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系列。
一、旅館劫槍
1955年10月16日，星期日，一個很普通的日子。可是，對於江蘇省松江專區公安處赴長春出差的便衣警察李奉元、倪堯祥來說，這一天卻讓他們終生難忘，因為，他們的佩槍竟然被人搶走了！
當時的長春，剛被定為全國十個省轄大市之一，下轄長春、頭道溝、南關、朝陽、二道河子、寬城子、興隆山、大屯、范家店、淨月十個區（後四個是農村區）。李、倪是頭一天晚間抵達長春的。松江公安處承辦的一起案件中，七個涉案對象的二十多名證明人都在東北，分佈於五個城市，長春是其中之一，共有五個證明人。李、倪奉命前來外調。
16日當天的調查比較順利，李奉元、倪堯祥按圖索驥找上門去，一連三個證人都是一找一個準兒。但那時的交通條件不方便，他們也沒有辦案車輛，出行要麼坐公交，要麼靠兩條腿，三處地方奔波下來，一天也就過去了，剩下的兩個證人只好明天再說。傍晚，兩人回到下榻的“友好旅館”，泡了茶，拿出路上買的煎餅和滷牛肉作為晚餐。這時，響起了輕輕的叩門聲。
李奉元去應門，門外站著一個二十六七歲的青年，個頭兒不高，一張胖臉白白淨淨，穿著一件左胸印著“友好”字樣的藍褂子——這是這家旅館的工作服，說話聲音透著一丁點兒尖細，自我介紹姓樊，是旅館的副經理。李奉元、倪堯祥辦理入住登記手續時曾向前臺服務員瞭解過，知道這是一家剛剛公私合營的企業，經理姓彭，是公方代表；副經理叫樊壽柏，是資方代表。樊壽柏的父親樊應坤就是這家旅館的創辦人，已經快六十歲了。公私合營時樊老闆提出提早退休，讓兒子接班。根據政策，這個二十六歲的小夥子就成了旅館副經理。現在，樊壽柏登門拜訪，李奉元不疑有他，當即把他讓進屋裡。
樊壽柏跟兩位警察說，自己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今天他值夜班，這會兒剛上班，問二人對旅館的服務是否滿意，歡迎提出寶貴意見，云云。李、倪二人自是說沒有意見。樊壽柏接著說，自己長這麼大，還沒去過江南，從旅客登記簿上得知二位同志來自松江，就冒昧前來打擾，聽聽他們說說那邊的風土人情。李、倪二人對對方的身份確信不疑，沒有往其他方面想，便隨口聊了起來。正聊著，走廊裡傳來腳步聲，有人在門口喊：“樊經理？”
樊壽柏說聲“抱歉”，返身把房門開了一條縫，問：“哪位？”
外面一個粗嗓門兒的男子說：“樊經理，有件小事找您說一下。”
樊壽柏應聲開門，幾乎是同時，旋風似的竄進來四個男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分別撲向李奉元和倪堯祥。樊壽柏則迅速把房門關閉，扣上門鎖保險。李奉元剛剛從公安學校畢業，雖然受過一些擒拿格鬥訓練，但公安學校的目標並非培養散打運動員，他那手本領不過三腳貓水平，對付尋常小賊還可以，猝不及防之下被兩條大漢夾攻，很快就被打趴下了。倪堯祥倒是當過兵的，在朝鮮戰場上跟外國兵肉搏過，搏鬥經驗豐富，因此，對付他的那兩個男子不但佔不了上風，其中一個還被他一拳砸倒。另一個倏地拔出了匕首，倪堯祥稍一愣怔，立即把手伸向懷間掏槍，卻被樊壽柏從後面撲倒。那個倒地的傢伙也爬起來了，三人一起動手，將倪堯祥制伏。
