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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韓國每一屆的總統選舉中，“教育政策”都是有重要影響力的關鍵因素之一，而韓國的教育部長通常由副國級領導擔任。據媒體報道，在過去的24年中，韓國僅對高考政策就進行了多達16次的改革。由此可見，教育對該國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教育在韓國的社會生活中也成了競爭最為激烈的領域，這種競爭也從課堂延伸到課外。“課外教育過熱”現象隨之產生，造成的一系列社會連鎖反應，值得我們深思。
韓國成為私人教育的天堂
東亞社會歷來有重視教育的傳統，韓國也不例外。諸如“即使把耕牛賣掉，也要讓孩子讀書”等古訓至今仍在韓國民間廣為流傳。歷史上，韓國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並於公元958年高麗光宗時期引入了科舉考試製度。此後科舉考試就成了該國讀書人邁入仕途的重要途徑。特別是朝鮮王朝時期，文官、文人享有很高的社會待遇，社會中尊重文人墨客的氣氛也很濃厚。
近代以來，韓國的傳統社會秩序徹底被瓦解，需要重建新的社會階層秩序。在戰後現代化的發展主義語境下，教育幾乎成了決定階層地位的關鍵因素，這一下子激發了該國人民心中蘊藏已久的巨大教育熱情。每個家庭不管其生活條件如何，都抱有望子成龍的迫切願望，這樣的勢頭伴隨著經濟發展，不僅沒有減弱，反而愈演愈烈。
現如今，在韓國日益激烈的升學競爭中，以提供均等化教育為目標的公立教育已經遠遠滿足不了家長和學生的需求，這為私立教育機構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土壤。加之，韓國社會存在的高學歷人力過剩的問題也助長了私人教育機構的膨脹。2015年9月，韓國教育部發布的數據顯示，2014年在該國國內拿到博士學位的人數，比1990年增長了5倍以上。因此，高學歷人群如何就業就成了一個棘手的社會問題。大學或研究機構的正式工作崗位數量畢竟有限，因此部分高學歷人員就湧向了私人教育機構，這加快了韓國私立教育發展前進的步伐。
除此之外，韓國家庭內部存在的性別分工，也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在韓國，很多女性婚後成了全職家庭主婦，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在家庭裡就把教育好孩子當成了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重要目標。主婦們幾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放在孩子的教育上，成了孩子們課外學習的“專業經紀人”。給孩子制定課後學習計劃，幫他們報名各種學習班，替他們組建學習群，並帶著孩子在不同學習班之間穿梭不停，主婦們樂此不疲。
在這些綜合因素的影響下，韓國成了私人教育的天堂。
課外教育帶來的家庭重壓
韓國現存在兩套基礎教育體系，一是政府和社會提供的公立教育體系，二是私人教育機構提供的課外教育體系。韓國的中小學生白天在公立學校上學，放學後到各類私人教育機構學習。夜已深，而燈火通明的補習班門口前，一大堆家長還在等著孩子放學，韓國人對此司空見慣。
私人教育在韓國已經成了體量巨大的產業。韓國開發研究院（KDI）的研究報告顯示，以2015年為例，韓國的私人教育市場規模達到約33萬億韓元，這一數字相當於韓國當年國家總預算的8.8%，比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國家（OECD）平均水平高出3倍。
韓國教育開發院的《教育統計年報》顯示，2014年韓國私人教育機構數達到了近7萬家，授課學生人數超過了700萬人，講師人數達到了近28萬人，這些數據達到了此前的歷史最高水平，而且私人教育機構還在持續膨脹之中。
據韓國教育部和統計廳2016年2月發佈的《2015年中小學生課外補習費調查報告》，韓國全國青少年每月平均課外教育花費為24.4萬韓元（約1500元人民幣）；其中按實際參加課外補習班的學生花費計算，每月平均為35.3萬韓元，高中生則達到了月均46.5萬韓元。
據該國“全國經濟人聯合會”2016年7月發佈的《2015年度不同行業職工年薪分析報告》，2015年韓國職工的年均收入為3281萬韓元。由此可以推算，若一個家庭有兩個孩子上補習班，其費用約佔年薪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若有兩個高中生則高達三分之一以上。考慮到年薪中還包括稅款，再加上不少家庭養育兩個子女，可想而知課外教育對家庭經濟的影響。
