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16種哲學意義，你占幾個？

轉自 | 哲學園

生活就像奧林匹克賽會；聚到這裡來的人們通常抱有三種目的：有些人摩拳擦掌以折桂，有些人做買賣以贏利，但還有一些人只是單純作旁觀者，冷眼靜觀這一切。

——畢達哥拉斯，公元前6世紀

生活就像公開演奏小提琴，在演奏的同時學習這門樂器。

——塞繆爾·巴特勒，英國詩人，1612-1680

生活是一碗櫻桃。[Life is just a bowl of cherries，這是一首老歌的名字，意思是說，一碗櫻桃裡總是有酸有甜，生命也是苦樂兼備]

——無名氏

生活是一碗果核。[這是對前一句話的曲解，為笑談]

——羅德尼·丹傑菲爾德[Rodney Dangerfield（1921— ），美國喜劇演員]，20世紀喜劇演員

生活的意義問題不是那種需要或能夠給出確切答案的問題。的確，它更像是一則不可或缺的隱喻或是對生活的看法和洞察，從中你可以看出自己正在扮演何種特定的角色，有著哪些合理的期待。

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你對它的看法從多方面決定了你未來生活的走向。比如說，你抱著生活就是“狗咬狗”和人人為我的態度去經商或上學，那麼你就會把所有人都當作自己的威脅和對手；你不會做到完全誠實，而且無論如何都不會從與他人的交往中得到樂趣。

人們會逐漸覺察到你的競爭敵意，開始不信任你，甚至會偶爾用一些讓你惱火的行為來檢驗你的意圖。於是，你不久就將發現自己的確身處一個“狗咬狗”的氣氛中——這種氣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你自己造出來的。所以生活意義的問題並非只是發現的問題，它也是一種重要的創造活動。

你自己的哲學僅僅在部分程度上是對你已有世界觀的表述和澄清，因為你所提出的哲學也將為這種世界觀的形成提供一臂之力。於是，有些對世界持一種晦暗的悲觀情緒的哲學家，會故意把他們的哲學表述得甚為欣喜和樂觀，這不是為了欺騙自己，而是為了改變自己，其中的確有一些人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正是我們對生活的看法決定了我們在其中所能發現的意義。於是，你對開篇問題1和4的回答將對你可能持有的生活態度給出一個相對清楚的說明，即使你的答案顯得滑稽或富有詩意（正是在戲劇和詩歌中，以及做嚴肅哲學的時候，我們的看法才變得明晰起來）。

如果你認為“生活是一場遊戲”，那麼你的意思是說，生活不應當非常嚴肅地對待（不論你自己是否嚴肅對待了），生活最終不會增添任何東西，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去享受它；而倘若你認為“生活是上帝的恩賜，應當明智地加以利用”，那麼你的意思是說，生活實際上是嚴肅的，它多少有著確定的使命（這一點你必須去領會），而且何謂成功、何謂失敗（在上帝面前）也是比較清楚的。下面，我將簡要描述幾種關於生活的主要看法，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學生的試卷中，這些看法都時常出現。當然，這張清單不可能完整，你也可以把自己的某些看法加進去，它們說不定會比我列出的幾種還要好。

生活是一場遊戲

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的，如果生活是一場遊戲，那麼它就不會被嚴肅地對待。遊戲是一種自足的活動，即使它的確增添了某種東西（比如打籃球提高了協調能力，跑步提高了耐力等），遊戲的意義也在於玩本身（“遊戲的輸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樣去玩。”）。

不過，有人因此便會以狂熱的競爭眼光來看待遊戲（所以才有文斯·隆巴迪[Vince Lombardi(1913-1970)，美國職業橄欖球教練。]那句著名的話：“勝利不是一切，而是唯一！”）。以這種方式來看待生活，就是把生活當作一場不間斷的你死我活的鬥爭。

因此，如果你認為生活是一場遊戲，那麼追問一下這種遊戲屬於何種類型是重要的。有些遊戲僅僅是為了消遣，有些遊戲是為了證明你的優越（扳手腕），另有一些則是為了消磨時間（單人紙牌）；有些遊戲別具交際性（橋牌），有些則是有意製造緊張（下高賭注的撲克遊戲）；有些旨在傷害對手（拳擊），有些則是為了幫助別人（比如藉助遊戲來資助慈善事業，看看誰能為了同一目標籌款最多）。

