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有一樁公案——究竟人性本善還本惡？其實無論是倡言“性善說”的孟子，還是主張“性惡論”荀子，他們的論述在今人眼中看來都不夠嚴謹 。因為要回答人性善惡的問題，首先必須弄清楚人性的定義，以及究竟何為善、何為惡。如果孟、荀二人本身對這些概念的理解就有出入，那爭論也就毫無意義了。
電視劇《秦時明月》劇照
好在聰明的後世學者早就領悟到了，孟、荀討論人性善惡只是出於“淑世”的目的，本來就不是為了科學。說“性善”，是勸人向善。說“性惡”，也是為了強調禮義的重要作用，提倡以之規範人的行為，從而構建文明的社會。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孫丑上》）
孟子將“性善說”的內涵列舉為惻隱之心（仁）、羞惡之心（義）、辭讓之心（禮）和是非之心（智）四端，稱這四者“人皆有之”，而且是“不學而能”的天性，這恐怕是善良限制了這位聖人的想象力。
荀子就比他現實一點，他表示人的天性應該是“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之所以有辛勤勞作或殷勤辭讓的行為，乃是後天禮義教化所致——本質上說這些“善行”是違揹人那懶惰與貪婪的本性的。
……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
這裡需要注意的是，荀子所謂“其善者偽也”之“偽”，並不是“虛偽”的意思。不是說善行都是出於虛偽，而是指禮義來自“人為”。例如後文又提到：“故工人斫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意即木工將木頭做成可用的器具，器具是工人努力勞動的成果。同理，善行也是人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結果，並不是自然而然的。由此不難看出，即便看似主張相對消極的“性惡論”，荀子本身那以人為之善戰勝天性之惡的觀念，依然不失為儒家積極精神的最佳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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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回來，《荀子·性惡》中雖然明確地點出了他所要駁斥的對象——孟子——但他的駁斥非常不徹底。總的來說，荀子只是否定了“禮”和“義”是人的天性，卻沒能觸動更為重要的“仁”和“智”，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肯定了人性中自有“仁”與“智”的存在，如——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群匹，越月逾時，則必反鉛；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能去之也。……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荀子·禮論》）
他說天地間但凡有血有肉的生物都有愛其同類的天性，如鳥獸走失必返群，經過故鄉則號啕踟躕不能去。萬物之靈人類於此更甚，那失去親人的悲痛可能至死無窮。這難道不就是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親親，仁也”嗎？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 ；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孟子·盡心上》）
他又說，人和動物的區別，不只在於直立行走或身上無毛，而在於有“辨”。人有辨別好壞、親疏的能力，有認知和實踐仁義法正的能力，所以人人都可以成為大禹這樣的聖人。這不就是孟子所說的“是非之心”嗎，不就是孟子認可的“人皆可以為堯舜”嗎？
……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荀子·性惡》）
且荀子的“性惡論”，只是說人若是完全順應趨利避害的天性行事，將會導致惡的結果；並沒有說人在不關乎自身生存的前提下，也有刻意作惡的動機。這種餓了想吃、累了想歇、好利惡害的本能，只可說是一種自利傾向，一定要歸結於“惡”，恐怕有點太過苛刻。
孟子陳義太高，以他的標準衡量，大概滿大街都是牛鬼蛇神。但回到文章開頭他所舉的例子——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看到有孩子差點就要掉進水井裡，即便與孩子的父母沒有交情，也難免激起驚懼憐憫之心，這是連大談“人性本惡”的荀子都認同的“愛其同類”之仁。人或許有自利的天性，或許沒有天生的羞恥或謙讓之心，但要是連最基本的是非都難以明辨，連見孺子落井都無不忍之意，那真是——
非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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