然而，實際上城市中產階級家庭的花費遠遠超過這些統計數據。據韓國SBS電視臺2017年9月播放的紀錄片《課外教育的悖論》，片中接受採訪的多數家庭的花費都超過了100萬韓元，甚至有些家庭超過了300萬韓元（約18000元人民幣）。子女的課外教育費用已經成了韓國城市中產階層家庭的重要開支。課外教育的興盛，也讓孩子們整天忙碌於各種學習班之間。有人戲稱韓國已經進入了穿著尿不溼學習的時代。
據韓國“育兒政策研究所”2015年發佈的《嬰幼兒教育及保育費用調查報告》，以2014年5月為例，嬰幼兒教育費用的市場規模為32000多億韓元，比前一年增長了5800億韓元，漲幅達到了22%；月均費用支出比前一年增長了近38%，這說明，家庭教育費用的支出還在繼續增長。沒有升學競爭壓力的嬰幼兒尚且如此，面對激烈競爭的初高中學生的壓力之大更是可想而知。韓國幾乎所有學生都不同程度地參加了各種補習班，而高收入家庭更是不惜花費一個小時數百萬韓元的重金讓自家孩子接受一對一的課外輔導。韓國教育相關產業發達，而且收費頗高。有專門機構為學生填寫報考志願提供諮詢服務，還有專門幫助學生制定長期學習計劃和成長規劃的服務。
在互相攀比的社會氣氛下，韓國家長日漸焦慮。雖然課外教育產業興盛，但是對於課外教育的效果，卻在韓國社會存在著廣泛的爭論。有些專家和家長就指出，過度的課外教育不僅使孩子失去學習興趣，而且加重身心負擔，不利於孩子的健康成長。有人甚至認為，韓國學生的創新能力之所以不強，就是由這種過度的強制性學習引起的。
不過，依然有不少韓國家長認為，課外教育確實對孩子的學習有幫助，父母的投入能力直接影響孩子的學業成就。韓國MBC電視臺節目組2014年7月曾到首爾國立大學進行問卷調查，對於“除了個人能力之外，什麼因素影響考入首爾國立大學”這一問題，排在前兩位的回答是“父母的經濟能力”和“課外學習輔導”。另外，不少探討“家庭經濟收入和子女學業成就”關係的實證研究中，也驗證出了兩者之間存在的相關性。
導致課外教育過熱的社會因素
課外教育熱潮現象的產生有一個深層次的動因來自於韓國社會。近幾十年來，韓國社會發生了“壓縮式”的快速發展變遷。這樣的鉅變有“舉國體制”帶來的積極因素。例如，韓國的經濟實際上由30多家大財團控制。在其他領域，也通過同樣方式提高了效率和競爭力。實際上，在韓國社會的各個領域都形成了由少數“龐然大物”來掌局的狀況。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這些大機構能夠給社會提供的崗位卻越來越少，而社會上恰恰把能否進入這些機構看作社會成功的主要標誌，因此其競爭越來越激烈。在韓國，人們競爭的方式無非就是“考試”和“面試”，這就意味著在該國要想“成功”,必須在“考試”和“面試”上有所作為。
韓國建國初期的人才培養主要依靠首爾國立大學等少數幾所大學來完成，後來就形成了韓國的社會精英主要由少數幾所大學壟斷的局面。至今在韓國仍流行“SKY”的說法，它代指韓國排名前三位的大學——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和延世大學，並用來隱喻其極高的社會聲望。每一屆新內閣和國會組成完畢，韓國各大媒體都熱衷於分析內閣成員和國會議員所畢業的大學分佈，並渲染這三所大學畢業生所佔的比例。有時，甚至包括學界在內，都熱衷於分析權力精英的大學分佈狀況。根據不同機構多年分析的結果顯示，SKY三所大學的畢業生在韓國權力精英的佔比在40%～50%。對大學進行排序的這種認知在社會上形成風氣後，就引發了激烈的高考競爭，不管是家長還是考生為了考上這幾所名牌大學不遺餘力，其直接後果就是課外教育的膨脹。
大學等級化所帶來的另一個下游影響就是高中教育的等級化。這給該國的教育管理部門帶來了很大的難題。大學教育可以追求效率和競爭力，高中教育屬於基礎教育，更需要關注公平性的問題。然而，平等化的公立教育又遠不能滿足家長望子成龍的需求，因此很多家長和學生希望政府能夠制定滿足多樣化需求的教育政策。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韓國政府制定了高中教育多樣化的政策，允許民間資本開高中。於是各具特色的高中應運而生，如外語高中、科學高中、文藝高中等。這些學校通過組建專業化教學團隊，注重培養學生的特長和綜合素質，因此畢業生質量明顯更高，考上名牌大學的學生比例也明顯更高。不過，這些高中恰恰是私立的，學費頗高，一般家庭難以承擔。這就帶來了教育公平的問題。反對這種做法的人就提出，這種政策導致了高中教育的等級化，助長了教育不平等，激化了升學競爭，助推了私人教育的發展，加重了家庭經濟負擔。
但是，如果為了緩和這些矛盾而採取平等化政策，又滿足不了社會多樣化的教育需求，同樣會有人站出來批評。教育成為爭論激烈的領域並非偶然，不同群體的訴求和主張不同，相對穩定和滿足所有人需求的教育政策也就難以形成。在韓國教育政策“朝令夕改”的情況下，家長和考生為了保險起見就只能更加依賴私人課外教育。
