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些人，包括某些武术专业的研究者，经常会讲传统武术如何如何……，从他们那里反映出来的概念似乎传统武术具有统一的内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完全忽视了传统武术在不同时空上发展、演化的巨大差异。
多年前我曾提出过传统武术是个泛概念，什么泛概念呢？就是由于内涵的差异巨大，很难统一到一个同一的概念中，就其概念而言，需要依据其内涵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离析。传统武术中这种内涵上的差异表现在时空人三个维度上，即在同一个时代，在不同的武术体系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在同一时代，不同的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即使对同一武术体系，随着实践的变化，在不同时代存在巨大的差异。如果不能认清这一点，就难以对传统武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所以，笼统地论述传统武术是没有意义、概念含混的说法，我们谈论传统武术一定要加上时间、地域和相关的代表者，即什么时代的传统武术，同时还要加上什么拳系、什么人的传统武术。
比如仅以时间而论，明朝中期、明朝晚期、清朝初期、清朝中期、清朝晚期这些不同时期的武术在技击技法、技击效能以及文化内涵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区别甚大。同样不同地域之间，在技击技法、技击效能以及文化内涵上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南北之间的差异，在1929年的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上已表现的非常明显。
再如以明朝中期俞大猷、唐顺之、戚继光为例，他们三人对传统武术的认识各不相同。俞大猷对于棍术、唐顺之对于拳术各有研究，而戚继光则完全是从军事战场的角度来看待武术，用心于武术的齐勇阵战，认为拳术无大用，他所编篡的32式为活动手足、锻炼身体而设，后人以此为基础参入陈式太极拳用以健身。所以，我们在谈论这个时期的武术时，既不能用戚继光的武术去代表唐顺之、俞大猷的武术，同样也不能用唐顺之、俞大猷的武术去代表戚继光的武术。
另外从这一时期武术技艺水平总体上讲，唐、俞、戚等人的武术都还处于武术发展的初级阶段，他们对武术的认识与实践还处在一个初级水平。比如对武技的认识而言，以俞大猷著名的《剑经》而论，该书未涉及所述的那些战术及技法要则的技能基础，仅在具体技法的层面讨论武技，对于何以为刚、何以成柔等劲力形成规律的重要问题没有涉及。此外，就技击的境界而言，《剑经》所论皆属于有为之法，都是你一招我一式的应对之法。远未触及“无形无意，感而遂通”的境界。在实际技击能力上，当时单兵的冷兵实战能力远远落后于日本，因此戚继光需要训练由十余人的长短兵组成的鸳鸯阵来对付倭寇单兵。常常十几个倭寇在近距离作战中发挥冷兵的威力，打得几千明军四散而逃。说明那时中国武术的实战能力是低下的。所以，并非武艺越古老就越实用。所谓原传武艺往往意味着其技能的低下和粗糙。
总之，这一时期社会对冷兵武技的需求，促成了中国武术技击的复兴，俞大猷、唐顺之、戚继光和程冲斗等人所著的《剑经》、《武编》、《拳经捷要》、《耕余剩技》等著作代表了这一时期武艺发展的水平，他们研究的重点是势法、技法和相应的技术原则，并发现了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战术原则。但对技击能力的研究，尤其对劲力形成规律的研究尚不深入，对技击能力的认识处在外在招势的层面上，未深入到如何提升与技击相关的人体机能的层面更未触及感而遂通的境界。
所以武术不是古玩，不是越古老的武术其技击效果就越好，更不是越原传的武术其实战造诣就越高。