許多作家都曾把生活看作一種遊戲，比如三十多年前，排在暢銷書榜首的就是埃裡克·伯恩[Eric Berne(1910-1970)，美國心理學家，他於20世紀60年代創立了溝通分析理論（TA）用於心理治療。寫於1964年的《人們玩的遊戲》是TA理論的奠基著作之一，出版後大受歡迎，極為暢銷，使得TA理論聞名於世]的《人們玩的遊戲》（Games People Play）。

有些哲學家也認為，語言、經濟學和哲學本身都是遊戲。認為生活是場遊戲，是用一種特殊的眼光考察生活，避免把它看得太過嚴肅，同時也是為了強調一些東西，比如對規則的遵守、“生活要精彩”、享受生活、要盡力爭取成功等。然而，我們卻往往以一種危險的方式來談論“勝敗”。比如當我們將世界盃亞軍稱為一幫“敗將”時，我們給自己定下的標準又是什麼呢？

生活是一個故事

“生活是對藝術的模仿。”相對於柏拉圖的“藝術是對生活的模仿”，英國劇作家和散文家奧斯卡·王爾德曾這樣針鋒相對地寫道。顯然，我們的生活並不是斷斷續續的，也不是朝向唯一一個大目標的，而是因循著某個相當詳盡的劇本、故事或傳記不斷展開著的，我們（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一邊前行，一邊構造著這個劇本。

故事的輪廓以及我們所扮演的角色可能首先是由我們的家庭和文化所賦予的，其次是由我們身處的環境賦予的。把生活當作一個故事，就是以一種特殊的時間方式來思考生活，把生活看成不斷展開的情節和個性的連續發展（19世紀的德國哲學家稱生活為一種“教育小說”，即一個青年人在經歷生活中各種追求、失望和發現的過程中的個人發展）。

當我們做出生活中的決定時，我們經常發現自己所使用的標準也正是評價文學作品或電影時所採用的標準，它有趣嗎？令人厭煩嗎？有懸念嗎？是否得體？時機選得如何？是否過分？這種做法符合主人公（即你自己）的性格嗎？美國小說家約翰·巴斯[JohnBarth(1930-)，美國作家。其小說將辛辣的諷刺，犀利、粗俗的幽默與深奧、複雜的哲理融為一體，並以此聞名。

他的許多作品描寫在一個沒有絕對價值的世界裡，人似乎不可能選擇正確的行動]在《路的盡頭》（The End of the Road）中暗示，我們每個人都是自己故事中的主人公。他這樣寫道：“波洛紐斯這個人物並不認為自己是《哈姆雷特》中的一個小人物。”

《哈姆雷特》可以從波洛紐斯的角度加以重寫 ，正如劇作家湯姆·斯托帕德的確已在其《羅森克蘭茨和吉爾登斯特恩已死去》（Rosenk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Tom Stoppard (1937-)，捷克裔英國劇作家。他的作品，特別是根據莎士比亞《哈姆雷特》劇中人物所寫的《羅森克蘭茨和吉爾登斯特恩已死去》一劇突出表現了作者卓越的語言技巧、精心的動作安排和巧妙的戲劇結構。

羅森格蘭茲和吉爾登斯特恩本是《哈姆雷特》劇中受篡位國王之命，陪伴被認作瘋人的哈姆雷特去英國的兩個朝臣。斯托帕德將這段情節加以放大，兩個弄臣反配為主。其作品的主題是，人只不過是一個處於更大系統之中的、由不可理解的力量所主宰的小角色而已]一劇中從兩個更不重要的人物的角度重寫了《哈姆雷特》。

當然，《哈姆雷特》是一部悲劇，但有些人是按照喜劇或鬧劇的方式生活的，還有一些人則按照冒險故事的方式——選擇那些有挑戰性的工作或危險的嗜好——來生活。他們不失時機地做一些富有戲劇性的事情，為的是給自己的光輝履歷添上幾筆。

