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在剛剛過去的半個月裡，我坐在中國新晉一線“沿海城市”成都目擊了一場史上罕見的暴雨。
從小長在沱江邊上的我住在九眼橋已經整整七年，從前我完全沒有發覺這條不起眼的小河溝居然也能爆發出如此恐怖的洪荒之力。
在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內澇面前，全副武裝的現代化的成都竟然如此脆弱！
面對著氾濫的洪水，身處二十一世紀的我們尚且畏之如虎，那麼，四千年前的堯舜時代，當先民們面對著傳說中的史前大洪水，他們真實的經歷和心情又該是怎樣的呢？合上《史記·五帝本紀》的卷冊，這個問題久久地縈繞在我的腦海中。
最近剛剛看了一篇文章，作者用高分辨率的氣候代用指標重建了“大禹治水”傳說時期的氣候背景，根據氣候突變與東亞季風降水之間的關係論證洪水發生的可能性，由此探討“大禹治水”的真相。
請大家原諒我直接把專業得近乎晦澀的內容就這麼生硬地搬到了文章裡，因為我也是出於無奈：雖然在氣象學院做了幾年的文科教師，但是對如此專業的氣象學知識我實在並不瞭解，為了避免訛傳，只好將專家的意見照搬了過來。
不過，讀完了這篇高大上的研究論文之後，我非但沒有醍醐灌頂的釋惑感，反而生出了更多的疑慮。
這篇論文對大禹治水的研究讓我想起了一百多年前發生在天津的一個故事：
1870年的春夏之交，在天津城鄉發現了不少嬰孩和幼童的屍體，這些屍體大多殘缺不全。
於是流言蜚語漸漸在民間散佈，傳說附近的法國天主教堂用迷藥拐孩子，挖眼剖心以入藥。
當時的天津鎮中營遊擊左寶貴在五月初六日親自勘驗了一處屍體現場：和平常死屍由內臟先腐不同，這兩具嬰兒的屍體都是從外先腐，胸腹皆爛的。
十幾天以後，一個名叫武蘭珍的柺子在桃花口村行騙時，讓當地村民抓了現行。審訊中，柺子稱說自己是被天主教教民王三迷入教堂並授予迷藥的。
在“人證物證俱全”的刺激下，天津市民開始衝擊教堂，侮辱教士和修女，甚至打死了前來天津府衙交涉教案的法國領事豐大業。這讓天主教的護教國法國大動肝火，聲稱要武力護教。
由此中國近代史上最嚴重的教案——“天津教案”全面爆發。
五月二十六日，朝廷在寄給直隸總督曾國藩的“密諭”中指示他說：“匪徒拐賣人口，挖眼剖心，實屬罪無可逭。既據供稱牽連教堂之人，如查有實據，自應與洋人指認明確，將匪犯按律懲辦，以除地方之害。”
曾國藩原本希望按照朝廷的指示查明犯罪事實，然後與法國人據理力爭，卻不料事實的真相是：這樁教案中的教堂和教士都是背鍋佬。
天主教堂本有收容棄兒的善舉，為了鼓勵民眾將棄兒送來教堂，教堂會給送交人一點報酬。那個柺子武蘭珍正是貪圖這點兒甜頭才鋌而走險的，而案發之後為了脫罪又將責任推卸在教堂頭上。
至於那些殘缺不全的屍體，則是因為部分重病或已死的嬰兒在收斂時，教方都是僱人掩埋。被僱之人往往敷衍了事。棺木埋得不深，以至於屍體被野狗扒出來撕咬得不成樣子了。
之所以想起這個故事，是因為我感覺，今天我們對大禹治水的研究態度就像清廷寄給曾國藩的上諭一樣，走的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路子。
清廷的假設是教堂一定有“迷拐孩子，挖眼剖心”的惡行，然後根據這個假設去搜集證據，準備在外交上和法國人據理力爭。沒想到求證的結果是先前的預設崩塌了，給自己來了個釜底抽薪。
而我們的假設是：堯舜時代一定發生過規模巨大的史前洪水。然後根據這個預設，採用了考古學、文獻學、地理學和氣象學的知識去論證它存在的可能性。
但萬一這個預設並不完全準確呢？那再精密、再先進的研究手段豈不是都武功盡廢了？良馬、善御，焉知道不會助我南轅北轍？
這種可能性並非不存在。在已經開埠的十九世紀的近代城市天津，尚且炮製出“迷拐”的荒誕傳說，遑論四千年前矇昧荒蠻的中國？
貳
英國哲學家赫胥黎說過：“古代的傳說，如果用現代嚴密的科學方法去檢驗，大都像夢一樣平凡地消失了。但奇怪的是，這種像夢一樣的傳說，往往是一個半睡半醒的夢，預示著真實。”
這也就是說流傳久遠的傳說故事，背後極可能有一個真實的故事原型。
但是因為融入了先民的主觀意識，導致了故事原型在敘述中產生扭曲。
故而當我們試圖撥開大禹治水的歷史迷霧之時，我們首先要做的是分辨出傳說中的哪些要素保存了歷史的原貌，哪些又遭到了人為的訛傳誇大。
這看起來是一項非常艱難的工作，但歷史上曾經有人在這件事情上做出過非常精彩的成績，他就是晚唐文學家陸龜蒙。
陸龜蒙寫過一篇《象耕鳥耘辨》。這篇文章試圖還原另一個變形的堯舜時代的傳說。
