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闽学溯源之五：武夷中原》八闽人，你不该不知道的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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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北宋仁宗时，那个历史上最神奇的预言家、北宋最著名的易学家、《梅花易数》的创制者、《渔樵问答》的作者、配祀孔庙先贤之列的哲学家邵雍邵康节便曾预言：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南方地气至矣！
由北宋而至南宋，于政治经济而言，正是如此。但我想，这天下将治，南方地气至矣，更多的还是指华夏文明文脉的承续吧。
到南宋时，作为道教名山的武夷山，白玉蟾于此处，集道教南宗之大成，而佛教禅宗兴盛时的“五宗七家”亦鼎盛于武夷山脉，而朱熹的理学道统，在朱熹及其门人的不懈努力和传播中更引领了时代之风气，中华文化三大形态汇聚交叠，让华夏文明道统在武夷得以治同。也是在这样的文脉交汇中，其时的武夷区域之人，也已经开始在各个领域指点江山，留下传世之作。朱熹的好友建阳人宋慈留下法医界传世丰碑《洗冤集录》，而邵武的严羽的《浪沧诗话》则成为千古诗评之典范。
洗冤集录
《浪沧诗话》译本
有感于武夷之文盛，彼时的大儒、湖湘学派的创始者张拭亦由衷地叹言：当今道在武夷！而当今学者蔡尚思追思当时之盛况时，则一语中的：东周出孔子，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清代理学大家、康熙朝礼部尚书张伯行景仰之中，有着更为经典之表述：至考亭朱子、勉斋黄氏，师弟之授受，朋友之讲习，奋然兴起者，如云汉之昭回，如江河之莫御。理学名区，独盛于闽，不惟比拟伊洛，直以并称邹鲁……吾见闽学之盛行，且自南而北，而迄于东西，不拘于一方，不限于一时，源远流长，汪洋澎湃。
黄干
勉斋黄氏，指的便是朱门四大弟子中号勉斋的黄干。就朱子门人在朱子学派当中的地位和影响来说，以蔡元定与黄干最为重要。蔡元定是朱熹生前最重要的弟子，被后世称为“领袖朱门”。他多年作为朱熹的对话者，不仅协助朱熹主要学术著作的编撰，而且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拓展和丰富了朱子学的研究领域，并对朱子学的传承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三个儿子均为朱子门人，蔡氏一门还有“蔡氏九儒”之佳话，在朱子经学哲学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其子蔡沈的理学研究更是影响深远。可惜蔡元定还早于其师朱熹离世，而黄干，则是蔡元定去世之后最重要的朱子门人，他在朱子学派当中，尤其在朱熹去世之后具有更重要影响。有一个能够说明蔡、黄二人在朱子门人群体中重要影响的实例，即在名为记录朱熹语录的《朱子语类》当中，赫然录有其他朱子门人所记录的蔡、黄语录，这说明不少朱子门人，是高度认可蔡、黄二人在朱子学派中仅次于朱熹的导师之地位的。
蔡元定
而二人之中，更为重要的，还是当属黄干吧。1200年三月，朱熹病重，命黄干收《礼书》底本，补辑成之，并手书与他决别道：“吾道之托在此，吾无憾矣。”朱熹离世后，为朱熹写成《朝奉大夫华文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的，也正是黄干。文中高度概括朱熹一生坎坷的经历，为研究朱熹生平提供了最可靠的依据，全面论述朱熹的学术思想和人品道德，并给朱熹以“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的高度评价。
武夷山大林谷朱子陵墓
对许多文化人来说，提起这黄干，总会想起那个“候师三月”的典故。话说黄干，为了追寻理学道统，拜朱熹为师，曾在大雪纷飞武夷山中客栈，衣不解带，恭候朱熹，直至开春后，方才等到朱熹。这黄干“候师三月”之典故，比起杨时游酢的“程门立雪”，真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后世有联赞叹道：伊川府前立雪一尺，世皆尊程氏高弟称游杨载道南矣；紫阳户外候师三月，吾独赞朱子门人号颜曾续统北焉。
对朱子理学和闽学传播而言，黄干或许才是真正的开枝散叶者，朱熹逝世后，朱子学主要分三支，皆因黄干而上承朱子：江西支脉由黄干传至饶鲁，饶鲁再传程若庸，并由程若庸传系吴澄；北方的一脉，赵复、姚枢、刘因、许衡之学，亦实出自黄干；浙江一支，是由黄干传何基，何基再传王柏，王柏传至金履祥，金履祥传给许谦，此即后世所谓“北山四先生”，也称“金华四先生”。北方一脉，章句之学气息颇重；而江西一脉则难以回避地染于象山心学；宋元时期的朱子学，以“北山四先生”最为纯粹，成为朱学之正宗和嫡脉。当然，无论如何，正是这黄干，让这其时华夏道统清源之闽学，从“道学南传”又开始了“续统北进”之轮回。
北山四先生