在這種觀點看來，賦予生活以意義的不是終極的目標或生活的結局，而是故事的質量、一個人生活和扮演角色的質量。如果選錯了角色（選擇了不適當的或高於自己能力的角色），或者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角色，或者扮演了多個相互矛盾的角色，都會毀掉一個人在生活中所發現的意義。

生活是一場悲劇

毫無疑問，我們每個人都會死。但這個事實往往會被忽視，死亡會被看成一件倒黴事、通往來生的路或最終的災難。如果我們把自己的生活看得少一些戲劇性，視之為《哈姆雷特》、《麥克白》、《奧賽羅》或《浮士德》的稍遜一些的版本，那麼就會發現，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悲劇的一些關鍵要素（某些悲慘的缺陷、判斷的錯誤、嚴重的矛盾等），它們伴隨著我們的一生，直到最後與死亡同歸於寂。

在小說《局外人》的結尾，哲學家加繆讓一個角色說出了這樣的話：“人人皆為兄弟，等待他們的是同一個結局——死亡。” 與遊戲隱喻相反，悲劇隱喻把生活變成了一個嚴肅的、不愉快的過程，儘管偶爾也會碰上一些快樂的事情，但生活終將有一個不可抗拒的悲慘結局。在這種觀點看來，

生活是一場喜劇

“生活是一個玩笑。”也許並非如此，但相對於把生活當作悲劇，這樣想或許能使人重新振作起來。長期以來，笑作為生活中的一個要素，甚至是作為好生活所特有的要素，是備受忽視的。

關於笑，柏拉圖沒有費多少筆墨，不過在其蘇格拉底對話中，他確實賦予了幽默以很深的含義。16世紀的荷蘭哲學家伊拉斯謨寫了一本有關人類生活的非常深刻的書，名曰《愚人頌》，即是對人的愚蠢進行頌揚。尼采所虛構的先知查拉圖斯特拉被（他的動物朋友）教誨不要太過嚴肅，要享受歡笑與無常。

引文資料：等死

[默而索在獄中等待被處決：]

白天，我就考慮我的上訴。我估量我所能獲得的效果，從我的思考中獲得最大的收穫。我總是想到最壞的一面，即我的上訴被駁回。“那麼，我就去死。”不會有別的結果，這是顯而易見的。但是，誰都知道，活著是不值得的。事實上，我不是不知道三十歲死或七十歲死關係不大，當然嘍，因為不論是哪種情況，別的男人和女人就這麼活著，而且幾千年都如此。

總之，沒有比這更清楚的了，反正我總得死去，現在也好，四十年後也好。此刻，在我的推理中使我有些為難的，是當我想到還要活四十年時心中所產生的可怕飛躍。不過，在設想我四十年後會有什麼想法時（假如果真要到這一步的話），我儘管把它壓下去就是了。假如要死，怎麼死，什麼時候死，這都無關緊要。所以（困難的是念念不忘這個“所以”所代表的一切推理）我的上訴如被駁回，我也應該接受。

——阿爾貝•加繆，《局外人》，1942

當然，幽默有各種各樣的。既有好的，也有糟的；既有令人不快的，也有冗長雜亂的。有些思想家可能會強調幽默所含深意的重要性，但另一些人會說，笑本身就是重要的，而不應是笑聲背後的東西。不過，笑話應當在短時間內就能奏效，一個花費過長時間去講笑話的人很容易使人覺得乏味。然而也有一些更為嚴肅的喜劇，它們不是一個勁地做詼諧獨白，而是關於抱負與挫折、欲求與失望的一個個故事。它們沒有用加繆所說的“荒謬”進行加工，而是賦予荒謬一種幽默的含義。

悲劇和喜劇可以在“黑色幽默”或諷刺中融合起來。在由亨佛萊·鮑嘉任男主角，約翰·休斯頓任導演兼編劇的影片《碧血金沙》（Treasure of Sierra Madre）的結尾，那位老人（由約翰·休斯頓的父親沃爾特·休斯頓扮演)失去了一切，但他卻突然放聲大笑，並鼓勵其他人也這樣去做。對於這樣一個關於貪婪、失望與死亡的故事來說，這也許是唯一可能的“歡樂收場”。無可否認，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更多地使用一些幽默，但不是用在我們的生活中（電視已經提供得夠多了），而是用在我們對生活的態度上，用在我們審視自己弱點和不足的方式上。

