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不去外婆的葬礼
我在温哥华的第一个夏天，离上海一万两千公里。
两个月没下雨。早上七点，阳光都融化了，一群人穿着荧光绿的跑步衣服，从楼下浮过去。
咖啡在窗台上隔搁了一会儿，还有点烫。
再试一口，液体划了个斜坡，沉淀露出来，杯底一片崇山峻岭。
包已经收拾好，还可以发会儿呆。听到卢卡进了卫生间，我得再帮他温一壶咖啡。
咖啡机噗噗作响，手机上跳起表妹小桃的微信语音请求。我唯一的表妹。怎么接？
外婆说，你们是彼此的唯一，要姐妹情深。十岁以前，暑假在外婆家，晚饭为争两片卤牛肉，鼻青脸肿；半夜里，又挤上同一张单人折叠床，互相挠痒痒，聊天睡不着，扭开台灯，面对面盘腿做布娃娃。
近几年，春节全家聚餐才见面，我问什么，她答什么；她不太和我一起坐，而是靠在父母一侧，面前放满高高的一杯椰子汁；刘海，鬓发，黑框眼镜，深深低向垒起的餐盘，不断举起手机给她看活络着的微信朋友圈。
小桃妈妈说厂里待遇挺好的，小桃哪儿都不该去。呆着不动腿粗了，走路时候大腿根好挤，但是在外婆眼里，胖代表健康。这点小桃比我好。我吃素。他们说生不出小孩，而且中国经济必将腾飞，呆在家里最太平，有好日子别瞎折腾。
现在，外婆不可能知道我马上结婚。那么，她还是没拖太久。
“外婆没了。”电话接通后，先出来声音。信号不好。
“什么时候？”心里一扇门“砰”地关住，疼得眼泪直冒。
图像出来。小桃像是手抖，握不住电话，虚白的脸晃了又晃。眼睛看前方，不看我，像小学生第一次上台演讲，胆颤的，忍着，朝前方莫须有的一片空白吐出一串字。
“今天下午三点四十。本来要出院。还说回家吃小笼包。衣服穿好，刚摸到走廊里坐下，她往地下一滑，扶到床上，心电图没了。”
小桃泪汪汪的，眼睛泡得老大，手里团着一球纸巾，在眼皮周围卷来卷去。
“那现在怎么说？”咖啡机“嘀嘀嘀”好久，我去关掉，厨房找不出一张纸巾，下巴奇痒，我用手背蹭一蹭。
“八月三十一日追悼会。”后面该问“你什么时候到”了吧。
还是那团纸巾，往嘴角按了一下，把后半句抹了，沉默里淌下一串奇痒的泪。
“我还在温哥华。最近。回不来。”
我离职，改行，结婚，离婚。城镇，上海，海外。近十年，我远远离开外婆。她也终于习惯不问，以后也问不到了。
2、外婆为什么要收留我
“以前你为什么老打我？不然我也不会住到外婆家。”
二零零七年小年夜，我和爸爸约了给外婆送年货。离开外婆家四年，离开父母家十二年，我们终于像朋友，可以聊我们的事，又好像在聊别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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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你，不希望你原谅。你对外婆好就行。她对我们家有恩。”
爸爸不正面回答，像心里还有气。他骑了一辈子自行车。过水塘的时候，喜欢放慢速度，让车轮神气地颠过，后座两箱牛奶“咯噔咯噔”。我走一边，跟着看。然而，他的腿力渐弱，前轮开始没耐心地左右摇晃，像十年前，每次他打我之前的那种急躁。
那时候，当我说起外婆外公是医生，比爸爸妈妈条件好；不想在冬天洗衣服，手太冷；喝光一小瓶椰子汁，没有给妈妈尝一口；任何事情似乎都惹他生气。
“站到老地方。”我慢慢挪到窗边的角落。他摇摇晃晃跟过来钳住我两个手腕，脱下鞋底，抽腿、屁股，肉多的地方。青紫的瘢痕到处都是。第二天，邻居看到爱开玩笑，“你爸又给你纹身了。像个黑社会。”
“结婚时候，光想着残疾人，同病相怜，好照应。可没想到是这样的工人家庭。”外婆说她一直不了解爸爸的身世，我长到十多岁，也才第一次听他亲口提起。
“我五个月，一条腿粗，一条腿细，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医生告诉我生父生母，是小儿麻痹症。医院里，隔壁床上有个人，年轻时候性病，生不出孩子，他们就把我给掉了。这件事，我死都不原谅。”说到“死都不原谅”，爸爸的脸上有种孩子渴望复仇的神情。
“你爸当然有气。我们对你，对你妈多好。”