五名歹徒奪走了李奉元、倪堯祥的手槍，撕開床單把兩人手足捆綁、嘴巴塞住。臨走時，樊壽柏脫下了身上的那件藍褂子扔在地上。歹徒離開後，倪堯祥滾到門口，聽見外面有人走過，遂以頭撞門示警。終於，有旅客喚來前臺服務員。服務員用鑰匙開了門，見狀大驚，立即報警。
長春市公安局南關分局值班副局長郭鼎率刑警趕到“友好旅館”。郭鼎在旅館遇到的第一個人，就是旅館副經理樊壽柏。小樊上前兩步一把抓住郭鼎的手緊緊握住，急得臉都變色了：“郭局長，您一定得破了這個案子，還我清白！”
郭鼎這時只知道有兩位入住該旅館的外地同行遭到搶劫，還不知道作案經過，自是覺得沒頭沒腦。待到樊壽柏說明案犯冒充他作案的情況，這才明白是怎麼回事。刑警勘查現場時，郭鼎和警校實習生小朱在另一個房間跟兩個受害同行見面。李奉元、倪堯祥都是刑警，瞭解這一行的做法，作陳述時要言不煩，這使做筆錄的小朱還不至於手忙腳亂。
郭鼎來自山東老區，從事公安工作已有九個年頭，經驗豐富，思維敏捷。聽了兩個江南同行的陳述後，立刻下令封鎖旅館，所有人員只進不出，同時讓樊壽柏寫出不當班的其他旅館員工的姓名、住址，分別給其所在地管段派出所去電，要求派出所協助通知這些員工立刻來旅館集中，不得延誤。這時，刑警已經完成了現場勘查，情況並不樂觀。有價值的發現只有從現場提取到的幾枚指紋，是否與此案有關，那還要等待市局的技術鑑定。
被搶劫的是兩支手槍，而且案犯作案時對受害人身上的錢包、手錶等財物不屑一顧，顯然說明他們準備用搶劫到的手槍進行更為嚴重的犯罪。考慮到這一點，郭鼎立刻給市局總值班負責人打電話報告了情況。
長春市公安局對該案甚為重視，指派市局刑偵處的莫鐵星科長前來指導偵查。莫科長向郭鼎傳達了市局領導及南關分局劉局長的指示，立刻組建專案組對該案進行偵查，力爭儘快破獲案件，抓獲案犯，追回被劫手槍。專案組長由郭鼎擔任，另幾名成員包括南關分局隨郭鼎出現場的刑警關思和、騰海飛、夏初秋和莫鐵星帶來的助手、市局刑警張斯勇，莫鐵星不任職務——這意思其實就是代表市局前來督辦該案的。
接著，郭鼎和莫鐵星就該案情況交換意見，認為眼下需要弄清楚以下幾點——是否有旅館員工或者其他旅客看到過這兩撥案犯（假樊壽柏和稍後進入現場的四個）？案犯是通過什麼途徑獲知李、倪二人身份以及他們隨身攜帶了手槍這些信息的？案犯怎麼知道旅館副經理樊壽柏當晚值班，那個冒充樊壽柏的案犯是否跟旅館某個員工有關係？假樊壽柏所穿的那件印有“友好旅館”字樣的工作服是從哪裡獲取的？
不當班的員工接到派出所的通知，陸陸續續趕到旅館。包括莫鐵星在內的六名專案組成員分別向員工和旅客瞭解上述情況。“友好旅館”連同正副經理在內一共有十七名員工，當天下榻的旅客有四十八人，刑警找這些對象一個個聊下來，還是要費一些時間的。等到全部談完，已經是晚上九點過後了，彙總情況如下——
“友好旅館”是一幢二層樓房，前面有一個院子，供旅客散步和晾曬棉被、衣物。院門的位置跟尋常建築物不同，開在院子的左角，進門後沿著左側圍牆穿過院子，就是旅館客房樓的大門，入內即是前臺。但這並不是客房樓唯一的進出口，在樓房另一側盡頭也有一道大門，同樣可以出入。當初這樣設計可能是出於旅客進出方便，但也給歹人混入旅館提供了便利。