傳說當中的帝舜，在他還沒發跡的時候，耕耘於歷山之下。因為帝舜的聖德無邊，通徹天地，所以，在他的聖德感召之下，大象和鳥居然都來助他耕耘。
陸龜蒙是一個不信邪的人。他首先聲明，就算真的有人能夠控制鳥和大象的意識，讓它們都乖乖地去耕地，那麼這種扭曲萬物天性的本領也絕不能被稱之為聖德，而只能斥之為邪術。
接著，陸龜蒙就說出了自己的判斷：“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坺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
原來所謂的“象耕鳥耘”，不過是對勞動者姿態的形容而已！
如果“象耕鳥耘”的真相就是這樣的，那麼大禹治水呢？
接下來就讓我們看看《史記》中記載的史前傳說吧：
浩浩湯湯的洪水，自帝堯時代就氾濫瀰漫。它裹挾群山，充塞溪壑，淹沒高崗。唯恐被洪水吞噬的先民被迫像鳥一樣巢居在樹上。
為了安靖黎民，鯀臨危受命，治理水患，卻沒有想到，虛耗了九年光陰，終於一事無成，自己還慘遭流放而死。
就當所有人面對著洪水束手無策的時候，鯀的兒子禹又被賦予了治水的使命。
揹負著先人失敗的恥辱，禹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三過家門而不敢入。經過了十三年漫長的努力，禹終於疏浚百川，使之朝宗於海。並在洪水退去的中國大地上，第一次劃定了九州版圖……
這個傳說中的大禹故事明顯地分為了兩部分的內容，其一是治理史前大洪水，其二是劃定中國最原始的九州版圖。
後一個故事根據顧頡剛和劉起釪等先生的研究，是直到春秋戰國時期的文獻當中才出現的（參見《尚書校釋譯論·禹貢》），大大晚於前一個傳說故事的產生時間。
因此我們暫且將劃定九州版圖的故事排除在外，單聊一聊大禹治理的史前大洪水。
這場史前大洪水究竟發生在怎樣的地域範圍當中？
如果我們假設這場超乎想象的史前洪水一定存在，那麼它的發生應該不會遠離上古時期華夏民族活動的核心區域。
這樣一來，能夠擔綱這場史前大洪水的主角幾乎無不可避免地要指向：
黃河。
如果洪水氾濫的主角是黃河，那麼控制百年一遇甚至千年一遇的黃河氾濫，即便對於擁有現代科技加持的我們來說也將是一項極端艱鉅的挑戰，四千年前的大禹憑什麼能夠完成疏浚黃河的偉業呢？
這個疑問，早在戰國時期，詩人屈原就已經在他的《天問》當中提出來了：
洪泉極深，何以填之？
——《楚辭·天問》
因此才會有研究者提出，洪水的消退不是因為人為的治理，而是得益於上古時期的氣候好轉。
這個解釋貌似可以為史前大洪水的形成與終結提供一個科學的論證依據，但它其實經不起歷史文獻的對比檢驗。
傳說中的大洪水並不僅僅發生在堯舜時代，也不僅僅發生在華夏民族活躍的黃河流域。
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遠古傳說中都曾經出現過史前洪水的身影，因此關於洪水的傳說首先是一種文化現象而不是氣候或地理現象。
我們且不去遠求《聖經》裡上帝降下洪水的諾亞方舟神話。近在我的家鄉四川，望帝杜宇禪位給叢帝鱉靈的傳說，也同樣是藉著洪水氾濫的背景而展開的：
傳說中的鱉靈本是荊楚之人，一日不慎落水溺死。但是他的屍首並未順流而下，反而逆流而上，一直被衝到岷山腳下。更奇怪的是，剛剛被人打撈起來，他便復活了。
這時的古蜀國，因為巫山阻擋了江水的去路，導致洪災肆虐。
這讓古蜀國的國王望帝杜宇深感憂慮。聽說了鱉靈的故事，又鑑於荊楚之人熟諳水性，杜宇任命鱉靈治理洪水。在水患平息之後，杜宇因為鱉靈治水有功，自愧弗如，便將王位禪讓與他。（見《路史》卷三八）
看看，何其相似的傳說。
這兩個來自不同文化和地域的傳說，共性如此之明顯，讓我覺得，與其說史前洪水曾經在中國大地上氾濫過，毋寧說，它曾經在古代先民的意識中氾濫過。
史前洪水象徵著先民心中對水的某種共同的情結。解開這個情結，我們才能找到破譯史前洪水傳說的密碼。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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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晉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圖片|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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