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寫於1999年。
中關村每一個程序員心裡幾乎都有一本辛酸賬，中關村的恩怨中70%以上屬於技術和市場的恩怨。為什麼程序員有這麼多的苦水要述，是他們的期望太高？還是……為什麼，許多程序員最好必須走上自己做總經理的路，自己給自己做主，才算走對了路？
周志農的遭遇
1991年，“自然碼”的發明人周志農先生和超想公司共同創業時，他決不會想到，
1994年，他會在一次計算機展示會上大聲宣佈和超想公司徹底分手，同時收回“自然碼”的使用權，我想此時周志農先生的心情一定異常複雜：激動、憤怒、委屈亦或兼而有之。像周志農先生這樣和所在公司決裂，在中關村已不算新聞。只不過周先生激烈的舉止和悄然進行的“跳槽”大相徑庭，故而分外引起業界注意。
1995年，“自然碼”發明人周志農先生在“‘自然碼’著作權”一案中一審被判“侵權”，他和他所在的長城商務促銷公司將為此賠償超想公司40420元，承擔雙方訴訟費26030元，並被取消了複製、銷售“自然碼”軟件的資格。
儘管先有自然碼漢字輸入法，然後才有超想公司；儘管用戶先認識“自然碼”，然後才知道有個超想公司；儘管很多用戶是衝著自然碼輸入法，才購買超想DOS的；儘管周志農先生是超想公司的總工程師。但當他離開超想公司時，他就什麼也沒有了。
法院認定，含有自然碼輸入法的CXDOS是職務作品，著作權應歸超想公司所有，同樣，和DOS版ZRM具有相同編碼的ZRMforWin2.0是超想公司委託趙全新開發的產品，根據雙方協議，軟件著作權歸超想公司所有，趙全新享有署名權。
如果說CXDOSV5.0是職務作品，那麼“自然碼”1.0一定不是職務產品，因為它發表於1989年，那時超想公司還沒個影呢!如果說“站在1.0版‘自然碼’肩膀上”的5.0版是職務產品，那麼“自然碼”5.2一定不是職務產品，因為5.2版發表在周志農離開超想之後，而且“自然碼”5.2版較之5.0版有很大的改進，比如在使用高位內存方面。另一方面，周志農和“自然碼”Windows版的關係，也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樣簡單，可以說沒有周志農自然碼DOS版，何來“自然碼”的Windows版。ZRMforWin好比是“自然碼”這棵大樹的一個枝杈，誰能說它和作為樹幹的自然碼輸入方案沒有天然的聯繫呢？
但周志農先生一審輸了，這是事實。法不容情，法律只講條文，不講感情。一個研製發明了“自然碼”的人最終“侵犯”了“自然碼”的著作權，這在感情上，總讓人覺得過不去，但它合乎法理，法本無情。
1999年，周志農超想一案最終結案。周志農和超想達成一致的和解意見。雙方放棄以前的所有訟爭，今後超想公司只能使用“超想自然碼”，不得使用“自然碼”及僅僅以“自然碼”為前綴的名稱。
這場官司一打就是五年多，對超想，對周志農都不是好事。
高傲的員工無情的老闆
在中關村，老闆和老闆會面,員工和員工碰頭,談論最多的就是某某從某公司出走,某某被老闆“炒”了,某某跳槽,某某負氣另起爐灶,如此等等。
儘管大家都是有知識的人,有些話不便直說,但頻繁地發生“炒魷魚”和跳槽現象,卻每每把表面的斯文撕得粉碎。這背後隱藏的心理大約是:老闆感覺手下員工居功自傲、毫無節制地擺譜,漫無邊際地要價,不知道自己是誰,老闆把這樣的員工稱之為高傲的員工;而員工則覺得自己的老闆不仁不義,只知拼命賺錢,攫取最大利潤,不知關心員工甘苦,員工把這樣的老闆稱之為無情的老闆。
高傲的員工自有高傲的理由:作為程序員,他們會認為,公司軟件之所以暢銷,是因為自己的程序寫得好。自己的技術是這個公司立業之本,所以自己是這個公司的命根子,公司一刻也離不開自己;高傲的銷售經理則宣稱,本公司機器賣得好,全仰仗自己推銷有方,“好機器多著呢,為什麼只有咱們公司的能銷得最好?”
無情的老闆自然也有充足的理由“無情”：第一,沒有我的投資,何來你的優秀軟件;沒有我投資進貨,你又能推銷何物?是我給你們搭了一個演出舞臺,給了你們一個就業的機會,你們應感謝我才對,還敢擺什麼譜?第二,你以為你是最好的,你就是最好的了嗎?好程序員有的是。中關村最不缺的就是程序員,隨便就能抓到一把。另外,清華、北大還有大量的優秀程序員儲備,而且價格便宜;至於推銷,說到底只是件體力活,有什麼可誇耀的。
高傲的員工覺得無情的老闆無情,一是因為老闆給的工資太低,和自己的勞動價值不成正比;二是因為公司只注重宣傳品牌,從來不提研發人員。一位外地來京的優秀程序員在某公司幹了兩年後,憤然回鄉。臨行時,他說:“我這兩年,除了每月2000元的工資外,什麼也沒撈到。到頭來,既沒有名,也沒有利,做出的產品是老闆的,創出的品牌是公司的,都和我毫不相干,就是再幹十年,我還是‘打工仔’。我要回家,中關村沒有我的夢想!”而無情的老闆對這位優秀程序員的離去絲毫也沒有挽留的意思,老闆覺得,這位程序員雖然在DOS上“很牛”,但現在是Windows時代,DOS上的豪傑,在Windows上,一樣要從頭學起,而這位DOS高手的年齡已超過學習的黃金期了,廉頗老矣。
高傲的員工覺得老闆給自己的工資低、榮譽低,是橫向比較的結果,員工們最愛說的一句話是:“憑我這能力,在別處值4000,在這才……”。老闆聽見這話,會立即反問他,“那,你為什麼不去別處!”高傲的員工此時會被問得啞口無言,但他心裡會暗自嘀咕:“為什麼不去?不是還沒聯繫好嗎?你以為我會賴在你這裡不走?”這大概就是“跳槽”的前奏。
員工喜歡比較,老闆自然也有比較的權利,“為什麼別人投200萬,當年就實現100萬的利潤,而我才有50萬的利潤,是你們員工不給我上心,還是因為你們能力不夠?嫌我給的工資少,還有比我給的更少的公司呢?為什麼眼老往上瞧。”
