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到今年以來社會融資規模增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均錄得多年新低，疊加貨幣政策邊際遞減帶來的失靈傾向、財政政策擴大政府支出與減稅分別存在強烈的擠出效應與力度遲緩，以及P2P頻頻爆雷，股市、債市、匯市幾近全線崩潰，房市高位風險壓力待釋放，結合近日房地產政策調控上的“堅決遏制房價上漲”，2018年正在成為多年來經濟深層次問題集中爆發的多事之秋，風險集中爆發、釋放所導致的系統性風險顯著升溫，整個經濟社會極有可能面臨深刻的市場大變局。
社融規模再次創新低，耐人尋味
作為衡量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社會融資規模反映全社會實體經濟從整個金融體系中所能獲得的資金支持，在經濟發展多年“脫實向虛”背景下，社會融資規模不斷走低，帶來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日趨常態化，但今年5月份再次跌到將近前幾次的新低，形勢不可謂不嚴峻。
值得注意的是，前幾次社會規模突破新低的時候，央行通過放水很快扭轉了形勢，但這一次在央行貨幣政策邊際遞減幾乎到極致、發揮空間嚴重受限及金融去槓桿疊加態勢下，沒有理由對此次社融規模比此前任何一次形勢更加嚴峻的現實可以質疑。隨著中美貿易戰日益走向深入，愈演愈烈，外資撤離，內資受多年“脫實向虛”打擊，元氣大傷，在沒有重大政策利好出臺情況下，前景堪憂。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創下新低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自2011年以來增速一直穩步下行，作為社會消費活力的反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持續下降，表明經濟體內部發展結構出現問題。近來，媒體都在說現在大家沒錢消費，家庭債務規模已經突破上限，從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來看，2018年5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創下8.5%的新低，然後在6月份有所回升，背後反映的就是全社會消費水平已經低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峻狀態。那麼，消費水平創下新低的背後，又是什麼在創下新高，極力壓制消費空間呢？
首先，從個人住房貸款規模看，25家A股上市商業銀行（無錫銀行未披露相關數據）自2009年起個人住房貸款規模穩步上升，從13959.38億元到192790.46億元，8年時間複合增長率38.85%，這期間GDP的複合增長率多少呢？11.39%！高出27個百分點，而這八年時間，正好是我國房地產起步大發展，房價節節攀高的時間。這還僅僅是25家上市銀行在個人住房貸款上的數據，如果算上全國所有銀行在個人住房貸款及房地產企業的貸款，那麼這個規模將大的令人害怕。而且，即便拿25家上市銀行2017年的個人住房貸款數據來看，192790.46億元已經佔據同年GDP的23.31%，就是說我國經濟增長的近四分之一是靠房市在拉動，如果加上全國所有銀行提供給個人及房地產企業的數據，這個比例還會更高。
其次，從分行業發展增速來看，2009—2017年在拉動經濟增長的兩個個行業（我們以金融業、工業為例）中，金融業幾乎一直GDP10～15個百分點的增速，只有在2017年在金融去槓桿的壓力下，金融業增速出現了下降，而且低於GDP增速，而工業增速除2000年、2001年、2017年三個年份高於GDP增速外，其餘時間都拖了GDP的後腿。換句話說，2009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幾乎是在靠金融業等虛擬經濟在拉動，實體經濟中的工業幾乎處於漠視的狀態，造成經濟“脫實向虛”極度明顯，大量的資金、貸款在金融領域空轉、加碼，造成金融業非理性繁榮的同時，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有增無減，產品生產從供給上必然出現脫節，尤其是好的產品，能沉下心來認真從事研發、提供質優的產品，由於大量實體破產、錢荒，造成生存困難，市場競爭力下降，製造業面臨生存危機，而這也是2016年度金融去槓桿展開的背景。
最後，再從資本市場（A股指數）來看，除了個別年份的上漲之外，其餘年份均處於漫漫下跌途中，至今依然在下行。大量投資者在股市上的虧輸也造成資金大量流失，疊加近年生活成本顯著推升，住房、醫療、教育等各種價格暴漲，嚴重拖累消費空間與消費水平。
貨幣政策面臨失靈
