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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在2000年發表的《國際事務中真的有“法”可依嗎》（Is There Really “Law”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中，就曾經闡述了為了捍衛美國的利益，可以不遵守國際法的霸王觀點。博爾頓作為老“鷹派”說出這種話並不讓人感到意外，這番話實際上只是撕去了美國長期以來的假面。二戰之後，美國從來都是視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所謂的國際法從來都不是美國人追求國家利益需要考慮的主要障礙。這是美國人過去只說不錯，現在美國人又做有說而已。但是美國人對國際法態度的這一重大變化，也反映了美國對自己二戰之後起主導建立的國際體系控制力正在逐漸下降。美國人從利用規則獲取利益，變成破壞規則獲取利益，最終將會可能走向重構規則獲取利益。

規則有利就利用規則

美國從二戰後全面崛起，取代英國成為全球霸主之後，美國人從來都是規則有利就利用規則，規則不利就一腳踢開。從政治層面看，美國前總統羅斯福主導設計的聯合國體制就是以反戰和維護和平為主要目標的國際機構。而美國在二戰之後又發動了十餘場武裝衝突和局部戰爭維護美國的利益，這些戰爭和衝突中只有很小一部分獲得聯合國的授權，半島戰爭一場是以聯合國軍的名義進行的，其他絕大多數戰爭都是美國單方面主導。美國違反《聯合國憲章》單方面發動戰爭和武裝衝突的做法，本身就沒有遵守國際法和國際治理體系的約束，與幾十年後博爾頓關於美國可以不遵守國際法的說法並沒有任何變化，只是那個時候美國人還是以利用國際法治理規則為主，對違反國際法的做法，只做不說而已。

從經濟領域看，在整個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分別主導關貿總協定和經互會兩個大經濟體系。這個時候國與國之間的經貿關係更像是美蘇全面對抗的一種陪襯品。美國人通過關貿總協定整合資源、開拓市場，在獲得利益的同時，也願意讓渡部分經濟利益，與蘇聯及其盟友進行全面對抗。而當美國與自己的盟友德國和日本在經濟領域發生糾紛時，美國一方面利用自己主導的國際貿易規則向對手施壓，同時也通過自己對盟友的強大政治影響力，使得施加多方面的壓力，迫使盟友對自己作出經濟上的讓步。

美國人正準備對國際治理體系動手術

蘇聯解體之後，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直到2001年911事件爆發之前，美國在國際間可以說是呼風喚雨、為所欲為，風光一時無兩。但是隨著印、俄、中等國家加入WTO以及金磚五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國際經貿治理體系的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由過去以美國等發達國家的G7一家獨大，逐漸轉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兩大陣營分庭抗禮的局面。新興市場國家利用國際經貿規則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實現了對美國、歐盟等發達經濟體的長期順差，使得美國極其不爽。近期美國大打貿易戰、揚言退出WTO等一系列舉動，其實都是他們不能夠再利用現有經貿規則獲得足夠利潤的一種不滿情緒的集中體現。

而在政治方面，德國、日本、巴西、印度的四國集團一直在爭取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非洲國家也一直認為應當在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有自己的代表。包括美國在內的五大現任常任理事國都認為現在的聯合國權力結構需要改革，但是任何一家都沒有辦法提出一個各方都能夠接受的方案。現在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政治治理體系雖然效率較低，但是確實二戰幾千萬條人命換來的妥協成果，現在的五大常任理事國不僅是戰勝國，而且最少也付出了上百萬條人命的代價。

可以說，20年來，美國人越來越感到當年自己制定的規則體系還不夠“霸道”，撈取的好處還太少。美國人一直都在思考如何對國際政治和經貿治理體系動一場較大的手術實現美國利益的最大化。但是現在的國際治理體系是二戰後美國利用當時超強的國際影響力塑造的，當時美國一家的經濟實力可以壓倒全球其他國家之和，軍事實力和戰爭潛力更是獨佔鰲頭，在那種情況下，老霸主英帝國和前蘇聯還與美國進行了艱苦的討價還價。戰後70年，美國在國際政治和經濟領域的影響力逐步退化，現在的美國再想對這些重大問題動手術的難度非常之大，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導致現在的治理體系的解體，新的全球霸主趁勢上位，因此美國人在推進治理體系改革過程中的態度也非常謹慎。

總的來看，美國人已經沒有足夠的實力對現有的國際治理體系進行大規模的改革，而且隨著其他國家的崛起，那種只體現美國單方面利益的改革，實現的難度將越來越大。在改變規則這種既有面子又有裡子的方案無法實現的情況下，美國還想實現利益最大化，今後帶頭違反國際規則的現象只會更加頻繁，國際法的原則和國際機構的權威將更加黯淡，美國的信用也將持續消耗，最終迎來國際權力的重新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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