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佛教盛行的時期是印度社會全面發展，宗教、文學、藝術繁盛的時期，南北印度歷經案達羅（公元前232～公元225）、貴霜（公元1世紀末～3世紀中）、笈多（320～470）等宗教政策寬鬆或扶持佛教的王朝，大小乘佛教的思想與流傳都有長足發展，於4至6世紀時達到鼎盛。
印度東部的那爛陀寺，始建於5世紀初笈多帝日王時期，經歷代擴建成為綿延十幾公里容納上萬人的佛教最高學府。5世紀末以後笈多王朝失勢，6世紀後，北印度德里一帶興起的薩他泥溼伐羅國（Sthāneśvara）逐漸擴張，至606年喜增王（Harṣavardhana）統一了北印大部，稱戒日王（Śīlāditya），都於曲女城，採取宗教平等政策，佛教在這一時期可謂是衰落前的最後輝煌。玄奘就是在戒日王統治時期來到印度，並深得戒日王賞識。玄奘和義淨也都曾在那爛陀寺求學。
印度那爛陀寺遺址
約於公元前1世紀開始在印度興起的一些佛教形式，在教法、理論、實踐等諸多方面有別於主流，初稱“菩薩乘”，其經典則稱“方廣”或“方等”。後來這一潮流被冠以“大乘”（mahāyāna）之名，運載廣大之義，以顯其勝，同時貶稱舊有的部派為“小乘”（hīnayāna）。雖然大乘可能與大眾部的關係較為密切一些，卻並非是新分裂出的部派，而是一種不限於某個部派的新思潮，因此也沒有形成自己的僧律。時至今日，大乘僧人仍受小乘戒律。
概略來說，大乘與小乘的差別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在經典上，小乘只奉行早期的經教，而斥大乘經非佛說；大乘則認為小乘經典雖為佛說，卻是權便而非究竟，唯大乘經圓滿了義。
在理論上，小乘各派注重個人解脫，以生命現象的無常來解釋“無我”，即“人無我”；大乘則更加涉入對終極真理的思考，除人無我之外，還主張一切法無我，主客雙泯，一切唯是空名而無自體。
在實踐上，小乘以自利為主，強調出世與個體解脫；大乘則以利他為自利，行菩薩道而廣度眾生。
在目標上，小乘佛教不深究阿羅漢與佛的差異，以證涅槃得阿羅漢果為最高目標；大乘則認為阿羅漢並非終極，主張經菩薩十地最終成佛，才是究竟解脫。關於佛陀的觀念，早期佛教雖也有多佛信仰，但是影響有限，佛陀通常指釋迦牟尼；而大乘則以“眾生皆可成佛”為信念，認為有無量無邊的佛存在於各個世界，在禪修與觀佛的實踐中逐漸神化佛陀，並且出現了菩薩信仰。
關於大乘佛教起源問題，目前學界仍有很大爭議，從最初的大眾部起源說，到後來的佛塔崇拜、非僧非俗教團、林棲比丘起源說等等，乃至近年重提大眾部的影響。大乘佛教很可能並非出自一個地域和來源，本身也不是一個思想統一的新部派，而是後世對相當長一段時期之中多種思想趨向的統稱或身份認同。
阿育王之後，孔雀帝國開始衰落，印度又重回割據。其後的巽伽王朝（Śuṅga，公元前185年～前75年）扶持婆羅門教而抑制佛教，佛教中心遂向南和西北兩個方向轉移，並且由於失去王權依怙而轉向大眾。印度南部的案達羅王朝（Andhra）消滅了繼巽伽之後的甘婆王朝，國力強盛一時，該王朝對佛教的政策相對寬鬆，允許其自由傳播，於是這裡成為了新的佛教中心，這裡也是大眾部流佈之地，很可能對大乘思想的產生起了催化作用。大乘中觀思想的創始人龍樹，出生和主要活動區域就在這裡。
在西北印度，從公元前2世紀初始大夏的希臘人不斷入侵，建立了一些國家並逐漸接受了佛教信仰。公元前2世紀末大月氏西遷並逐步佔領大夏，於公元1世紀建立了貴霜王朝，以犍陀羅（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區）為中心，疆域覆蓋阿富汗、克什米爾、旁遮普等地，貴霜王朝第三代迦膩色迦王原崇信拜火教，後皈依佛教並極力支持，在佛教中贏得了僅次於阿育王的聲譽。這一時期的西北印度在政治上更替迅速，佛教與來自中亞甚至歐洲的諸多思想形態相碰撞，可能是大乘佛教的另一來源。
從公元前1世紀開始在印度出現了大乘經典。大乘經典初傳不久即書寫成文，對書寫的重視可能也對大乘佛教的興起產生了作用，經典體例也逐漸由模仿口述演化為結構清晰的編輯形式。
這一時期的婆羅門教在沙門思潮的刺激下，正統六派哲學逐步完成了理論化的重組。與此同時，以般若經類的出現為代表，佛教思想也在進行著哲學化。
般若經的主要思想是“一切法空”，在流傳過程中形成了不同部頭，如《八千頌般若》《二萬五千頌般若》和《十萬頌般若》等。最早的漢譯大乘佛典之一——公元179年支婁迦讖所譯的《道行般若經》，即《八千頌般若》之異譯，其原本很可能以印度西北方言——犍陀羅語所寫。近年則在巴基斯坦出土了抄寫於公元1世紀的犍陀羅語《八千頌般若》殘卷。觀佛與淨土信仰也在初期大乘經中佔有重要地位，《無量壽經》、《阿閦佛國經》等淨土類經典幾乎與般若類經典同時湧現。其他影響較大的早期印度大乘經典還有《法華經》、《華嚴經》和《維摩詰經》等。
現存最早的大乘佛經， 公元1世紀抄寫於樺樹皮之上的 《八千頌般若》犍陀羅語寫本殘片
閱讀更多 淨名精舍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