高傲的員工對付無情老闆的辦法很多。比如,消極怠工。3個月能寫完的程序,非要拖上半年。因為程序一旦寫完,老闆就不會給你軟件開發期中的高工資了。老闆為了避免程序員消極怠工,往往採取承包計件工資的辦法,以加快軟件開發週期,但如果程序員覺得老闆給得太少,他會把軟件寫得很粗糙,敷衍了事。但這粗糙的程序應付老闆檢查還是綽綽有餘的,因為程序的好壞,很難有個統一的衡量標準,同時,老闆也很難有程序員那樣的理論水平。為防止老闆炒自己的魷魚,程序員一般很少在原程序里加註釋,這樣老闆要“炒”一個程序員,等於要“炒”掉一個軟件,沒有註釋的原程序,對別人來說等於是天書,軟件要升級,只能重寫。曾經發生過這種情況,某財務軟件前後8個版本,每個版都是由不同的程序員重新寫的。
勞資關係一旦進入“高傲的員工,無情的老闆”死循環,你看我不順眼,我瞧你不滿意,剩下的只有老闆炒員工魷魚或者員工炒老闆魷魚了。為避免此種想象的發生,有人提出了“技術入股”模式,試圖解決這一棘手的問題,但在法制尚待健全的今天,老闆最後不給員工兌現技術股,員工又拿老闆怎麼著?另外企業成敗興衰,並不完全取決於員工是否努力,風雲變幻的市場因素有時是不可控制的。所以,有些員工寧願拿即得的高工資,也不願入所謂的“技術股”。
中國軟件業因他們而精彩
求伯君、吳曉軍、雷軍、朱崇君、周志農、劉旭、簡晶作為中國第一代成名的程序員，他們個人奮鬥的酸甜苦辣同中國軟件的起落同步。國內接觸過計算機的人都使用過或仍然使用著他們用智慧和心血凝結而成的程序。也許他們中的有些人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失去昔日的光彩。有些會在新一輪的角逐中再次成為贏家，無論如何，在他們身上會有許多值得玩味的東西，這可能是中國軟件的一筆特殊財富。
簡晶渴望激情
“中國龍”的作者簡晶說：“我越來越覺得，程序員是吃青春飯的。一個程序員對於編程所懷有的激情，不可能長期保持，至少不可能連續地長期保持。”
簡晶的此番論述生動地道出了時下大家十分關心的“關於新老程序員劃分”的正確解釋。我們常說某某程序員“老了”，其實，這個“老”字指的並不是其生理年齡（比如30歲這個分界線），而是其心理年齡。
衡量一個程序員老與不老，主要還是要看他是不是還能煥發出學習新知識、寫出經典程序的激情。有些程序員是自願“老了”，因為他們已經喪失了對新技術的狂熱與興趣，喪失了過“除了睡覺就是寫程序”的枯燥、艱苦生活的勇氣。我的朋友王祖朝曾經是編寫《天匯》的主力之一，30多歲的他現在仍然還鬥志旺盛，他說他現在覺得寫程序並不比誰差，他說他寫到40歲，應該沒有問題。
簡晶顯然並沒有老，當然也不肯服老。他開始轉到VC時，我問他，“為什麼不早些轉到Windows上來？我們差一點把你列入‘老前輩’了。”簡晶說：“並不是我想轉就能轉的，在此之前，我一直肩負著UCDOSSDKforC/C++的開發任務，實在是沒有時間學習啊。”
周志農問簡晶：“用SDK的人多嗎？”簡晶說：“不多。有本事用C語言的人，現在都轉到Windows上去了，現在還在DOS上編程的大都只會些FoxPro。”看來簡晶繼廣受好評的“中國龍”之後，做了一個不是太合適或者說是曲高和寡的產品。
簡晶現在的工作是為新版UCwin做實用工具。他已經做好的一個被鮑嶽橋稱作“Mail急救包”的程序。
上網的人都有這樣的經歷——給臺灣或海外朋友發一封中文的電子郵件，用GB碼寫完後，考慮到對方不能看GB碼文件，還要把其轉換為BIG5的文件，但究竟有沒有轉換成功，還要轉發給自己一份看一看，才算最後放心。但如果對方連BIG5的中文系統都沒有,該怎麼辦？“Mail急救包”的解決方法是：把中文MaiL事先做成一個不依賴於漢字系統的在包括西文環境在內的任何環境下都可以顯示中文的文件。這有點像鄭州洪濤李亞平很早之前就在DOS下做的那個不需要漢字系統支持，就可以顯示漢字的軟件TTE。它主要用來做軟件的README。
談到作為後來者的UCwin怎樣和以漢神為代表的中文平臺產品競爭，簡晶說我們可能會在BIG5和GB的轉換上有所突破。比如，我們購買了BIG5和GB的轉化詞庫，這個詞庫的使用，可以讓UCwin自動區分出GB裡“頭髮”和“發展”兩個相同的“發”，正確地在BIG5中對應出兩個不同的“發”。
由於當時中文平臺的競爭主要集中在BIG5和GB的轉換質量上，所以簡晶十分關心微軟IE4.0中文版是不是已經把BIG5和GB做在了一起，能同時支持GB和BIG5。因為我在金山公司的朋友盧新冬正在做IE4.0中文版的測試，所以我很確定地告訴簡晶IE4.0中文版現在還沒有這樣做。儘管NTWorkstion、IE4.0都自稱支持多國語言，但它們對同是漢語的GB碼和BIG5碼都不能同時支持。但倘若它們同時支持了GB和BIG5,那麼簡晶們的這一次的努力和辛苦豈不是又要白費了。可怕的微軟！
簡晶是那種有才情，肯吃苦，喜歡無拘無束的人。現在，他在家寫程序，一個星期去公司一次，和其他程序員溝通。簡晶的遊俠性格還體現在：他曾經沒有任何商業目的地將“中國龍”進一步改進為“龍夢2000”放在BBS上，而當時，他的身份已經是希望電腦公司軟件事業部的副總工程師了。
有人稱簡晶為藝術家，我不敢苟同，但簡晶的確是一位有著鮮明獨立個性的優秀程序員。
吳曉軍痴心不改2013
第一次見吳曉軍是在科利華集團曉軍公司關於商業管理軟件的新聞發佈會上，當時他正忙著以曉軍公司總工程師的身份介紹曉軍公司的十個管理軟件。我當時很詫異：吳曉軍該不會改用Delphi編寫管理軟件了吧?
