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尖挑不開的帝都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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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確定北京的地理位置，繪製準確城圖，花去了昔人幾個世紀的時間。
2. 倫敦、巴黎、羅馬這些都城，都留下豐富古地圖，藏納著獨特的都市文化與生活態度。
3. 北京老地圖雖沒有那麼豐富，卻充分展示了東方帝都的建城理念，皇權統治的外在化過程，各類藝術形式的空間歌舞，以及天子子民的如煙往事。在地圖的方寸之間，追溯始於足下的歷史，理解多元的城市記憶。
說幾朝中國人淡漠了自己帝都的地圖製作，這一定不是事實。從金中都、元大都，到明代永樂皇帝修建的北方都城，沒有地圖，難以想象先人怎樣完成了城市的全面規劃和施工建築。根據古書上的文字和考古挖掘，這些古都的格局都可以得到還原，也就是說，要看北京的輪廓圖、設計圖，追溯到任何一個古老的朝代都是可能的。例如，正方形的元大都，畫出來準確無誤，連每座城門都標得清清楚楚。只可惜，這些圖都不是當世者的原作。我們無法推測，元代人會怎樣畫自己的都城，製圖人是誰，從他們的筆尖刻刀上，也看不出曾流露出什麼樣的感情。
- 西方公認的第一張指明瞭“Cathia”的地圖 -
歐洲人第一次在現代地圖上指明中國的存在，時間可以往前再推60年，也就是回到大明嘉靖一朝。1541年，德國的馬丁·瓦爾德澤米勒（Martin Waldseemuller）把中國（包括西藏）、韃靼、日本一起編進了“託羅密”地理圖集。這張地圖的式樣顯得很怪，和後來我們所熟悉的現代地圖完全不一樣，既沒有經緯線，也沒有玫瑰羅盤，東南西北沒有標註，而且圖樣是梯形的。可見，地圖製作雖還沒有樹立統一的現代規範，對東方帝國的想象，就已經進入了西方地圖師的工作間。
瓦氏的地圖在西方影響很大，曾經的遼、金、元代統治的北部中國都畫出來了，但南部是什麼，梯形的圖上看不出來。拉丁文“Cathia”這個詞根，是來馬可·波羅的用語，看來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還停留在前朝。以模糊概念推測，瓦先生點出的國名，正對著的就是元大都“汗八里”的所在地呢。
為“致良知”立個牌樓
元大都的長街不尚“空”談。讓大街獲得自己的文化意識，引人走正路，誘人以正念，是有明一代京師建築師的創意。他們把含有正能量的文字鐫刻在街頭高大華美的牌樓上，希冀路人一抬眼就有片刻的心靈閃念，使傳統精華能夠在大街上香飄四溢，百世流芳。可以這樣說，明代的君臣子民與忽必烈時代一樣，還得繼續在街市上經營，以求帝都的生活循規蹈矩，長幼有序。明朝廷沒有簡單地沿襲前朝一統二禁之策，而是以文明的方式，使主流意識能夠潛移默化滲透於社會日常生活。大街上的牌樓是實現這個目的的一個載體，一個既有高顏值又引人注目的載體。
下面這張地圖上畫出了13座北京街頭牌樓，而且，除了城門和宮殿，站著的牌樓成了最搶眼的圖標。你看，東單西單、東四西四牌樓，長安左門、長安右門的牌樓，還有前門的五牌樓，誇大的佔地面積與其他建築不成比例。每座牌樓都畫得挺形象，但大街卻只剩下短短的細線，不再如馬賽克圖一般浪費筆道。這張地圖出自明代人張爵的《京師五城坊巷衚衕集》。該書印製於嘉靖三十九年，也就是1560年。可以猜得出，張先生對街上站著的這些花裡胡哨的建築，頗有驕傲之感。此後，我們會常在地圖上和這樣的圖標打照面。
- 明京師牌樓圖 -
“見識了滿族的大一統”
