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寫於2006年。
1997年8月22日上午，王選接受我採訪之前接受了《北京晚報》關於方正年青人成長的半小時採訪；下午接待天津市副市長之前，他還要接受《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關於高科技轉化為生產力的採訪；然後要參加周培源基金會理事會會議；晚上，英國女王的表弟在英國使館請他吃飯。
到1997年，王選已經60歲。一週工作40多小時。從1975到1993年的18年間，他一直每週工作65小時。
採訪王選之前，看過王選寫的一些文章，文筆流暢生動，因此，覺得王選一定是一個十分健談，能牢牢掌握談話主導權的人。為了不“跑題”，事先擬好了詳盡的 採訪提綱傳了過去。見面時，第一句話，我就忙著解釋：採訪提綱只是一個參考， 王老師不便回答的問題， 可以不答。而王選卻說：“還是按照你們的興趣來。”接著，王選拿出傳給他的、他已經看過的提綱，取下老花鏡，湊近，看完了一個問題，重新戴上眼睛，然後，娓娓道來。就這樣王選拿著一份提綱，我拿著一份，按照採訪提綱上的大大小小的問題，像老師解答學生遇到的難題一樣，逐一解答。有的問題提得不太恰當，王選也詳細解釋其中的緣由，並站在我們的立場上，理解我們原本的意思。
王選很善於從別人的角度考慮問題，為別人著想。在接受《北京晚報》關於方正年青人 成長的採訪時，提到了很多年青人，採訪結束時，王選專門拿了一張紙，寫下了這些年青人的名字，以防記者在寫稿時，不知道這些名字到底該怎樣寫。
王選體質文弱，談吐舉止從容不迫，沒有企業家雷厲風行的姿態和作風。但他做事卻乾淨利索，不拖泥帶水，不含含糊糊，“晚上七點半，我一定準時到達大使官邸”，“我在這裡等他們，等不到他們，我不走。”這就是王選和別人打交道時的爽快和果斷。我想這大概和王選處處為別人著想的性格有關。
成稿後，傳給王選審閱，王選又顯露出了他作為學者的認真。在逐字逐句地推敲後 ，為了讓我們看得清爽，他又讓人重新打印出來，傳給了我們。當我們聽說，王選正在讓人重新錄入時，我們的心裡直犯嘀咕，生怕文章被“傷筋動骨”，結果文章並沒有什麼大的改動，只是王選的認真讓我們“虛驚一場”。當我們正在做這個版時，王選的秘書又打來電話說，文章中有兩個錯字和一個標點錯誤。其實，這些錯誤我們已經在校對時改正了，但我們還是為王選的認真精神所感動。
1年之後的1998年末，我再次採訪王選，王選向我說了幾句讓我吃驚的話，其中一句是說“某某人的研究並沒有什麼價值。”王選在書桌對方，直視著我，等我反應。我支吾了一句，沒將這個話題進行下去。王選依然是個單純的知識分子。應該沒吃過記者的虧。
在IT界，直到今天，還沒有任何人的研發成就，能和王選的激光照排技術相比。不僅不能相提並論，甚至都不在一個量級上。王選當年和我說那句話，大約是說了一句憋了好久的實話。
王選不僅是一名科學家，他還是一名程序員。方正第一代到第四代RIP裡面90％的微程序都是王選寫的。“為一個程序調不出來，為一個隱蔽故障不能發現，要死要活。”另一方面又要做大量的組織管理的工作，“那種勞累是難以形容的，比我現在到外頭做做報告，人大開會要累得多。”
一個產品能讓王選看上眼，必須同時具備五個條件：
第一、要採用國際最先進的技術和設備開發的產品。“NPM推出以後之所以會風靡市場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硬件上採用了當時剛剛面世的黑白高分辨率豎式大屏幕Viking，使中文報紙第一次在計算機上‘所見即所得’。”“1991年的8月30日，我在香港發現了一臺高分辨率彩色照排機ECRM，價錢便宜，報社也能負擔得起，趕緊把它引進到國內，1992年，用上這種照排機的方正彩色系統，給方正帶來很大的利潤，否則僅靠黑白，我們早就萎縮得一塌糊塗了。”
第二、要有自己的創新的產品。“方正RIP擁有9項專利，一項歐洲專利，8項中國專利。1989年，國外中文PS系統用激光打印機出300DPI低分辨率A4幅面樣張，20分鐘出一頁，方正RIP一分鐘出6頁，而且精密照排與激光打印機輸出合用一個RIP，取得了明顯的壓倒優勢。”
第三、貼近用戶的產品。“1988年的方正RIP在字型、傾斜、旋轉、勾邊、陰陽、半陰半陽上的變化，特別貼近當時用戶希望版面漂亮、複雜的心理狀態，從前的鉛排從來也做不到這些變化。另外，NPM使用戶能夠看著屏幕直接修改報樣，讓報社感到耳目一新，為之一振。”
第四、性能穩定。“1987年的華光系統一開始不太穩定，後來北大開始生產照排系統，市場上有了競爭，濰坊和北大兩個系統都穩定了。”
第五、能在較短的時間裡做出來。“時間一拖長，市場就沒有了。”
7年之後的今天，重讀王選的這番言論，依然讓人受益匪淺。在IT界，王選是第一位做出多個創新產品的人。他在他所處的時代是那樣地領先，多少讓他有了點壞脾氣。
2000年末，得知王選身患肺癌的消息之後，就一直沒再敢打擾過他。後來，向張旋龍打聽王選的身體，旋龍說：“新藥很管用。控制住了。”今天突然聽到王選病逝的消息，感覺王選為了讓自己的想法儘快變成現實，付出得實在太多了。
王選之後，不會再有王選。從科學到技術再到企業，王選用方正完成了他的科學商業化嘗試。在這個過程中，王選有著充分的自知之明。他說：“他是有企業家頭腦的科學家。但不是企業家。我個人更類似英特爾第一任創業者諾亦斯，我希望肖建國能成為方正研究院的格魯夫，成為管理型的領導者。”
歷史會汲取其中的經驗，讓同樣的事情更加有章可循。此時，我最想知道的是，作為王選的合作者、合作破裂者張玉峰的真實感受。兩個強人本可以將方正舉得更高，兩個強人都盡了最大的努力互相妥協，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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