後來在京交會上，發現吳曉軍仍然鍾情2013，耐心仔細地向用戶展示他的2013L版。有人對此大惑不解：既然DOS已經日薄西山，而且，現在2013也不是主流的DOS中文平臺，連賺取最後利潤的機會都沒有，那麼，還做它幹嘛?
但對於一個程序員來說，一個做了10多年，曾經又被廣泛認可的軟件，想要輕易放下，絕不是件容易的事。就像簡晶離開還要完善“中國龍”，陳江寧離開怡江明星還要把“天匯”在Pwin95/EOS小窗口下切換而不花屏改好一樣，吳曉軍也要把現在DOS中文平臺所能達到的技術高度，全做到2013上。有沒有人用是另一回事，做好2013則是吳曉軍的心願。吳曉軍此刻的努力更多的可能只是為檢驗自己的能力。既然是為了實現自我，誰還會去管這些努力，能否帶來利潤?
對於後來成為市場第一的DOS中文平臺的是UCDOS，而不是最早成名的2013，吳曉軍的解釋是：他沒有抓住機會。“早在1993年的時候，我們已經有能力做‘直接寫屏’的軟漢字系統，但那時公司的漢卡賣得正火，市場人員堅決反對推出軟漢字2013，這樣就給了UCDOS後來居上的機會。”
為了抓住機會，吳曉軍是有魄力的。為了推動產品，吳曉軍曾經賣掉過汽車和住房。這是許多發了一點小財，就整天想著怎樣護住錢袋子的生意人所絕對不可比擬的。吳曉軍和機遇擦肩而過，不是因為眼光短淺，也不是因缺乏魄力。
世事無常。誰能想到吳曉軍會離開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曉軍公司，然後又回到曉軍公司掛個總工程師的名份。他現在每天都要去中國農業生產資料集團公司信息中心上班，主要工作是網絡和機器的維護工作，他是那裡的總工程師。
吳曉軍現在最開心的是，2013的老用戶找上門來，求他能幫助改進一下2013，以滿足新的需求。許多用戶告訴吳曉軍，他們仍然在用2013，而沒有改用UCDOS，因為2013打印速度比UCDOS快，這讓吳曉軍很滿足。
包括鮑嶽橋在內的許多做中文平臺的程序員都承認自己在做DOS中文平臺時，從吳曉軍那裡汲取了豐富的營養，UCDOS“主刀”鮑嶽橋的第一本書就是《2013剖析》，想必這本書為他以後做UCDOS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儘管經歷了許多風雨，但吳曉軍還是保持著風趣幽默的性格。在周志農的婚禮上，有人稱自己是“大老粗”。吳曉軍則講：“你算什麼大老粗’!比歲數，我比你‘大’，比年齡我比你‘老’，所以我才是‘大老粗’。”
吳曉軍曾經用算不上開發工具的DEBUG寫下了2013H這樣壯麗的篇章，H版以後他開始用匯編，現在他打算用VB寫程序。對於像吳曉軍這樣的傳奇人物，不應該過多地考慮他在使用什麼開發工具，有人用了一輩子VC，也沒能寫出一個被10個人用過的程序，而吳曉軍用十分笨拙的DEBUG卻寫出了幾乎每個使用過計算機的人都用過的2013。
周志農梅開二度再創自然
即將走出版權官司困擾的周志農，在1996年5月的時候，已經意識到“自然碼”的升級遠比自己官司的勝負重要。作為“自然碼”作者、著作權人，周志農究竟“有沒有侵犯‘自然碼’的著作權，能否最終取消超想公司“自然碼”著作權使用資格”，今後法律自有公論，急也沒有用。而且，版權官司只是他和超想公司之間的事，而舊的“自然碼”在Win95下“不穩定，不方便，功能不全，智能化處理弱”卻是幾十萬“自然碼”用戶共同的事。看著許多“自然碼”忠實用戶，忙亂地在DOS下輸入純文本，然後在Word裡面排版的侷促，周志農覺得完成一個成熟的能在Win32、Win95下穩定運行的“自然碼”已經刻不容緩了。
周志農說：“軟件持續升級是程序員在軟件發售之初就對用戶許下的諾言。這個諾言要一直履行到絕大多數用戶徹底拋棄這個軟件為止。那種因為公司商業利益或者‘長遠打算’，而中途停止軟件升級的做法是極端不負責任的。怎麼能看著那些積累了大量自定義詞，早已得心應手，每天都離不開“自然碼”的忠實用戶去嘗試著改變習慣，改用其他聽起來神乎，但並十分不好用的輸入法呢？重新熟悉，重新適應、重新積累用戶詞庫對用戶來說是一件無比痛苦的事。”
所以，周志農在推出的“自然碼”60最新版的README中，第一句話就是，對久等了的用戶表示深深的歉意。這是一個優秀程序員應有的品味。面對一次又一次失敗的合作，一次又一次地被現實愚弄，周志農仍然書生氣十足地相信計算機領域沒有合作就不可能有大的發展，目前國內軟件開發已經從個人單打獨鬥發展到了分工合作。
1995年初，周志農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杜紅超、王磊、何公道和高巖文。王磊和何公道是“英漢通”、“即時通”的主創人員。由於“英漢通”是字典軟件，與輸入法比較相似，所以王磊和何公道寫起“自然碼”來，駕輕就熟。
周志農一再強調：“得到他們的相助，真是三生有幸。當然，這要感謝洪濤公司的總經理杜紅超的介紹和其他人的支持和幫助，杜紅超為了“自然碼”60版，做出了很大犧牲，因為王磊和何公道同時也在做“英漢通”新版，開發“自然碼”必然要分散他們一部分精力。”
“自然碼”60版剛剛完成，便在社會引起了很大反映，很多用戶提前將升級費寄來，但周志農卻不急著將不成熟的軟件賣給用戶，而是一直等到第二年5月20日才正式發行，這中間曾多次給最初的用戶做免費升級。
“自然碼”60版推出以後，讓周志農頗為意外的是，賣的最好的居然是480元一套增強版，而不是價格才30元註冊版。通過了解，才知道其中的原因是：使用自然碼的用戶往往很集中，一個單位開始有一個人用，後來大家發現“自然碼”的確易學好用，便紛紛從全拼改到了“自然碼”。這樣一個單位買一套“自然碼”，全單位都可以用，而註冊版則只能在一臺機器上使用。
