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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25 年時維也納的年輕人）
“今天的青年人生活得更豐滿，更有意識地在度過自己的青年時代。今天我看到年輕人從中小學校、大學裡走出來，昂首挺胸，目光炯炯有神；我看到男女學生歡快地聚在一起，輕鬆隨意，毫無顧忌，十分友好，沒有虛偽的羞澀和靦腆。”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裡，記錄了自己觀察到的二十世紀初期，生活在維也納的年輕人風華正茂的身影。茨威格羨慕比自己小的這一輩人們所擁有的活力與自由，以及對愛情毫不掩飾的追求。同時，他又以一個作家忠實記錄時代真相的良心，向讀者描述了十九世紀中期，奧地利人乃至整個歐洲——用現代觀點——荒謬到極致的生活準則、道德規範。
諷刺的是，茨威格這篇以十九世紀歐洲社會生活為描述對象的文章，卻讓人震驚地讀出了現代——二十一世紀——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一些影子：比如“女德”、“性教育”、“大齡未婚男女”、“丁克家庭”，甚至“性侵”等等社會問題的影子。今天與大家分享。
對情竇初開的年輕人，那是一個糟糕的時代
文｜斯特凡·茨威格譯｜徐友敬 等
摘自｜《昨日的世界》之《情竇初開》（有刪節）
情竇初開的困惑完全不適於在公共場合談論，但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青春發育已超出它本身的範圍，它必然同時促成另一種意識的覺醒，我們第一次學會批判地觀察這個我們在其中長大成人的世界，觀察它的社會習俗。一般說來，孩子甚至年輕人都願意首先體面地適應自己生活環境中的各種規範。但是，只有當他們看到，要他們遵守的那些社會習俗大家都堅決遵守時，他們才會去遵守。老師和父母身上的任何虛偽行為，都必定促使年輕人用懷疑的，從而也是更為尖銳的目光看待周圍的人。我們不需要多長時間就會發現，我們過去一直信任的學校的、家庭的和社會道德的權威，在“性”這個問題上，表現得極不真誠，甚至可以說，他們要求我們在這個重要的問題上也要保守秘密，偷偷摸摸。
三四十年前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與我們今天的看法完全不同。也許沒有一個領域像兩性關係那樣，僅僅在一代人的時間裡就發生這麼巨大的變化，這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婦女解放運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體育運動的發展、青年一代的獨立自主等。不過，人們仍然覺得性問題是一個亂世的因素，會破壞倫理道德，與當時的倫理是不相容的。因此，性問題不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婚姻以外的任何形式的自由性愛，都有悖於資產階級的倫理道德。
由於這個矛盾，我們那個時代發明了一個特別的折衷辦法：那時的道德規範雖不限制青年人過性生活，卻要求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處理這種難堪的事。既然性問題是天經地義地存在於地球上的，那麼最好是讓它不為人所見，不超出社會風氣的範圍之外。於是形成了一種默契：無論是在學校裡還是在家裡，或者在公共場合，都不談論這令人惱火的麻煩事；把一切能引起性慾的雜念全部壓制下去。
