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雲南昆明的旅遊者,都慕名轉站去西雙版納、麗江、玉龍雪山、大理、海海等風花雪月之地;即便在昆明遊歷,人們也必去龍門、滇池、大觀樓等名勝極少會有人想去昆明的講武堂舊址一瞻吧?
其實,昆明不僅四季如春,出“十八怪”、名花異草、過橋米線等,還出將。尤其近代名將在這一隅之地,登高一呼,天下震動,扭轉乾坤。如果排出單,我們就會發現:名將之花的搖籃,雲南講武堂也。
講武堂的全稱是“雲南陸軍講武堂”,系清末宣統元年(1909)為編練新式陸軍、加強邊防而建,創辦者為當時的雲貴總督錫良。清廷的本意是通過建新軍辦學堂,維持搖搖欲墜的大清王朝,但萬萬沒有想到,這裡卻成了革命者的聚集之地。講武堂的教職員多系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除了同盟會會員(雲南留日學生李根源等於1905年在日本東京組建了同盟會雲南支部),便是革命的同情者,這樣的師表對學生的影響甚大。講武堂,實際成了培養、儲備革命人才的中心,也是革命黨人秘密活動的據點。
講武堂新貌
清宣統三年,即191年10月30日,蔡鍔與講武堂監督李根源和教官李烈鈞、唐繼堯、羅佩金等率部發動“重九起義”(10月30日恰為陰曆的九月初九,著名的雲煙“大重九”即為此之紀念),以響應武昌起義。這是大清帝國第一個響應武昌的起義省份。11月2日即成立“大漢雲南軍政府”(也稱“大中華國雲南軍都督府”),結束了清朝在雲南的統治。
辛亥後,袁世凱竊國,公然復辟帝制。1915年12月25日,蔡鍔與講武堂教官李烈鈞、唐繼堯、羅佩金等“以一隅而為天下先”的氣魄,率先起兵護國,直至天下義兵群起,最終導致“洪憲登基”化為一枕黃粱。護國運動被世人譽為“再造共和”。昆明有護國路之地名,即為紀念護國運動
這兩個在中國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大事:重九起義”和護國運動,都與雲南陸軍講武堂有著密不可分的淵源。“重九起義”和護國運動領導層除蔡鍔外,講武堂監督李根源,教官李烈鈞、唐繼堯、羅佩金等均為講武堂中的翹楚。講武堂學生參加者更為眾多(講武堂學生經培訓,大多為雲南新軍的下級軍官,而新軍又是起義之主力),如楊傑曾作為重要成員,參加了護國運動前的五華山歃血誓盟,朱德當年是講武堂第三期特別班學生,畢業後為蔡鍔部下,參加過重九、護國兩役。在護國之役中,朱德先後任第一軍第3支隊長、第七師13旅25團團長。現存昆明東郊曇華寺朱德贈映空和尚詩碑中略有紀述.他後來亦有詩憶之:“傳遍軍書雁字斜,誓拼鐵血鑄中華。”朱德作戰勇猛,因戰功於1921年被擢升為雲南陸軍憲兵司令,繼任警察廳廳長,斯時已在滇軍從戎13年了.
蔡鍔畫像
護國運動中滇軍三路軍總司令第一軍總司令為蔡鍔,第二、第三軍總司令分別為李烈鈞、唐繼堯,羅佩金則為第一軍總參謀長,由此可見講武堂教官的領導作用。蔡鍔雖然不是講武堂出身,但與之關係極為密切。1911年,蔡經雲貴總督李經羲之邀,任雲南新軍第十九鎮第三十七協協統,而云南陸軍講武堂學生大都為新軍下級軍官,經培訓仍回原部隊。學生中多為同盟會會員,蔡鍔與之皆聯繫密切,並與李根源、李烈鈞、唐繼堯、羅佩金等教官層,更是多次密議策劃革命。
當時,朱德在蔡鍔麾下供職,他曾回憶:“蔡鍔雖然不是同盟會會員,也從來不公開和講武堂來往,可他卻是一個具有愛國民主思想的人,暗中和同盟會保持
著聯繫。當時清朝政府是極端殘酷的。蔡鍔當時對講武堂的革命活動,做了很好的掩護.”由此可見,沒有蔡鍔的保護,講武堂極有可能遭受重創,也就不可能成為兩次起義的領導和中堅。蔡鍔部下有一見習排長、講武堂畢業生黃毓英,為同盟會會員,到處聯絡,公開鼓動起義。蔡鍔曾諄諄告誡:“時機不到幹不得,時機成熟絕對同情、支持。”由此可以看出,蔡鍔在講武堂教官、學生及新軍中下級官兵中享有極高威望,這使得他在兩次起義中自然而然地成為領袖人物。他與講武堂已融為一體，沒有他就沒有講武堂，說他代表講武堂或者是講武堂的一員也是言之確鑿。
朱德
通過重九起義和護國運動，講武堂確定了在反對帝制推翻封建社會的戰鬥中的先驅地位，成為我國曆史上有名的地處一偶，卻異軍突起的百年奇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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