對於“自然碼”60版的定價，有人說過高。對此，周志農是這樣看的：“產品價位雖然重要，但產品質量和穩定性更重要。有些軟件製作時間短，投資少，急急忙忙地推出，結果漏洞百出。對於用戶來說，買了這樣的軟件再便宜也是浪費，也是白花錢。“自然碼”不是為了給人試試看的，而是要讓用戶長期使用的，只有保持適當的價位才能真正為用戶負責到底。”
“自然碼”從最開始的第一版就比同類其他軟件的價格高，現在也仍然是這樣。這就是周志農關於性能價格比的看法。
程序高手出身的北京金山總經理雷軍曾經對我說：“‘自然碼’的加密是我做的，我讀過周志農的源程序，他的程序寫得效率很高，很精緻。周志農應該是80年代中國最好的程序員。”如此之高的評價，不知是否有雷軍和周志農私交不錯的原因。
“自然碼”60版推出以後，周志農在開發上並沒有稍作停留，在完成了DOS版的BIG5碼輸入以後，他又坐在兩年前花1萬多元買的17英寸MAG顯示器前，忙著改進、規範“自然碼”的新形旁，構思語句緩衝輸入以及Windows版的BIG5輸入的總體框架。看著在計算機前忘我工作，且興趣盎然的周志農，你絕對想不到他已經是36歲的人了。
劉旭鳳凰涅槃NFC40
1989年年底，瑞星公司總經理王新找到在中國科學院數學所計算機科學研究室工作的劉旭，邀請劉旭出山，劉旭摔給王新一句話：“40歲以前，只做實驗系統，不想搞商品化的軟件。”劉旭說出這句話和他的“出身”很有關係。自從1978年九十月份，在炎熱的福州，穿棉大衣走進零下5度的機房，在計算機前坐下來，手撥13條語句啟動計算機，把自己寫在紙帶上的程序輸入計算機的那一刻起，劉旭腦子裡就根深蒂固地認為搞計算機是科研和學問，同商品沒啥關係。
1990年，受深圳華星防病毒卡在廣告裡面宣傳一年銷兩萬套的刺激，王新又拿著新加坡的一個殺毒軟件TNT再次找到了劉旭，希望劉旭能參照TNT，開發一張反病毒卡。劉旭看了一眼TNT說：“要做肯定要比它做得好，只是我現在沒時間。”
盛情難卻，劉旭就花了二週時間為瑞星防病毒卡做了很詳細的整體設計，找了一個博士生編程，很快做出了產品。
當時走防病毒的路子，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當時產品必須以卡的形式出現，軟盤方式根本就沒有人買。既然是卡就有一個升級的問題，殺病毒是針對具體病毒的，必須頻繁升級，所以，劉旭當時的主導思想是希望自己設計出的防病毒卡能夠防未知病毒。
1993年4月份的時候，瑞星防病毒卡達到了銷售的頂點，一個月銷了一萬套。但後來因為包括公司多元化在內的種種原因，造成了防病毒產品在1994年開始滯後。“1.5版本實際上不兼容DOS6.0，1994年7月開始，國內DOS6.0上得非常快，不兼容性就特別強烈，6月份銷量往下跌。一直到11月份，我們才推出Ⅱ型卡。”傷心往事難再提。
1996年7月，應夏恩公司邀請到美國交流反病毒經驗的劉旭看到宏病毒在美國氾濫成災，感染率高達90％，而當時國內還沒有出現過宏病毒。美國同行問劉旭，以防未知病毒著稱的防病毒卡能不能防住宏病毒？並對劉旭說，如果防病毒卡防不了宏病毒就肯定沒有銷路，因為在美國能不能殺宏病毒已經成了一個反病毒軟件公司能不能生存的首要條件。劉旭回答：“還沒有碰到過宏病毒，不知道能不能防。”但劉旭自己心裡很清楚，自己的防病毒卡防不了宏病毒。“因為宏病毒和DOS病毒的感染機制不一樣，一個感染數據，一個感染程序。”
美國之行，宏病毒給了劉旭太深的刺激，回國後劉旭就開始研究宏病毒。研究之前，劉旭誇下海口，說有個十天半個月就可以搞清楚Word的文件結構。但一真幹，劉旭就開始搖頭：“Word的文件結構太複雜了！”而且，劉旭感到自己瞎子摸象一樣費力分析Word文件結構，假若微軟本來就能夠提供Word的文件結構，那麼，自己的分析豈不是在白浪費時間。於是，劉旭就和公司市場經理一起跑到微軟要Word文件結構的資料，但是微軟明確地告訴劉旭，絕對不可能提供。同去的市場經理很失望，但劉旭反而高興了起來，“瑞星公司拿不到Word文件結構的資料，國內其他公司也應該拿不到。我認為機會來了。”劉旭就喜歡和人拼技術。
劉旭開始捲起袖子大幹：寫一個Word文件，用DEBUG分析一下它的結構，然後，修改這個文件，再用DEBUG分析文件結構在哪裡改變了，加上一個宏，分析宏加在了Word文件的哪個部分。“我在大學裡搞編譯，猜人家的意思，猜得相對比較準。”
劉旭來北京10多年了，1997年春節他第一次沒有回福州老家。劉旭對程序人生的概括是“這不是人乾的活”，“非常苦，苦不堪言。1997年，將近30天，我每天只睡2個小時，到7月份，我的臉都是綠的。在科學院，我曾經連續50天，每天搞到早上6點多，睡到上午10點起來，然後再幹到第二天6點多，編了6萬多行C語言，而且全部調通，苦不堪言。”
“做程序沒有自我犧牲精神，程序肯定寫不好。做程序就是拼命精益求精，永不滿足，一定把它做成我目前所能做到的最好的。”
而且“寫殺病毒軟件，更要帶著十分的責任感，因為殺病毒軟件在理論上是有副作用的，殺不好會把文件殺壞，殺病毒其實是病毒的逆過程，殺病毒軟件如果有問題，本身就是病毒。所以，我寫程序的時候，總有一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感覺，壓力很大。”