整個十九世紀囿於一種妄想，以為人們能夠用理性主義的明智解決一切衝突；以為把人的自然本能隱藏得越深，他那煩躁不安的衝動就會越來越緩和；以為只要不向年輕人提性的問題，他們就會忘卻身上存在的自然本性。當時，社會的各個方面都抱著以不談性問題來剋制性慾的妄想，社會所有的部門共同組成了一個對外秘而不宣的聯合抵制陣線。學校、教會的牧師、沙龍、司法機關、報刊、書籍、時尚和風氣，原則上都避免談任何性的問題。甚至於科學——本來它可以對任何事情進行徹底的研究和探討——也以可恥的方式參與“這明顯的不光彩行徑”。生理科學認為研究這些汙穢的課題有失科學的尊嚴，因而向世俗低下了頭。如果我們翻翻那個時候的書籍，如哲學、法學，甚至醫學方面的書，大家會一致發現，凡是涉及性的地方都有所顧忌地避開了。刑法學者在學術會上討論監獄中的人道主義措施和牢房生活中有失道義的內容時，對這個最本質的問題也膽怯地避開了。同樣，一些神經科醫生，雖然他們明明知道某些歇斯底里症狀的原因，卻不敢說出真相。
在我們之前的幾個世紀裡，作家並不羞於提供一幅真實而又廣闊的社會文化圖景。我們仍可以在笛福、普雷沃神甫、菲爾丁、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的作品裡看到那種真實情況不加歪曲的描繪。可是到我們那個時代，只允許描寫“充滿感情”和“高尚”的事，不允許寫那些令人難堪的真實的事。因此，我們在十九世紀的文學中幾乎看不到對大城市青年的所有危險、黑暗和困惑的描述。即使一個作家寫到賣淫，他也必須美化一番，把女主人公打扮成“茶花女”式的人物。
所以我們今天正面對著一種特殊情況，如果當今的年輕人要想知道上一代或上上一代的年輕人是怎樣奮鬥一生而去翻閱縱然是那個時代的大師們的作品，如狄更斯、薩克雷、戈特弗裡德·凱勒、比昂遜的作品——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除外，因為他們是俄國人，站在歐洲假理想主義的對立面——那麼他會發現，書中寫的盡是經過加工昇華、溫和適中的事情，這是因為那個時代的作家受時代的壓力而無法表達自己的自由見解。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在於那個時代對祖輩的道德觀幾乎達到頂禮膜拜的程度，再加上今天的人所不能想象的時代氣氛。要不，我們怎樣理解《包法利夫人》這樣一部完全寫實的小說竟會被法國一家法院判作淫書禁止發行呢？同樣，我們怎樣理解，在我年輕時候左拉的小說被看作色情文學，托馬斯·哈代這樣一位心平氣和的古典主義敘事文學家竟在英國和美國掀起軒然大波呢？因為這些書儘管寫得很有節制，還是暴露了不少現實。
然而，我就是在這種不健康的、令人窒息而又夾雜著濃郁香味的空氣中，在不愁吃穿的環境里長大成人的。那種虛偽的反心理學的道德觀，對“性”一直保持沉默和藏匿的伎倆，像一座魔山重重壓在我們頭上。作家們屈服於這種非人性的道德觀，所以在文學和文化史上缺少反映當時實情的真實文獻資料，也使人很難將那些不真實的東西恢復其本來面貌。
但是，這種智慧的道德觀完全忘記了，如果把魔鬼關在門外，那麼魔鬼十有八九會從煙囪和後門進來。
當時那個社會用這種違反心理的方法來遮蓋和壓制性愛，非但沒有達到目的，反而使自己走到反面。那時，唯恐在文學、藝術、穿著等方面出現傷風敗俗之事，處處防範任何性衝動的刺激，反而使人的思想總想著那些不道德的勾當。那個社會一直不間斷地研究可能發生的出格的事，反而使自己陷於窺探色情的環境中。對那個世界來說，“正派作風”始終處於極度危險的境地：每個姿態、每句話都可能有失體面！