而武术发展到晚清时，一方面武艺家要想使自身的武艺仍能在以火器为主体的战斗上继续发挥作用，必须使自身武艺的技击效率要提高到能够适应于机械火器的战斗中。另一方面，武艺退出以“齐勇”为归诣的军事战场后，有利于向提高自身单打独斗的能力上发展，以使武艺家们注重发挥个性，并在此过程中向修身的旨趣上升华。两者都促使武艺必然向个体技击能力的提升和身心自由的境界上发展。因此中国武技经过了长达两百年的积淀与发展，因此在19世纪，中华武术的发展逐渐走向其高峰。其标志之一就是出现了一批技击大师的人才爆发。
这一时期随着对技击技法研究的深入和对生理机能在技击中作用的摸索，对武艺的认识逐渐走向由博转约，表现为注重对各种武艺中劲力特性的提炼。这是武艺成就个性化之后，武学研究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必然结果。造成个人的武艺特征与自身的先天条件结合得更加紧密，并通过不同的劲力特性表现出来。经过董海川、杨露蝉、李能然、武禹襄、郭云深、宋迈伦、李亦畲、赵洛灿、李云标、祁信、程庭华、宋世荣、郝为真、李存义、张其维、高占魁等人的不断融炼，集中地体现为八卦、太极、形意、通背、披挂、八极、太祖、戳脚、翻子、查拳、红拳等几大劲力特性突出的拳派。把千百种技法提炼为若干种劲性，无疑是武学认识上的一次重大飞跃。这时中国武术中具有代表性的几大拳种的表现形式、技理要义以及功效已与明朝中期的武术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我们不能用传统武术这个名词来概括不同时期传统武术的技法、技理、要义以及技击效能。这是今天研究武术者经常犯的错误。
自明朝中期以来，传统武术发展的巅峰是在民国初期那20年，以孙禄堂（1860——1933）为代表，将中国武术的技击效能发展到其巅峰，并由此延伸到对人的精神铸造这一人文领域。孙禄堂在历代前人研修经验的基础上，经过自身数十年卓绝的研修与大量的技击实践，完成了对中华武学核心的揭示和体系性的建构，将修为武术技击提升到与道相合的境域。
孙禄堂通过《形意拳学》、《八卦拳学》、《太极拳学》、《拳意述真》、《八卦剑学》等五部拳著和相关文论，彻底揭示了吴殳提出的“因敌成体”的形成规律，并提炼出内劲的性状，阐明了武学的终极究竟，建构了以极还虚之道实现通过拳与道合开发人体潜在的技击超能力的武学体系，充分地释放、提升并发挥人的身心自由。
孙禄堂揭示出“因敌成体”这一技击效能的形成机制是培育内劲。内劲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从机制上讲，是将人体先天具有的适应机制即在生理学上称为内稳态这一机制拓展到技击，将内稳态这一机制延伸到身心全体，所谓良知良能。从劲力上讲，是将技击中各种劲力培育到极致并融入到人体内稳态的机制中。在这个融入的过程中又使各种劲力获得质的提升。因此培育内劲是一个不断创生、不断融合的过程。换言之，内劲即是一种机制，也是一种能力，作为机制就是自动反馈调节机制，作为能力就是具有格斗制胜这一功能。孙禄堂发现并建立了培育和完善内劲的修为方法和体用要则。
开发人体的自动反馈调节机制，需从还虚入手，于是需要引入道家丹修之理。而培育格斗制胜的种种基本能力需从不断发现并逼近各种格斗制胜要素的极限状态乃至不断对其超越入手。所以，孙禄堂以其拳术将此对立的两端结合一体，发明了极还虚之道，为此创立了一系列修为要则。
同时，孙禄堂发现内劲的表象虽然无穷，但其基础为三，即刚球劲、皮球劲和钢丝盘球劲。由此可融合、建构一切劲力并化归为内劲。为此孙禄堂优化了形意、八卦、太极三拳的劲力特性，使刚球劲、皮球劲和钢丝盘球劲各自性能突出而基础同一。
在运用上，孙禄堂通过对自身大量的技击实践和当时十数家武术门类、数百种拳械的深入研究，发现所有的技法、战术和劲力都可以归结为三种基本能力，即实中、变中、空中。用现代语言讲就是作用协同、作用变化和作用选择。为此，孙禄堂构建了孙氏形意拳、孙氏八卦拳、孙氏太极拳来完善上述三种基本能力，使三者之间互补完备，使实中、变中、空中三种能力皆以内劲为基础既融合一体又达到各自极致。为各类技击技能的优化建立了共同的基础。
孙禄堂武学的体用的原理是极还虚致中和，终极究竟是道，目的是复人本然之性体。为此孙禄堂发明了先后天内外相合之义、极还虚之法，揭示了感而遂通之理、动静交变之机和圜研相合之奥，建立了三步功夫进阶次第，构建了使实中、变中、空中三者合一的技击体系，通过武学不断提升人的身心适应能力，实现志之所期力足赴之的宏旨，充分地解放并发挥人的身心自由和潜在超能，目标是造就全知全能之完人。