但“做完之後，大家都承認你做的東西確實有特色，廣大用戶在用，那種感覺不是用錢能回報的。所以，下輩子從頭再來，我可能還是寫程序，程序給我帶來很多樂趣。”寫程序還可以滿足劉旭不服輸性格的需求。“我這人很自負，很難有一個人讓我很服氣，除了我不在意的方面，否則我一定都要超過別人。”至少寫反病毒程序，劉旭永遠都要求自己超過別人。“我可以吃再多的苦，可以苦不堪言，可以連日加夜地寫個不停，但我不能忍受別人的反病毒程序比我強，我不能容忍這種情況發生。”
苦幹了5個月時間，1997年3月，劉旭拿出了第一個殺宏病毒的產品，但當時並沒有引起很大的反響。對於滯後了一年遲來的反響，劉旭說，他要特別感謝Word97的“宏警告窗”，劉旭把“宏警告窗”稱為檢驗反病毒軟件質量的一塊試金石。“它像一道關隘，能擋住所有帶有宏的Word文件，不管這個宏是病毒，還是用戶自己寫的正常宏，反正只要是有宏，它就跳出來發出警告。這樣反病毒軟件到底有沒有把宏病毒清除掉或者有沒有把用戶定義的宏當作宏病毒清除掉都會被看得一清二楚。Word7．0的時候，還沒有‘宏警告窗’，所以反病毒軟件的好壞並不是很直觀。”劉旭認定瑞星8．0能夠經得起Word97的考驗，所以，他逢人便介紹這種用“宏警告窗”檢驗殺毒軟件質量的方法。
朱崇君全靠自己
朱崇君在回憶CCED第一個Copy是怎樣賣出去的時候，臉上始終盛開著笑容。“那時，我還在清華讀研究生，天津大學力學系的用戶在宿舍找到了我，他們問我，‘這就是你的公司?’我說這是宿舍。他們想買CCED，問多少錢。我當時真的沒有想到CCED還能賣，更不知道CCED應該賣多少錢。於是，我沒有道理地問人家：‘你們帶了多少錢?’，他們說，七八百元吧。我想咱也不能把人家的錢全拿光了，就450元一份吧。發票是在清華鼓勵學生勤工儉學的華實公司開的，僅交了3%的稅錢。”
“CCED200和300都是聯想公司幫助做的銷售，我分別拿到了3500元的版本費。後來CCED賣得很好，聯想又給我配了一個BP機。”
現在已經獲得很大商業成功的朱崇君說：“現實環境下的中國程序員不僅要寫好程序，而且還要學會經營。儘管理論上說，寫程序的只管寫好程序，搞市場的只管搞好市場，這是社會的分工進步。但在目前的中國，如果程序員最後不想落到為別人打工的地步，還是要學會自己經營。你整天在琢磨程序，而你在公司中卻整天被別人琢磨，最終吃虧的必定是你。”
朱崇君的話可能絕對了一些，但無疑是肺腑之言。在經歷了單打獨鬥之後，渴望與人合作；然後合作失敗，灰心喪氣，再回到單打獨鬥。朱崇君在與人合作方面無疑有著局外人難以理解的切身體驗。
關於高級程序員和市場合作者最終決裂的例子多得不勝枚舉。我想這裡面可能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令朱崇君們傷透了心：一是急功近利的生意人心理使合作土崩瓦解；二是自己在合作之初沒有想到用法律、合同的形式保護自己的權益。
朱崇君在眾多的程序員中，還算是比較知道如何運用法律手段保護自己權益。要不，他也不會有今天的成就。比如，在和其他公司合作的時候，只籤一個版本的合作。這樣，主動權就始終掌握在自己手中，不適宜合作時，可以通過軟件升級解除原來的合作關係。再比如，朱崇君還在信息中心工作的時候，每年都要單位出據證明——CCED是朱崇君用自己的計算機在業餘時間所做的業餘發明。因此，朱崇君就沒有周志農在離開原單位時遇到的“自然碼”是不是職務發明的麻煩。
朱崇君精明能幹、頭腦清楚。他最早在國內提出軟件註冊銷售概念，並在CCED的銷售上成功地付諸實施。軟件註冊銷售是避免軟件在流通渠道上價格翻一番，軟件開發商和用戶共同受益的一套行之有效的軟件銷售方式。
朱崇君的公司名字叫乾為天，據說是八卦中的上上卦。希望這一卦能夠保佑CCED順利平滑地移民到Windows上來。
金山西點軍校
金山BBS被稱為西點軍校，站上有光榮的少尉、中尉們。其實，金山公司本身就是一個程序員的軍校。
在這個軍校裡，作為校長和副校長的求伯君、雷軍都曾經是聞名全國的程序高手。但現在這兩位高手都很少有時間寫程序了。他們在忙經營。金山公司現在應該是國內產品線最長、最全的軟件公司。它先後推出了從通用的“WPS97”、《金山詞霸》到應用類的“金山書信通”、遊戲類的“劍俠奇緣”、“金山遊俠”再到教育類的“金山單詞通”等6個新產品。怎樣把這六個產品都規劃好，讓每個產品都掙錢，是兩位程序員出身的老總要寫的最難的“程序”。為此，雷軍10年來沒有學會的抽菸終於學會了，而且煙癮還很大，並且老是鼓搗著不抽菸的朋友“嘗一支，挺過癮的”。為此，求伯君也不能在珠海過他的安穩日子，三天兩頭地往北京飛。
求伯君和雷軍都十分愛玩遊戲和BBS，為此，金山建立了中國最大的兩個BBS——西點和西線，出了中國第一個遊戲“中關村啟示錄”，和中國第一個真正可玩的RPG遊戲“劍俠情緣”。但現在無論是求伯君還是雷軍都沒有時間上站“飆信”和擺弄遊戲了，他們的任務是率領金山儘快闖過中國軟件業在微軟的重壓之下面臨的最困難時期。
求伯君是一個不太善於言辭的急性子。在珠海金山，求伯君為我們做演示用的DEC顯示器左上角的塑料裂開了一個縫，求伯君說那是他們心急火燎，抱怨機器時，氣得用手砸的結果。給我們演示《劍俠情緣》的時候，光驅出了一點問題，聲音總是不對，求伯君急得不等光驅燈滅了，就摁開倉鍵把正在飛速轉動的光盤取出。
但求伯君也有慢條斯理、堅韌不拔的時候，以及耐得住寂寞的勇氣。WPSforWindows小組一干就是4年，雖然其間經歷了《盤古》的挫折，但求伯君還是堅持慢慢來，百折不撓地繼續做WPS97，並最終把它奉獻給了渴望已久的忠實用戶。
相對求伯君，雷軍要“伶牙俐齒”得多。無論是推銷金山的產品，還是論述金山的策略，雷軍總是振振有詞，頭頭是道。雷軍作為一個好記者的天賦不光體現在說上，他的文章中有行雲流水般流暢的《我說曉軍》；也有周密翔實的《微軟都做了，我們做什麼》。我們經常開玩笑說，雷軍在軟件上的成功使媒介少了一個好記者。