一九五八年，我妈妈出生，在婴儿房感染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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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零年妈妈两岁时，外婆带妈妈她跑遍半个中国，花光家里大部分钱，得到确诊，终生失明。
一九六八年，妈妈长到十岁，全家下乡到贵州，顺便把妈妈送进遵义盲聋哑学校。
妈妈学布莱叶盲文，外婆也学，手把手教她。妈妈不想上学，被外婆打手心。“眼睛看不见就完了？也得学习，找活路。”
一九七六年，外婆带全家搬到江苏，帮妈妈找到一个学习医学推拿的老师。幸好学会盲文，妈妈能摸盲文医学书。一九八三年，妈妈在公社医院开始带薪实习，外婆再帮她介绍对象。
“一步一步，过日子要有计划。你妈和你，没人管，你们就完了。”
外婆每次说到“完了”，声音高上去，有点抖，像害怕厨房的碗柜突然倒下，所有的碗凭空摔碎，一地巨响；无论如何，她永远不允许任何人碰那口碗柜。
外婆外公住在医院的宿舍楼。当时分配下来最好的一套。第三层，不冷不热，有空调；客厅的灯永远亮着，不用担心电费；冰箱里牛肉随便吃，手上有冰可乐；每天看新闻联播，谈高级职称，国家一直在涨工资。
“还是我这儿待遇好，对不对？跟你爸在一起，天天挨打，哪可能有活路？”一九九五年起，外婆把我接到家里住了八年。
那时候，学校开始有英语课。
“早晨要读英语。不然学习跟得上吗？还有空考虑辫子？”
爸爸曾经坚持我留的长发，外婆一下平剪，毛渣渣翘出去几个礼拜，长到下巴，再剪掉，横七竖八好几年。同学叫我刘胡兰。
同学开始用小本子抄写张信哲、周华健、古巨基的歌词,
周日下午两点到五点，约好了听FM90《金曲排行榜》，课间讨论得热火朝天。
“刘德华，张学友，他们为社会做了什么贡献？明星都吵吵闹闹。”
外婆家不听广播，滚动播放的卡带，只有外公珍藏几十年的世界名曲。肖邦，普契尼，德沃夏克，图兰朵。塑料壳放久，容易粘灰，让琼·苏瑟兰扮演的东方公主，看起来风尘仆仆。
爸爸每周来看我，临走问我喜欢什么书，买了下周带来。我写下名字的，他基本能买全。廊桥遗梦，情人，欧洲史，呼啸山庄，约翰·克里斯多福，屠格涅夫，米兰昆德拉。
“跟学习没关系的买它干嘛？你才几岁，牛虻看得懂吗？”外婆检查我看的书，收走一些。
后来我不给爸爸开书单了。
吃过晚饭，外婆允许我出去散步一小时。
我走到书店，站着看会儿渡边淳一，福柯，德里达。
3、走得远远的，才能不被外婆控制
“脸鼓了，外婆养得好。”
有时候，妈妈和爸爸一起来看我，拎了小方奶油蛋糕递到我手上，摸我的脸。
“过年回家呆两天吧。别跟你爸多话。”
家里没电话，每次回家前，外婆给爸爸妈妈的邻居打一个电话，让邻居传话，安排给我做哪些菜。邻居见到我，笑嘻嘻的，“哎呦，候鸟回来了。”
二零零七年，师范大学毕业，我不想当老师，进了广告公司做初级文案，外婆生气住院。“广告有什么好做？可别给骗了，傻呆呆的样儿。”
过了三年，外婆得白内障，慢慢看不见，提出见见我当时的男友。
“外婆你放心，我理解她的家庭和父母。我肯定要照顾她一辈子的。”他坐在外婆对面，气定神闲，仿佛已经跟我在这个城镇里度过大半生。
外婆笑了，向前伸出手，抓到男友的胳膊，顺着胳膊摸到手腕，手掌。
“手里有点力气。感觉还牢靠吧。”她后来单独跟我说。
又过了两年，一个冬天早晨，她单独打我的手机电话，叫我去家里吃小笼包。
“外婆得癌了，而且眼睛比你妈还瞎。老糊涂，没活路，再也帮不动你。考虑结婚吧。”隔着桌子坐，热腾腾的白雾那头，她吞口馅，说两句，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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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好了，没什么好讲的，吃吧。”这些时候，外公也看不得她弱。
二零一三年，我去上海工作，他不去。我们渐渐疏远，离婚。
“上海有什么好？老板给签合同，给交社保？”
离婚后，一直瞒着。走之前去看外婆，她像忘记我结过婚，光顾着问工作。