荷蘭人繪製的另一張地圖非常有意思，相信大家很少有人見到過。它的重點是一條北上路線，從廣州起始向上延展，曲曲彎彎穿越了大半個中國，到了明末的北部疆界。沿著這條路，它標出了400多個地名，分佈在廣東、江西、江蘇、山東、河北（標註為PEKIN）五省，北京是它的終點，也是荷蘭商團朝聖之旅的目的地，圖上隱約看得出宮殿的遠景。再往北一點就是長城，東西走向，穿過了燕山山脈。其他的省份除了省名，未多標一個字，但是用馬、牛、羊、駱駝、鴕鳥、鱷魚、大象，還有各種植物、山川做了精心點綴。右下角有一個考究地圖上常見的圖題框，兩個小天使拉著手在飛翔，上面寫著：尼德蘭東印度公司中國拜見韃靼大汗之旅；繪製者：約翰·紐荷夫。
這張花裡胡哨的地圖與紐荷夫的紫禁城圖一樣，準確性令人難以恭維。但毫無疑問，它是又一張標誌性的帝國地圖。1669年，它在阿姆斯特丹問世前不久，地圖大師約安·布勞剛剛出版了《中華帝國全圖》。用這張圖和布勞的“北直隸及北京”那一張相對比，高下立見。布勞的地圖上，“PEKIN”一詞都沒出現，更不要說把它標在那裡。而紐荷夫可以告訴你帝都與廣東的大致距離與方位，那是他們一行人用腳在中國大地上一步一步丈量出來的。許多西方人早已走過這條南北路，包括1600年的傳教士利瑪竇，但是他們都沒有提供地圖，現在荷蘭人把它畫出來了。為了丈量這個距離，荷蘭商團於1655年7月從巴達維亞揚帆遠航，整整走了一年。
- 荷蘭商團京城朝聖路線圖 -
“貢院與京師大學堂”
在東城建國門內，正對著現在的古觀象臺，輿圖上畫了一紅色的長方塊，這裡就是往昔學子們趨之若鶩的“貢院”。從明永樂十三年（1415）開始到1905年，也就是說在將近500年裡，來自各地參加會試的考生，每隔三年就要在這片天地裡聚首一次，也叫“春闈”，為自己的官運整整禁閉三天。考上了就叫“進士”，也叫“貢生”，鄉土小民便有了資格致仕做官，把才智貢獻給皇上的文官體制。放在現在說呢，這只是一箇中等學位的考試，相當於今天的高中升大學的統考。北京舉行統考，會設有許多考點，但那時全國就這麼一個考點，同時能容得下9 000名考生應試，可見貢院入場券有極高的含金量。
1898年是戊戌年，選官要考八股文，成了變法最大的攻擊目標。耗到新政，取消科考的目標終於大功告成。1906年是丙午年，皇帝有詔曰，所有鄉試會試一律停止。《最新輿圖》出現的1909年，貢院裡舉行了最後一場鄉試。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俱往矣，一種官本位的教育將被另一個變種所替代。而紅色的貢院，從此成了一個棄圓。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沖垮了貢院，催生出新式學校。1903年，也就是科考廢止的兩年前，大清皇上頒發了聖旨，規定以後會考的貢生要想入職官府，譬如說當翰林院的編修、庶吉士，或是六部的中書，必須考一個“京師大學堂”的文憑，實際上是讓新式教育彌補貢院身後的空缺，與傳統官本位無縫接軌。學子們立刻心裡明白，進士要不了兩年就貶值啦，要想涉足政壇，報效國家，必須尋找新的晉身階梯。那麼，到哪裡去上這座新式學府呢？往景山東面一望，有一紅色方塊，面積約有貢院一半那麼大，赫然寫著的就是“京師大學堂”。它的前身是1862年設立的京師同文館，後世即名聲顯赫的國立北京大學（1912年改名）。戊戌變法的高潮中，25歲的梁啟超為它起草了一份章程，亦獲得了光緒的批准，中國現代教育因此產生了第一份學制綱要。
四面高牆圍起，大門五楹，上懸匾書“天開文運”， 中有“文昌槐”、五魁祠、明遠樓，貢院公平鄭重
“大清萬年一統地理全圖”
底下像巨浪滔天，上邊像星星點點
本文整理摘編自 李弘著《京華心影：老地圖中的帝都北京》，版權歸出版所所有，如需轉載請務必附作者、書名及作品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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