由於求伯君和雷軍都是程序員出身，所以，他們最知道程序員的辛苦以及他們最需要的是什麼?這是西點軍校里人才濟濟的最根本的原因。
在金山的“西點軍校”裡，我一下子記住了雷揚這個名字，是因為他僅在上海讀了一年多本科就不上了。敢於只上一年大學的人畢竟不多，但求伯君即說，如果他能夠預知未來，他就不會上大學或者不會上那麼多年大學，他要騰出時間先去深圳，而後趕海南的機會。關於大學教育對一個優秀程序員成長的有何意義，我的一位十分謙虛謹慎、已經聯繫好出國但不拿到簽證不向父母公開的朋友說，“他將來可以養家餬口的編程本事以及真正有用的知識都是自學的。”
雷揚是一個略帶羞澀、很清秀的小夥子。我問他，大學突然決定不讀了，父母沒有表示異議嗎?雷揚說，我的父母認為我已經長大了，有能力選擇，他們已尊重我的選擇。
1992年11月，剛剛20出頭，從廣西南寧來上海唸書的雷揚沒有坐在大學的課堂認真聽課，而是坐上上海加華電視電腦有限公司開發二部主管的位置，那時他們主要從事三維動畫系統與字幕機系統的開發。其中，1993年初，由他獨立完成的“三維動畫系統曲線漢字輸入模塊”，為公司創造了很好的銷售業績，並使公司獲得了Autodesk公司開發商的資格。
儘管雷揚的本科只上了一年多，但他包括英語、數學在內的各方面的基礎都很紮實，網絡更是玩得很熟。雷揚到金山公司寫的第一個軟件是“金山詞霸”，這個產品一出手，就比做了很多年，版本號數字不知是“金山詞霸”多少倍的普通詞典高出一截。
比起雷揚的羞澀，1997～1998年任北京金山副總經理的蔣濤可謂“久經江湖”，精幹老練。1991年，蔣濤從四川大學數學系畢業後，放棄了武漢市工商銀行科技處的安逸工作，於1992年8月加入珠海巨人集團，6個月後，由於工作出色，任開發四部部長，後任手寫開發部部長，中文應用軟件公司總經理。領導開發成功了巨人手寫電腦Ⅰ代、Ⅱ代。後來，巨人戰略轉移，重點開發保健品。蔣濤毅然離開巨人集團，和李明合作開發銷售《快道電腦助理》。《快道》這個不錯產品的最後失敗使蔣濤明白，一個軟件的成功靠的不光是編程，學會市場的營銷同樣重要。這樣1997年，蔣濤來到了正在招兵買馬的北京金山公司。
1998年，蔣濤離開金山，先和“超級解霸”的作者梁肇新合作了一段時間，梁肇新在巨人的時候曾是蔣濤的手下，但是一段時間後，做為豪傑公司總經理的蔣濤又離開了豪傑公司，成立了美達美公司。在中關村闖蕩了兩三年，蔣濤認為他學到了怎樣做市場，儘管他不喜歡北京的生活，但是他已經離不開了中關村。
雷揚和蔣濤他們是新一代程序員的代表，他們知識結構相對於老一代程序員來說要全面一些，但由於今後的程序編寫更多地要強調標準化、模塊化和多人共同開發，年青一代程序員成名的機會將越來越少。
在軟件界，我們將要面臨的是商業推銷的時代。過去，一兩個程序員個人打天下的時代將漸漸隱去。商業的標準經營使中國軟件業失去的僅是許多傳奇的故事，換來中國軟件業的繁榮，那是可喜可賀的事，但如果失去傳奇故事的中國軟件業，從此，再沒有了靈性和活力，那麼，我們又將如何看待當前正在發生的這種變化?
儘管傷痕累累還是願意過程序人生
程序人生這個詞是借來的,西點BBS站上專門有個信區叫做程序人生,此信區專供程序員交流編程心得,共同探討、解決編程中所遇到的難題之用。因此,這個信區的主旨和作用同本文將要描述的程序員有關程序的人生可能並沒有太多的聯繫。程序人生信區說的是程序,而我這裡講的主要是寫程序的人以及他們的喜怒哀樂,之所以借來一個別人已經借用過一次的題目,是因為,我覺得程序人生這個詞太能概括程序員的一生了,程序員除去程序還有其他人生,但有關程序的那部分在程序員的一生中無疑是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甚至可以說,程序員的其他生活都附著在程序人生之上,因它而喜,為它而憂。程序人生由程序員自己敘述應該更加真實可信,我這裡越俎代庖,一則是因為大多數程序員除了編程之外就沒有時間和興趣專注於別的事情,二則是因為並不是所有的程序員都具有程序員出身,都有現任北京金山總經理雷軍那樣旁徵博引的本事。近半年來,我接觸過十幾位程序員,他們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木訥、羞澀和不善言辭,所以,業界從來就不缺知名的企業家、總經理、公司以及產品,而名聲遠揚的程序員卻是鳳毛麟角。
程序員眾生相
同是程序員,彼此也有很大的不同:有的程序員一個軟件寫下來,就能形成自己的風格；有的程序員則喜歡變來變去,實現相同的功能,每次程序寫的都不相同；有的程序員“路子很野”,寫起程序來,沒個規矩,什麼都敢改,追求高效率；有的程序員卻循規蹈矩,一切按標準寫,不敢越雷池半步,以程序穩定可靠為最高目標；有的程序員寫程序必須絕對安靜,所以要白天睡覺,晚上寫；有的程序員則能亂中取靜,一邊和別人閒聊,一邊敲程序；有的程序員什麼都想做,寫過許多半成品；有的程序員卻從一而終,一個程序一寫就是7年;有的程序員寫程序很有條理性,註釋很完整,可讀性很強,以求日後容易維護；有的程序員則是天馬行空,想到哪寫到哪,寫到哪，就改到哪。寫完了,自己都不知道該從何讀起;有的程序員特別講究界面,特別看不起界面做得很粗糙的軟件,有的程序員則不以為然,認為像PCToolS500那樣實用的界面最好;有的程序員喜歡編書,覺得編書很有成就感；有的程序員則喜歡買書,什麼書都買,卻未必有時間看;有的程序員很“自私”,寫程序,過度地佔用資源或者過度地“霸道”,從不考慮同時運行的其他程序是否能正常運行；有的程序員則彬彬有理,溫文爾雅,很禮貌地對待其他程序,力求與它們“和平相處”;有的……；有的……真難以盡述。有人以周志農請王磊寫自然碼600Windows版為例,認為程序員過了30歲,就廉頗老矣,而程序員雷軍則自信他能幹上一輩子,有人把程序員分成DOS版的和Windows版的,但有人卻認為以軟件體裁劃分程序員更加合理。風格迥異的程序員眾生相,實在讓我們看花了眼,看不清楚到底怎樣的人生才算真正的程序人生,讓我們還是來看一看。
