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華：一個人所能得到的樂趣，多半取決於自身的精神能力

文|亞瑟·叔本華

人自身擁有的優勢，諸如偉大的心靈和高尚的情感，與人的地位、出身（甚至王公、貴族的出身）、優厚財富等諸優勢相比，就猶如真正的國王比之於戲劇舞臺上假扮的國王一樣。

伊壁鳩魯的第一個門徒門採多羅斯就曾在他的著作裡為他的一個篇章冠以這樣的題目：“我們幸福的原因存在於我們的自身內在，而不是自身之外。”確實，對於一個人的幸福，甚至對於他的整個生存，明顯首要的東西就是這個人自身的內在素質，它直接決定了這個人是否能夠得到內心的幸福，因為人的內心快樂抑或內心痛苦基本上就是人的感情、意欲和思想的產物。而人自身之外的所有事物，對於人的幸福都只發揮間接的影響。因此，同一樣外在的事物和同一樣的境遇對於我們每一個人的影響都不盡相同；就算處在同一樣的環境，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因為與一個人直接相關的是這一個人對事物的看法、他的感情以及他的意欲活動。外在事物只有在刺激起他的上述東西時才能發揮作用。每個人所生活的世界首先建立在這個人對於這個世界的理解之上。

這個世界因為各人頭腦和精神的差異而相應不同。因此，每個人的世界是貧瘠的、淺薄的和膚淺的，抑或豐富多彩、趣味盎然和充滿意義——這視各人的頭腦而定。例如，不少人羨慕他人在生活中發現和遇到的饒有趣味的事情，其實前者更應該羨慕後者所具有的理解事物的稟賦才對。在後一種人的描述中，他們經歷過的事情都含意深遠，令人回味無窮，而這一點正可歸功於他們認識事物的稟賦。因為在一個精神豐富的人看來是饒有趣味的事件，如果反映在一個膚淺、庸俗的頭腦裡面，同樣的事件就只不過是平凡世界裡面的乏味一幕而已。這種情形尤其明顯見之於歌德和拜倫創作的、明顯取材於真實事件的許多詩篇。呆笨的讀者會羨慕詩人能有那些其樂無窮的經歷，而不是羨慕詩人所具有的偉大想象力——這種想象力足以化平凡無奇為偉大和優美。同樣，一個具憂鬱氣質的人所看到的悲慘一幕，在一個樂天派的眼裡只是一場有趣的衝突，而一個實用主義者則把這視為一件無足輕重的事情。所有這一切都基於這樣一個事實：現實生活，亦即當下經歷的每時每刻，都由兩個部分組成：主體和客體——雖然主體和客體彼此密切關聯、缺一不可，就像共同構成水的氧和氫。當作為客體的一半保持不變時，主體的改變就意味著所構成的現實完全不同，反之亦然。由此可知，最美、最好的客體和呆滯、低劣的主體互相結合只能產生出低劣的現實，情形就像惡劣天氣之下觀賞美麗風景，又或者以糟糕模糊的照相機拍攝這些風景。或者，我們用更淺顯的語言來說吧：

一個人只能直接伴隨他的意識而生活。因此，外在世界對他幫助不大。在舞臺上，演員扮演各種各樣的角色：僕人、士兵，或者王侯、將相。但是，這些角色之間的區別只是外在的、皮毛的，這些表面現象之下的內核是一樣的；他們都不外乎是可憐、痛苦和煩惱的戲子。在現實生活當中情形也是一樣。

憂慮和煩惱的具體內容因人而異；但它們的形式，亦即其本質，卻大同小異；痛苦和憂慮的程度會存在差別，但這些差別卻與人們的地位、財富的差別並不相匹配，亦即和每個人所扮演的角色不相吻合。對於人來說，存在和發生的一切事情總是直接存在和發生在他的意識裡面，所以，很明顯，人的意識構成是首要關鍵。

在大多數情況下，主體意識比呈現在意識中的物象、形態更為重要。一切美妙有趣的事物，經由一個愚人呆滯意識的反映，都會變得枯燥乏味。相比之下，塞萬提斯卻在一個簡陋牢房裡寫作了他的《堂吉訶德》。構成現實的客體部分掌握在命運的手裡，因此是可以改變的；但主體部分是我們的自身，所以，就其本質而言它是不可改變的。因此，儘管在人的一生中，外在變化不斷髮生，但人的性格卻始終如一，這好比雖然有一連串的變奏，但主旋律卻維持不變。無人能夠脫離自身個性。

正如那些動物，不管人們把它們放置在何種環境裡，它們仍然無法擺脫大自然為它們定下的不可更改的狹窄侷限。這一點解釋了諸如：為什麼我們在努力使自己寵愛的動物快活的時候，應該把這種努力控制在一個狹窄的範圍之內，這是由這動物的本性和意識的侷限所決定的。人亦如是。一個人所能得到的屬於他的快樂，從一開始就已經由這個人的個性規定了。一個人精神能力的範圍尤其決定性地限定了他領略高級快樂的能力。如果這個人的精神能力相當有限，那麼，所有來自外在的努力——別人或者運氣所能為他做的一切——都不會使他超越只能領略平庸無奇、夾雜著動物性的快樂的範圍。

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卻只是考慮運氣、擁有的財產，或者我們在他人心目中所呈現的樣子。其實，運氣會有變好的時候，甚至如果我們內在豐富的話，我們就不會對運氣有太多的要求。相比之下，一個頭腦呆滯的人終其一生都是頭腦呆滯，一個笨蛋至死仍是一個笨蛋，那怕他身處天堂，被天堂美女所簇擁著。因此歌德說：

大眾，不分貴賤，

都總是承認：

眾生能夠得到的最大幸運，

只有自身的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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