據前臺當值的服務員郝秋水說，她下午五點接班後一直待在櫃上，一刻也沒有離開過，除了住宿的旅客，沒有其他人進來過。而據旅客王某、程某反映，他倆傍晚從外面回來時，看見一個胖子青年揹著手在院子裡溜達，穿一套藏青色卡其布中山裝，頭上戴著一頂黑色呢便帽——這身裝束，正是那個假樊壽柏作案時的穿著，只不過上衣外面套了一件藍色旅館工作服。至於後面四個案犯是怎樣進來的，則沒有人看到。不過，案犯逃離現場時倒是有不止一人看見，都說是從右側樓門出去的，步履匆匆的樣子，但並沒有人跟作案聯繫起來。
旅館裡包括樊壽柏本人在內的全部員工都說並不認識那五個案犯，也未向其他人透露過旅館內部或者旅客的信息，更沒有人向他們打聽過此類信息。至於假樊壽柏作案時穿的那件旅館工作服，經辨認是旅館服務員老秦的。他今天輪休，昨天下班前把工作服洗了晾在院子裡，準備第二天上班時穿的，沒想到被假樊壽柏拿來當道具了。但刑警估計這應該不是什麼順手牽羊的動作，而是事先策劃好的一個環節，否則潛入現場後沒有工作服穿怎麼辦？搶劫對象是公安人員，假樊壽柏沒穿工作服就直接叩門進去，光憑一張嘴蒙得了人家嗎？
這時，“友好旅館”的上級單位南關區飲食服務公司值班領導接到報告後趕來了。領導姓趙，不久前剛從部隊轉業，在區飲食服務公司擔任黨支部書記。趙書記曾當過偵察兵，儘管跟刑警職業不同，但腦子還是蠻活絡的，考慮事情細緻周到。聽刑警簡單介紹過案情，他分析說，案犯獲取相關信息應該有兩條渠道，一條是從旅館這邊獲取，另一條是松江那邊有人跟兩位外調人員過不去，或者是想阻撓調查什麼的，就一路跟蹤過來，弄清楚他們下榻在“友好旅館”後，僱傭長春當地人對他們下手。武器是軍人的生命，公安人員雖然不是軍人，但丟失武器乃是大事兒，回去是要受處分的。所以，這會不會是松江那邊的犯罪分子針對二位外調人員作的案？
二、金哥其人
回到分局，專案組六人對偵察兵出身的區飲食公司趙書記的猜測進行了討論，即松江當地的不法分子指使長春這邊的案犯對李奉元、倪堯祥實施搶劫，最後一致排除了這種可能。此時距長春解放已經七個年頭，社會治安日趨良好，成幫成夥的刑事犯罪分子基本絕跡；即便有某個公安機關尚未掌握的團伙正在醞釀出籠，距長春數千公里之遙的江蘇松江的不法分子又怎麼會知道？這種可能性不是說絕對沒有，但目前來講，專案組刑警認為還是應該盯著直觀的、一想就通的疑點調查。
所謂“直觀的、一想就通的疑點”，就是案情分析中大夥兒提出的那些問題，比如，案犯怎麼知道李奉元、倪堯祥來自松江公安處？李、倪二位身穿便衣，手槍是掖在懷裡的，從松江到長春一路上從未亮出來過，案犯怎麼知道他們帶著武器？“友好旅館”的值班安排並不公開張貼，只是由經理每月一次在自己的工作手冊上寫好後分別通知當班人，同事之間如果互相不打聽，也未必知道誰哪天值夜班，可案犯怎麼就知道了？等等。
案發次日上午，一干刑警再次前往“友好旅館”，就上述疑點跟員工一一接觸，對昨晚已經詢問過的問題進行細化調查。結果，從前臺服務員郝秋水那裡瞭解到一個情況。