至此，孙禄堂将武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开创了中国武学发展的新时代。
根据《近今北方健者传》、《国术统一月刊》、《国术周刊》、《国术声》、《近世拳师谱》以及《申报》、《大公报》、《世界日报》、《京报》等诸多史料记载：孙禄堂的武学造诣卓绝于世，自20余岁成名后，平生与人较技未尝负，亦未遇可相匹者，技击功夫独步于时，道德修养崇高，实践着中国武学的最高境界。
综上，笼统的说：
明朝中期，中国传统武术围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学会“打”。
从明末到清朝中期，中国传统武术围绕的核心问题是怎么“打”才更有效。
从清末到民初，中国传统武术围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打”合乎道，产生最佳、最高效的技击效果。
1949年后，大陆的中国武术围绕的核心问题是武术的竞技体育化和大众健身普及的问题。
具体来说：
中国武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以势法、技法为研修的重点，发展到突出对劲力形成规律的研修，再深入到以变化气质即变化筋、骨、髓的品质作为提升劲力的基础，最终，由孙禄堂完成了将这三者并行一体的武学体系，通过“中和”原则和“极还虚之道”化归内劲，通过构建、完善实中、变中、空中的能力，使“因敌成体”、“感而遂通”成为全部技击技能的基础。孙禄堂发现技击的至高效能是与道合一，并进而构建了拳与道合的武学体系，这是16世纪以来直到今天中国武学发展的最高成就。
随着1949年后，尤其是1956年后，对技击竞技对抗的禁止，中国武术进一步加速向民族体操表演的形式上发展，尤其在中国大陆，这一时期人们对实战技击武技的需求近乎到冰点。虽然1979年开始，恢复散打等竞技技击运动，但由于近30年对技击竞技运动的禁止以及文革中对残存的一批老拳师的迫害，使得这时真正懂传统武技技击者已极少，个别一些残留者多因年迈体衰难以进行有效传承。
我游历武林四十余年，以我的见闻，可以讲能与道相合的中国实战技击的训练方法如今已经失传。当今中国武术主要呈现出向着修身、健身、体育竞技、文化表演、社交和作为一种文化产业等方向发展，呈现出中国武术从昔日的实战格斗制胜意义中已解构为多元意义的文化状态。所谓一种文化形态的消失正是其它文化形态从中建立的起始。
所以，不同年代、不同时期的中国传统武术的内涵、功效与内容是不同的，其差异之大几同天壤之别，故不可同日而语。泛泛的讲传统武术如何如何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如今练习传统武术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奔着修养身心、人文情怀、玩味技击理趣（非竞技格斗）来感受中华文化来的，而非为了参加竞技格斗争夺锦标来的，这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武术延续至今的动力之本。作为当代传统武术的生命力早已不是以提升生死搏杀或竞技格斗能力为主体了。当代传统武术的生命力是以多种形式（推手、对练、有限切磋、套路、表演等）玩味技击的理趣、修养身心、体悟传统文化的认知活动。所以今天的传统武术练习者打不过当今竞技格斗练习者是正常的事情，而且并不寒碜。我四十多年来所遇所见各派传统武术名家、尘隐拳师等几近千人，其中在技击效能上能真正超越当代竞技格斗效能范畴的人只有一位，就是支一峰先生。其他人的劲力、速度、抗击能力等与当代竞技格斗效能只有形式的不同而没有质的区别。所以，对于当今绝大多数人来说，提升竞技格斗能力很难成为当今练习传统武术者追求的目标。这是一种文化形态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的必然发展。其逻辑就是需求决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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