一家搬進了什剎海畔的“東涯老屋”，因其位置在銀錠橋之西，又有“橋西草堂”的別名，即菸袋斜街北官坊口十三號（新門牌29號），書齋號為“小來禽館。”明代著名書法家邢侗，精於識帖，輯有《來禽館帖》10卷。伯英曾得王羲之《十七帖》，帖中有“來禽”等語，又追慕邢侗，故稱小來禽館。後來，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刊行《宋拓王羲之十七帖》，即為張伯英所珍藏者，卷首有“銅山張氏小來禽館”印鈐。
黃賓虹《東涯老屋圖》
張伯英能於民間得識書聖二帖，偶然的原因不無存在，但決定的因素是其學識和鑑賞能力。啟功先生在《張伯英書法集》的序言中就說：“物聚所好，前賢早有明言，法書名拓，每聚於勺翁門下，實由識力所及，因緣又其次也。”
收藏觀念
張伯英收藏碑帖的主要目是為了學習和研究，而不是據為己有。他一貫看重碑帖的文獻價值和書法價值，對於或獨有書法價值、或獨有文獻價值的碑帖往往予以收藏，這也體現了他獨特的收藏態度。
張伯英收藏碑帖的標準比較高，他在 《庚午消夏錄·曹景完碑》裡說：“予收石墨必欲無上之品，於普通者不復措意。故其價直亦大懸殊，幾不可以道里計也。”這表示了他對於收藏的一貫態度。然而，面對自己心儀並且不易多得的蘇東坡時卻又會另當別論。《庚午消夏錄·東坡詩刻》雲：“坡公墨跡不復可得，予每見石刻必收之，不問其佳劣，冀有善本可遇耳。”
張伯英主要收藏曆代名家碑帖，除了蘇東坡外，他最喜歡的還有明之董其昌、清之劉墉，對這類藏品也是倍加珍愛。
張伯英還看重碑帖的刻工如何，《說帖·經訓堂法帖十二卷·鎮洋畢氏本》雲：“刻帖之要，一在選取之精，一在摹勒之善，刻手不良則神采頓失。”《說帖·快雪堂法書五卷·涿州馮氏本》雲：“重摹古刻不詳其所自出，致觀者無由取證，明刻書帖大率如是，不能專責快雪也。”可見，刻工如何也是他常常關心的一個方面。為此，張氏在鑑定、收藏碑帖時每每留心刻工生平，這與以往鑑藏家視刻工為工匠而忽略的態度有所不同。張伯英將刻工技藝看做是墨跡到碑帖轉換過程中最難、最關鍵的地方，因此，他才會時時留心刻工技藝，將其放在僅次於書法創作的地位看待。
張伯英書法
張伯英也常常將自己喜歡的已經收藏的碑帖賣出，自稱“易米”（換錢買糧食）。
關於『易米』的記述，《碑帖題跋·洛神賦（殘本）》中雲：“玉版入清內府，浙中多翻刻，其精者可亂真。餘蓄張笠城、毛意香兩本，各有題識，於百年前已稱稀有，今悉以易米。......壬戌中秋雲龍山民伯英。”《庚午消夏錄·鄭固殘碑》雲：“予齋漢碑精本如《史晨》《孔宙》《禮器》皆絕無僅有，先後易米，時勞夢想。今佳本不復見，見亦無力收，惟殘破不直錢者遇之購取一二，用慰老眼，是書生結習也。此《鄭固碑》尚是稍舊本，為鼠所齧，更是藏碑家所不願。”
此類記述多處可見，皆可證明張伯英所經手碑帖藏品很多，也常常將其賣掉以供生活之需。1933年，張伯英先生在一份賣字的潤格上寫道：“鬻字為生無伸紙餘地。衰貧交至，經營補屋籲其艱矣。”可憐的是直到1949年他去世，這蓋一間僅容伸紙的小書房的願望也沒能實現。
張伯英碑帖收藏是以一傳統文人的雅好和研習為目的，不管是購買、交換，還是接受祖輩留存、與朋友交換，都有強烈的情感在其間。
張伯英《碑帖論稿》
碑帖之冠，辨書帖真偽無所失
張伯英博學好古，尤其於書法、金石、字帖的賞鑑造詣極深，在鑑賞和收藏界享有極高聲望，名貫京師，時稱“碑帖之冠”。他辨析真贗百不爽一，素為學者所推崇。自謂“平生無他技，惟承家訓，辨書帖真偽無所失。”
翁方綱、張廷濟是赫赫有名的大收藏家和鑑賞家，在碑帖鑑定上卓有成就，為世人所公認。張伯英在跋《黃庭十三行合裝本》時卻說：“……鑑帖不能專憑紙墨，仿宋精拓可以亂真者眾矣。先輩翁蘇齋、張叔未均稱具眼，其誤以近刻為宋拓，翻本為原石者不一而足。吾於鑑帖必旁徵博考，不以名流題跋為重。徐森玉謂予藏物無一偽，蓋不以耳代目也。”
張伯英在《說帖》中提出了《三希堂法帖》的諸多偽跡之後說：“今非有意指摘先民，考古當實事求是，不容稍牽就，故為一一指出以祛觀者之惑。”這是一個真正學者的嚴謹態度。
張伯英在審定《清芬閣米帖》中米芾作品時說了一個故事：“予審定此帖，某君曰：“子豈親見米老秉筆，而懸斷其真偽，自謂無失，於何證之?”予曰：“今有一人著我之冠服，學我舉止言笑，持我名剌詣君，君便以為我耶?”聞者大笑。書不同，如其面，形貌雖可摹仿，其性情骨格各稟天資，絲毫莫可假借。予於古書真偽未必盡識，若蘇、黃、米三家不論墨跡石刻，一見可以斷定，正如日與其人相處，冒名頂替，無所施其技，欲掩飾不得也。”