郝秋水二十出頭，其兄郝冬雪原是“友好旅館”的茶房。1951年，人民政府動員愛國青年保家衛國參軍入伍，赴朝打擊美國鬼子，二十一歲的郝冬雪參加了志願軍。出征前夕，樊老闆特地在旅館設席為郝冬雪餞行，當眾宣佈待郝冬雪復員回國時，如果還想在“友好旅館”幹，一定給他留一個崗位。沒想到，1953年夏天郝冬雪在朝鮮犧牲了。今年“友好旅館”醞釀公私合營時，樊老闆想起自己當初的承諾，尋思郝冬雪成了烈士，不能回旅館工作了，但他的家人是不是都有工作呢？於是，郝冬雪的妹妹郝秋水就成了旅館的一名正式員工。
郝秋水是8月間上班的，到前天剛好兩個月。第一個月由老員工帶，第二個月就放單飛了。她知道自己上崗時間不長，經驗有限，想做好這份服務工作，就要在細心、耐心、和藹可親上下功夫。那天她接待李奉元、倪堯祥時，看兩人出示的工作證是江蘇省松江專區公安處的，知道兩人是警察，在登記時便問：“本店有為旅客保存貴重物品的服務，您二位有什麼貴重物品需要保存的嗎？”見那二位搖頭，姑娘又提醒了一句：“你們帶槍了嗎？手槍也可以保存的。”
李、倪兩人被逗樂了，說你這姑娘有趣，手槍是貴重物品不假，但更是武器，哪有把自己的武器交給別人保存的？那還不如不帶出來，留在公安處不是最安全？
這話雙方說說應該不算什麼，問題是，郝秋水回憶下來，當時前臺靠牆的那張長木椅子上還坐著另一個旅客。“友好旅館”有伙房，向旅客提供早中晚三餐，需要用餐的旅客可以在前臺買飯票菜票。該旅客就是來買飯菜票的，他過來剛對郝秋水道明來意，李奉元、倪堯祥兩人正好進門說要住旅館。郝秋水要給他們登記，就請那位旅客坐在一邊稍候。現在，郝秋水回憶起了這個情節，那位旅客就成為專案組刑警需要特別關注的對象。那麼，這人姓什麼叫什麼？從哪裡來的？現在人呢？
郝秋水把旅客住宿登記本拿到櫃檯上，翻給刑警看：“喏，這頁上記著的，他叫柳明貴，吉林省永吉縣供銷社幹部，住口前鎮供銷社宿舍，是來長春出差的。”
刑警立刻致電永吉縣供銷社，查詢是否有奉派出差長春的柳明貴其人。接電話的人說本單位從未有過這麼一個人，問明對方是長春市公安局刑警後，又主動告知了一個情況：一個月前，縣供銷社辦公室遭到撬竊，被竊的物品中有半本空白介紹信，都是蓋了公章的。不過，介紹信都有編號，被竊的那些介紹信編號的最後兩位數字均是70以後。刑警一翻旅客登記，柳明貴用來住宿的那紙介紹信的編號末二位數字是72，由此斷定這傢伙所用介紹信是永吉縣供銷社的失竊物品之一。
接下來就要調查這個叫柳明貴的傢伙是否跟搶槍案有關。旅館方面說，此人在10月14日下午三時許入住，說是來長春出差的，但並沒看見他到外面去過，一直待在旅館裡，有時來前臺坐坐，跟郝秋水有一句沒一句地閒磕牙；或者去旅館食堂，讓大師傅炒上幾個菜，邀其一起喝酒聊天。郝秋水曾問過他住下後怎麼不出去辦事，他說自己的差事需要兩個人去辦，他在等另一個同事。刑警跟大師傅聊下來，得知柳明貴確實向他貌似隨意地打聽過旅館內部的情況，他呢，喝著人家的酒，自然有問必答，但因為酒喝得有點兒多，此刻讓他回憶究竟問了些什麼答了些什麼，他早就想不起來了。
旅客住宿登記本上記載，柳明貴10月14日下午入住，10月16日上午退房離開。當時郝秋水隨口問過一句：“您等的同事沒來？”對方說已經來了，住在另一家旅館，讓他過去會合，所以他退房了。當天傍晚，“友好旅館”就發生了搶劫案。據目擊幾名案犯離開的旅客和服務員反映，柳明貴的體態特徵跟其中一個比較相像。