在上海，我常常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长久坐着，忘记吃晚饭，有时候凌晨到家吃一些曲奇和水果，倒头就睡；或者打开冰箱，温一温早上剩下的豆浆或燕麦粥。后来，我吃一点油腻就胃疼，南瓜、燕麦、豆类、蔬菜吃进去才舒服。
大部分周六周日，我需要不定时加班。隔几个月空了，打电话给外婆，问她有没有想吃的东西，周末带给她。外婆想来想去，每次都是乔家沙的粽子、糕团。
我到的当天，她把小桃叫上，张罗一大桌午饭。
“吃盐水鸭了吗？蹄胖咸不咸？”她什么也看不见，侧着脸朝我问。
“她吃素了。”小桃从碗里掀走一大片蹄胖的皮，一边替我回答。
“怎么，减肥啊？那是要死人的。”她眉心一皱，眼神抖擞地一聚，像找亮光，迎接我的答话。我没响。隔了几秒，她的眼珠自顾自转了两圈，回到面前的饭碗。
“你胖，你瘦，我反正看不到了。老糊涂，再也不能管啦。”
到二零一七年春节，我包了两千元红包，吃饭时候按到外婆手里，顺便说我要去加拿大一阵。她固定在靠背座椅上，一家人看着，她捏着鼓起的红包，用劲摩挲了半天，像是要把它捂热，然后，像刚睡醒一样，淡淡问，噢？公司安排吗？老板这么器重你吗？
张嘴喝鱼汤的时候，她像才反应过来，鱼汤刚含进去，就一扑腾，流着哭腔。
“外婆再也见不到你了，快完了，完了。当初可是我把你从婴儿房抱出来。”
暗哑失明的眼球后头滚出眼泪，胸口的大嘴猴围嘴一片披披挂挂，鱼汤和泪水搅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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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温哥华，我很久不敢问起外婆。那个必然的答案，来了，我又能做什么呢？
4、看完外婆的追悼会视频，我买了件结婚用的旗袍。
挂掉小桃的电话，我回客厅窗台坐了一会。阳光刺眼的，把泪烘干了。心跳停止的那一刻，究竟是什么感觉？
“宝贝，你的包呢？他们刚打电话告诉我婚礼仪式九月一日。还剩三天。把你后面那扇窗子锁上，我们该走了。”
卢卡滚了一个拉杆箱，轰隆轰隆送到客厅的门边，仰头一空手里的半杯咖啡。
“我？就那一个袋子。”我指了指客厅中央一个旅行包。什么？只有七十二小时！才回过神，好像还少点东西。
“陪我去唐人街找件旗袍。”“旗袍”我用了中文，不知道英文怎么讲。
“什么鬼，到卡尔加里再找吧。”
四十八小时后，在卡尔加里唐人街，小桃发来外婆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的视频。
几个花圈，扎出红白绿粉紫的团花。几个人在殡仪馆光赤的灰墙前站了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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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辨认出外公，爸爸，小桃的父母，其他外婆的朋友。围着中间一口透明棺慢慢走。视频是小桃拍的，手机像素模糊了他们的表情，听不见声音，仅十秒钟。
关掉视频，白色条幅上的黑字“缅怀亲爱的玉凤”在眼前晃了又晃。
高纬度的城市，在夏季，阳光惨白，风很凉。
“宝贝，你不买气（旗）刨（袍）了？又在找什么东西。”卢卡看我握着手机，绕唐人街几条道一圈又一圈。
在太平商场，我找到一件旗袍。
小立领。淡鹅黄色丝绸，领口顶上一圈细滚边用略深一点的明黄。手工绣花，花不多。水粉，黛蓝的细线，一层又一层严丝合缝。棉布领标，繁体字刺绣“香港精制服装”。
刷卡的时候，忽然眼泪啪嗒掉在VISA四个字母。
“最后一件你的尺寸，行大运噢。”售货员看也不看我，兴高采烈递出签字联。
我没有好运做一个让外婆称心的女儿。
我和外婆就这样断了。
本文节选自 珍妮姑娘 的短篇小说《一个婚礼，两个葬礼》，点击了解更多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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