1935年元月，張伯英應邀參加《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法帖提要》的編著，時年65歲。此為繼清末魏源到章太炎時代的第二次大規模的續修，直到1938年5月完稿，耗時三年餘。 《法帖提要》，其書共七卷，洋洋百數十萬言，仿四庫提要之例，列舉自宋至清帖刻512種，窮源別流，析論優劣，為我國當代書法碑帖學界權威名著。
張伯英是繼宋金石學家趙明誠和清大學士翁方綱之後的又一“金石”巨匠，在延續著清乾嘉學派遺風的同時，也使他成就了縱觀古今的書學評論大家的地位，他晚年所著《法帖提要》和《閱帖雜詠》對後世影響深遠，啟功先生在碑帖上的考證與鑑定文獻依據也主要遵從於此兩部著作。
張伯英《閱帖雜詠》
著述等身
張伯英在晚年可謂著述等身，內容涉及地方誌、碑刻考證、詩詞編選等方面，他生命的最後階段也是他在學術上最豐碩的階段。
1929年，黑龍江省長萬福鱗聘請張伯英為修志局長，張伯英邀請張從仁、徐東僑、楊秉彝等銅山同鄉與黑省人士共襄是舉。越3年省志編成，自上古至清末莫不詳備，全書62卷，約140萬餘字。所編纂的《黑龍江志稿》門類齊備，體例嚴謹，為地方史志研究之範本。
張伯英《黑龍江志稿》（資料圖）
張伯英亦留心鄉邑文獻，蒐集最勤苦。最為人所稱道者，乃是主編刊印《徐州續詩徵》。早在清末，徐州知府桂中行曾編印《徐州詩徵》。該書成書匆促，頗有遺珠之憾。張伯英於1929年暮春始編，邀請了25人組成採訪隊伍，至1935年夏末刊印發行。5年辛勞成疾，偃臥病榻經歲不起。
張伯英《徐州續詩徵》（資料圖）
張伯英能詩善文，風格清新俊逸。其詩七言居多，內容頗廣泛。晚年思念故鄉之情甚切，詩中多鄉愁離緒。代表作有五言詩《如漢雲九日登雲龍山韻》、七言詩《和漢雲山樓共話》、《又中秋》，詩中洋溢著真摯感情，一片至誠。
空悲先生去，來者復何人
張伯英一生正直，頗有節行，即使晚年貧病交加，生活清苦，猶醉心於書畫金石。在人生最後的10多年裡，張伯英深居簡出，慎與人交，唯與北平書畫界、收藏界的舊好尚有詩文酬。
他與清末學者康有為、梁啟超、羅振玉、鄭孝胥、林琴南等過從甚密，但卻力主共和，反對復辟。此外，他與于右任、張學良及齊白石、容庚等也私交深厚。
他尤為獎掖後學，書畫界不少人都曾受其教益。張伯英以高品名世，以才華立身，因仰慕而投入其門之弟子甚眾。張伯英則循循善誘，成就者多。入室弟子中，以啟功、孫方等人最為著名。
張伯英歿後，齊白石曾有詩讚之雲：“寫作妙如神，前生有夙因。空悲先生去，來者復何人。”張伯英1949年元月去世後葬於北京香山腳下，1992年遷葬於金山陵園，其碑陰鐫刻著齊白石哀悼張伯英的詩句。巧合的是，2013年齊白石移靈，也將墓地遷到了金山陵園，這真的是“前身有宿因”了！
張伯英墓園
碑之陰，齊白石輓詩
啟功曾撰文回憶乃師雲：“先生仙逝已50餘年，追憶教言，尤有理解未足處，其愚鈍可慚，而求教未足、仰叩未盡為可深惜也！”
潤澤後世
新中國成立後，張伯英家人將他累年收集的原石、拓片約30件全部捐獻國家，成為徐州漢畫像石館陳列之基礎。
張伯英藝術館始建於2004年，由徐州民營企業家王昌慶先生投資建立，是融收藏、陳列、研究與教學為一體的綜合性文化藝術場所，館名由啟功先生生前題寫。
張伯英藝術館
張伯英藝術館收集的藏品有張伯英書法作品60餘件，刻石作品26塊，還藏有張伯英先生大量的碑帖、文稿、信札及相關文物資料。為深入研究張伯英先生的文學藝術成就，藝術館還成立了張伯英藝術研究會和張伯英著述編輯委員會。
在光輝昌盛堂，楹聯上寫道：“無狂放氣，無道學氣，無名士風流氣，方稱儒者；有誦讀聲，有紡織聲，有小兒啼哭聲，才算人家”。這幅楹聯由張伯英擅長的魏碑字體一揮而就，體現了先人“外方內圓”的秉性以及藝術家的人品及大家風範。
參考文章
啟功《仰叩勺翁》
啟功《銅山張勺圃先生碑帖論稿讀後記》
屠式璠《隱居東涯——外公張伯英舊事》
莊春明《張伯英碑帖收藏與經營散論》
德風堂《滄海遺珠——民國書法大家張伯英》
張志新《張伯英與王羲之二帖》
徐明《遙望張伯英》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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