專案組分析，這個團伙一個月前在永吉作案，又利用在永吉的供銷社竊得的介紹信掩蓋身份，在長春作下了這起案子。目前難以確定的是，這個犯罪團伙究竟是長春的還是永吉的，抑或其他地方的流竄犯。他們在長春搶了兩支手槍，警方是沒法兒對這類贓物進行布控的，那麼，他們在永吉縣供銷社盜竊了些什麼呢？對這些贓物布控，也許會查到線索。10月18日，刑警關思和、騰海飛奉命前往永吉，對一個月前的那起竊案進行調查。
永吉縣公安局刑警隊介紹，供銷社那起竊案發生於9月17日夜間。那天是星期六，供銷社按例留一個幹部值班，加上傳達室負責看門和收發的鐘老頭兒，一共兩人。供銷社設在一所廢棄的廟宇內，四周都是二人高的磚砌圍牆，進出就是山門。供銷社的職能比較單一，一般說來，夜間和節假日輪值的幹部比較省事兒，諸如縣委縣政府下指示調撥搶險救災物資之類的緊急情況，一年也輪不上一次。所以，幹部也好，門房也好，晚上值班就是睡覺，這已經是多年來形成的習慣了。可是，這天晚上卻出了事兒。
當晚輪值的是來縣裡蹲點調研掛職供銷社副主任的省商業廳幹部宋浩，不過二十多歲，是東北解放後參加工作的。六點多到崗後，他在傳達室跟鍾老頭兒抽菸喝茶聊了一陣，然後去自己的辦公室聽收音機。八點半聽完喜愛的戲劇節目，把鋪蓋打開，去外面轉了一圈，各處都查看一下，就睡覺了。
睡到下半夜兩點多鐘，宋浩醒了。不是自然醒的，而是被冷風吹醒的。9月中旬東北的天氣，白天氣溫還比較溫和，到了深夜，去戶外待著的話，只怕要披件棉衣了。這時候晚上睡覺都得把門窗掩上，不關嚴不要緊，但敞開著肯定是不行的。宋浩體質比較弱，睡前是把門窗都掩上的，醒來一看房門開著，不禁有些奇怪。再一想更不對了，即使房門打開了，也不至於有冷風吹進來呀，外面走廊兩頭的門可都是關著的。他越想越不對頭，遂起來查看。燈一打開，根本用不著出門他就明白了——屋裡進過賊了，辦公桌的抽斗都開著呢！
縣供銷社這次遭竊，整個兒單位上上下下二十多名幹部每個人的辦公桌抽斗、櫥櫃門統統被撬，凡是有錢鈔、糧票、布票或者其他值錢物件諸如照相機、手錶等放在辦公室的，一概落入賊手。財務室損失最大，三百多元公款悉數被竊，同時失竊的還有那半本空白介紹信。幾枚公章倒是倖免於難，正好縣裡通知讓各單位換公章，白天時統一送往公安局了，否則公章落入賊手，還不知要生出什麼事來。
報案後，縣公安局刑警隊正副隊長、指導員悉數出動。根據現場的指紋、腳印判斷，案犯至少有三人。其作案方式並沒有什麼技術含量——在倚靠後圍牆而建的食堂伙房的牆壁上打了一個直徑五十釐米的洞，鑽洞而入，作案後循原路逃離現場。縣局刑警將獲取的指紋與之前曾被打擊過的案犯的指紋進行比對，發現其中一個指紋與一年多前因盜竊、搶劫被判處十年徒刑的流竄犯陳望富相同。縣局急電勞改農場，對方告知該犯於兩個月前越獄脫逃，農場方面已經進行過一輪追捕，沒有發現他的蹤跡，既然這廝又犯下了新的罪行，那就煩請永吉縣警方將其緝拿歸案，到時老賬新賬一起算。
對方的意思，明顯是要“卸肩”，永吉的刑警們哭笑不得。可是沒辦法，誰讓新案子發生在自己這邊呢？刑警隊派出五名刑警組成專案組，折騰了半個多月，卻是毫無收穫，連布控贓物也沒撈到一絲一毫的線索。這時，永吉縣接連發生了兩起惡性刑事案件，刑警隊人手短缺，縣局領導只好決定暫時擱置該案。