貨幣政策到了幾近無能為力的地步，多年來貨幣放水，尤其是4萬億後，大規模的流動性投入市場，短期內通過基建投資以及流入房地產、股市的資金推動了經濟迅速起底，但是造成的後遺症卻需要在後期通過更大規模的流動性投入才能彌補流動性缺口推動經濟發展，即雪球越滾越大，每一單位的GDP創造所需要的資金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預示推動經濟發展的力量來源於貨幣效應，而非經濟內部的價值創造。從M2佔GDP比重來看，2000—2008年，一直維持在1.32～1.6，但是到了2009年推出4萬億之後，比重瞬間增大至1.75，比上年2008年高出了0.27個單位，並一路愈演愈烈，在2010—2017年分別達到1.76、1.74、1.80、1.86、1.91、2.02、2.08、2.04，幾乎可以說，推動經濟發展的貨幣效應日趨明顯，而保持經濟穩增長的刺激需求不斷加大，由此造成的貨幣超發勢必影響整個社會資金的流動，最終造就了資金流入房地產，造成房價連年暴漲的局面。顯然，貨幣嚴重超發，雖然解決了當時的問題，但是給日後貨幣政策帶來的總量調節效應造成了巨大不利，前段時間央行貨幣研究局徐忠發文明確指出經濟發展完全傾向了貨幣政策，而財政政策發力不足，不為無因。
可以看到，貨幣政策多年透支，所造成的邊際效應遞減已經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最近央行多次降準（包括普降與定向降準），但效果一般，已經證明後期貨幣政策發揮經濟調節的作用已經很小，那麼貨幣政策面臨失靈，財政政策呢？
財政政策在當前的雙重矛盾
財政政策擴大政府支出的擠出效應與減稅幅度不力的雙重矛盾。
（1）加大政策財政支出。由於財政開支大多數很可能繼續流向國有企業或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由此造成的對國有企業與地方政府基建大投資所形成的對民營企業的“擠出效應”，將進一步收縮民企融資空間，民企生存將更加困難，並在此過程中進一步造成大量應當出清的國有“殭屍企業”再次得到財政支持，嚴重降低經濟效率，阻礙產業結構調整。另一方面，由於大量的財政支出需要透過政府系統的層層傳導，對市場的失察、不瞭解，以及對國有企業與地方融資平臺的投資偏愛，將加劇財政資源分配上的不合理，乃至低效，進一步造成推槓桿，最終將解決經濟問題變成日後問題集中爆發乃至不可收拾的“爛攤子”。
（2）積極減稅。減稅是最好激發市場活力，通過給各企業、居民鬆綁減負，帶動盈利與可支配收入提高，進一步反哺利潤與刺激消費，形成擴大生產與消費的積極循環，帶動整個市場的復甦，但是在我國龐大的政府系統下，該項舉措將變得難以實施，由於龐大規模的公務員隊伍，依靠吃財政飯的公務員體系極力壓縮了我們在減稅上的空間。據報道，遼寧有事業單位35000餘家，事業編制超編110萬名，而省直機構659家公益性事業單位要整合成65家大型事業單位，才能實現1比39的官民比例。由此可見，全國依靠吃財政飯的公務員體系之龐大，因此要承擔如此規模的財政隊伍，依靠顯著的減稅顯然難以實現。這也是近年我國經濟增速下行，但財政收入增速卻表現出不減反增的勢頭，因為很難減得下去。
房地產後市變局
7月底，政治局召開會議，明確提出“堅決遏制房價上漲”，然而不過半月，市場傳出工行、農行下調房貸利率，儘管事後兩行分別否認，但是由此造成的市場預期進一步發生紊亂，造成房價看漲與遏制房價上揚形成背離。由於中美貿易摩擦至今未見止戰跡象，且繼續深入進行，由此造成的經濟外部環境壓力有增無減，疊加內需嚴重失撐，經濟下行壓力驟然加大，在此情況下，難以排除商業銀行透過房貸利率下調，進一步刺激樓市，形成多年樓市高歌猛進，越調越漲的看漲預期，然而在家庭債務突破上限，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創下新低，股市、債市、匯市相繼全線失守的背景下，樓市是否能撐得起經濟發展的重擔有待觀察。
外匯總量客觀，但外債偏重
外匯規模總量客觀，但扣除外債後可用餘額不足。根據外匯局統計資料，截至2018年3月底，我國外債總額頭寸為18435億美元，而同期央行外匯儲備規模為31428.2億美元，扣抵之後外匯餘額12993.2億美元，而2018年3月起中美貿易摩擦開始啟動，直接影響我國出口，從2017年中美貿易依存度來看，當年貿易順差總額4225億美元，實現對美貿易順差2758億美元，對美貿易比重為65.27%，意味著當中美貿易戰持續深入，2018年貿易形勢極度嚴峻，不過截至6月份，對美貿易仍處於順差狀態，上半年對美貿易總量3018億美元，同比增長13.1%，其中對美出口2177.8億美元，增長13.6%，自美進口840.2億美元，增長11.8%，實現順差1337.6億美元。
改革！改革！改革！
從一系列情況來看，2018年隨著內外環境驟變，經濟發展的動力與空間急劇下降收縮，由此給我們在政策取位、經濟模式轉變上帶來巨大挑戰，但是挑戰的背後就是機遇，多年粗放、依靠貨幣政策寬鬆與刺激的傳統模式在新形勢下已經不堪為用，亟須通過引入重大經濟改革，扭轉經濟增長模式與政策思維，大破大立，將改革進行到底，則我們依然可以藉助重大改革釋放的紅利再次實現經濟騰飛，改革不亟，在大變局的前夜我們有可能面臨失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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