從前，幾個身份相當而性別不同的年輕人想在無人監護的情況下一起去郊遊，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更確切地說，首先想到的是可能會“出事”。這樣的聚會，只有監護人——母親或家庭女教師——形影不離地跟著，才能實現。一個年輕的姑娘在最炎熱的夏天打網球，想穿件露出雙腿的衣服或者裸出雙臂，那簡直是荒唐的醜行。如果一個有教養的女子在社交生活中交叉著雙腿會被認為有失體統，因為這樣會露出裙下的肉體。就連自然要素，如陽光、水、空氣也不能觸及女人的皮膚，何況別人的眼睛。在遼闊的大海上坐船，女人們必須穿沉重的衣服，步履艱難地走動，寄宿在學校和修道院裡的年輕姑娘們，必須從脖頸到腳後跟包得嚴嚴實實，為的是忘掉自己還有軀體；甚至在室內洗澡也要穿著長長的白襯衫。婦女年長後直到去世，她的肉體，除了接生婆、丈夫和洗屍體的人以外，再也沒有其他人看見過她肩膀的線條或膝蓋，這絕不是故意誇張。
1890 年時維也納街頭的婦女
事實上，越是遮遮掩掩偷偷摸摸，就越引起我們強烈的好奇心，有時，好奇心甚至達到了難以控制的地步。因為社會道德不准許人們讓自己的自然本能自由地、公開地流露出來，在大城市裡，這種自然本能找到了地下的和多半不乾淨的發洩渠道。社會各階層人士都感到，由於對青年人性的壓抑，一種隱藏的性興奮便以一種幼稚的、笨拙的形式表現出來。幾乎沒有一座柵欄或一個廁所沒有被塗上下流的字畫；游泳池裡用來隔開女子游泳區的木板壁，凡有樹節子的地方都被捅成了洞。
那些在今天由於道德風尚聽其自然而早已衰落的行當，在當時卻悄悄地十分興隆，特別是裸體人像攝影，寫真照相業。不管在哪家酒肆飯店，都有小販在桌下向青少年兜售裸體照片。還有地下出版色情文學的行當，印的這些書粗製濫造，紙張極差，語病甚多，可銷路甚好；那些淫穢下流的雜誌銷路同樣很好，書刊中不堪入目的色情描寫，在今天找不到第二份。這是因為嚴肅文學不得不堅持理想主義的說教和小心翼翼的態度。屬於嚴肅藝術的有皇家劇院，以表現高貴的思想和如雪的純潔為宗旨。但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專門演出最粗俗下流的滑稽戲的劇場和歌舞場。
凡是受到壓抑的東西，它總想方設法為自己尋找一條出路，哪怕是一條曲折道路。說到底，假正經地不準談性的啟蒙和不許同異性無拘束相處的那一代人，實際上要比我們這一代享有自由戀愛的青年人更好色。這是因為，只有那些不給予的東西，才會使人產生強烈的慾望；越是禁止的東西，越能刺激人拼命想得到它；耳聞目睹得越少，夢幻中想得越多；人的肉體接觸的空氣、光線和日光越少，性慾集聚得越多。
總之，加在我們青年人身上的社會壓力，不過是引起我們內心對各有關當局的不信任和怨恨罷了，並沒有提高我們的道德水平。從我們的情慾萌發的第一天起，我們本能地感覺到，那種不誠實的道德觀用掩蓋和沉默從我們身上奪走本該屬於我們這個年齡的東西；為了保存早已腐朽的習俗，而犧牲我們坦誠的願望。
這種社會道德，一方面承認性的存在，還給性的發洩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在公開場合又對此諱莫如深，這種陰陽臉式的道德完完全全是一種欺騙。一個男人有性慾衝動是應該的，但如果老老實實地承認，一個女人也能被性慾征服，造物為了人類的繁衍生息也同樣需要女性，這就觸犯了“女人聖潔”的觀念。在弗洛伊德以前的時代，一個女人不可能有肉慾的要求，男人也不許引起女人性的要求，只有結婚以後才被許可。
1900 年維也納街頭騎自行車的年輕人
一個姑娘，她受過良好的教育，在當時成了對生活毫無所知的同義語；有時，那個時代的婦女一輩子對生活都無知透頂。我一位姑媽身上曾發生了一件荒唐透頂的事，至今仍令我忍俊不禁。在她新婚夜的凌晨一點，她突然返回孃家，大吵大嚷，說再也不願意見到那個下流的男人，說他是個瘋子和妖魔，因為他一本正經地要脫她的衣服。她費了不少力氣才擺脫了男方顯然是病態的要求，救了自己。
而那個社會就希望把年輕的姑娘培養成這個樣子，既傻又頑固，既有教養又一無所知，既好奇又害羞，既無把握又無實際。這種脫離實際生活的教育，必然使她們在婚後失去自己的意願，任憑丈夫擺佈。