關思和、騰海飛返回長春後，立刻把永吉警方提供的陳望富的照片拿到“友好旅館”，請松江公安處的兩名民警辨認，二人一眼就認出，陳望富即是衝進房間的四名案犯之一。與此同時，市局技術室將永吉警方提供的陳望富的指紋與旅館現場遺留指紋進行比對，確認同一。專案組當即開會研究對策，決定同時採取兩個措施，一是對永吉縣供銷社失竊的財物進行布控，二是發揮“耳目”作用，收集外地來長春作案的流竄分子的情報。
僅僅過了一天，刑警夏初秋的“耳目”就提供了關於陳望富的信息。大約十天前的中午，曾有人看見長春本地一個人稱金哥的傢伙，請一個道上綽號“黑手”的主兒在“六合樓”吃飯。兩人選的位置是這家飯館二樓角落的一副小座頭，點了四個菜、一瓶白酒。夏初秋聽著心裡一陣激動——根據永吉警方提供的信息，“黑手”正是陳望富的綽號。據說這傢伙心毒手黑，下手時毫不留情，不管搶劫、盜竊，都是洗劫一空，不留分文。
要找到“黑手”，先得跟那個金哥接觸。專案組隨即著手調查金哥其人，接觸了若干個經常在社會上混的地痞流氓、黑道分子以及目前因犯事兒被關押在看守所的傢伙，竟然收集到三個不同的版本——
其一，說此人姓金，三十來歲，偽滿時期曾當過警察，東北解放後坐過牢，刑滿釋放後無業，生活來源基本是靠那些後出道的小混混兒“孝敬”；
其二，說此人以前去過日本，日語說得不錯，參加過偽滿軍隊，聽說跟日本特務機關也有勾搭，東北解放後被人民政府關了一年多。後來他去深山老林挖棒槌，挖到過幾棵高品相的，發了點兒財，以此為本錢跑單幫做起了倒兒爺，把關外的藥材、土產販到關內，又把關內的衣服、收音機、自行車之類販到關外，據說生意不錯；其三，說金哥並不姓金，而是姓崔，曾跟朝鮮族人混過很長一段時間，一口朝鮮話非常流利，還會說日語。之所以稱其“金哥”，是因為此人出手闊綽，揮金如土，嗜色如命。至於他的錢鈔是從哪裡獲得的，那就說不清楚了。只知道此人腳踩黑白兩道，合法非法的錢都要撈。
各種說法莫衷一是，真假難辨，專案組一時不得要領。但老刑警郭鼎、莫鐵星都斷言，凡是揮金如土、嗜色如命的傢伙，別說在當今新社會了，就是在舊時黑道上也混不長久，所以，這人肯定會栽跟斗，而且栽得很重。正準備進一步查摸時，又有“耳目”報來一個令人吃驚的情況：金哥有手槍！
兩天前，頭道溝區有個叫袁冬玲的妖嬈妞兒，穿著一身時髦服裝和兩個小姐妹一起逛街，臨末進了一家餃子館。要的水餃剛送上來還沒吃時，旁邊不知怎麼冒出一個乞丐，袁冬玲掏出兩分紙幣施捨，乞丐沒收，只是在旁邊擤鼻涕、乾嘔、吐唾沫。這番連環套做出來，袁冬玲三位哪裡還有胃口吃水餃？一個女伴一怒之下，揮手撩了乞丐一記耳光，把水餃倒入泔水桶，三人憤然離去。
不料乞丐是專業水平，他們經得多，早就總結出了一套經驗，行乞也有預案。一個乞丐進門行乞，門外還有兩個。如若那套把戲有效，弄得袁冬玲三女噁心得起身而去，桌上的三份水餃就是他們的午餐了。但眼下是另一種情況，他們也就隨機應變。外面兩個乞丐見三女離去，立刻尾隨其後。三女去了另一家飲食店吃麵條，乞丐沒有招惹，在外面耐心等候。吃過麵條出門，他們繼續跟蹤，一直跟到袁冬玲的家門。