教育是百年大計，韓國政府也為此絞盡腦汁，希望同時解決人才培養質量和教育公平兩大難問題，教育部門的辦法是考試和招生政策的多樣化。因此，進入21世紀之後，韓國政府引入了種種新政。例如，高考除了統考之外，還有各高校的自主招生、特長生招生、高中推薦招生等，方式日益多樣。引入這種政策的初衷是，通過多樣化的選拔方式，給不同類型的學生提供不同的考核方式。然而，應試方式的多樣化又讓家長和考生們不知如何應對，其結果是課外教育熱不僅沒能退潮，反而催生出了“應試策略輔導”等五花八門的新服務，私人課外教育的花樣反而越玩越多。
課外教育與韓國的社會階層流動
一方面，課外教育的發展確實提升了孩子們的綜合能力，若沒有這種效果它也不會具有這麼強大的生命力。然而在另一方面，這也引發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社會後果，以至於在韓國社會形成了有必要適當管控的強烈呼聲。
首先，暢通的社會流動開始受阻。暢通的社會流動是一個社會健康的表現。然而在韓國，過熱的私人課外教育引發了階層地位在不同代際傳承的危險。據韓國統計廳發佈的《家計動向調查2015》報告，2014年韓國家庭教育費支出中，用於課外教育的支出佔其總數的65%，遠超了學校教育費的支出。另外，20%的上位階層和20%下位階層的教育費支出差距達到了29倍，創造了歷史最高水平。
另據2016年韓國人口學會運用韓國統計廳所提供的數據，對6408名中小學生日平均課外學習時間進行分析的結果顯示，父母月均收入在200萬韓元左右的家庭與月均600萬韓元以上收入的家庭裡，小學生的日平均課後學習時間差距為66分鐘，高中生則達到了105分鐘，高收入家庭子女的課後學習時間明顯超過了低收入家庭。該報告指出，若假設學習時間和學業成績呈正相關關係，這就表明父母的經濟收入直接影響子女的學業成就。事實上，在韓國學費頗高的私立高中，名牌大學升學率遠超一般公立學校已是不爭的事實。父母的經濟收入，直接影響子女的學業成就，進而影響個人的未來發展，這實際上就是社會階層流動受阻的一個重要表現。
其次，隨著家庭經濟負擔的日益增大，韓國中產階級的家庭生活質量出現難以為繼的苗頭。在韓國SBS電視臺的紀錄片中，一個知名的經濟學教授給觀眾算了一筆賬。他指出，目前韓國中產階級家庭的月均收入約為450萬韓元，按30年計算總收入約為15億韓元，其中住房費用大約需要5億韓元，若有兩個孩子，教育費用大約需要4億韓元，其結果是除去教育和住房的所剩收入只有6億韓元左右，按30年計算平均每年約為2000萬韓元，按每月計算就是160萬韓元左右（約人民幣1萬元），考慮到物價因素，生活就會處於相當拮据的狀態。他認為，因為在收入中教育費用所佔比重過高，韓國的中產階級家庭難以形成存款等經濟積累，這會給退休後的生活帶來困境。
一些研究報告也證實了這樣的分析。韓國“新韓銀行”2017年12月7日發佈的《韓國人金融生活報告書》就指出，家中有上學子女的20至50歲年齡段的被調查者中，43%的人回答“沒錢為退休後的生活做準備”。對此，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假如像過去一樣教育回報率高，這種現象的負面後果就會小一些；然而現在的問題是教育回報率呈下降趨勢，良好的教育不一定保證良好的前程，這就會帶來一旦不能如願就會出現“家境衰弱”的困境。這種潛在風險在韓國已經不是危言聳聽。
再次，過高的教育費用減弱年輕一代的生育意願，使得韓國的生育率逐年下降。據韓國統計廳2017年2月發佈的《2016年出生、死亡統計暫定結果》顯示，該年韓國的總和生育率為1.17，粗出生率為7.9，其水平遠低於OECD國家的平均生育率，成了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另據“韓國保健社會研究院”發佈的《應對低生育、老齡化的國民意識跟蹤調查報告》（2016），對於“為什麼放棄追加生育”的問題，近一半的被調查者回答“因為養育孩子的費用太高”，這排在了各種選項之首。適度的人口再生產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低生育率會引發人口結構的失衡，進而帶來一系列影響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不良後果。
過熱的課外教育所引發的社會問題肯定不止於此，它甚至會影響房價、人口分佈、地區均衡發展等。從這個意義上，它不僅不是小問題，而且是需要足夠關注的大問題。對韓國來說，今後如何妥善解決這一問題將會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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