一個程序員的真實狀態
我曾經與一名程序員——小李同在一個房間住了兩個月。這段時間裡，我的作息時間整個給倒了過來,因為在凌晨3點以前,小李幾乎從未倒頭睡過覺。雖說,他的工作房間在我們臥室的隔壁,但他總是時不時地到臥室來拿毛巾擦把臉,喝口水,找些乾糧吃,弄得我根本睡不好一個整覺,最後我只好按照他的作息時間表走,但是白天,我又缺少他那種天塌下來也能睡得香的本事。在這兩個月裡,我幾乎沒有看到過小李洗衣服,衣服髒得實在沒法穿了,就換上一件以前換下的髒衣服或者乾脆買一件新的。除了吃飯睡覺以外,他總是在寫程序。那段時間,小李沒日沒夜地趕程序,是為了出國。後來,他終於如願以償地踏上了美利堅的國土。當時看,像他這佯出國就工作的機會實在難得,他的境遇讓他那些正在考託福、GRE的哥兒們羨慕不已,但這個簽證得來確實不易。美國老闆要的是一個Windows加密程序,而小李原來主要從事的是DOS中文平臺的開發工作,對Windows並不是太熟悉,他當時有的只是足夠的聰明和邊學邊乾的勇氣。美國老闆看中了小李的潛力,但對他究竟能不能按時拿出產品來,心裡並沒有多少底,所以,他當時並沒有承諾,一定能把小李弄出去,只是說:你先在國內幹吧,每月給500美元、做的差不多了,再E-mail給我看。於是小李就幹,那時究竟能不能出國,小李心裡更沒有底,他只能用自己的程序向美國老闆證明,把自己弄到美國去是值得的。
好的程序不光需要才氣,更需要力氣。三個月下來,在學校是體育健將的小李總是覺得自己心跳加速,體力不支,有一段時間,他老懷疑自己心臟出了問題,還去醫院看了幾次。
但到了美國又怎麼樣呢?
我剛剛收到小李發自美國的電子郵件,mail說:“我到公司的第一天,老闆說,你必須付辦簽證的3000美元。儘管,當時在國內,他說我不用付這錢。然後是租房子,公司不肯給我擔保,結果,我被迫借錢付安全費,去租一間昂貴的房子,一月500美元。現在我除了吃飯,剩不了幾個大毛。每天只想著,是不是有錢付房錢和買吃的。我的薪水很低,但是光稅就要交37%,很慘。而且,老闆每到週末準說:‘星期一給我一個newversion(升級版)’。”
小李的老闆是一箇中國人,他如此欺負一個比自己小几歲的同胞是不是太過分了。所幸的是在本文付印之前,我又收到了小李找到新工作的mail。李兄多保重。
小李是學力學的,1995年才開始正式成為一個程序員。他的經歷使我再次相信:好的程序員僅憑學校教育是不夠的，有一個奇怪的現象能對上述結論提供有力的支持,那就是中關村好的程序員幾乎都不是計算機系出身的。
我的朋友小王現在中國一所著名的學府讀計算機碩士。他的導師動員他讀“直博”,被他斷然拒絕了,因為他覺得現在做的“學問”並沒有多大用處,他說:“我們現在做學問就是做論文,而像我們研究網絡並行處理的,國內幾乎沒有做試驗的條件。因此,做論文就是收集資料,綜合借鑑資料而已,這樣的論文不做也罷。”
我這位朋友酷愛編程,可編程在他現在所在的實驗室裡,是不值一提的雕蟲小技,以致小王現在連在實驗室裡寫程序的勇氣都沒有,因為怕別人看見,笑話他又不務正業了。實驗室裡的同仁提起小王,都說小王“動手能力”很強,但說這話的時候,卻並沒有多少尊敬的意思。我的另一位朋友現在讀計算機博士,靠在外面接些編程的活補貼零用,我曾經問他:“為什麼讀博士?”他說:“碩士畢業沒有什麼好去處,所以就讀了博,讀博至少可以繼續待在北京等機會。至於讀博士對編程能力有什麼提高,我則一點都沒感覺到。”我還有一位朋友,也是計算機博士,可幾年博士讀下來,他卻發現做策劃更適合於自己。
這就是目前的計算機教育。一位數學碩士出身的編程高手說:“不要相信計算機等級考試能挑選出好的程序員,公司的老闆如果以計算機等級考試的成績錄用員工,更是荒唐透頂。因為一個沒有摸過計算機的人,只要像考英語一樣地做題目,背例題,照樣可以拿一個計算機等級考試的高分。”
一個肯吃苦的學理科的聰明人,有一些寫程序的天賦,一般只要一年就可以成為一個程序員,但僅有編程能力是不夠的,你還要有編程的機會,就是說,要有人願意一個月給你2000元工資,請你做軟件,這樣你就可以在參與一個軟件工程中,積累編程經驗。編程經驗對於一個程序員來說,要比擅長彙編或是VC更重要。接下來,需要的是持之以恆。北京金山總經理雷軍謙虛地說:他已不算是一個好的程序員了,因為他已經沒有足夠的時間,像他的同事那樣每天編程8小時,一干就是一兩年。
明星制軟件署名以及同老闆的關係
這兩年來,大家感興趣的話題莫過於廖恆毅去了微軟,吳曉軍離開曉軍公司又“回到”曉軍公司,周志農“侵害”了自己所寫程序的版權,王江民親自出山從煙臺殺到北京推出KV300,一炮打響,丁鳴飛離利方寫出了兼容性好又很“溫柔”的漢神中文平臺,簡晶離開中國龍,投靠希望……
這些消息無不與平時一聲不吭、一旦發生變動總會引起震盪的程序員有關。這或許是程序員最值得驕傲的時候。從這一次又一次的爆發之中,程序員的價值得到了集中地體現。想漲工資的程序員不妨多向老闆提提這些事。