當時的社會風尚似乎是要把一個姑娘作為最秘密理想的標誌，作為品行端莊、純潔無瑕、超脫世俗的象徵來加以保護。如果一個年輕的姑娘二十五歲或者三十歲還沒有結婚，那是多大的不幸啊！因為社會習俗毫無憐憫地要求一個三十歲的姑娘為了家庭和體統，始終保持那種和她的年齡早已不相稱的、沒有性經驗、沒有性需求的性盲狀態。然而，這個形象日後卻遭到可怕的醜化。未婚姑娘成了“嫁不出去”的姑娘，嫁不出去的姑娘成了“老處女”，那些滑稽報刊便把她們當成譏諷打趣的對象。
只要誰翻翻老版的《散頁畫報》或別的幽默刊物就會發現，每期都有對老姑娘的低級無聊的嘲諷：她們由於精神失常，已不知掩蓋自己本能的性要求。她們曾為了家庭和個人的名譽，不得不壓制自己內在的生理需求：對愛情和對成為母親的需求。然而，人們非但不體諒她們因犧牲自己的生活而造成的悲劇，反倒拿她們開玩笑，這些不通人情的人，真是可惡之極。一個以不誠實的態度壓制人的自然本性而犯了罪的社會，總是最殘酷地對待那些洩露了它的秘密並將之公之於世的人。
當時的資產階級社會風俗極力維護這樣一種假設：一個上流社會的女子，只要她沒結婚，就不該有性慾且不準有性慾，否則，她就被視為“不道德的人”而被逐出家門；但是人們又不得不承認，男子身上確有性慾衝動這回事。憑經驗毫無辦法去阻止成熟的男子的性生活，所以人們不存奢望，但願他們的不體面享樂在神聖的社會習俗大牆之外進行。一座城市，地面上是打掃乾淨的道路，街道兩旁是豪華的商店和優美的公園，而地下是洩瀉汙水的排水系統。青年人過性生活的地方，像城市一樣，只能在社會道德下面的陰溝裡進行。對青年人在這方面會遇到什麼危險或落入什麼人之手，則漠不關心。同樣，學校和家庭也由於過於謹慎而耽誤了對青年的性啟蒙。
只是到上世紀最後幾年，才間或有遠見卓識的父親，用當時的話說，思想開明的父親，在發現自己的孩子剛剛長出鬍鬚時，就想幫他在這方面走上正路，先把家庭醫生請來，隨後醫生找機會把青年人請進屋，先慢條斯理地擦眼鏡，然後才慢慢開始他的演講，談性病的危險，並勸告年輕人要節制，不要忽視安全措施。其實，這個年齡的青年人早已對此無師自通。另有一些父親採取一種特殊的方法。他們聘一個漂亮的使女到家裡，她的任務就是教會男青年這方面的事。因為父親們覺得這個辦法挺好，讓青年人在家裡幹這種勾當，外表上就不會失去禮儀，也免得青年人落入騙子之手。但是，這種公開的、露骨的啟蒙方法，始終為社會各界所唾棄。
按照社會的道德標準，誰也不敢公開承認一個女人可以有賣身的權利；但從生理角度來講，又不能沒有這種行當，因為它能排解令人煩躁的未婚性慾。於是，那些權威們模稜兩可地試圖將賣淫分成兩種：一種是國家視為不道德的、危險的，應該取締的暗娼；一種是有營業執照的，給國家納稅的合法妓女。
一個決心當妓女的姑娘，必須得到警察的特別許可和一個准許營業的證書。當她把自己置於警察的控制之下，並履行每週兩次體檢的義務時，她就取得了正式營業的權利，以她認為合適的價格出租自己的肉體。這種合法的妓女像其他一切行業一樣，被看作一種職業，但又不完全被承認——這裡恰恰暴露了社會道德的馬腳。舉例來說，一個妓女是商品，她把自己的肉體賣給了一個男人，而這個男人事後拒絕支付預先商定的價錢，妓女卻無法控告他。她正當的要求一下子變成不道德的要求，得不到政府的保護，法律提出的論據是，這種案件是可恥的，不予受理。
1890 年時維也納歌劇院前賣花的婦女
但願今天的人們不要被那個時代感傷的長篇小說和中篇小說所迷惑；對青年人來說，那是個糟糕的時代，年輕的姑娘在家庭嚴格管束之下，完全與現實生活隔絕，身心的自由發展受到很大的阻礙；而年輕的小夥子也受到這種道德的限制，但他們並不相信這種道德，誰也不遵守這種道德，所以他們秘密地去幹那些不可告人的事。男女青年之間很少有無拘束的正常交往，按照自然法則，它恰恰意味著青春的幸福和快樂。那一代的青年，誰也記不得他與女人最初的接觸中，有多少是發自肺腑的喜悅而令人留戀的。因為，除了社會壓力迫使他們隨時都要小心翼翼，當時還有一個罩在心靈上的陰影，甚至是最溫柔的瞬間也不會忘記的陰影，即害怕染上性病。在這一點上，那時的青年與現代的青年相比，要不幸得多。因為不要忘記：性病在四十年前流行的程度要比現在嚴重一百倍，而更主要的是，要比今天危險和可怕一百倍。這是因為，當時的醫院對性病實際上毫無辦法，沒有今天這樣方便快捷的科學治療方法。
