嘗試這麼多西方救市方法,這次不靠房地產,我們怎麼戰勝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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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前段時間的大討論,最終,家長們還是沒能拗過熊孩子(市場):央媽繼續羞羞答答地放水,財爸也正在變得更加積極,三大姑六大姨們也開始噓寒問暖,無微不至起來。

上一秒還聲色俱厲的家長們,一下子變得慈眉善目,他們是怎麼了?是因為會哭的孩子有奶吃?還是因為村頭惡霸美利堅給了神助攻?

實際上,家長們所經歷的要遠遠比看起來複雜的多,下面我就來給你梳理一下。

1

故事還要從特朗普說起,全世界都在譴責他:倒行逆施

這是因為,特朗普的所作所為,違背了所有人都信仰的兩大最基本的經濟學原理,一個叫勞動分工原理,一個叫比較優勢原理。

勞動分工原理是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1723年6月5日—1790年7月17日),在他的那本經濟學聖經——《國富論》中提出來的,他認為:人類可以通過分工合作提高工人的勞動效率。

比如,一部蘋果手機,就是由負責研發和設計的美國,負責生產製造的中國以及其他30多個國家,經過分工合作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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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這麼分工呢?為什麼不是中國負責研發,美國負責製造呢?看起來很簡答的問題,但在200年前,可是個未解之謎。

第一個能把這個問題解釋明白的叫大衛·李嘉圖(1772年04月18日—1823年09月11日),他在勞動分工原理的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比較優勢理論。

他認為:在一個社會里,只要一個地區,一個國家,把他們有限的資源,只用來生產他們的機會成本比較低的那些產品,然後進行交換,整個社會的總價值就能夠達到最大,每個個體也都能得到改善。

根據這個理論,我們就明白了,因為美國和中國資源稟賦、機會成本等比較優勢的不同,這就決定美國應該專注於搞研發,中國應該專注於搞生產,而不是反過來。設想一下,如果你讓科學家去工廠幹活,讓車間工人去實驗室搞研發,會是怎樣的情形?

所以,可以這麼說,正是因為美國和中國以及其他國家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進行充分的分工合作,才有了WTO,才有了生機勃勃的全球貿易,才有了人類文明的進步。

但是,特朗普當上美國總統後,他不幹了。他的理由是:中國這些國家通過貿易,竊取了美國的科學技術,搶走了他們的工作飯碗。

很容易想明白一個道理是:美國人的製造產業和工作機會,從來不是被中國人“搶”過來的,這是大家根據各自的比較優勢,在國際分工合作中自然形成的。

很多人批評特朗普,缺乏基本的經濟學常識。特朗普傲嬌的表情裡,卻分明寫著四個字:是,又怎樣?

你跟他談自由貿易,他跟你談美國吃虧;你跟他談分工合作,他跟你談加徵關稅……你永遠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老男人。

2

外需靠不住,那就擴大內需吧。

在今年的423政治局會議上,“持續擴大內需”的目標被正式提出來。但現實的尷尬卻是,每個家庭的“六個錢包”都已經被房子掏空,哪裡還有什麼消費能力?

剛剛公佈的經濟數據也驗證了這種尷尬:2018年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累計同比增長9.4%,相比2017年全年還回落了0.8個百分點。

三駕馬車中,唯一可指望的只有投資了。而民間投資一直萎靡不振,又讓大家只能把目光直勾勾地投向了政府。

於是,宏觀經濟之父凱恩斯,就這樣被再次搬了出來。

凱恩斯成名於1929年美國大蕭條之後。當時,美國經濟每況愈下。對此,過往的經濟學理論卻都一籌莫展。

1936年,凱恩斯發表了著名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核心觀點就是:需求不足,政府來買單。他認為,政府可以通過採取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直接干預經濟。他的這個主張,不僅推動了美國經濟的復甦,還誕生了一個新的學科——宏觀經濟學。

凱恩斯的藥方一出,各國政府一下子豁然開朗:原來,所謂的經濟調控,一個永久的秘密就是——面幹了加水,水多了加面。這裡的“面”就是需求側的投資、消費、出口;這裡的“水”就是指貨幣。

中國曾經依靠凱恩斯主義,度過了前兩次危機:一次是,1998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一次是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

但,再好的靈丹妙藥,一旦用多了,藥效就會慢慢降低,凱恩斯的藥方也不例外。

就貨幣政策而言,過去十年的3次放水效果越來越差:

2008年第一輪寬鬆,兩個季度見效,GDP從6.4%反彈到12.2%,反彈5.8個百分點,持續4個季度;

2011年第二輪寬鬆,5個季度見效,GDP從7.5%反彈到8.1%,反彈0.6個百分點,持續2個季度;