我知道一個程序員,他十分不滿意老闆給開的工資和位置,於是他就和老闆說:某某公司要挖我,一月給4000元,讓我主持開發某產品。老闆一聽急了,馬上說:“我也能給你這個數,你還是留在本公司主持開發咱們自己的產品吧。”最終,這位程序員如願以償,既長了工資,又主持開發成功了質量過得硬的產品,名利雙收。因此,對於一個程序員來說,如果你覺得自己的價值和所得不成比例,第一步,你不應該想到“跳槽”,或者消極地怠工(對一個程序員來說,消極怠工並沒有什麼好處,你不寫程序,別人只會認為是因為你不會寫,而不是你不願意寫,程序員只有在不停地編程之中,才能得到鍛鍊並證明自己,從而實現自我)，而應主動找老闆推心置腹地談一談,如果你確實有水平,而老闆又是個“懂事”的人,那麼,你的要求和想法極有可能得到實現,因為公司一般不願意像換推銷員那樣走馬燈似地換開發人員。程序員一走,可能就意味著一個產品的流產,而給程序員多加一兩千工資對於一個公司來說,並不算什麼。孰輕孰重,老闆心裡自然一清二楚。老闆和程序員矛盾的焦點除集中在工資待遇上以外,還體現在軟件的署名上。
公司老闆認為:軟件是軟件公司集體智慧的結晶,不是哪一個程序員或哪幾個程序員的私人作品,程序當然是程序員寫的,可文檔呢?包裝呢?技術支持與服務呢?這些都是軟件不可或缺的部分,可這些並不是程序員所全能做得了的。況且,Win95的作者是誰?OS/2的作者又是誰?公司老闆不同意程序員在軟件上署名的真實原因是:不願意讓程序員的地位凌駕於公司之上,因為程序員一旦成為明星,他會身價倍增,就有了和老闆叫板的資本。成為明星的程序員對於公司的作用已不僅僅體現在其高超的編程能力上,他更多地成了某個軟件產品,甚至某個公司的象徵,他的去留意味著某個產品,甚至某個公司的興衰。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說法:某某跳槽了,某某去美國了,某某另開公司了,所以某產品或某公司不行了的說法。因此,一位軟件公司的老闆說:培養編程明星等於往自己身上綁定時炸彈,明星制可能對一時吸引用戶,籠絡程序員有用,但從長遠看,弊大於利,因此,明星制是危險的明星制。
通過下面這件事,我們大致可以看出在軟件署名問題上,老闆和程序員之間的“較量”有多麼的微妙。
事情是這樣,本來老闆對程序員在軟件上署名,並未表示強烈的反對,程序員們就把各自的名字給署上了,軟件快打包時,老闆突然婉轉地提出,要把作者署名給抹掉,程序員一聽,二話沒說,就給去掉了,老闆很高興,但在這個軟件賣到用戶手中運行三個月後,原來被隱去的程序員署名會再次顯現出來。
另外,程序員之間對軟件署名,也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比如,有的程序員對有人在軟件上署名軟件專家某某某就很是反感,他說:他不明白軟件專家是職稱呢?還是某個權威機構授予的,如果是自封的可就沒多大意思了。再比如,一個軟件是開發小組的集體勞動的成果,最終卻署上了某一個人的名字,其他程序員心裡是什麼滋味?
程序員老闆
最好的程序員是那些有天分,愛編程,能吃苦,甘於寂寞,身體又好的默默無聞的苦幹者,他們並不被很多人所知,因為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沒有鮑嶽橋以及夢之隊的幸運,他們在苦幹了幾年之後的某一天,突然發現自己除了編程能力提高了很多以外,還是一無所有,所寫的程序是“職務作品”,所掙的工資僅能“餬口”。這時,有人覺得編程既苦又沒有前途,於是就去炒股票；有人則想多掙一些錢,於是想辦法出國掙美元;有人覺得還是無憂無慮的“田園生活”清高,於是乾脆離開中關村回家“務農”；更多有想法,有主見的程序員則不願受老闆“盤剝”另起爐灶,張羅自己的公司。既是程序員又是老闆,努力編程為自己掙錢,這是一種理想狀態,可在這種狀態下的成功者卻屈指可數,因為同時兼備經營和編程兩方面能力的人才確實不多。算起來,WPS的作者求伯君可以算一個,CCED的開發者朱崇君可以算一個,KV300的發明人王江民也可以算是一個。
但寫出暢銷軟件《華文辦公排版系統》的捷聞公司的老闆姚志軍卻認為:程序員出身的軟件公司老闆今後會越來越多,而且成功的機會也會越來越大。姚志軍解釋說:“前幾年,程序員開公司飽受波折,是因為還沒有摸到市場的門道,因此栽了不少跟頭,但通過這幾年的摔打,對於產品如何定位,如何制定價格策略,怎樣做宣傳,怎樣疏通渠道,怎樣選擇合作伙伴,這些事情程序員出身的老闆心裡多少都有譜了。”
姚志軍現在不再做軟件公司的老闆了，他憑著自己的技術在一家系統集成公司“打工”，過得還挺好。
相對硬件來說,做軟件所需資金較少,在當前,價格已經透明的市場上,硬件廠商拼的是規模和資金,而軟件的競爭則更多地集中在市場定位和軟件內在質量的好壞上。所以軟件業對於一窮二白的程序員來說,是一個取得成功的捷徑。CCED幾乎沒有什麼投資,也沒有投靠任何公司,全靠朱崇君自己一個人幹。CCED在軟件質量上也沒有好上天去,它僅僅是抓住了WPS製表不方便這一條,就取得了極大的成功。諸如此類的成功激勵著越來越多的程序員投身於老闆的行列。
對於一個程序員來說,一生只要找準一次定位,抓住一次機會,此生足矣。因此,今天我們看到許多慘淡經營的小軟件公司還在那裡艱苦地維持,對於這些程序員出身的老闆來說,或許替別人打工,都比現在一年掙的多,但他們還在堅持做自己的事業,因為他堅信,只要堅持不懈地努力,遲早會在軟件上抓住機遇,而如果就此放棄,他們則一點機會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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