除了三大支脉，其时闽学之盛行，是真真不拘于一处的：以李燔、胡泳为首的南康，以甘吉甫为首的临川，以黄干、郑文遹等为首的建州，杨楫常与杨复在闽东，四川有度正，永嘉地区是叶味道与陈埴，闽学的传播与聚会讲学无所不在。而在朱子学的制度化、官方化过程中，通过上书等途径发挥直接推动作用的，亦有朱门弟子，如刘爚、任希夷等，让闽学与朱子学不限于一时，源远流长，汪洋澎湃。
如果说，因面海而居，闽人天生便具备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之精神。那么，其时的闽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化潮流亦不缺这样的精神。
那是一个兼学现象普遍的时代，在大部分时间里，其时的学术政治环境是相对宽松的。作为道统的闽学和领袖的朱熹，更是以博大的胸怀兼容并包着道学的各个学术流派。因主流的不拘门户之见，当时出现了比较普遍的一个学生曾向多个学派学习的兼学现象。如曾向陆九渊与朱熹问过学的就至少有三十几人：万人杰、王遇、包扬、包约、包逊、石宗昭、石斗文、吕祖俭、刘尧夫、刘定夫、刘孟容、朱季绎、孙应时、杨楫、杨方、李修己、李伯诚、周伯熊、周良、赵彦肃、赵师雍、赵师蒧、俞延椿、胡大时、郭逍遥、诸葛千能、曹建、符叙、符初、傅梦泉、舒璘、曾极、曾祖道、潘友文等。此外，朱子门人当中，有不少人还曾向其他学者如张栻、吕祖谦等问学，朱熹便曾让自己最看重的弟子黄干，远赴浙江，从学吕祖谦。
朱熹讲学
朱熹一生勤于讲学著述，留下的文字数千万计，其创建和讲学的书院多达三十几个。这样的精神，亦长久地影响这他的弟子，在讲学教育方面，朱子门人当中至少有25人担任过各地州县学教授乃至太学博士等职，还有其他一些门人为官时曾主管和整顿官学教育。这些门人在学校和书院教育过程中，积极推行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和传播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朱子闽学义理，他们的这些努力极大地扩大了朱子闽学在当时教育领域的影响，为朱子闽学在后来教育以及科举领域的制度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这其中，还是黄干，在提举湖南学政时，奏请朝廷，以公帑易茶陵田350亩为石鼓书院学田，给养诸生。明万历年间，更与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朱熹、张栻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并世同称石鼓七贤。
石鼓七贤雕像
乘道、兼容、重教，正是在这样的滋养中，理学，得以独盛于闽，不唯比拟伊洛，直以并称邹鲁。这样的高度，实是孔孟之后，再无一地一学所能及了。
对这段历史的最公正之评价，该都浓缩在一座看小却大的庙堂之上了吧。文庙，是祭祀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的庙堂，更是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象征。奉祀其中的不只限于孔子一人，还有从祀的“四配”、“十二哲人”、“七十九先贤”、“七十七先儒”。可以说，奉祀的是以孔子为代表，包括历朝累代儒家思想继承和传播中的最优秀人物，也包括了历代家国精英和民族英雄。庙堂之上，似是一部浓缩了的中国学术史，更是一部华夏文明史。站立在诸葛亮、李纲、文天祥、陆秀夫、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这样一个个有名节、卓行者面前，你读得那一段段历史；在孔子、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面前，你又可见文明薪火之相传不息。
文庙
历朝历代中，除去孔门子弟，唯一一个能够以塑像立于庙堂之上的，便只有那个闽学集大成者朱熹了。而除了战国年代，所有的朝代中，配祀孔庙人数最多的，便是这南宋一朝，其中绝大多数者，皆从闽学源流，而闽人之朱门先贤弟子也在此朝独占半壁江山：游酢、杨时、罗从彦、李纲、胡安国、李侗、陈淳、真德秀、黄干、蔡沈，十几位闽人同朝配祀文庙，当然为举国之翘楚，超然于千秋万代。
朱熹
中原，本意为“天下至中的原野”，是华夏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被视为天下中心。这华夏之文明，在几千年的生息传承里，曾在这武夷灵秀山水间，深深停留，重新出发。在一篇厦大哲学教授的闽学论文里，我看到了一个字眼：武夷中原！得见此词，如同电闪苍茫、雷鸣旷野，瞬间穿透了我的心底。想想从前每至武夷山水，总流连于那青山碧水，却未能体悟那山水之上的丰厚与深邃，直是可惜。
武夷中原，闽学源流，华夏道统，文脉不息，那最美之武夷山水，你可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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