總而言之，在那個假道德的時代，青年人所經歷的比那些御用文人寫的小說和戲劇更戲劇化；另一方面，也更加不清潔，更加緊張，更令人沮喪。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家裡，在青年人性生活這個範疇內，沒有自由和幸福可言；而那樣的性愛正是青年人這個年齡所決定的。
這一切之所以必須在一幅忠實反映時代風貌的圖畫中反覆強調，是因為當我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青年聊天時，我幾乎是要強迫他們相信，我們這一代人與當今一代人相比，根本不具備優越的條件。我從來不否認，事實上我們享有比今天更多的個人自由，我們不僅愛好自由，而且充分利用這種自由。正如弗里德里希·黑貝爾所說的：“一會兒我們缺美酒，一會兒缺酒杯。”不管哪一代人，兩全的事都是少有的。社會風尚給人們自由時，國家卻限制他們；國家給予人們自由時，社會風尚卻來奴役他們。
今天我看到年輕人從中小學校、大學裡走出來，昂首挺胸，目光炯炯有神；我看到男女學生歡快地聚在一起，輕鬆隨意，毫無顧忌，十分友好，沒有虛偽的羞澀和靦腆。這新的一代人徹底擺脫了父母、姑姨和老師們的監督；他們從來不曾體會阻礙我們發展的種種阻力、恐懼和不安。他們的所作所為，除了對自己和自己的良心負責外，無需向任何人解釋，這是他們有自信心的表現。
但是，我覺得，他們最幸運的是他們不用在別人面前說謊，可以把自然感情和慾望如實地表達出來。他們可以自由自在地過一輩子，心中沒有我們那個時候的精神壓力。他們認識到男女相愛是極自然的事，所以他們不當一回事。可是，我們當年對愛情看得十分寶貴，認為同時伴隨著羞澀和靦腆而引起的秘密心理壓抑最迷人，也產生了些許溫存。也許他們根本不會預料到，正是這種忌諱造成的恐懼反而帶給我們莫名的樂趣。我總覺得，與現在的年輕人從擔驚受怕和消沉沮喪中解放出來這一巨大的社會變動相比，其他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他們充分享受到無拘無束的感情和自信——在我們那個時代，這些是不存在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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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世界》
[奧] 斯特凡·茨威格｜著
徐友敬 等｜譯
在這部寫於 1939 年至 1941 年間作品裡，茨威格把個人命運與時代融為一體，通過自己所經歷的人與事，展示了他生活過的城市和國家的文化生活風貌，記錄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動盪的歐洲社會，描述了他與一些世界聞名的詩人、作家、雕塑家、音樂家交往的情景，批露了世界文化名人鮮為人知的生活軼事，同時穿插了作者各種細膩的心跡。
茨威格從出生的城市維也納和自己的猶太家庭寫起，一直寫到1939年9月已滿60歲的時候，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認為，這是“我們這些六十歲人的時代徹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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