與思想家相遇：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1749-1832）

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至今仍然被認為是德國最偉大的作家。此外，他還是一個科學家、律師、藝術家、冒險家、物理學家和政治家。他在植物學上做出了重大發現，還就牛頓的物理學寫了不少文章。從簡單的情詩到複雜的鴻篇鉅製，歌德的著作實際上涵蓋了所有文學體裁，其中最著名的當數他花費六十餘載寫成的《浮士德》。他曾經主張要“讓詩歌講德語”，後來黑格爾在哲學上繼承了他。這兩位偉人都把自己的著作基於生長的生物自然觀，從而與牛頓之後在很大程度上佔支配地位的機械自然觀相抗衡。

生活是一種使命

基督徒經常教導說，生活是一種使命，是一種把他人也變成基督徒的使命。然而，把生活當作一種“召喚”的並不僅僅是基督徒。比如，德國詩人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就把自己生活的使命描述為詩歌創作，以使德國人獲得一種文化身份；哲學家黑格爾（大致與歌德同時）則把法國大革命之後用哲學來澄清世界的意義當作自己的使命；政治激進分子經常聲稱，自己生活的使命就是解放被壓迫的人民，或是反抗自己國家的暴政；科學家有時會認為，自己的使命就是增加人類的知識或治療某些可怕的疾病；有了孩子的人經常認為，他們的使命就是好好培養自己的孩子，盡力使他們生活得更好。

如果一個人的使命首先是道德上的，那麼這種使命就會依據其道德哲學進行表述。一個像邊沁那樣的功利主義者，會把一切行動都基於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一目的之上；而一個像康德那樣的倫理理性論者則會說，我們的目標應當是培養我們的道德人格，通過履行理性所規定的義務來使世界變得更好。

生活是藝術

“把你的生活當作一件藝術品去過。”德國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尼采這樣寫道。他所認為的生活不是一個故事，而是一件像雕塑那樣的藝術品。

人的生活就是為自己打磨出一個形體，“塑造性格”，發展出所謂“風格”那樣的東西。德國哲學家弗里德里希·馮·謝林把全部生活都視作上帝的藝術品（我們實際上就是上帝的學徒）。藝術家經常把生活的使命感簡單地描述為“創造”，但在他們看來，創造活動本身與他們的努力結果是同樣重要的。

大致說來，這種看法就是主張要活得精彩，即使無法做到，也至少要活出風格，活出“格調”。由是觀之，生活應被當成一件藝術品來評價——或令人感動、激動人心、設計合理、富有戲劇性、色彩斑斕，或粗俗不堪、冥頑不化、讓人留不下記憶。

與哲學家相遇：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

弗里德里希·尼采是德國哲學家。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攻擊基督教和基督教道德，還做出了一些關於女性的尖刻評論。他宣稱自己是一個“不道德的人”，並且轉而強調生活的審美價值。不過，他仍被公認為所有時代最偉大的道德哲學家之一（參見第八章）。

與哲學家相遇：弗里德里希·馮·謝林（1775-1854）

弗里德里希·馮·謝林是德國哲學家，19世紀早期浪漫主義詩歌的熱情支持者和崇拜者。因此，他的哲學罕見地強調了創造力的重要性和藝術的中心地位。他所闡釋的上帝不僅是一個創造者，而且從根本上說還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至今仍在通過我們創造這個宇宙。謝林是黑格爾最要好的大學同窗之一，他們兩人共同發展了他們的哲學，直到後來發生爭吵分道揚鑣。

生活是一場冒險

無論是把生活看成藝術還是一個故事，這都是令人振奮的，但這樣一來，生活的價值就成了文學作品或雕塑的價值——它們的形態、合不合潮流、對旁觀者的吸引等等。但生活不必總是考慮整體的形態或在觀者看來是什麼樣子，也可以富有美感和令人激動。

“盡情享受”生活、聽天由命、迎接挑戰和刺激也會讓人心動不已。把生活看作冒險就是如此，一個人活著可以甘冒風險，讓自己沉醉於各種技巧和不確定當中。這當然不是生活在所有人心目中的形象（中國有一則古老的詛咒語說：“祝你生活在有趣的時代！”[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這是一句經常出現在美國的報刊封面和各種講演中的流行語。

