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草向來是一支武裝、一個政權的生命保障，施行什麼樣的經濟政策來保障其糧草的供應也往往能夠決定著一支武裝、一個政權的興衰存亡。
朱元璋在渡江攻佔江南後，在經濟上就採納了朱升的”廣積糧“政策，”。廣積糧“不是單純意義上的刮地皮、多積糧。百姓對徵糧的承受能力都是一定的，徵糧一旦超過百姓的承受能力，不但徵收不到過多的糧食。反而會適得其反，造成百姓的逃離、土地的荒蕪，以致更無糧可徵。所以“廣積糧”的“廣”主要是指徵糧的渠道要廣，而非簡單意義上的刮地皮式的橫徵暴斂。
而朱元璋的“廣積糧”主要渠道主要是靠屯軍，屯軍並不是一項新的創舉。西漢時趙充國就開始屯田養軍，三國時曹操也大規模屯軍以解決軍糧問題。明朝的衛所制度就是一種寓兵於農，守屯相結合的一種建軍制度，朱元璋對此頗為得意，後就曾說：“吾養百萬兵，而不費百姓一粒米。“。
正因為朱元璋有穩定可靠的後勤保障，才使得他的基地極為地穩固可靠，進可攻退可守。其在軍事上才可以做到從容不迫、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地剪滅群雄，最終推翻了元朝而統一了天下。
反觀李自成，同樣是農民起義。李自成起義早期沒有什麼政策方略，其軍隊戰鬥力也不強，只有依靠走州過縣式的流寇式掠奪來維持其生存。後期又採納了“均田免賦“的政策，也就是民間的”不納糧“口號。這個口號雖然短期內極容易贏得農民的廣大擁護，使其發展極為地迅速，但卻喪失了穩定的財政來源。使之即使攻佔了大片土地，由於不能收稅徵糧也變得毫無意義而言。所以也從而決定著其不可能穩定地經營一方，更堅定了其在軍事上必須採取流寇主義的方式作為，靠不停地搶掠來維持其財政上的支撐。
在李自成進入北京後，在其政權還未穩定時，就迫不及待地開始大肆拷掠明朝官員以助軍餉，同時底層農民軍也開始肆意地搶奪民財了。這時，李自成手下就有人向其進言：“再如此下去的話，怕會引起民變了。“，李自成回答：“民變不怕，就怕軍變。”。李自成顯然很清楚其部下軍隊之所以追隨他的真正原因的。並不是為了追求什麼理想、建立什麼沒有剝削壓迫的新王朝而來的，只是純粹地為了搶掠發財而來的。所以對此，李自成也只能順意軍心，不然就真的會激起兵變了。
正是由於李自成、張獻忠長期在長江以北地區作流寇式地洗劫，極大地消耗了這些地方的元氣，所以當滿清入關後，這些地方才連像樣地組織抵抗清軍的能力都沒有，不到一年，長江以北地區就已基本淪陷。而李自成、張獻忠也終於品嚐到自己種下的惡果，他們這種從沒有建設一方、只有破壞，流寇式的洗劫，才決定了其沒有穩定的基地，也就沒有可靠的後勤保障，所以才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本身就很難有所建樹，其興也勃、其亡也忽。而滿清又是以騎兵為主，他們跑到哪？滿清就追到哪？使得農民軍得不到任何的喘息機會與後勤補充。所以其主力部隊也在不到一年時間就已被基本剿滅殆盡。
唐末的黃巢也是如此，從中原地區一直洗劫到嶺南地區又折返回了中原，幾乎蹂躪了整個大唐，卻也從未穩定地佔據與經營一方。史書明確記載，黃巢大軍乏糧時，曾經靠俘虜百姓當軍糧，曾經日食人屍數千具。黃巢的一生荼毒了大半個中國，最終卻也難免敗亡。在黃巢死後十幾年，中國就進入了五代十國的大分裂時期。黃巢如果紮實經營一方、安定民生的話，在江南地區任意割據一個藩鎮的話，最起碼可以像吳越王錢鏐那樣，成為一方之主。而黃巢的手下大將朱溫在投降唐朝後，被封為節度使，安定民生，步步為營，一步一步地擴張其勢力，最終卻代唐建立後梁了。所以黃巢如果不是其流寇式的作風，其建立的大齊政權基礎至少不會比朱溫的後梁政權差。撇開私德不談，黃巢的見識與才能是遠遠不及朱溫十分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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