認準門頭，乞丐開始行動了。好傢伙！一下子來了十多人，也就轉眼工夫，袁家的大門上已經塗滿了糞便汙物，臭不可聞。袁冬玲自己還不知道已經著了道兒，聽見鄰居在外面一陣驚呼，開門出來一看，不由大驚失色。鄰居通過居委會報告了管段派出所，戶籍警來看了看，知道這是因為得罪了乞丐，但也無可奈何。乞丐一直是城市的頑症痼疾，即便是現在，也沒辦法根治，何況是六十年前。那年月，別說戶籍警了，就是分局治安部門也管不了這種事兒。袁冬玲也知道警察解決不了，遂決定自己想辦法，非要出這口惡氣不可！
為此，她去找了新結交的男友金哥。金哥長期在道兒上混，對丐幫自是瞭解。他立刻讓人給丐幫捎話，讓他們去苦主那裡放煙花爆竹賠禮道歉，否則……大家都是道兒上人，後果就不說了。當時長春市區的乞丐人數不算多，也就一二百號，以區為界自然形成六個幫夥，幫夥的老大互相之間有聯繫，以便遇到大事可以聯手行動。現在，長春道兒上有點兒名氣的金哥發話了，袁冬玲住處那一片的頭道溝丐幫老大有點兒緊張，於是跟其他五個老大通氣，商量此事該怎麼辦，是乖乖就範登門賠禮道歉呢，還是另謀解決方式。諸老大商量下來，決定糾集全市乞丐中能打善斗的主兒，約個時間，跟金哥鬥上一回。
諸老大之所以作出這樣的決定也是有原因的。他們認為解放已經五六年了，人民政府對金哥這樣的黑道勢力與對丐幫的處置方式是不同的，前者是打擊，抓住了依法懲辦，該殺的殺，該判刑的判刑，那是敵我矛盾；後者是勸告、收容、安排出路，反反覆覆不聽的，這才抓進去，但也不送看守所，跟法院監獄更不沾邊，而是送農場強制勞動——當時勞教條例尚未頒佈，這種勞動名曰學習，其實就是勞教，不過那是人民內部矛盾，這是文件上寫明瞭的。所以，丐幫諸頭領認為金哥不敢為這點兒區區小事真的跟丐幫幹起來。
丐幫還是通過那個捎話人把他們的意思傳給了金哥，當場得到迴音：“行啊，今晚在清真寺西衚衕口大銀杏樹下見面，你們來幾位隨便，我就單身赴會。”
當晚，丐幫調集得力人手，一下子集中了三十人，各帶匕首、鋼管、石灰包之類。趕到約定的地點一看，大家都愣了！金哥還真的是一個人來的，穿著一件毛嗶嘰黑色夾風衣，頭戴黑色禮帽，下著薄呢馬褲，足蹬高幫皮靴，儼然一個小開模樣，雙手插在兩側的衣袋裡，若無其事地吹著口哨。這一幕使丐幫諸老大吃驚不小，連忙轉頭四顧，懷疑這主兒是不是在周圍埋伏了大隊人馬。金哥見他們駐步不前，微笑著招手：“不是來了嗎？怎麼不過來呢？過來咱嘮嘮。”
到這當兒，諸老大已是進則不穩，退則不妥。互相使個眼色，示意身後那群跟班留在原地，他們幾個才走上前去，來到距金哥三米處時，齊齊站定，但誰也沒有開腔。倒是金哥又開腔了：“諸位老大來了，很好，我的話已經捎過去了，想必你們已經明白了我的意思。現在你們帶這麼多人過來，是想打群架？這就給政府添麻煩了，也是給新社會抹黑，我覺得不妥。這樣吧，咱們能不打就不打，一定要動手，那就舉手不留情了。不過呢，在這之前，我先給各位看樣東西……”
說著，他把插在衣袋裡的雙手抽出來。五位老大定睛一看，臉色倏變，就像聽見有人喊口令似的，齊嶄嶄地退後一步——對方手裡亮出的竟是兩把手槍！
“金哥”把雙手重新插進衣袋，臉上笑意不減：“怎麼樣？各位意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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