乍一看，有趣的時代應當是活起來更舒服的，然而，我們的時代雖然提供了各種各樣的選擇機會，但過多的選擇對人也是一種折磨和壓迫，這一點我們都深有體會，所以才有了這句極富諷刺意味的詛咒語。不過這句話其實並非來源於中國，而很可能是第一個說這話的人為了顯示其神秘而故意歸之於中國的]），但在那些的確這樣對待生活的人看來，這也許是唯一的生活方式，任何其他方式都是乏味的和令人厭倦的。與把生活看作藝術或文學作品不同，把生活看作一場冒險不會預先規定一個恰當的結局。如果它要完結，那就完結好了。

引文資料：生活的意義

在一切時代，智慧的人對生活都做了相同的判斷：它毫無用處……無論何時何地，從他們嘴裡聽到的總是同一種腔調——一種充滿懷疑、充滿憂傷、充滿對生活的厭倦的腔調……連蘇格拉底似乎也厭倦了生活——這表明什麼？這指點人們走向何處？從前人們會說（哦，人們確實說了，而且理直氣壯，我們的悲觀主義者帶的頭！）：“這裡無論如何有點東西是真的！智者的一致證明了真理。”我們今天還要這樣說嗎？我們可以這樣嗎？“這裡無論如何有點東西是患了病的。”我們這樣回答。這些歷代最智慧的人，人們應當首先就近觀察他們！也許他們全都不再站得穩？都遲暮了？都搖搖欲墜了？都頹廢了？也許智慧之出現在世上，就像一隻聞到腐屍氣息而興奮的烏鴉？……

倘若一個人不得不把理性變成暴君，如蘇格拉底所為，那麼必是因為有不小的危險，別的什麼東西已成為暴君。這時，理性被設想為救星，無論蘇格拉底還是他的“病人們”都不能隨心所欲地成為有理性的：這是嚴格規定的，這是他們的孤注一擲。整個希臘思想都狂熱地訴諸理性，這表明了一種困境：人們已陷於危險，只有一個選擇：或者毀滅，或者——成為有荒謬理性的人……無論如何必須理智、清醒、明白，向本能和無意識讓步會導致崩潰。

——尼采，《偶像的黃昏》，1889

生活是一種疾病

如果說把生活看作悲劇還有某種莊嚴意味的話，那麼把生活當成疾病就很悲慘了。比如弗洛伊德曾多次講過一個古已有之的看法，“全部生活的目的就是死亡”。前些年，美國小說家庫爾特·馮內古特說我們是“可怕的動物”，地球的免疫系統正試圖除掉我們。

這種“疾病”隱喻曾被用於現代生活、西方文明和資本主義等。但“疾病”首先就預設了“健康”，對於那些認同這一隱喻的人來說，首先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什麼才是健康的生活？是不朽嗎？是像螞蟻那樣高的社會生產率嗎？純粹的快樂？絲毫不含敵意的綿綿愛情？這些當然都令人嚮往，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它們的生活就是一種疾病。

然而，我們今天的大部分語言都受到了這類“健康”隱喻的感染（另一個表示類似觀點的詞是“自然的”；自然的就是健康的，非自然就意味著疾病或畸形）。我們談論一種“健康經濟”，把以往稱呼遊戲的詞叫作“鍛鍊”以增進健康。透過這種健康隱喻來看，生活本身必定像是一種致命的疾病，至少最終是這樣，因為它似乎無藥可救。

與理論家相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出生於奧地利，他通常並不被看作哲學家。作為現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他改變了我們關於自己和心靈的觀念，甚至還拋棄了為大多數哲學家所最津津樂道的一些假設。例如，他認為像笛卡爾那樣的哲學家所談論的明晰的自我知識可能往往是一種幻覺，我們絕大多數的觀念和慾望實際上都是無意識的產物。當我們自以為知道得很清楚時，那些被禁止的衝動和慾望其實是被壓抑和扭曲了。然而，弗洛伊德仍被看作一個偉大的理性思維的維護者，他曾經寫道，其心理分析的全部技巧都不過是為了把無意識變得有意識起來，從而把無意識的內容置於理性理解的範圍和控制之內。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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