2014年上一輪寬鬆,8個季度才見效,GDP只從6.7%反彈到6.9%,反彈0.2個百分點,持續2個季度。

財政政策的邊際效用也在遞減:

1998年東南亞危機彙總,中國採取的財政政策刺激,使得GDP增速在2003-2007的五年間保持了兩位數增長;

而2008年的4萬億刺激,卻只是使得2010年的GDP增速跳升至10.6%,隨後就跌入了個位區間。

如今,又過了10年。繼731會議提出“加大基礎設施領域補短板的力度”後,各個地方政府紛紛發佈雄心勃勃的基建計劃,動輒就上萬億,加起來估計將近20萬億。而央媽對於流動性的描述也由“合理穩定”變成了“合理充裕”。

於是,新的問題又來了:這一次,“寬鬆貨幣+積極財政”的組合還能奏效嗎?

3

對於這個問題,凱恩斯是回答不了的。

因為,在凱恩斯主義風靡全球,並讓戰後的歐美經濟持續繁榮了30年後,從 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出現了新的經濟危機——滯脹!所謂滯脹,就是指繼續發行貨幣,物價不斷上漲,而經濟卻不再上漲的現象。

新問題的出現讓凱恩斯主義備受質疑,同時也讓其他兩位經濟學家脫穎而出。

一位是哈耶克,他指出:經濟衰退是一種健康的代謝現象,政府應當減少經濟干預。

另外一位是弗裡德曼,他認為:政府一旦習慣了亂花錢,是絕對不會再過節衣縮食日子的。所以,他主張:小政府大社會,減少政府幹預,讓市場自由選擇。

特朗普的偶像里根,對弗裡德曼的“新自由主義”推崇備至。1980年,里根就任總統之後,他在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基礎上形成了著名的“里根經濟學”,主要的經濟政策就是:

減少稅收,放松管制。實際上,就是通過藏富於民的方式,讓民間花錢,增加資金的使用效率。

另外,再加上“星球大戰計劃”等一系列政策之後,美國經濟逐漸走出泥沼:通脹降低了,經濟也開始了穩定增長。

嘗試這麼多西方救市方法,這次不靠房地產,我們怎麼戰勝解決問題

反觀中國的現狀,里根經濟學給我們的啟發似乎是:在經濟滯脹階段,更應該做的是降費減稅,放松管制,而不再是“大水漫灌”式的刺激。

實際上,大家對“里根經濟學”也有很多爭議。

在里根執政的後幾年中,美國經濟出現了“三高”“三低”——高債務赤字、高外貿逆差、高失業率,人均GDP增速下降、製造業生產下降、經濟競爭力下降。在之後老布什當政的4年裡,美國經濟進一步下滑,1991年更是出現了1.2%的負增長,創下了美國戰後經濟增長率最低紀錄。

1993年,克林頓就任總統後,又重新把凱恩斯老先生請了回來。他對凱恩斯經濟學思想進行升級改造後,還兼收幷蓄包括供應學派在內的其他觀點,既反對完全自由放任的政府,又反對過度干預的政府,為美國創造了穩定增長的黃金八年。

最值得稱道的是,在克林頓執政期間,美國掀起了一股“新經濟”浪潮,一大批效益遠遠超過了傳統企業的高科技企業如蘋果、英特爾、微軟等,脫穎而出並高速增長。

有人認為這並不完全是克林頓的功勞。因為,美國新經濟的發展,源頭上還是因為里根通過“星球大戰計劃”栽下的樹,而克林頓不過是一個“乘涼”的後人。

不論是誰的功勞,這都說明,熊彼特“創新理論”的無比正確性——在任何時候,科技創新都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

另外,這也間接解釋了,為什麼特朗普要精準打擊“中國製造2025”,也能明白中國為什麼這麼重視“新經濟”了。

4

這麼梳理下來,你可能已經發現:這兩年,我們幾乎把美利堅曾經奏效的救世良方挨個體驗了一遍:

1、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刺激需求;

2、馬歇爾計劃的一帶一路

3、弗裡德曼的新自由主義;

4、里根的供給側改革。

5、克林頓的新經濟計劃;

最近,還有人建議,中國應該嘗試下中國版的“星球大戰計劃”。

但是,從現實的情況來看,似乎還是日本的那一套最有效:靠房地產拉動經濟。

不過,日本的前車之鑑也是非常明顯的:1990年房地產泡沫破裂後,日本失去了20年。

也正因如此,決策層對房地產的態度已經變成了“遏制房價上漲”。

中國又站到了十字路口上,我們究竟還有多少藥方?

(感謝實習生丁一對本文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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